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人」有何幹涉？

中國皇帝不隻是人中龍，做人上人治人之外，更為龍中龍，隨時欽點神明。明清後的全民信仰，進口的龍王，土產的關帝，都經皇帝品題。皇帝在家家戶戶敬天祭祖的神桌上，非僅形式上與天地親師同受膜拜，在現實的政治文化生活裡，皇帝順天應人，作民之君同作臣之師，他實際更包攬「天地君親師」於一身！西洋皇帝是人，犯過可找上帝治他。東洋天皇是神，一無神驗便隻好改回老老實實做人。中國大皇帝最難纏，雖道是人，但隨時可以神之又神。皇帝在位原則上不預聞政事，不想做或做不到就仍像個人，然皇權並無約束，要想做到的他便成神。華夏皇帝，忽人忽神，永遠是對的，因為隻有他一個人的自由，政治沒自由，宗教也都沒了自由。儒釋道對自由一事，本有極之深刻的體會，良知無昧，般若無滯，自然無為，主體的道德、心體、身體，可大自在大自由，無奈在皇帝麵前，通通自由不起來。儒生如欲維持人格獨立身心自由，唯一途徑是出世，做隱士遁入空門或上山學仙，與世隔絕，清者自清。否則傲世，遊離於社會，狂狷任俠，落拓不羈，輕死重義，敢以真性情反叛假道學，這樣或得賞音。唯氣機鼓蕩過後又復舊觀，和歸隱山林者一樣，毫無爭衡力量。儒生入世，若堅持認真承擔理想，不與強權腐敗同流，隻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硜硜自守不忘士行，時仍難免浮雲翳日，有求全之毀。奮起抵抗，更常成殺身之禍，此史不絕書。多數的讀書人，唯不與世爭，忍氣吞聲，徒自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終為犬儒。自唐代儒生之路，學而優則仕，精英傳統教育下之士人，自視甚高，唯不具獨立職業身分，生存之道看人眉睫，欽此欽遵。明清八股製義，實為愚民，知識精英墮落，舉目朝野，幾盡南郭先生而為小人儒，低首下心，奴顏婢膝，仰麵求人，趨炎附勢。數百年來，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麵貌，實際變化多少？這可以連繫到為甚麼小說中的儒俠形象，居然風靡兩岸三地，乃至放洋學子，也帶入實驗室圖書館作精神食糧。近代知識階層，思維難與三教相契，那類避世傾向的東西當然免談，然對入世同流合汙者，初見或也深惡，結果投射出的理想，便成遊走江湖的儒俠，濟世為懷，崇仁尚武合一，瀟灑於出世與入世之間。

大皇帝按所需隨時排佛斥老抑儒，欲其政權萬世一統，我們因乃學統衰，道統喪！空有偌大的官僚體係，苛政起來，隨時猛於虎。士人政府由集體到個人，未止無法製約極權，反由幫閒變幫兇，為虎作倀，更常乘機狐假虎威！天子他「餘一人」，能作龍吟虎嘯，張牙舞爪，如無爪牙助威，可真那麼神武？兩漢以來，本於皇權無抗禮尚有製衡的宰相權，朝削代減，行事皆視上之臉色，小人因而當道，助紂為虐。明清科舉六百年，篩選人材，實消磨人材，讀書不是做學問學做人，而是求做官，真能做官與否尚未可知，但先把讀書人改造成考試奴才。科考有考前考，叫童試，分縣府院三級，清代竟幾次出現百歲童生趕赴院試，屢試屢敗仍未獲入學資格！三關皆過，才為生員，俗稱秀才，進入士大夫階層，算有功名，明清擁有這種初級考試功名者總共上百萬。正式科考，再又分三級，鄉試取舉人，會試取貢士，殿試取進士，最後之一關，全由皇帝出題主持，親定金榜，所有進士都稱「天子門生」。鄉試每三年一大比，要考三場，每場三天，中舉雖具做官資格，但需考更艱難的兩試，方能有機會授官，儕身中高層做其「清流」。未進士和不及格的秀才，隻好擔任吏胥，進入「濁流」。宋代以後門閥不再，職官空缺確需經科舉管道予以填補，可惜國家重選材少育材，考試製度日嚴，競爭功名者繼續湧至，通過考核者多於官缺。明清科試命題刁鑽，皆出四書五經，答案悉以理學程朱學派註釋為準，考生不得自生新論，毫無獨立思考機會之餘，連答問文體，都要依足八股文陳義。能有本事過五關斬六將從這等甄選方式冒出頭來的，到哪天幸獲一官半職，思及此差事之來非易，任內該怎樣好自為之，箝口結舌，束手斂足，便也自自然然了。

