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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可作「德教」看嗎?或當「政教」辦嗎?

(2007-01-16 18:02:15) 下一個

說中國宗教,必是儒釋道;而一說三教,便想到四書五經、三藏五乘、三洞四輔的浩如煙海,博大精深。但落在坊間巷裏,傳統的宗教,卻是「善書」的宗教,功格勵行,寶卷淑世,超凡證聖,盡都經此由博返約。碩儒錢穆講過,中國文化的特質,可以「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亦可謂中國人之宗教信仰。此言由三教奧義領會,或玄妙難透,若轉從民間宗教了解,將更覺切事近理。牟宗三先生曾有道,中華文化,「五倫、靈明、皇帝」,儒釋道三教,會同於此一框架之內。這話看似簡單,實在精賅。要講文化,即民族的集團實踐,乃見凡得留傳下去的人文教化,必以教定宗,為因宗施教,不能少得了宗教。今之文化人雖談文化,卻多不管宗教,又怎可能瞭然明白呢?此「一天人,合內外」的儒釋道宗教信仰,寄寓於「五倫、靈明、皇帝」,成吾中華之文化,這才該是探入民族底蘊的一條可靠線索。

三教的天人、心佛、性命,本皆當透入二端之究竟,而為上、下縱貫關係。做人,踐仁以知天;明心,見性以成佛;養性,全生以立命。三教內探人、心、性,企慕「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天、心佛、性命,都要待徹下徹上,達至天地萬物創化成毀有無幻變的本源。然而這修為,難一蹴而及便優入聖域,非可不慎防還有退墮的可能。隻是當要窮極的上下縱貫,漸漸方便習作一內外橫攝的關係,由庸常、平凡、親切的體認中取證,終化民成俗,而為文化的普遍情態。庸言庸行,不是沒有大道理,但隨便拿大道理應付,臨事思想昏昏庸庸,行為庸庸碌碌,而當無事不是庸闇散漫的無為,便是庸人自擾的忽然有所作為,乃成民生之常態。人人都會小聰明,凡事差不多,得過且過,小處環境衛生民間驗方多如此,宗教之大事皆又如此。這往好處說,應是通俗了;但從上下關係的天人之際、心佛之間、性命之別都給扭轉到內外關係看,卻是隨同流俗,明清還有庸俗甚至薄俗的危機!

文化一般是依靠語文、民俗、社會、教團四方麵的維繫。語文決定思維模式;民俗深化價值取向;社會承接並實化了思想與價值;宗教則導引思想向上,維護價值於不墜。然在我國,四者之中教團特別鬆散,基本單元非宗派,隻是寺觀的修道團隊,難以綜合教義、教儀、教會為一體,可作宗教地超越,獨立於政治的權力建製與個人的血緣家庭之外,而作中介集團,緩衝地帶。中國的傳統文化設計,社會乃以家庭、宗族、鄉學為基礎,分擔了教團本應發揮的若幹文化功能。民間常掛嘴邊的,是當下隱約還感到的一點天地良心的「靈明」,及身邊那些家族本位的「五倫」,最後是遠方天朝裡再由血緣關係擴大引申出來的「皇帝」。老百姓憑這三點認同,就大致構成了我們的文化,也即全民的信仰,一種實踐中的生活方式了。

有謂我們傳統不大在乎獨立的宗教性集團,立足現世人文,強調五倫、靈明、皇帝的思想,以代替彼岸超越的天道,乃民族文明早熟,宗教意識淡薄之證。這類論調,不外是合理化國人連宗教也馬虎而已!把儒釋道塞進五倫、靈明、皇帝此一框架,是三教的委屈,將倫常道德政治視同宗教,更是宗教的扭曲。結果明清以來我們的民俗宗教,不但丟失宗教應具的理性,反剩一堆迷信,口頭樂天知命,無欲則剛,心頭妻財子祿,世樂其尚。所謂文明的早熟,如乏循序漸進使宗教從容透顯理性而落實於人生,過快發育趨熟,不外少年老成,未老先衰,成了早衰。這宗教意識淡薄,並非甚麼精神進步的標誌,可能隻不過是心靈庸闇的癥候。皇帝信仰,奉天承運的天子,為天下一家的大家長。這種準宗教的政治意識,家天下而混同國與家的國家觀念,終左右了文化生態。漢朝結合禮、族、戶,形成尊祖、敬宗、收族的基層小農社會。士人雖本出草根為石民之首,然散漫非為階級。歷代裁抑工商資本,同也不成集團。中層基層一體平鋪,士農工商名義貴為天民,實際乖乖做個順民外政治無所事事。明清科舉,製藝愚民,重靈明的道德,尊五倫的倫理,都給講成對權威的維護,再配合各種專政的國家機器,公眾領域中更難形成任何超血緣地緣的次生團體,可平衡上層的專斷,抵製領袖的獨裁。傳統儒釋道雖都作深刻的宗教省思、覺悟、練養,但仍難集聚為民間富實質的教團力量,其間當存在文化生態的政治一麵原因,這不能單給說成是民族性生來即宗教意識淡薄的結果。因為政權對所有公民力量的過敏,包括宗教的教團,也得不到其他很多社會較容易享有的正常發展土壤氣候。教團發揮社會功能,為基層、高層下情上達的中介,作政府、人民矛盾的緩衝,對於我們從來就缺少經驗,也無從有機會認識其正麵意義了。

