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獨立思考”嗎？

       “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大約是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後成為一句口號，開始廣為人知，呼應九十年代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自古以來，思想界的表述就是曲折的，連被認為激進的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熱，其實也是別有懷抱，欲說還休。到了九十年代，文人急劇邊緣化而話語限製更多，淡化現實關注而轉向內在探索和思想史追溯，於是拿來了丟掉多年的自由主義。“獨立人格，自由思想”這種根本性敘述，陳寅恪，顧凖這樣孤島般存在，折射出這個時期的基調：少了許多激烈誇張的訴求以及對西學的生吞活剝，多了幾分借古諷今的紆回和堅守道統的落寞情懷。
        根本性敘述當然很好也很重要，象一支無縫的蛋，讓人無從下手且難以說出忌諱。有時我不無悲哀地想，我們的深文周納真是到了極致。不過中國特色之一是，得到公共認可的好話一旦成為道德文章的一部分，就不免被用來做貞節牌坊。所以，如果你遇見某人標榜獨立人格而實際上僅是一奴才或者某公司的托兒，你大不必驚詫莫名；如果你遇見某人大談自由思想而實際上純屬炒作或是某暢銷書的文宣，你也隻好自歎弗如。
        其實我們從小既被灌一茬又一茬的道德真理，也同時被教誨要“學會獨立思考”。我在少年時就很樸素地想，這“獨立思考”怎麽樣才能“學會”又跟誰學去呀？跟人學的能叫“獨立思考”嗎？
        這一類的疑問是我曾經感受到的“根本性懷疑”之一，也是我一生思路的起點之一。當然我現在仍然懷疑自己是否有可以配稱為“思想”的東西，懷疑自己是否能號稱“自由思想”。鸚鵡學舌大半是無意識的。好在思想一詞當今越來越大眾化不必過分當真，思想家的價值也越來越和其商業價值掛鉤，我大可以很直白地說，懷疑是我自由思想的起點。問題是說類似這話的人越來越多，再這麽講就有極大的自吹自擂嫌疑。不過話說回來，如今炒賣思想還要算高尚行業呢！
 

       黎澍先生，是我熟悉的長者。他在八十年代中發表了對人民創造曆史這一罩著神光的論斷的懷疑，引發了史學界的一場爭論。如今已經不大聽得到“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的唯一動力”這種鏗鏘有力的朗誦了。那一代的曆史學者自然多不免有時代的局限，黎澍先生亦然，但他的懷疑與駁論，在當時是經過長時間的思考並需要相當的勇氣，我一直印象深刻。在黎澍先生文章發表後，才開始有人涉及象曆次農民起義的巨大破壞性這樣的問題。本來這是一個常識性問題：如果沒有巨大的破壞性，那麽怎麽解釋每次農民起義以後都是人口劇減，經濟凋蔽呢？史學界早就有“史學無禁區”的呼聲。然而，如果有預設的結論或真理存在，禁區就有可能還是無法避免。最近看到義和團又在被歌頌，令人感慨半個多世紀來一代一代學人的長進真是十分有限。正是由於其本身的愚昧，義和團才會演變成一場由帝王家導演的盲目排外的鬧劇，它的直接結局是八國聯軍和辛醜條約，是近代史上沉痛的一頁。以所謂“曆史大關節”論史而忽略史實的大脈絡，難道不恰恰是黎澍先生這樣的前輩曾經深刻反思的“以論代史”？

    我不禁想到，愚昧實在是我們的曆史上許多悲劇發生的主因之一。文革之所以那麽全民瘋狂，和集體愚昧該是有莫大的關聯。如今即使很多有識之士，也往往更多忙於尋找林昭，遇羅克等這樣極其稀有的人。我們的思維方式裏，是不是有一種急於樹立榜樣並從中獲取安慰的傾向呢？我並未見到有多少人在問“我們何以如此愚昧”一類的問題。我們不信上帝，從文化傳統裏就缺少懺悔的概念；我們更願意相信中國人是一個有著無限聰明才智的民族，沒有太多人愛聽傅雷先生那句刺耳的話：“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

