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琴聲 – 憶張遵騮先生

（一）

    數日前從圖書館借了一盤阿勞彈的蕭邦的華爾茲，聽得很感動。這些華爾茲是我聽到的最早的蕭邦，算來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後來我愛聽的是蕭邦的夜曲，尤其是魯賓斯坦的演奏。可是這些華爾茲是那樣熟識，熟得音樂本身也構成了記憶的一部分，一道有時優美有時憂傷的背景。

    很多年前，我曾寫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一個人的一生由一個又一個故事構成。這些故事彼此之間沒有什麽關連，而它們本身也不一定有什麽開始與結局。將支離片斷的人生串在一起的隻是你自己的生命。年青時這樣寫，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把人生看成一個整體，不要去尋求總結式的詮釋；要麵對自己總是自相矛盾，生活難免亂七八糟這一無可回避的真相，這樣總比自圓其說，矯情遮掩要好。

    你是你曾親曆的每段記憶裏的角色，那些或已逝去或已遠行的人們也定格在這裏。不知不覺中，記憶已在時間裏風化。你可以領悟到心如止水，然而時間仍似沉寂午夜裏忽遠忽近的足音，無從追溯也無可抗拒。在2006年的一段關於七十年代北京的故事其實已經不再是七十年代本身，而是蒙上了時間的發黃色彩的一次敘述。
    我們的文化傳承裏，原本無個人的概念。百姓不過匹夫，大夫畢竟臣子。現代版本則曰“我是一顆螺絲釘”。所以死千百萬人打幾十年仗的曆史重複了多少次，所以不尊重別人也不尊重自己的時代比比皆是，往往倒是你要為忽然被尊重而感激零涕。保留人得不到起碼尊重的時代中個人的曆史往往更為不易。在巨大事件背後，許多真實而似乎微不足道的故事永久地被忽略了。

    我在1969年至1977年輟學在家，遠離了同齡人而旁觀了成年人的世界。此間曾關愛我的數位長者我一直心存感念，他們的風度，他們的目光我此刻閉上眼仍然感覺清晰如昨。在他們當中我總會最先想起的就是張遵騮伯伯與王憲鈿伯母。而想起他們，我總最先想起大約是1974年的那些夜晚：那台我不知年代的古舊唱機，那些33轉唱片，那間擺了書櫃又兼作臥室的房間都一塵不染。緊緊拉起窗簾，在一盞25度燈泡台燈的柔和昏黃的光線裏不出一言地聆聽蕭邦，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等當時仍屬禁忌的音樂。那是我第一次聽西方古典音樂，然而我想音樂不在於懂不懂在於感動。在一間清淨的房間，遠離時代和塵世的一隅，那種浸透全身熱淚盈眶的感覺不能忘懷。後來我聽過許多，如今也常在午夜裏關了燈靜靜地聽一段，但十三歲的體驗幾乎不再。

    以下行文以先生稱二老，這在今日的紀念文章裏已很平常，然而我以先生相稱實是出於懷念。是在二位先生濡染下我才了解這些稱謂的。尤其張先生對於稱謂是分得極清的，凡黨內人士與革命群眾一律同誌稱之，唯在私人場合談起舊社會過來人，才有“先生”，“公子”，“女公子”之謂。二位先生在革命年代確實是標準的舊人：張遵騮先生是南皮先生曾孫，畢業於北大，平生專攻思想史與佛教史，然幾無著作傳世。王憲鈿先生的祖父為國子監祭酒，在八國聯軍入京之際舉家殉國，先生令尊為家仆所救始免一死；先生就學於清華，研究心理學，為皮亞傑著作的譯者。 

（二）

    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應是在1971年秋，那年他在幹校幾乎病死，費了不少周折才得放歸京城。張先生與家父本為同事，在患病返京的事件中則有患難之誼，從此開始了兩家三十多年的友情。那年張先生不過五十五周歲，卻臉色灰白，形容枯槁。其實他是在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解散，乘船從大後方赴滬途中患的哮喘，雖已患二十多年，若無文革，幹校對身心的折騰大概遠不至於此。我對張先生的最初記憶是他常在十分痛苦地咳嗽，他的手白得似乎透明，他的皮膚很細膩而失去了光澤，他的目光柔和但時不時露出一點閃爍與驚惶。他說話深思熟慮小心翼翼，謙和到幾乎謙卑。
    張先生的家三室一廳，其時也被“摻沙子”擠進來一家，所以先生僅居於前麵的一個套間。一進屋的一個小書架上，整齊地擺著馬恩列斯毛，而靠裏的書桌書櫃上下左右堆滿一摞摞書。線裝書用報紙一一包好，今版書也包著書皮，看似雜亂無章，讓外人根本不知道都是些什麽書。其實先生是很整潔的人，所以文革結束後，這些書籍就分門別類地擺得同樣整齊了。

