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居委會

我記憶中的居委會是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印象，其實西大街上自解放起，就在政府管理下成立了居民委員會，隸屬城西片公社。聽說我的大舅媽還因捐獻兩處房產而在公私合營期間擔任過居委會的衛生組長。

自我認真記事起，居委會就搬我家斜對麵的街麵房內辦公。房不算高深，隻五掛（而非七掛）橫梁，但地麵鋪滿兩尺見方的青磚，且門麵朝陽，又有兩扇後窗對著天井，通風透氣，很是舒適。

居委會向來是積極且能幹的家庭婦女的天下。六十年代初的那一屆主任姓黨，大家尊稱黨主任。她辦事幹練，不苟言笑，雖屬女流，卻有威嚴。許多家庭的男戶主，如我父親，都有些怵她。

某日，黨主任帶領幾個委員挨家檢查衛生，進得我家，看到到處有水，蠶豆殼遍地，沿牆高矮不齊地蹲一排泡蠶豆的壇子，臉色便陰下來。我娘不主事，陪笑說：“家裏窮，當家的讓伢兒們加工剝蠶豆補貼補貼，沒得辦法。”那黨主任豈是好說話的，厲聲道：“城西片馬上要大檢查，你家就在居委會旁邊，怎麽行？叫你家XXX（我父親名）到居委會來！”說完便在大門上貼一張“不及格”的白紙，揚長而去。父親下班後趕到居委會，規規矩矩聽黨主任訓斥了一番，回家後卻憤然作色：“什伲了不得，大不了公私合營時比我多上交了幾箱洋紗，當上這個七品芝麻官。”嘴上雖硬，還是立刻帶著我們認真整理了一番，才將門口的白紙換成“清潔戶”的紅紙。待三日後區幹部下來檢查，家家戶戶都已貼了紅紙，許多家門上還是燙金的“最清潔戶”。

虧得黨主任對抓衛生情有獨鍾，西大街的衛生狀況的確改觀不少，家家門前保持清爽，很少有人敢把馬桶大白天晾在街邊，或把畚箕放在門外。

這黨主任日後升到公社任職，居委會便由一名工人家庭的許姓主婦接任。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上任後便將堂間與兩個邊房之間的隔牆拆掉，隻留下頂梁柱，感覺寬敞多了。又在一側布置出宣傳欄，旁邊架起報架，的確吸引了不少人，我亦因此成為居委會常客。

許主任身材矮小，喜歡熱鬧，有什麽事都要組織鑼鼓隊在街上走一遭。所謂鑼鼓隊，就是圓鼓一口、大小堂鑼各一麵，再加上幾個嘻嘻哈哈的婦女。於是每年人武部招兵，許主任總要帶人敲鑼打鼓，上門道賀，張羅著貼“軍人家屬”門聯。逢著評比衛生、五好家庭等，街上也都聽到鑼鼓聲。

居委會主任官不大，權利卻不小。那時當兵、招工、分配家庭副業等，都由居委會安排。好象也有走後門什麽的，但不象現在這麽普遍；也有威脅耍賴的，亦不及現在這樣走極端。某日，居委會來一高頭大馬的雷姓麻臉女人，進門便嚷：“我家根林侯要當兵，憑什麽不讓他體檢！”樣子極是凶煞且夾著各種辱罵。許主任和幾個委員和顏悅色勸了許久，不知使了什麽法招，才把這個耍賴聞名的女人勸走。後來居委會安排根林侯進了工廠，麻臉女人逢人便誇許主任人好，秉公辦事。

許主任識字不多，因此十分倚重原來不怎麽受待見的會計。這會計極象小人書中的帳房先生，戴老花鏡，夾算盤，腰裏掛著居委會的鑰匙，惟不穿長衫。帳房先生占住居委會一隅，整天待在室內，且管事極多。首先是管帳，有事無事，便聽到他的算盤響，但見他左手幾個指頭在算盤上飛快地彈撥，右手握筆記帳。一筆帳算完，就將四個手指捏住中檔杆，拇指頂住下端，微微抬起算盤，瀟灑地隻一抖，“嘩”一聲，所有算珠便整齊歸位。每周讀報紙學政策，許主任負責將家庭婦女們攏到居委會，坐到板凳上，這位老先生則負責讀報念文件，不管女人們聽不聽，他總是認真從頭讀到尾，決不偷工減料。他的帳桌上還常備著硯台和毛筆，隨時聽從主任指示，書寫布告和通知。

