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之橋 - 李大興的博客
風中本無橋，橋在心中，心又何在?
思維癌病房
美國“911恐怖主義大災難”後，國內互聯網論壇上出現了兩股敵對陣營，雙方你來我往，彼此都沒給什麽好臉。如果要貼個標簽的話（當然是粗線條的），不妨說一方屬於“活該”派，一方屬於“抗議”派。
有朋友對此憂心忡忡，認為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道德滑坡，已到了危機深重之境。但我還不這麽看。仔細掂量兩派觀點，我發現雙方觀點上的對立程度，並不大於態度上的仇視程度。認為美國政府“活該”，並不等於認為美國人民“該死”，不少“活該”派人士為示觀點周正往往還特意強調這一點。同樣，向恐怖主義表達強烈義憤，也不等於漠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支持以色列沙龍政府日趨強硬的中東政策，自然也不等於認同哈馬斯或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怖主義報複活動。由於巴以爭端本身充滿宗教的、曆史的和領土上的複雜性，衝突雙方各有一肚子民族苦水，由於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民族特性和宗教氣質上差別過甚，又由於美國的中東政策曆來夾雜了太多與自身利害密切相關的功利因素，每一位願意對此認真思考的人士，感受都不可能是簡單和趨於一極的。可以說，一個人對中東的曆史與現狀越了解，他往往越不敢下斷言，定是非。
何況，網上的“抗議”派聲明或“活該”派帖子，在文體上一般也有求簡求快的特性，通常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自己的浩茫心事百轉愁腸一下子講個水落石出。如果有人堅持要從中尋找破綻，本來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雙方若抱有“同情的理解”姿態，也不難迅速找到共同點。事實上論爭雙方競相指責對方缺乏的，差不多是同樣的東西，正如他們爭相賦予自己的道德光環，也大致相同。“抗議”派譴責對方缺乏人性，“活該”派則奚落對方是“偽君子”、“假道學”。在這場論爭中，“人性”乃是雙方都想攫為己有的東西，而不是一方當做命根子，另一方卻避之如瘟疫。依我愚見，這場來勢洶洶的網上衝突，不見得反映出國人的道德淪喪，倒是我們民族思維素質低下、思維方式幼稚的弊端，意外地得到了一次集體曝光機會。
下麵我將試圖對國人思維習性的若幹幼稚之處，以現象掃描的方式稍加歸納。在給朋友的信中我曾寫道，“命中注定，我們這一代也是有大量瑕疵的，當我們致力於為社會去除毒素的時候，也得麵對這個事實，即我們是在帶毒工作”。請相信我一點沒有置身局外自居高人之意，相反，沒有人比我更討厭高人氣和“慷慨黨”了。在思維領域，我把自己理解為病人，同時認為你也病得不輕，所以，我更願意把這裏的思考視為兩個病人間的病情交流。如果我行文時偶或失控，說出些自以為得計的蠢話重話，我懇請您這樣理解：這家夥的思維幼稚病又發作了。
一、道德思維
提個問題，我們這輩子見到的《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社論中，以《多行不義必自斃》為標題的，總數有多少？我知道不在少數，隻是吃不準是否達到年均一篇的規模。當然，標題改成《玩火者必自焚》，差不多是一個意思，若一並算上，可能會達到年均1.5篇。剛才我在“人民網”的查詢欄裏特地輸入“多行不義必自斃”七字，共得217條。
這句格言的道德性我當然非常認可，也非常希望它所體現的崇高正義能在人間處處得到兌現。但我也不得不指出，“多行不義必自斃”在邏輯上並沒有多少站得住腳的理由，它更多地隻是代表了被壓迫者的祈願，而非在陳述一個曆史規律。在思維等級上，它顯得品相不高，帶有原始的因果報應色彩。它強大的道義力量並不能掩蓋思維上的孱弱本質，它隻是以希望代替推理，以信念代替結論，具有鮮明的自慰式思維特征。