    初時，我隨父母拜訪，到十三歲以後則常常是我自己去聽先生開講。二位先生沒有子女，家裏很清靜。張先生其實是很喜歡孩子的，尤其是文靜的小孩，而他又有滿腹學問和許多話要講。1974年，全民都在批林批孔，忙得日以繼夜；先生卻是一個漸漸康複的病號，而我是一個那時候不多見的喜歡讀書的少年，都與世隔絕又百無聊賴。緣分都是偶然的，而長者的格外關愛不經意間在少年的一生中留下痕跡。
    往往是在先生家聽大約兩小時後，我捧著給我看的書回家。先生專注在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學並為我開啟了這扇窗，可是少年時能似懂非懂地一氣讀完的唯有詩詞和戲劇而已，所以我讀了陳子龍，張煌言，也感動於《桃花扇》，卻沒有細讀過《藏書》和《船山遺書》。那些文集那時我大都看不懂，也沒有細讀先生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注。
    先生每日都在寫注釋，連經典著作上也劃了很多道，注釋當然不敢。和大人們在一起議論時事，先生言必引經據典；久而久之，連我也聽得出藏在經典之後的弦外音。我想先生愛對我講多少也由於和一個小孩說話用不著那樣累。他也放心：早熟的我已經知道什麽話不能說。所以，與成人談話，先生好以列寧著作分析斯大林時代；對我則直接講評自卓吾到船山的思想流變。先生對我說話，引史實，釋典籍，並不給出結論，隻是有時情緒激動。我要過十多年以後才明白他的敘述方式不僅有對議論時局的顧忌，更多則是秉承乾嘉學風和實證精神。先生講的內容，我大多不懂，但當時我已能約略體會先生的心情：明末清初的曆史和思想史是很沉痛的一段，一方麵是對士大夫氣節，思想的壓迫，另一方麵對皇權的反思都達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局麵。

    然而我真正開始領會曆史是三十歲以後的事，少年畢竟是做夢的時期，哪裏會思考太多的沉重？更難以對一個方麵保持持久的興趣。我後來迷上了寫舊體詩，讀西方小說，再後就套上了學校和高考的韁繩。要到1987年，我才知道先生和陳寅恪先生兩家是世交，（先生小陳寅恪先生一輩，年青24歲）而我也才通過餘英時先生的文章了解一些陳先生的生平文字。我本想在下一次回京時向先生請教，沒料到那是多年以後，先生已過世數年時的事了。那時陸鍵東先生的書已出版，陳先生已重新被發現，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符號。要到經曆中年的沉默後，我才懂得先生何以晚年除了份內的年表編撰之外鮮有著述，大概不僅僅是身體的衰頹吧？八十年代末後，先生感歎自己何不速死，大概也不為無因吧？
    聽說先生本不見得就走，是犯病後送到醫院，由於進不了病房被置於過道更受了風，等到親友包括家兄奔走出一張病床後則已回天乏術。不過據說先生過世時很安然，既無遺憾也無眷戀。先生少習哲學，晚研佛學，該是想得很開，了無牽掛的吧。

    先生身後，書籍逐漸或捐或賣地做了處置。曾在某藏書網上看到一位書家收購了《寒柳堂集》，上麵有很多批。先生的字跡就如此散失在茫茫人海中，先生想要說的話也就永久湮沒了。即使我如今可以猜到一些先生的想法，他自己未曾說出也就等於不存在。先生就這樣走入了沉默的大多數。

（三）

    我自幼至今對柔和的，幽雅的文明之美和女性之美很敏感，和我生長的時代截然相反。記得1969年左右在位於隆福寺的明星電影院（文革裏改的名記不清了）看《列寧在1918》（剛剛複映），裏麵有一段《天鵝湖》，後麵有人嘟噥：怎麽演這玩意兒啊？我時年8歲，從椅子上站起來大叫：“看的就是這個！”全場轟然大笑。

    張先生尊伉儷是在少年時期帶給我美感的人。張先生青年時相片是極清秀略為女性化的樣子，到晚年仍是輕聲細語，一口吐字清晰的老式官話，極講禮數，這種京味現在幾乎聽不到了。先生的儒雅是自然而恒常的，不似很多後人，到太平盛世就回複了文質彬彬的麵目，卻不留神在評職稱或分房時撕開了臉皮。我並非不知先生的人性弱點：有時候沒有必要的感恩涕泗，和大多數人一樣不免在權勢麵前軟弱。我見過先生如驚弓之鳥的時刻，傷心流淚的時刻，氣得發抖的時刻，但是先生沒有失去斯文，顫顫危危地保持著自尊。我想這就是文化教養的美好一麵，30多年後恍若隔世卻曆曆如昨。
    先生更是待我如子的啟蒙老師。在我喜歡讀俄羅斯和蘇聯小說的時候，他幫我找來如《羅亭》，《人，歲月，生活》，《你到底要什麽？》。直到先生過世後我才明白先生隻是順著我的意思，然而難忘的是先生在這些書上也工整地劃了很多線並批了幾句感想。而先生贈我難忘的書一是《斯特維蘭娜回憶錄》，一是那本薄薄的《維特根斯坦傳》，前者在當時很震動，後者則終身難忘。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可言說和不可言說的分辨，是我的懷疑傾向的理性起點。僅此兩本書，我已對先生感激終生。我雖不肖，未如先生所期走治學之路，但思想的軌跡應未全負先生苦心。先生後來還送我一套《柳如是別傳》，遠超過了我當時的理解力，不久我就留學了。

    十年後，先生遠行。他一直關注著我，也知道我生活中的種種選擇，而我不知道他的感想。在彌留之際，他對家兄說希望我在國外安居，好好生活。聽到這句遺言，我很感激先生竟這樣掛念我，我想我也很意會先生的話。我一直想寫些文字紀念先生，可是我又能告訴他什麽呢？就這樣又拖了十多年，我還是沒有能多說什麽。

（2006年3月原作，今略修訂重發以紀念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Yuan]

痛...
寫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