    我不知道獨立思考會不會照樣走入愚昧，這種可能也是存在的；但我想至少愚昧狀態中人是沒有獨立思考的。我也傾向於獨立思考是一件使人痛苦，容易失眠甚至走火入魔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前些年忙著網上下棋，周末打牌，沾枕即眠，其樂融融；最近突然某根筋搭錯般想要“獨立思考”，於是兩眼發直，文思斷續，念念有詞，夜不能寐；連我的狗狗都詫異地看著我：有病嗎？我忽然悟出在自古就極其重視思想統治的國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術，實在是讓治人和治於人者都能睡好覺的高招。（關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詮釋或有爭議，姑不論）

    人缺什麽就想什麽這句話，十有九中。回顧中國思想史，便知古代的知識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文人，是少以智識為目的的。我少年時很喜愛蘇軾的詞賦文章與性情，然飄逸練達如東坡，仍不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窠臼。或者做官，或者為帝王師，總之學問的目的從來不是為學問本身，還是要為國家，為人民服務。至於目的之後有多少私欲那就要看各人的修為了。恐怕要到李卓吾這一個別現象和明亡後的一群遺民學者，由於斷了出仕的念想，才接近了近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然而入清後康，雍，乾三朝聖世裏的文字獄，把這一思潮基本一刀斬斷。之後道統的承續，大約要求諸康梁這一代了。近代以來，說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在戰亂頻仍風雨飄搖中微若一線，似有似無或許並不為過。畢竟，留給“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空間，一直是十分有限的。在皇朝時代固不用提，在共和時代，戰爭與革命壓倒一切，知識分子不斷地被要求為民族，國家，人民，主義等服務。到了最近的太平盛世，經濟成長才是唯一的目標，他們也不能免俗，要主動地去掙錢了。

    我們的傳統是一直將做為個體的人附屬於國家與社會的。“個人”被等同於一己，“個人主義”被理解為利己主義說明了個人的概念在傳統價值體係中的闕如。與此並行相關的是社會生活中個體存在的被忽視。沒有對個人價值的肯定，何來對自己和對別人的尊重？何來對自由的理解與追求？在我們漫長的曆史裏，不乏思想箝製非常嚴厲的歲月，而我們有沒有省思為什麽同樣的情形經常性地重複？

    以曆史的縱向角度看，二十一世紀的思想自由度雖然未盡人意但也還寬容了一些。這多半由於商業化已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麵，一切要以金錢計算其它的大麵上過得去就行了。然而，商業時代的到來對於思想的發展既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能是災難性的。沒有人能夠預言未來，但曆史上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錯位的事例並不少見。那種經濟發展了其他就會如何如何的曆史必然論僅僅反映出一元決定論的思維方式是多麽深刻地浸入到人們的潛意識之中。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意識形態的淡出和思想文化界的邊緣化是在同步發生的。在經濟徹底鬆綁，社會結構急劇轉型的時期，生活中濫觴的是赤裸裸的功利算計和享樂主義，語言上盛行的是厚顏無恥的炒作和毫無節度的調侃。

    愛因斯坦曾說過，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可以沒有宗教精神。我的理解是，你不妨懷疑，但你不能全無虔誠之心。在這個趨於平淡的年代，找樂代替了探索，許多人貌似憤世嫉俗實則玩世不恭。激進的憤世嫉俗和犬儒的玩世不恭之間的區別在於，憤世嫉俗者虔信自己的正義觀，敏感於苦難；玩世不恭者則稀釋一切，追求自己的快感。

    很多說法，炒作一下很有效益，真正做則既不好玩也不討好。所以光說不練的人總是很多。有時我想，我們會“獨立思考”嗎？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用非黑即白非是即否的兩分法方式回答。我想，或許我們有時侯也能獨立思考，雖然大多數時間我們是自以為如此而未必如此；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我們常常人雲亦雲，什麽都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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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不錯呢。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