比如，當我們以納粹德國或日本軍國主義的最終失敗來驗證這句道德箴言的正確性時，轉眼就得麵對另一些難堪事實：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帝國主義，將我們圓明園縱火劫掠的英法聯軍，似乎並沒有“自斃”，時過境遷後甚至還搖身一變，依舊代表了當今世界的強勢文明。當然，萬能的道德思維者可以用另一句話“義正辭嚴”地反駁我，“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全部報銷”。對此，請允許我轉過身，略略竊笑。我認為，從宏觀的大曆史角度考察，結合所謂“曆史的長期合理性”，“多行不義必自斃”或許仍不失其有限合理性，但若從微觀的小曆史角度、尤其是從具體的個人角度考察，則更多的情況下隻能給人帶來沮喪。因為，這種思維明顯經不起反向推敲，我們不敢斷定，凡“自斃”者皆已“多行不義”，不然，麵對曆史上（包括紐約世貿大廈下）的大量冤魂，我們先已將自己置於不義之中。何況，要說獅子或豺狼的使命，難道不就是對綿羊們“多行不義”？
道德思維在聲調上是最高昂的，在思維等級上又是最疲弱的。不必推三阻四了，這種思維，國人不僅熱衷，而且擅長。曆史已經證明，對該種思維的長期信奉，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光輝的未來，雖然信奉者永遠可以找到感覺良好的理由。
二、格言思維
曾讀到署名阿成的一篇趣文《哈爾濱人的“神秘的咒語”》，對哈爾濱人的思維方式極盡嘲諷之能事，如謂哈爾濱人頭腦簡單，遇事不愛在腦子裏多遛幾個彎，隻會照著一些格言、民諺或俗話的方子辦事。比方說兩個哈爾濱人在街上爭吵，眼看就要幹上一架了，刀子說時遲那時快就要見紅了，但邊上一位老者突然幽幽地來了一句：“吵什麽吵，一個巴掌拍不響”，兩位剛才還臉紅脖子粗的爺們竟然頓時傻了眼，一臉“可不是嘛”的表情，隨後各自拍拍屁股走人。再如一男一女倆同事因為多說了幾句話，或男同事為女同事扛了袋米，女同事為男同事洗了回碗，僅此而已，根本還談不上有何愛情萌芽，誰知流言蜂起，愈演愈烈，兩人無奈之下隻能找領導設法消除影響，哪承想該領導身子往椅背上一靠，隻憑一句“無風不起浪嘛”，就讓他們麵麵相覷，再無回嘴餘地。
我再抄錄作者一段話：“如果你想誘使這樣的哈爾濱人去作惡，用‘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即可；如果你想勾引這樣的人去荒唐，也十分容易，用‘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就能奏效；如果你想慫恿這樣的哈爾濱人大把大把地花錢，選用‘人生苦短，需及時行樂’則可矣；如果你想挑撥這類人之間的關係，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就能一言中的。”
作者真夠損的！我沒有去過哈爾濱，但認識不少東北人，也有幾位哈爾濱朋友，我不認為哈爾濱人真像作者形容得那麽弱智，事實上我覺得在思維能力上哈爾濱人與別地人（如上海人）並無高下之別，良莠之分。我願意在此代哈爾濱人表達抗議。但如果將作者匠心獨運的視角放大來考察全體中國人的民族思維特性，我認為還是大有警醒之處。這種思維的害處除了過於簡單外，據作者說還可能導致“好人越來越好，好得讓你直糊塗；壞人越來越壞，而且壞得理所應當，理直氣壯”。作者最後一臉憂愁地發問：“這究竟是人的悲劇，還是民族的悲劇呢？”
上舉第一條“道德思維”，在具體應用上，往往也會與“格言思維”形成良性互動。
三、蠻性思維
主觀思維之一種，尤其體現在批評領域。該種思維的崇奉者往往在事情的複雜性遠未得到充分揭示之前，情感先行，貿然采取單刀直入的方式，不惜以抽刀斷水的氣概，將事物內含的因果鏈條一刀斬斷，隻在因果一隅大打出手，痛下殺手。蠻性思維似乎遵循著某種園丁之道，隻知刪繁就簡，去除枝蔓，最終將有生命力的對象強行改造成一個僅僅讓自己瞧著順眼的扭曲造型。從效能上思考，蠻性思維遵從的又好像隻是彩票投注法，堅信自己隨機填上的一組幸運數字，最終會奇跡般地帶來意外橫財。他們的思維態度是：大膽假設，決不論證。“爽”則爽矣，可憐真正的理性思維常常被它嚇得魂飛天外，再也回不了家。
認為同情恐怖主義分子就是喪盡天良，認為同情美國人民就是想混美國綠卡，均可視為此類蠻性思維的最新版本。其實，前者很可能還是道德自負者呢，他很可能還正被自己為弱勢群體鼓與呼的立場弄得熱血沸騰呢。腦子固然僵化，心腸不失溫軟。天良？他們大大的有，所缺的隻是良知。而由天良到良知，實在有一段漫漫長途要走。