不久文化大革命，工宣隊進駐居委會，不知怎的，那麻臉女人竟當上主任。麻臉主任不僅身高馬大，而且聲音洪亮，占住居委會，的確威風八麵。又有貨真價實的板車工人做丈夫，還有工宣隊撐腰，西大街上再深的門堂，她都敢往裏踩。

閑著無事，她便坐在辦公桌上，和工宣隊長打情罵俏：“麻怎麽的？身子個頭，哪裏比人差？再麻也麻不到那裏頭去。”再無事，便帶著工宣隊走訪，這裏看看，那裏瞧瞧。不多時日，便有許多家戶主乘著中午人多，走到街心，或將一人高的花瓶摔碎，或將許多舊書焚燒。我父親亦選個星期天中午，把擺放在堂屋案台上多年的福祿壽三尊壽星搬到大街上，當著眾人一一摔碎，並燒毀了一本我們從未見過的祖宗族子（族譜）。

我家原隻屬小商成份，比資本家及小業主低一檔，又扮出這些主動革命的行動，因而未被居委會列入抄家名單，躲過抄家浩劫。抄家隊總在午夜行動，夜深人靜之際，大街上突然響起急促的隊列腳步聲，鐵長矛在石頭路上拖得隆隆作響，十分恐怖，猶如陰間閻王派小鬼拖著鐵鏈來人間捉人。家家戶戶烏燈熄火，凝聲屏氣，生怕自家門戶砰砰響將起來。第二天，卻見麻臉主任敞著居委會大門，談笑自若：“怕什麽怕，我伲沒金沒銀沒四舊，一覺睏到大天亮。”那神情極是坦然。

麻臉主任不住正街，隻在某大宅的後院搭個磚瓦披棚過日子。兒女不少，都隻最多讀完小學就輟學在家，有的幫父親拉車，有的擺烘山芋攤子。既算不上知識青年，也就不必下鄉插隊，後來竟個個進了工廠，惹得許多人羨慕不已，直歎不該讓自己兒女上中學。

街上有個寡婦陳老太，寡言少語，身世不詳，甚是幹淨，在正街上獨守兩間房子，一自住，一出租。看到我們這些頑童在門口打鬧，也不驅趕，隻是慈祥地笑笑。上山下鄉風暴將臨時，她突然被居委會揪了出來，掛上“國民黨軍官遺孀加破鞋”的大牌子，每日挪著小腳掃街。過兩天，牌子上的“遺孀”二字被劃掉，改成“姘頭”。不多日，聽父親說，她被送鄉下去了。去她門前，果然看到“光榮下鄉”的喜報貼在門上，名字上再未打叉，也不見了脖子上掛的那牌子上的頭銜，反而成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模範。再後來，其中一間房子成為麻臉主任大兒子的新房。麻臉主任終於在正街上立住了腳。

眾人都怕這麻臉主任，卻也有不識相的。街上過去開茶葉店的單姓人家有個兒子，眼斜得厲害，娶不上媳婦，因托人去鄉下說媒，招來個眉目不錯的女子。這媳婦原在鄉下已有一個當兵的情郎，如今守著個扶不上秤盤的城裏斜眼丈夫，如何甘心？不久便在家裏鬧事，甚至把那複員的情郎請到城裏家中做客。

單家老爹於是請居委會出麵幹預。麻臉主任原本和她有過齪語，便帶幾個人上門叫罵：“下作坯，翻天了，敢在西大街上會相好的，把你捆了送回鄉下去！”鄉下媳婦也是好角色：“你不是鄉下上來的？居委會裏敞著門偷人，撒泡尿先照照自己的麻臉去！”來來往往，甚是熱鬧。後來鄉下媳婦的父親隨農民棍子隊進城參加武鬥，乒乒乓乓從西大街上進出，還押走了好幾個鼻青眼腫的學生。棍子隊是否光顧麻臉主任的家則不得而知，但那麻臉主任的確在這鄉下媳婦麵前收斂了些。

自六八年到七五年，我家兄妹中有四人下鄉，勞居委會敲鑼打鼓上門送了四回喜報。他們前腳走，我母親立刻將貼在門上的紅喜報揭下，一把火燒掉。是啊，對他們而言，何喜之有？原本盼望兒女門上大學，然後坐帳桌（辦公桌）做體麵事，現在才十六七歲，身子還沒有發育完全，就一個個被送去鄉下種田。

文化大革命見證了居委會的角色轉換，從抓街道衛生、治安、鄰裏糾紛、協管副業加工等居民生活事務，轉為抓階級鬥爭為主。改革開放開始後，西大街居委會的作用逐漸淡化，最後隨西大街被各色大樓肢解而壽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