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今不傳

    我偶爾寫舊體詩，多是臨屏之作。近來在網上頗見到一些高手，有時就忍不住去湊熱鬧和上一首。去年回京時，有些感慨比前幾年忽然更深了許多，紛紛然不知從何說起。上班時又見數位詩友在唱和，就匆忙草就一闋。

口占步諸詩友原韻

半生湖海未還家
種菊悠然不設笆
雪夜浮舟思舊友
青梅煮酒話京華
人窮猶愛黃金夢
世盛偏多井底蛙
峨宇新城非故裏
當年人麵盡桃花

    詩中第三句所用的“雪夜訪戴”堪稱即興的濫觴，是我一直喜歡的故事。據《世說新語》：“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那岸雪溪舟的一幅夜景，瀟灑飄逸的一時即興，舉重若輕的一份友情，是已流傳千古的佳話。

    林語堂先生在他謳歌中國文化的大作裏曾有文化是閑暇的產物之名言，我想，林語堂先生所說的文化，其實是要進一步界定的；該既非喜聞樂見的流行文化，也不是慷慨激昂的主流文化吧？延續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有很多層麵，往往相反互斥，在不同的時期顯示迥異的風格。在我看來，曆史上閑暇文化的最高境界，還是魏晉風度，到了近世李漁的講究食色已趨衰落，至於後來的遛鳥玩鼻煙壺則基本不入流了。
    少年時讀範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對魏晉風骨不乏肯定，對於玄學卻多有批判。風骨接近氣節，一個有氣節的人自然是高尚的人；玄學接近空談，而空談一向是誤國誤己的。範老先生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但我覺得他為文為人的方正持重，更接近儒家風範。範老的評價，事實上也是繼承了儒家尤其是理學的思想統治地位確立之後大多數史家對於魏晉的看法。大抵這種評價的思路，是把道德事功文章聯係在一起的。論人要歸結到人品，所以嵇康、陶淵明得到表彰；論思潮要歸結到效益，所以高談闊論隻落得掉腦袋的何晏難免被低估。
    倫理加功利的判斷方式，早已浸透到國人的潛意識之中，然而我以為所謂魏晉風度，正是玄學時代的文人風氣，兩者密不可分，也無法分開評價。儒家思想在相對安穩的時代容易深入人心，而一到亂世禮崩樂壞時其地位就極大地動搖了。玄學在東漢末年到三國的戰亂中興起，上承老莊，提倡無為，批判禮法，崇尚自然。雖然空談無用，消極遁世，但也是張揚個性，回歸本真。用當代人熟悉的話語講，魏晉時期是春秋戰國後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魏晉風度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為其中有著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氣息。事實上，從魏晉到南北朝，一方麵長期處於戰亂中，另一方麵，玄學盛行，佛學東漸，思想的多元化也類似東周時期。中國曆史上，思想活躍的年代大都在亂世，近代的新文化運動亦然，這是思想史上頗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個性的張揚，不僅表現在思想方麵，更多表現在生活與行為方式之中。隨意即興，豈止是閑暇的產物，更不是隻有貴族才能夠享受的奢侈，陶淵明不就可以“種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麽？而王徽之從他的大名鼎鼎的父親王羲之那裏繼承的，除了高貴的門第，還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與名士風流的氣質。在那個時代，特立獨行蔚然成風，精神的高貴為文人所追求。在那個時代，出世的傾向被相當普遍地認為高於入世獵取功名，這種價值觀以及與之相伴的審美觀使魏晉風度成為後世不可複現的文化風景。

    最近，作家李國文先生認定王徽之雪夜之行不過是因為身為貴族有條件玩瀟灑，因為混得不得意而做秀以吸引眼球，我對這種根據當代文人流行的小陰暗心理推斷古人的考證是懷疑的。許多當代文人，始囿於生存終囿於名利，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太多，難以想象出古代悠容的生活中自然發生的即興，或者是即使想象得出仍不免揣度猜忌。另外，動機是無從考證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也可以推測李國文先生的觀點是以做翻案文章來吸引眼球，這也是當代文人常做的事。我雅不願如此推測李先生，他大概隻是借古諷今，擠兌他所鄙視的新貴暴富們罷了。
    我也同意當代人的炒作背後，是精細的計算，多數連附庸風雅都談不上。但由此就能比附出古人也會炒作，而且炒作得更高明嗎？我更傾向於，先受鬥爭哲學熏陶後被拜金主義習染的人們，真的是很難看見古人的心境。今人有誰曾經在一個下雪的夜裏泛舟江上，又哪兒能找到一條河流尚未被汙染呢？

    那些美好的故事，雖然存在於文字，卻往往已在人們心中失傳了。所以說，“當年人麵盡桃花”。

[風中秋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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