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徘徊在中世紀的出口（二）

宋朝：中世紀的開始

 

       曆史是由無數事件組成的。一個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各種背景，更取決於當事人的抉擇。曆史事件是人的行為，不管有多少外在情境的製約，畢竟是人的主觀能動選擇。而且，對後來有深遠影響的曆史事件，在發生時大多隻是當時情勢的一時因應，理由和意圖都很具體。我對從中找出曆史規律，必然性的史學研究是很懷疑的。梳理曆史脈絡，是通過考證分析曆史事件，檢出前因後果，相互關連。由此上升到科學，抽象到規律，未免就超過曆史學的實際能力了。
 
       唐朝初期，為防外族入侵，強化邊兵，終致安史之亂。此後藩鎮割據，朝廷積弱；經過黃巢造反的致命一擊，殘存的中央統治土崩瓦解，進入軍閥混戰時期，史稱五代十國。這一時期的政權，不是兵戎攻伐就是軍事政變的產物，趙匡胤也是由“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軍人出身的宋太祖，深諳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所以才“杯酒釋兵權”，削弱武將勢力，改以文官治軍。通過加強禁軍，形成了軍事上的強中央，弱地方。如此措施，雖成功地杜絕了軍事割據，卻有“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與邊防緩弛的副作用，是北宋外患不斷以至亡國的遠因。更深遠的影響是，宋朝實行募兵製，以重資養禁軍，本意在於切斷府兵製以來軍隊與地方的經濟聯係，由朝廷直接控製，卻無意間不僅開了軍人職業化與軍隊國家化的先河，更使地方行政長官不再可能擁兵自重，成為仰仗中央任命的文官。
       北宋政治製度其實大多繼承前朝，並無多少開創。然而經過晚唐五代的戰亂，門閥士族已成廢墟。在削平地方勢力而世襲官僚階層不複存在後，中央自上而下，直達縣一級的統治從而確立。這一中央集權體製和它的兩大支柱，州縣製與科舉製，從此延續近千年。首先在這層意義上，北宋開創了中世紀。
       經過擴大完善的科舉製，不僅是選拔官員的製度，而且阻止了新的門閥士族的產生。所以北宋不僅重建了中央皇朝，更重建了社會結構。北宋官戶，在製度上沒有世襲，在曆史記載上也多變動，鮮有代代相傳的家族。自宋以降，中國隻有主要通過科舉產生的文官階層，士大夫更多是指思想文化的傳承者，而非世襲宗族。士庶之分雖然繼續存在，中國社會的結構卻已無貴族，從等級社會演變為庶民社會。這一社會結構的巨變，在思想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此之前，中國的思想文化一直是貴族化，文人化的，而北宋時出現的庶民文化，實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文化轉向。
       較少為人所注意到的，是科舉製的意義，遠遠超過為中央集權下的文官體係提供資源，更構成思想統一與儒家意識形態的製度基礎。正是由於科舉製成為做官的唯一正統途徑，讀書人不得不將聖賢典籍做為敲門磚來讀，孔孟之學因而更為普及。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宋朝書院廣開，儒學研究聲勢大振。儒學的重新認識與詮釋十分盛行。程朱理學都是在書院裏應運而生，將儒學當代化，通俗化。程朱理學發生後，儒家所主張的倫理道德，才真正世俗化，做為社會道德規範而確立。
       儒家雖然在董仲舒主張“獨尊儒術”以後占據了主流思想的位置，卻還不能象“定天下於一統”那樣“統思想於一家”，也還沒有取得做為唯一倫理準則的至高無上地位。從漢到宋，儒，道，釋三種不同的思想傳統是並存的，而且在不同時代各領風騷，同時，社會風氣也大體上是開放的，流動的，漢胡並行的。宋儒理學，是孔孟，漢儒之後儒家的第三階段並臻於頂峰。理學汲取道家佛教的部分元素，從其開始就具有統一思想的企圖與排他性。理學的體係，與傳統儒家相比要遠為完整，嚴謹和封閉；理學的內容，不分巨細，無所不包，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普及，從個人到社會全體橫向覆蓋，做為道德倫理學說更為全麵與嚴厲；理學的語言，尤其是朱熹的著作，在當時通俗易懂，極利廣泛傳播。
       科舉製的勃興，庶民社會的形成，理學本身的內在理路，尚文輕武的宋代風氣下士大夫文化的發達普及等等，都是理學成為支配性思想，獲得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原因。宋代文學藝術，是繼唐之後的又一高峰，宋代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也由於理學而與春秋戰國比肩。不過，雖然宋代思想家很多，這些思想家卻都屬於一家，他們的貢獻僅僅是思想的一元化。道家與佛教的影響，從此局限於民間宗教的層麵，一部中世紀思想史，隻不過是理學演變的曆史。值得一提的是，理學意識形態統治的成立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是由於它浸透到民間，改變並構成了世俗社會價值體係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它才能曆千年而不墜，直到新文化運動才告解體。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推崇黃老，無論是提倡儒學，還是廣建佛寺，此前試圖樹立官方意識形態的努力並不成功。另一方麵，這也說明意識形態對於鞏固皇權而言，倒也並非是必不可少的，雖然皇權有意無意地總是有強化思想控製的衝動。有中央集權體製而無意識形態統治恰恰是前述中古時期的特點。中世紀開始的另一標記，則正是理學意識形態專製的確立。
       理學從二程時就顯示出禁欲傾向，其後愈演愈烈。比如程頤將女性貞節提到社會道德高度，唐時女子再嫁猶為一般風俗，而南宋時一女事二夫就被認為不道德了。與此相對應的是直接描述世俗欲望的庶民文化，不僅和理學同步發生，而且和思想的日益道德化同步日益市井化。思想與文化的日趨乖離，是中世紀最顯著的文化特征，由此也可看出這個時期思想如何走向僵化與式微。理學成為僵化禁欲的道德戒律並控製社會風氣的過程，與中世紀神學意識形態的情形頗為相似。但是，理學不是宗教，而是以世俗化的倫理學說為主的哲學體係。它與中央集權體製的結合，是宋代一個由種種曆史事件組成的相當漫長的過程而很難說是曆史的必然，然而曆史已經證明，二者的結合十分牢固並且達到了互相鞏固的效果。與此相比，西歐中世紀的兩大標記是封建製和宗教統治。神學意識形態的地位沒有世俗政權的支撐，幾場宗教運動和戰爭就足以使之轟然倒塌。

 

       宋朝對於後來曆史的深遠影響，往往被忽視。我以為，我們距離春秋戰國，至少和歐洲與古希臘羅馬同樣遙遠；然而我們離宋朝還相當近。事實上，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影響的傳統，大多我們可以追溯到宋。行政製度與文官製度固不待言，中央集權與意識形態的結合，思想的道德化與文化的市井化等等，其源頭都需在宋史中尋找。尤其需要思考的是，我們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還在怎樣受著中世紀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