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可以用天命、上帝去說良心嗎？

良心由古至今為一通於宗教內外的普遍觀念。無論教徒、非教徒應都會同意，倫理道德的基本，未能沒良心。如有現代法理意識者，更以公民即使犯法，我都不可自良心上去根本否定他，除非他自昧良心。尊重自己的良心和他者的良心，乃為維護人權的表現。因為良心是我們所有理性人，可當下感受的自由意願，並至終的自由意誌。良心為一時之良知善意，及不滅的良覺善心，其意誌一般，必趨於善，自為規律。良心成就道德，應是自律自立標準的，教權政權不能代勞，凡他律而然便非真成德。成德賴良心之自我立法，此為通義，乃無分中西聖俗，概須承認之理。

不過由理論進入具體實踐，中西哲人發現，善意之意願，其能認知之善，依然有對，需待他而然，自律所立之法，僅一般格律，雖具肯定的主觀意義，仍非普遍原則。人還要致一善心之意誌，其可直覺之善，趨於無對，不待他而然，自律所立之法，便為至高法則，再具肯定的客觀意義，更臻普遍原則。此實踐中之良心的功效，中西所見概同，唯其尚略有微異處。於陽明，善心與善意在知行合一中渾然無別，體用相貫；於康德，善心之意誌與善意之意願，尚有一間。此中同異，已辬之前文。這點相差其實很小，似可不理，但結果可能很大。若依陽明隻要知行合一，即已成德；但依康德，實踐時純粹之意誌，要經欲求之意願作其橋樑，感受並保有絕對命令，才望成德，而意願經驗，屬現象界，沒有絕對可言。良心覺知以成德一事，在陽明言，雖像很艱難，但仍當下即是，此是乾坤萬有基，天理俱在。在康德言，意誌之一般，此刻雖說完全自主，無待無求，然而要意念願望獨立於經驗任其選擇，終歸仍隻為消極自由；因現實此在中，不可能有絕對之行動自由，而所立之法，也僅是相對的格律。康德的德性良知，有點像《尚書》「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帶知易行難的味道。他描述的踐德之道，好比是在人內部建立法庭，良心主觀判斷某事，是要與實踐理性無上命令相對比，猶《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俱到，並篤誌以行之。《左傳》有謂「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又《荀子》有道「知之不若行之」，皆未以知為足，勉人當力行之。陽明倡知行合一，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以為知與行不好分家，即知即行。此正是繼承各種古訓而作出的更圓融講法，想若康德有知，也毋異議。然而陽明固不偏說知易行難，更未說知難行易，隻曾暗示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可見清剿土匪的他，看由心到意的道德踐履之行，實非輕易。陽明不直接以難易說知行，也未像朱子「知在行先」之由知先行後說知行，而是講知行合一，知與行並重相互為用，這從康德思想看，概皆在理。隻是知與行這個合一，是合為一體？還是配合如一？康德可以承認後者，前者將知行從本體上可視作一，則難以想像，因由理性形上根源的心，關連到意於現象界之實踐，尚有分際。

良心作為道德的自我意識，必定是自律的，但主觀建立法則，需有客觀意義才成其普遍的道德倫理，那由主體性所立之法，何以必有客體性普效呢？子曰天生德於予，宋明心性之學說此是天理，並不太追究。王陽明認為「生知安行」，這天理人人生而知之，毋須再多說，隻管安靠此心所本之良知，行開去便是。他話語的背景，實由「天理－心性」這個中國哲學的重要思想「範式」支撐著，所以可以好像不假思索，口吻非常自信。把天理、心性貫通一氣，儒道釋的主體工夫，皆以為共法。儒者講天人合一，道家言萬物與我為一，釋子謂一即多多即一，體用不二形上形下相融的境界，完全可由篤修踐證中得。至若康德，說良心乃人人生而有之於自己的道德能力，察覺到他秉有的自由意誌，當被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驅動，發出無上命令之法則，將可予以感受－－說到這裡，主體意誌，與普遍法則，簡直有渾然為一的味道了。唯他接著說，絕對可自由選擇的純粹意誌，你不能證明它，隻是一個設準，你主體自由的經驗，隻屬一種善的意願，所能夠明白的德性認知，乃為格言式的道德格準，非必普遍法則。陽明對康德若有所聞，將極其掃興！

