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徘徊在中世紀的出口（一）

（續《中國有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嗎？》兼談中國曆史的分期）

 

    通常所說的曆史分期，其實主要是政治史的分期，本應基於朝代的遞嬗，政治製度，國家形態的變遷；至於社會經濟史，思想史，文學史等等，各有各的分期。曆史分期，本是為了凸顯曆史的層次景觀，不必也不該拘囿於一家之言。學術的發展，在於規範的不斷更新，新的規範始於對已有規範的懷疑，卻往往並非簡單的否定。由於有著獨尊儒術的傳統，更由於後麵將著重陳述的，曆史上長期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結合，我們麵臨的問題總是：一方麵，主流學說被絕對化，容不得半點質疑；另一方麵，批判者也慣於全盤否定，並有意無意地以建立新的學術專製為目的。

 

    我以為，中國曆史似可分成以下時期：
    遠古：夏，商二朝。（約公元前2000年-前1046年，近千年）
    上古：西周至春秋戰國（前1046年-前221年，凡825年）
    中古：秦至五代十國（前221年-960年，凡1181年）
    中世紀：宋至清朝（960年-1911年，凡951年）
    本文著眼於中國的中世紀時期，篇幅所限，此前時期隻能約略提及。

    遠古時期的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尚不足顯示曆史全景；其文化思想，多已不傳或間於後世典籍。雖然難以定論，大抵而言，這一時期是多國林立的部族國家時期，夏，商隻是部族國家聯盟領袖而已。

 

    周朝是封建國家時期，分封諸侯是形成統一國家的第一步，意在建立等級製度和權力結構，中央與地方的互為依托。西周建立了以天子之國周為中央的統一國家，封建製是其政治製度基礎。封建製的要義，在於中央有強盛的國力支撐道義的正統；然而，外族入侵導致周的東遷與衰落，諸侯坐大。春秋戰國，割據兼並，天子之名雖在，中央權力盡失，所謂“禮崩樂壞”；屢經戰亂後，由文化最落後，武力最發達的秦以戰車逐鹿而得天下。
    中國的農業文明隨著進入鐵器時代而臻於成熟，此後兩千多年隻是有所改良，並未根本變化。農業社會的基本結構也在周時形成。井田製是與封建製相呼應的層層分配的國有土地製度，其命運也和封建製共始終。井田製瓦解後，地主，自耕農，雇農在戰國時期形成。這三種成份構成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基本階層，延續了兩千多年。我以為在這裏需要強調的是：自井田製以降，國家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實際曆史過程中一直具有土地的分配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是最大的地主；在這個意義上，私有製和私有產權在中國從未完全確立過。曆史上的分分合合，中央與地方的角力，皇權的興衰種種，與國家對土地分配的控製權的強弱緊密互動。
    傳統思想文化在東周達到全盛，至於傳下來多少，是另一個問題，後麵會有所涉及。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此起彼伏，思想流派的多樣化在中國曆史上後無來者，從世界史的角度看亦足以和古希臘羅馬時期相匹。由於舊有秩序的解體，由於地方文化尚在多元狀態，思想者雖然處於一個動蕩不安的空間，卻具有後人難以企及的自由。在曆史上，思想文化的發展與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常常並不同步，更多發生在所謂治世之後的亂世。人們習慣使用的曆史進步或倒退的思維模式，用於古代史物質文明的發展都未必不牽強或說明不了問題，用於思想史就更容易失之豈止毫厘了。
    農業社會一旦失去秩序，以武力掠奪土地與人口就一發不可收拾，最終結局是武力兼並到統一。一個國家的滅亡總是有其內因，六國被統一相當程度上由於自身的失政；但另一方麵，是否當時存在人心向背，統一是必然趨勢呢？從現有曆史解讀看，秦統一六國是靠武力，而非民心，否則也不至於二世而亡。中國曆史很重要的一個線索是，農業文明相對程度較低，遊牧之風猶存，相對能征善戰的周邊國家，民族總是打敗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國家成為勝利者。周之代商已是如此，同樣位處西陲的秦更堪稱典範。後來的五胡十六國，隋，唐的統一，元，清的征服，均透露出曆史重複的氣息。所謂野蠻戰勝文明，在世界史範圍內也屢見不鮮，但象中國這樣低文明屢戰屢勝的情形則獨一無二。人口的增減，經濟的盛衰，文明的反複，社會的停滯實在與此有莫大關聯。