蠻性思維的另一體現方式是死摁法，相信隻要對方被他的蠻性判斷摁住掐死，自己的形象就會冉冉上升。據我所知，網上不少上帖老手快手，長期來就是通過把論爭對象不加分辨地一概指責為“高中生水平”來維持自己虛假感覺的。至於為什麽除了“高中生水平”他就說不出別的，隻不過暴露了這個事實，他對關於不同水平的繁複色譜儀早已喪失感覺，他的思維是大塊吃肉式的，是以“丈”為起始計算單位的，他完全沒有想過世上還應有一種按毫米汞柱方式進行的血壓測量式思維。
四、遊擊思維
記得大學裏有位女生，如果你有足夠的判斷力，閱讀過足夠多的西方文學作品的話，那麽你可以根據她日常行為的異動，猜出她昨晚躲在蚊帳裏就著蠟燭捂著手絹又看了哪部外國小說。她的眼神昨天像郝思嘉，今天像娜塔莎，昨兒個還是一副“茶花女”的表情，今天冷不防地又端出一臉簡·愛的苦相。考慮到她春機發陳的生理因素和善於移情的心理因素，如此翻雲覆雨移花接木，自有可以理解之處，甚至還不乏觀賞性。但如果我們遇到的不是一名女大學生，而是一位煞有介事的學者、批評家，又將如之奈何呢？
無定見，無準則，同時又好讀書，好議論的人，通常最擅長開展遊擊式思維。
這方麵的個別老遊擊隊員，由於他可以無休無止地變通作戰方式，無緣無故地變更作戰規則，無窮無盡地變換手中武器，所以在他的自我心理圖像裏，幾乎就是一個常勝將軍，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他可以用科學標準指責後現代藝術不夠科學，用道德標準指責科學家違反人性，用辯證唯物主義標準指責文學作品犯了大方向錯誤，用愛國主義標準指責別人賣國賊，用國際主義或全球化標準指責別人太狹隘，“愛國賊”。標準一日數變，而正確嘴臉常在。
五、投誠思維
這是一種林衝夜奔式思維，走投無路，棲惶失措，隻有投靠到某位主子，心眼兒才會感到踏實。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但都懶得一說的常規景致就是，隻要（並且不管）上麵發下了什麽“重要講話”、“重要指示”，領導和嘍羅們都有能耐將自己的教學計劃、外貿出口任務、街道計劃生育指標、足球衝A大任，與之完全配套，並最終總結成“堅決貫徹”、“密切落實”的豐肥成果。
這些樁樁件件斑斑點點肯定會讓後代中國人戳著我們脊梁骨大罵的事實，暫且不去說它了。然而在我們的人文工作者之間，信奉投誠思維的，也不在少數，甚至可說是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引用成癖，依我看都已到了白骨成精的地步。甚至在那些貌似新銳的青年才子的大作裏，這種孱頭習氣都完全沒有刹車跡象。讀了點基督教神學著作，就一臉傳教士模樣，槍膛裏裝著來自克虜伯的全進口子彈，掃向所謂“可憐的庸眾”。分明一身媚骨軟骨俗骨，偏還要學戰士造型。乍看上去“反叛”之氣威風凜凜，思維的核心構件，卻不過是另一種“密切落實”。至於拿魯迅當導彈亂扔的，更是不知凡幾。個別的，甚至僅僅因為自己新認的主子更時髦，談論的話題更前衛，就敢對別人擺出一臉鄙夷之色。
六、聲效思維
也可以叫“酷斃思維”、“帥呆思維”，特征是，乍看之下完全不明白什麽意思，細想之後還是不明白，與此同時卻又覺得這個說法透著鬼氣，說不定哪天會顯靈出一段深意。舉個例子，“不在乎歡笑伴著淚水”，這是某體育歌曲中的一句，我忘了它是哪一屆運動會的主題歌，現在央視體育頻道還把它作為補白曲目，天天都要放上幾回。我請問，你聽得懂這詞嗎？我坦白，完全不懂。依我淺見，“不在乎”作為一種態度，通常總得出現在艱窘困敗的場合，而“歡笑伴著淚水”呢？我想它指的該是那種“喜極而泣”的場景。我們大多數人一輩子都難得碰到幾回“喜極而泣”的美事，一邊喜極而泣，一邊卻要高唱“不在乎”，而且男歌手還要用一種極為深沉的嗓音唱出來，我就更加被蒙在鼓裏了。我不知道作者依據何種思維，我可以想象的，也就是那副傳說中的濟公臉：“一半臉兒哭，一半臉兒笑。”或者，詞作者是不是想告訴我，當東方神鹿王軍霞在奧運會場上披著五星紅旗“歡笑伴著淚水”地繞場一周時，內心其實是“不在乎”的呢？
下一句詞也有點“酷斃”，道是“超越夢想一起飛”。我想，人生最大的奢望，無非夢想成真。連夢想都要被超越，連夢想都成了二等貨三流貨，我就不明白作者到底想嚷嚷什麽了。他是嫌做地球人太掉價還是另有深意，我這個隻會巴望著“夢想成真”的普通人，隻有不敢領教了。當然，我也可以僅僅把它視為大話，大話嘛，追求點氣勢，還算可以理解。所以，真正不可理喻的，還是“不在乎歡笑伴著淚水”。如此不可理喻的東西還被堂堂央視體育台不厭其煩地天天播放，可見我們對於思維上的錯亂，多麽擅長於視而不見。