康德說自由意誌是「設準」postulate，意即說它非經驗所可證明，但我們卻有必要經過協議拿它來說明問題，去掉它，道德經驗便欠圓滿也乏保障。若缺設準，意誌不必然是自由的，良心覺知的道德理性實踐便無從肯定。就像科學的理論預置前題，檢證要有自明的公理，原則的構造和操作的程序才建立起來。倫理學上自由意誌的問題非真假，而是必要或不必要，你不能證明它或否定它，卻一定需要它。隻有純粹的自由意誌下，盡棄感性刺激，隻剩依從理性的無上命令以服膺道德法則為務，意誌與法則才真為一。按陽明的講法，這叫心即理，用康德的語言表示，是理性在踐履中，意誌迫切擇善，我們便可感受其純然客觀之立法。良心的機能，感受並保有此法，它既非理性也非法則，是感受並使法則合理實現的主觀條件，心不簡單即理。康德囉嗦，因他分析仔細。那陽明若問他，好不好簡單點說，心即理不即理？康德隻能表示，心為良心，應是直覺感受為法則為理的，此心即理：心即於理；但心如要知解感取此理成為可予意取之對象，心與理對，是二不是一：心不即是理。所以這「即」字，康德要問問你是取本義為動詞「近」？或用作副詞介詞連詞的「即刻」「即時」「即或」或「即是」？《說文》釋「即」，本自「即食」，證之甲骨文，為人跪對載滿糧的盛器作就近欲食狀，所以「即」義是「近」，跟「離」對舉，例如「即席」「離席」。「即」於當下就近的那刻那時，速當如此，故又作「若」講，像「即如」「即或」「即使」，隻作假設若此之謂；待語義再一轉而作即此之肯定，才為「即是」之即。以康德辨析之精，如諳習漢語，該有這一問。

不過對陽明而言，在篤行中「即」的語義分別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說：「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隻是那天理發生。」此心能視聽言動，感而遂通，生發見理乃固有之性，此之謂仁，踐證下心與理皆同不麻木之仁體本性，心性是一，心理是一。勿以為他這麼把心理性扯在一起，便將心直覺感受之「覺」與意知解感取之「知」糅雜了。陽明對「心」這虛靈明覺之良知，與應感而動者之謂「意」，心、意二者當存有區分，確是認識清楚的。他以心之有良知而後有意，知是意之體。凡意之用，必有其物，如意用於事親，既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物物皆成事。他此說是就著《大學》「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一段講心、意、知、物的話，而作的發揮。雖心、知與意、物，體用不同，然非為二，心、意雖別，全體可以即用。體用二而一又一而二，便是「即」，由知行合一處，是朗然明白不待辭費的。其實甚至朱子，《語類》也曾言「心與理一」，我們中國的整體性思維，慣以合為當然，而難視分作本質，朱王所見都差不多。隻是朱子「心與理一」下麵接著說「人不能會之為一」，現實中人每散亂其心，未能與理為一。所以他要格物致知，以達誠意正心，此全是順著《大學》的講法闡釋。唯陽明以朱子強調格物，即物窮理，以心求理於事事物物，博而寡要，流為務外遺內，落得心與理分。不過朱子終仍肯定「聖人心與理一」，陽明又何嘗不這麼看？他說「聖人無所不知，隻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隻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所以他們都以在聖人那裡，心即理是一是能夠實現的。陽明之所不同，乃他力求務本，由體發用，視格物屬逐末。他直下認良心為德性之知故稱良知，非由聞見，其知不是聞見之知，而是由實踐創生得之。

陽明慣稱良心作良知，非常看重這良心之「知」的力量。「去得人欲，便識天理」，甚至「心無私欲之蔽即天理」，心知天理也即天理，心與理為一。他所以具如此把握，是因對人有本心仁體之性這樣的信念：人性中存在天命之必然。這裡吸收了《中庸》「天命之謂性」及《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天道，心性論自攝了天道論，道德義理涵形上根源，故以「天理『即是』明德」，絕對能實現。對天命天道，陽明沒多加解釋，隻在心即理之理為一「天理」處給予點出，由「天」一字輕描淡寫。康德以良心是一種智的根源，道德的能力，由自己在理性命令下，猶在法庭處理自己的事業，良心作判官咄咄逼人起訴，所以具成效，是因有秉至理法則之法官知人心能責成一切，此一可思議的道德存有，稱之「上帝」，乃須予構想的設準。宗教雖不管良心，但良心要找根，指向上帝、天命，宗教此時，當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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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花坊]

是上帝向人類吹了那口氣讓人心裏都有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