 

    中古是天下合分，中央集權國家形成反複的時期。在行政製度上，中國走向統一國家的道路有過兩條，一條是封建製，另一條是郡縣製。秦驟得天下後，以武力和苛法鞏固統治，在此背景下，改良春秋戰國時設郡與縣的舉措，實施郡縣二級行政製度。秦由此而被公認為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的開始。然而，封建製的影響，並不因郡縣製而消亡。秦時的郡縣製其實和焚書坑儒一樣，很快就以失敗告終。西漢走的是一條中庸之道，既分封諸王，又繼續郡縣製。同樣情形，在西晉，南朝重現，直到明初還曾回光返照。郡縣製的本意，是切斷地方權力的世襲，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但是，早期的郡縣製本身，行政長官大都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中央權柄衰墜之際往往自行割據。所以，郡縣製於中央集權雖不可或缺，卻不足以提供其穩定的基礎。
    中央集權體製的支柱不僅是行政製度，文官製度同樣重要。西漢創建的察舉製度是文官製度的濫觴，但在東漢後期隨著公卿豪族的門閥化而變質。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一般認為是門閥政治的製度化。自秦至盛唐，皇權雖已具有殺生予奪的至高無上地位，門閥士族卻是類似貴族的階層，或居廟堂之高為國家棟梁，或處江湖之遠隱隱形成牽製中央集權的勢力；既為中央政權提供了統治資源，又影響了權力的高度集中與穩定性。門閥士族在魏晉時左右政局，曹氏司馬本身就是豪族高門；在南北朝時影響力開始衰落，北朝支族興起，南朝寒素執政；隋唐雖然繼承了身份製，但以地域血緣為基礎的望族日漸瓦解，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在藩鎮割據以至五代戰亂中徹底消亡。
    皇權與門閥士族之間的互動和張力，提供了理解中古時期中央集權國家未能長期穩定的線索之一。另一條線索是外族入侵，最終建立中央政權的過程。這一過程恰與門閥政治由盛而衰的演變同步。北方政權由軍事割據，逐漸漢化蛻變為以強大武力為依托的皇權統治。隋唐不僅恢複，更強化了中央集權體製。府兵製的實行，使軍隊直屬中央，州縣地方官成為文官。科舉製的草創，使寒士庶族進入權力中樞開始製度化。然而，這一曆史進程為安史之亂打斷，從此中國陷入長達兩百年的軍閥混戰。所謂五代十國，隻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由於門閥士族自成勢力，又是思想文化的主要傳承者，所以盡管皇家時常有獨尊儒術的趨勢，以魏晉風度為代表的思想文化仍然呈現多元化的麵貌，佛學東漸及其中國化更是影響深遠。史家多側重於外族的漢化，其實隋唐文化有很多胡化的元素。唐朝曆來被認為是古代中國文化的鼎盛時代，但其景觀和內容，實在已遠不同於春秋戰國。兩個時代的差異，不亞於文藝複興與古希臘羅馬。要而言之，唐代文學藝術成就極高，思想史意義卻遜色許多。

 

    北宋完成了自隋唐始的製度變革。募兵製與禁軍的強化使軍隊國家化，科舉製的完善確立了文官製度，其實踐促進了儒家意識形態的確立，理學使儒家世俗化成為支配性的道德倫理。中國曆史從此開始了延續千年的中世紀，下文將就此進一步敘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