國人普遍重視下一代教育，可是俗謂「百無一用是書生」，豈不很矛盾？寒窗苦讀，本望學而優則仕，然到頭來竟是宦途充斥，士十於官。明清共取進士四萬三千人，他們何止是天子門生，更是天之驕子。然而即使幸得功名，仍要坎坷仕途，宦海浮沉，太多無力感。明中葉後官吏兩途，更累積了逾五十萬官運不濟無法進入主流的新儒生。那些無緣清流但尚與功名沾邊的，皇帝在原則上仍許以特權，使成社會基層可舉足輕重的一輩人。秀才人尊稱相公，舉人俗奉為老爺，遇知縣不必下跪，不能隨便加之以刑，並且豁免差徭田賦，準許畜養奴婢。所謂的士大夫階層，薄有功名，多少具些社會優勢，故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科考狂熱隻會有增無減。他們如善於結交官宦，投資族田，甚至肯棄本從末趨營商務，仍可興家立業，光宗耀祖。讀書人常因此貴為地方縉紳，於村民與官府間作橋樑，指導公共事務，修訂族譜，編纂方誌，架橋補路，濟貧興學，通溝築堤，賑災團練，為延續家道之餘，貢獻宗族村鎮福利，表率群倫，肩負著代言家禮、族規、鄉約、皇法之重任。然而讀書人畢竟僅僅是流動於社會上下的士夫階層，無論在朝在野，始終非真有實力的固定階級，全無獨立事業保障。人浮於事，明清之末，社會動盪，地位更岌岌可危。部分書生唯寄情詩詞書畫棋琴彈唱聊以自遣，謀取精神出路，又樂施積善，祈望會有吉神為之嗬護，圍繞箕壇四周，跟仙翁仙姑結緣的，正不乏此輩徬徨仕途患得患失者。民間宗教之所以形成，當不可忘記，還有好些這樣的讀書人！

讀書之人，飛黃騰達，仕途亨通，相信此乃天保九如，要他支持官方名門聖教，當不成疑問。然士子夙興夜寐，黃卷青燈求學，孜孜兀兀做人，依然落得仕途蹭蹬，慨嘆天不從人，但求心安，暗投一些希奇民間教派也未足為怪了。例如扶箕，本屬巫覡占術，卻因書生熱衷信仰而流行民間。扶箕又名扶鸞或扶乩，本占卜者請神明降示，察筲箕動靜，伺仙人乘駕鸞鳳來去以斷吉凶。後來改裝丁字形木架，繫錐其縱端，分由二人扶持橫端，臨沙盤之上，延神降至，錐尖自動畫沙成符。再經發展改懸柳筆，呈現疑似的字跡，逕由乩者把天書口述筆寫譯出。士人參與扶箕，初見科舉製度完善的宋代，而大行於科舉熱潮鼎沸的明清，尤其文風昌盛省分江浙一帶，無論城鄉都箕壇處處。正因懂得舞文弄墨者求神問卜漸多，壇前乩語也文謅謅了。明清筆記載錄好些這類降筆，當中不乏舉子問試題、問功名，問生死、問國祚，更為常事。書生出入祠廟公共場所，研討舉業，切磋課藝，每喜結詩文之社，順便開壇問乩。卜用以決疑，同時乞降唱酬，賦詩對對猜枚射覆，寓學習備試於遣興。降箕的詩仙隨地方傳說而至，常是不見經籍的人物，但也有李白杜甫賞光，關帝君或文昌神顯靈。降壇神明願與文人交，唱和乃至作畫，寫字，下棋，行醫，無不可即興發揮。偶又突然正色，議事論文，談道訓導，戒嫖賭，戒殺生，口吻與《關聖帝君經》《文昌帝君文》的勸世乩示相仿。所以請仙未必一定如臨大祀，肅穆其容，文人所謂「扶鸞之戲」，正如文人畫戲墨，隨手拈來，可以自然簡易。這簡若能是以簡馭繁的簡，易是變易莫測的易，會是意味深長。不過此文人之乩流佈民間，多從下遊，其實不外落得是簡單淺薄的簡，容易俗陋的易。至文人之乩廣為風行，還有上遊者，連皇室也來趕時髦。《關帝聖跡圖誌》載，明崇禎帝設壇請仙，關聖俄降，先行君臣禮，帝亦答拜。問以國運，這手提青龍偃月大刀的伏魔帝君竟答：妖魔太多，不可為矣！旁邊東閣大學士周延儒，忙插嘴問妖魔何在？崇禎突回頭，微笑向他道：你就是妖魔第一！周聞言驚駭不能起。故事中的皇帝與關聖對答輕鬆，周向關帝爺也放言不多顧忌，唯在皇帝麵前，誠惶誠恐。周自幼以神童名，連中會元與狀元，加上善於察顏辨色逢迎諂媚，本深得崇禎賞識。現在他當皇帝的不急，你周某人倒急來幹啥？一生機敏，乖巧過人，這趟卻自找硬壁來碰。崇禎晚年，清大軍壓境，周延儒請纓，督師對抗，誰知帶兵出京，一瞧來勢不妙，無膽迎戰，隻好向皇上虛報軍情，偽造功績，遂東窗事發，遭問吊治罪，但大明江山，也迅速同去。早前關聖帝君固提大刀，仍束手不伏魔，連妖魔誰屬，都未欲指出，反而是末路皇帝，出語靈驗，笑言第一妖魔，正數你這窩囊周某！

文人到了後來，所謂之學問，不過以學投石問路，儒門的仁人義路，早拋九霄雲外，用心隻剩一時之權用，畢生之聞達。因乃文人無行，在朝逢君之惡，枉道事人，在野狗苟蠅營，依草附木。從政則伴食宰相屍位素餐，禍國殃民，拜神則唱和遊戲等同觀劇，害道損教。生死大事，存亡關頭，可以膽破心驚，天子和他天子門生，付之乩鸞，竟為笑談，都當休閒消遣。一味自私自利，唯儌幸其想。巧偷行險也罷，請神慰安也罷，無論得與不得，心底執迷虛怯依舊，無以起正信，難以肇真知。這樣讀書再多，平生心事終欠一淨宅，日日連起碼做個人，也難亭亭當當天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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