七、一刀切思維
這是我們的老夥計思維了，關於這種思維的缺陷和危害性，報刊雜誌上多有指責，我們的雜文作家群也曾用力甚勤，把它數落得幾無剩義，我沒什麽可補充了。簡而言之，這是一種簡單化思維，一種在長期大一統環境下自發生成的思維習慣，通常總能最深刻地暴露低劣思維在民眾中的普及程度。當大腦的責任被限定在“無所事事”領域的時候，便最適合“一刀切思維”的粉墨登場。現在藝術批評界動輒將具有皮相近似之處的藝術家、作家劃為一類（常見的如按年代、職業劃分），隻不過說明了此種弱智思維不僅沒有得到遏製，還企圖變得精致化、理論化。
不歸納了，到此為止吧。在我的草稿裏，本來還想說說“概念思維”（相當於股票市場上的“板塊操作”）、“類比思維”和“感覺思維”之類的，但想到這樣的羅列幾乎無法窮盡，一條條寫下去又非常喪氣，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添加發揮吧。
我們置身其中的生存環境，原本存在著大量乖舛悖謬，科學、理性的思維常常被弄得像一隻隻喪家犬，無處容身。在這種環境中，維持思維的樂趣已經無從談起，顧念思維的尊嚴，更顯得空口說大話。比如多年來我們可以同時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渾然不覺得兩者間的矛盾對立，已達你死我活的程度。我們有本事一麵提倡“解放思想”、“百花齊放”，一麵又時刻不忘“統一認識”、“統一思想”，殊不知思想一旦解放，認識就不可能統一，百花一旦齊放，百家必然爭鳴。比如，水中仙子和芍藥仙姑若是有靈，對美的理解多半大有出入，牡丹有可能瞧不起水仙的清寒出身，水仙對於牡丹那一身富婆打扮，也難免鼻子裏輕哼一聲，撇一下小嘴道：俗氣。
上麵隨意列舉的七種國人思維習慣，雖各有側重，但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簡單化，且無一不是體現了思維上的消極、憊懶特征。要知道中國人的確是勤勞智慧的，曆史上（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我們的先人曾經顯示出強烈的愛智傾向，產量驚人地貢獻了出眾的思維成果，也給我們這些不思進取的後代留下了豐碩的思想遺產。所以，問題的症結在於，不是中國人天生不具備思維能力，而是我們這一原本優越豐厚的民族特質，在專製曆史的長期重壓下，逐漸消沉了，式微了，殞落了，惘然了。思維，我們久已不以為樂，久已深以為苦。當放棄思維的明哲保身策略在現實生活中總會給人帶來這樣那樣的好處，當積極思維、獨立思索的可貴努力在曆史上總會與鮮血沾親帶故，中國人思維能力的急劇下滑，便幾成曆史的必然。以至在相對溫和開明的今天，個別人士意欲重溫思維的樂趣，也會頓生精力不逮之感。他滿心想著展開雄鷹般的思維翅膀，回頭驀見，卻發現自己的思維早已被收拾得如一隻母雞，隻剩下撲騰之力了。不瞞各位，本人在寫作和思考過程中，就經常被自己母雞水準的思維能力折磨得捶胸頓足，懊惱無比。我前麵已經招認，我自己就是病人，而且病得不輕。
在與朋友的私下談話中，曾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再出現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當時稍微想了想，認為不可能。理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必須滿足如下三個條件：一，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不僅是行政上的，還是精神上的；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生活艱窘，屬於再壞也壞不到哪兒去的那種類型；三，信息高度封閉，國人對國門內外的事情基本上兩眼一抹黑，可以相信當局提供的任何資訊。顯然，目前這三個條件都不具備。但我現在想起來，還有第四個重要條件，即國民的思維能力是否依舊蒙昧低劣，依舊普遍不習慣、不擅長、不熱衷用獨立理性的眼光判斷是非，決定取舍，選擇立場？倘是，危險將會在潛伏中得到醞釀，倘否，前途一片光明。讓我們這些思維癌病房裏的老病號們共同努力，把這最後一個腫瘤也摘除掉吧。
2001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