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嗎？

（一）

       思考是由語言構成，懷疑是從對詞語的反思開始。很多常用的詞語，其實相當可疑，可是它們已經似乎不言自明，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思考。“封建社會”就是這樣一個詞語，據說，中國有一個十分漫長的封建社會。大多數曆史學者這麽說，教科書更是這麽說，說了半個多世紀後，好象就是這麽回事了。

       “封建”一詞，始見於《左傳》，專指西周天子裂土封侯，諸侯一麵服從中央，一麵又仍是一個小國家，掌握封土內政治全權。在中國曆史上，封建製度是僅存於周的國家製度，隨著秦始皇一統天下而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做為中央集權政治基礎的郡縣製度。“封建社會”究竟是怎麽回事呢？這個“feudal society”的翻譯，大約和許多譯語一樣，是從日文轉口進來的，說的大體是西歐中世紀時期的社會形態，應該說翻譯得還是準確的。西歐的封建社會神權與王權鼎立，貴族世襲，中央對地方政治沒有絕對的影響力；這些和中國的皇權獨大，文官製度，中央集權截然相反。西歐的封建製度特征之一，就是中央對地方政治權力的互相製約，也是近代往地方自治，代議製的演變的來源之一。

       即使隻從字麵上講，“封建”的涵義實在與中央集權是反向的。中國確實有一個十分漫長的中央集權專製社會，這比稱之為封建社會更精確。這一中央集權社會的特色是，一，皇權和中央權力越來越大。世族和割據勢力到宋朝都被消滅，科舉製度和郡縣製度鞏固確立，可以說是完成了中央集權政治的製度化。從製度史的角度看，科舉製度和郡縣製度的影響深遠，綿延至今。二，權力製度與意識形態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思想統一的曆史進程也是到宋朝告一段落，程朱理學將儒學“現代化”，通俗化，起到了重建道德，規範世俗倫理的曆史影響，這正是當代新儒家想做又做不到的。

       世俗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高度結合，發展到近現代就成了政治製度的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化到了極端，就是文革這樣的暗黑年代。

       值得思考的是，“新文化運動”以來，“主義”之爭遠盛於對宋以降社會結構，國家製度的思考。以“民主”來反對“漫長的封建社會”，結果“民主”也往往被尊崇為意識形態，其涵義和“封建”一樣模糊不清。批判的“主義化”，很難不走向試圖以新的意識形態取代原有的意識形態，其背後的批判方法其實了無新意。近代思想史上的貧瘠，不在於有沒有真知灼見，而在於思考方法大多仍然承襲了一元獨斷論的傳統。

       在我看來，曆史學是一門描述性的學科，不是一門解釋性的科學。固然，曆史真相如赫拉克利特的河水，逝去的時空終不可複現；然而，曆史學的目的，正在於從曆史遺跡裏尋找並構築曆史圖景，盡可能接近曆史真相。固然，每代人所看到的曆史，是他們眼中的曆史，有他們所處時代的痕跡，從這個意義而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然而，曆史學一旦服務於某種當代目的，就難免罔顧史實，甚至成為愚民的道具。在謊言成為習慣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以為，曆史不過是一個任人梳妝打扮的小姑娘，想怎麽寫就怎麽寫。其實，胡適先生當年說這話不過是有感於官修史學的片麵，提倡懷疑精神，別忘了他更強調的是“小心求證，大膽假設”；而忽悠曆史就如同說謊者，往往在欺騙別人時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研究史實，追溯當年是一個嚴謹的過程；它應該為曆史而曆史，而不是為其他功利目的；它發生於當代，卻應該超越當代的時空。
       曆史學既是對細節的追求，也是對全景的關注。後者就是所謂史識或通識，對於史料的切入點和把握細節的能力有關鍵性的影響。所以，關於曆史時空的大局概念，比如中國曆史分期，是需要探索的。半個多世紀來，“五個社會”的分期法已經浸透到思維的潛意識層麵裏，往往批判者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其影響。在我看來，這一分期法不僅削足適履，更以曆史學是科學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想要科學地解釋曆史，很難不走入以論代史，因為大前提已經給出，不往那裏套就難免離經叛道了。
       1929年由郭沫若首先提出的社會分期，隨意識形態統治的確立，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雖然關於古代史分期的爭論從未停息，但這些爭論對劃出幾個社會這一方法本身不曾也不敢存半點懷疑。1957年，北大曆史係向達先生不過調侃了史學界僅僅隻開包括古代史分期等“五朵金花”，就被打成右派（文革裏，向先生被強迫收集革命小將們扔得滿校園的西瓜皮，暈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時救治而死）。文革後三十年來，具體的曆史研究早已走出意識形態可的窠臼，取得許多成果。然而，對於流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正統史學理論，卻是避道而行多於質疑。

       我如今久已非學校中人，讀過的史學理論早已忘卻。不過，我一直以為，史學雖然不可避免地有其自己的話語，卻不必有其完整的係統理論。史學理論往往是曆史敘述實踐的結果，雖然其意義在於通過範例提供視角與方法，但其運用並不是為了印證自身，而是為了梳理出新的脈絡，呈現另一種景觀。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已經分期分批引進了大量舶來理論，而引經據典又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盡管漢語並非很合適思辯的語言，傳統思想裏也相對缺少道德規範以外的理論係統，學人卻大多投入了某些主義的懷抱以找到話語的權威性。事實上，隻有科學與宗教需要係統理論的支撐，而人文現象，經常是無法係統詮釋的。至少就曆史而言，回到八十多年前胡適先生主張的“少談些主義”，讓曆史回到曆史，似乎仍然是一個必要的過程。胡適先生深受杜威影響，而杜威的起點之一，是美國文化裏對常識的尊重。曆史的敘述，是自史料開始的多元索隱求真，在很多時候需要訴諸常識。曆史學的所謂常識，我以為包括對不同時空的世事人心的感悟與洞察力。就如同需要訴諸懷疑精神，訴諸理性邏輯一樣，曆史還需要訴諸內心；在這個意義上，想象開始於史料終結的地方。

       我以為，中國曆史分期如果訴諸常識，則不難分得簡單平實；雖然無甚高見，但也通俗易懂。事實上，二十世紀前半的曆史家以至一般教科書，大多采用基於時間與常識的分期。後來，由於曆史原因，很多曆史常識被否定了。直到今天，中國通史敘述的框架，仍然隻有一種。框架的單一，不僅導致曆史教育的單一，更束縛曆史學者的思路。近年來，頗多有影響的曆史著作出自非曆史學者之手。這些著作或不夠規範，這些作者或缺少史學訓練，卻往往有獨到的創見。多少由於現實的禁忌，當代思想界有一種回歸曆史的傾向，這一現象本身也是一道令人深思的曆史風景。
      由於條件所拘，學力疏淺，這篇文章隻能是關於曆史的隨筆。從曆史分期談起，著眼於中國的中世紀時期。我縱然有陳述史識的願望，卻絕無提出通識的野心，那是需要深厚的底蘊，廣博的證引才有可能的。繼續日前所撰小文《中國有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嗎？》，我想說的隻是個人對於曆史線索的管見，是早年讀書與近年省思的一點感想，來自中外先賢，構成個人思索的起點，在此就教於方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