惡狗村

“惡狗村”是我母親和鄰居陳老太、單老太等幾個老太太，給西大街西頭一戶人起的名字，沒有幾個人曉得，互相之間講淡話時說說，如此而已。

之所以給起這麽個凶殘的名字，實在是因為這家的父母教子無方，又有大女兒擔任城西片的主任，接下來五個兒子，主要是兩個小兒子，霸道出了格。現在回想，其實首先應該怪文化大革命顛倒了是非觀念，助長了邪氣，縱容了惡行。話要說回來，西大街上男丁繁茂的家庭多得很，西頭姓崔的，一家十個男兒，沒有一個學壞。再頂西頭姓程的，也是清一色六個男的，個個有出息。用“養不教，父之過”的老話來解釋，大概也不為錯。

有一年，“惡狗村”家小相公欺負斜對門吳寡婦家的小侯，小侯破了頭，忍著眼淚跑回家。這寡婦大了膽，上門說理，卻被對方大人轟了出來，還由著家中五員虎將上門尋釁。寡婦忍無可忍，叫家中四個兒子加一個女兒，取了撐門的杠子及通爐子的火鉗等出門應戰。這場惡戰，打得西大街水泄不通。尤其是寡婦家破了頭的小侯，才十多歲，頂著個血淋淋的頭，象頭小雄獅直朝“惡狗村”家小老虎身上撞，從此贏得小鐵頭的硬名。兩家再不相往來，但“惡狗村”從此不敢欺負寡婦家。

我們家，還有街上成份不好的其他許多家，則少了這種剛硬之氣，因此飽受欺淩。

“惡狗村”欺鄰，首先是欺負過路人。還在上小學和初中的兩個小兒子，身材粗胖，文化大革命閑著無事，便喜歡邀幾個同伴，坐在斜對門茶水爐子店中。一應過路人，都要從他們眼皮下經過。見著不順眼的、眼下景況不好遭批鬥的，或者窮酸相的，這夥人便謾罵起哄，從中取樂。我母親及一些孤苦的老頭老太，每次從此處走，總嚇的靠邊快跑，仍躲不過他們的叫罵。若回一句嘴，總要遭來十倍百倍的回罵，甚至潑水砸磚頭，何況他們還等著你從原路回來。我們孩子，更是他們戲弄的對象，頭上身上經常中“槍”。用皮筋射出的紙彈（用紙卷成半寸長細棒，再對折）已把我們嚇得吱麻鬼叫，若用包皮的彈弓射出黃豆子彈，我們則要鬼哭狼嚎了。事實上,這段街麵生出的恐懼，更勝過那惡狗村。

惡行之二是夜間砸門。還是以這兩個小兒子為首，聚合幾個頑徒（頑徒之“頑”，數倍於頑童之“頑”），有一段時期幾乎夜夜出來砸門。西大街解放前都是店鋪，因此許多家庭一直保留上門板的習慣，門也以雙扇門居多。夜深人靜之際，街上忽然就是“砰”一聲巨響，一定是哪家的門給砸了。我家是砸門重災戶，靠街麵三間房都靠門杠頂緊門板，深夜被砸，不僅聲震屋宇，回音也波及半條街。又因為我家右隔壁過一間房就是通向馬路的巷子，砸門者一旦得手，可以飛快逃走。有一回，這班小歹徒砸門的石頭實在太大了，竟把我家一扇門板砸斷。我父親壯起膽子找“惡狗村”說理，不出所料，立刻給這家母親和兩個已成人的兒子半文半武地推出來，理由很簡單：你怎麽知道是我兒子砸的？怎麽不砸別人家，偏砸你家？活該！

再一件惡行是砸馬桶。砸馬桶的壞事，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上小學及初中時，也在清晨上學路上做過好幾次。在牆角撿一塊玻璃杯底大的瓦片，看準那家門堂口晾著剛洗幹淨的馬桶，覷親切了，手中的瓦片飛出去，正中馬桶口上撐著大圓蓋的小圓蓋，隻聽“吐露”一聲，小圓蓋掉入馬桶，大圓蓋失去支撐，立刻翻蓋到馬桶口上。這樣的壞事，充其量還隻能說是頑童惡作劇。比起以“惡狗村”兒子為首的那個小團夥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他們砸馬桶的武器，不隻是杯底大的瓦片，而常常是碗口大的石頭，整塊的磚頭。我家的馬捅就被砸散過一次，桶箍都被砸斷了。更有甚者，他們在深夜砸那些還裝著內容的馬桶。倒桶的糞車大都在淩晨天未亮時進街，有些住戶，冬天清晨不願起身，便在上床前將馬桶放在門口，不期成為這班頑徒的目標。我家幸虧無可以輪換的馬桶，總是母親大早拎著桶出來。否則清晨開門，一定要穢氣撲麵，糞水橫流了。

當然，“惡狗村”的惡行沒有持續很多年。一是這家大兒子當上了空降兵，兩年後探親，的確脫了胎換了骨，早上還搶清潔工老太的竹條帚，為大家義務掃街。二是這家的老二武鬥中胸口中了一槍，很久沒有恢複元氣。其他幾個兒子也逐步長大，進了廠。

不過我想，真正阻止這種惡行的，還是西大街的崇文之風。進入七十年代後，西大街抓住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的一段好時光，鼓勵兒女學文化。恢複高考後，更是幾乎家家有人備考。不學無術的青少年自慚形穢，而再不明事理的大人也意識到，兒女的出息從遊手好閑中出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