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網話：當代中國的“變化”

六年前淩誌軍的文集《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封麵正中央用“變化”兩個大字概括國情。這本厚三四百頁的歷史敘事，全是由一九九〇年講起的。何以不是再早一年？那年中國長期佔據國際傳媒的頭條。“一九八九”，是不消提？不願提？還是不必提了？

為甚麼淩誌軍這位資深記者，人民日報的主任編輯，偏偏要這麼寫？問他自己該最清楚。不過對讀者，可以看到在他筆下，一九九〇年起的國家，不強調她的轟轟烈烈，而是她的平淡從容；少對歷史的崇拜與偉人的歌頌，卻充斥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人物對變革的期待。書中亦非報喜不報憂，有時甚至是憂喜參半。總之一切要由一九九〇年起，並叫讀者感覺不一樣了！

不管這書終歸“實錄”了甚麼，但記錄中國，一切以一九九〇為頭一年，一九八九年，那年是“零年”。變化，中國在變化，這是主旋律。過去，稍遠的，就甭提了；現在，再是不盡如意，淡淡素描，留個掠影，卻緊連著未來，看新人漸長大，不會糾纏過去。

記者費這麼大勁去寫“變化”，其實不如江澤民溜出嘴邊的一句話最明白：“悶聲發大財”！廿年來的變化，就在發財一事隻要不說，人人可以做。你有本事發財，我不管你；但我要發財，你也別想來管我！廿年來官民默默形成了一種無言的協議，資本主義的大財小財，你我不講都可以發，社會主義的大框小框，都歸我講我劃。隻要悶聲，你有發財的自由；國家要怎麼管，隻有我黨的自由。這才是中國這廿年的“變化”！

由於必須悶聲，才有機會發財，所以做記者的發聲，要如何下筆，有謂是“另一種寫法”。《南方都市報》書評人彭遠文，在其〈熱點聚焦〉解析《變化》，其標題是：“變化、真相與曆史的另一種寫法”。他說，王小波講過，“在中國，曆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隻是書評人他認為，王小波沒有說出的是：時間的長短，與言說的風險卻成反比。記下這一九九〇年才開始的短短《變化》，顯然並沒有完全揭開真相，不過作者已經做到了“盡可能說真話”﹣﹣，他並補充說：“在此我不能苛求”。

一切妙在不言中！這是廿年的變化中，六十年一甲子不變的真實。我們做中國人，如果識時務，可以由他淩誌軍的“盡可能說真話”，學習怎麼說怎麼做：由未說的，揣摸話外話；由說與未說間，琢磨甚麼做或不做；再由已說的，學習該怎麼在體製中討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