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於去年三月,以紀念“三一八慘案”八十周年)
在《世界周刊》讀到一篇 <百歲人瑞魯潼平為曆史作見證>,以對大約是唯一在世的幸存者魯老先生的采訪記來紀念“三一八慘案”80周年。“三一八慘案”係指1926年3月18日,由段琪瑞任臨時執政的北洋政府在段祺瑞執政府(<百>文寫作國務院,應有誤)門前殺死47名和平請願的學生與民眾的慘案。在80年後竟然還有人證健在,真令人感慨係之。
我對“三一八慘案”的了解,是由於我就出生在從前的執政府裏並在那兒度過童年。歲月滄海,那大門不知修繕一新了幾度,門前街道更早已麵目全非。唯有那兩座石頭獅子,曆盡風雨,磨得閃閃發光,依然安坐大門兩旁。《陽光燦爛的日子》的許多場景都是在這裏拍攝的,看著雖然親切,但《陽》片實在不真,並不僅僅由於薑文年輕。我的童年有許多我痛恨又忘不了的行為和語言的暴力。
1949年後幾代人大都是通過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而聽說“三一八慘案”的。本事因文章而彰顯的情形,古已有之。例如揚州屠城因《揚州十日記》而流傳。等到沒有人讀《揚州十日記》時,清初的帝王太後就成了電視劇裏高大形象了。魯迅先生的文章沉痛激烈,以“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最廣為傳誦。
這段文字裏,又以“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最常被引用。後來文人,一旦有了直麵的自我感覺,就忍不住要借借魯迅先生的風格。近日讀黎宛冰女士的借用則在其釣老公社會學比較令人愉快地說“內外皆柴禾的妞就直麵慘淡人生吧。
魯迅先生的著作由於曆史原因對幾代人的語言思維影響至深。他的英名和他的文字風格尤其容易為精於算計地表達直麵人生姿態的後人所用。在先生多半是真誠的激憤與鋒利,後人學來就容易誇張與粗鄙了。
比起魯迅先生時代的知識分子,現代人的粗鄙大概很多人會同意。比起魯迅先生來,現代人更多犬儒精神大概有的人會有同感。如此的文化演變有很多超文化的原因。
我對魯迅先生從來滿懷敬意,然而我對“真的猛士”心存懷疑。我更傾向於他們的存在微不足道,無論他們身後如何盛名。其實在任何時代,人都難以做到直麵自己。開始接軌商業化的時代裏,人們更迅速的遺忘。我寧願不要鋒銳的筆端,那樣我敢說絕大多數以炒作結局。我所期望的是對個人心路和曆史的盡量老實的記錄,對曆史本事的盡量全麵的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