相對西方,我們歷史表麵很少政教關係的緊張,故也沒近代政教分離的議題,我們老早便以政為教,自不會想政教之離或不離。東周至秦漢,我們接受了天命不於常,五德運轉,欲正天下之位承其統者當修德,順天應人,否則一樣會遭變革天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惟天降命肇我民,此皆古訓。以民為本,君權在民,天經地義,我們早有慧識,其乃理性原則用於政治的自覺。隻是民本不是民主,君權在民不是權力民授的民權,這裡有治道的合理,仍無確立政道的合理。治人者要以民為本,愛民如子,合情如理治人以保證君權,此屬治道的治權合理性,但不等於是政道的政權合理性。隻問君權運用統治的合理不問君權建立體統的合理,政道權力的合法取得沒有合理的交代,結果凡有能力革命的自然被認為合於天命,合法性實際是放置於「力」而非真建立於「理」。故謂中國傳統政治「隻有治道而無政道」,即指這政權尚未盡理而政道未能客觀化,故政治還有未充分按自己政治原則實現之一麵。正由於此政治的人文化尚不澈底,革命仍暗含替天行道的神權意味,故治權雖講民本合理延續,但政權更替總無法作出合理安排。俗言成王敗寇,以力服人不以德,力勝則稱王才是硬道理。王者天子,壟斷圜丘祭天之禮,歲歲重演此政權合法的象徵而為定製。有權者更會自動變成「聖上」,儼然佔據道德高地,作之君亦作之師,能夠決定甚麼是對錯善惡。以政行教,這教既是德教的教,亦是政教的教,政治道德化乃至宗教化,允為中國特色。

我們確有理性的早熟,很快不深於宗教,淺試輕信為已足。但傳統也不諳於科學,粗通科技實用,無心窮理致真知。我們政治一樣未通透,最多走前一步明於治道,但仍存政道迷思,連政教是否當分的基本,也乏自覺反省,倒退又一步兩步。我們的文化經常是這樣進了又退,漸習無原則地折中,成超穩定結構。歷史一度的進步,以不變應萬變,剎那定格作永恒。兩漢獨尊儒術,拿經學包裝讖緯。文教禮法,賦與宗教意味,道術合流,經世致用,自此以往奠定儒教二千年國教地位。這既缺內聖保證的治權,更欠外王製度的政權,竟然要崇德行教。政治的德化教化,難以起正信,無以成真教。所以魏晉亂世,士夫儒表道裡,循老莊接通釋氏,安心立命還看佛、道。六朝證明以政行教不成功,故佛道為教興起救濟,皇權因應改為以政治教。國家從僧侶中挑選僧官,監管教團,南朝稱僧正,中央之下分地方;北朝叫沙門統,內分道人統與僧統,北周更設菩薩僧,為國行道。隋朝立國寺,大興寺駐菩薩僧與僧官,又分隋大統與外國僧主,各領國內外僧眾;道教玄都觀,一樣國家色彩濃厚。唐代僧官製度更完善,中央崇玄署總轄僧道,天下諸州各設一觀一寺,宣揚帝德,為國祈福。宮廷設內道場辦佛事,延請高僧為帝講經;修玄元廟興玄學,置博士開科,定道舉取士。唐朝政權不隻管理宗教,還要吸納教理,宣揚教義。宋代除僧官之製外,官府更測試童行,批準得度,少年由出家入佛門到剃髮受戒為沙彌,定要有政府頒發度牒為文憑才算數。後來度僧不必通過背誦經文多少百頁,皇室誕忌之日有特恩,甚至進納銀兩,都可得度,維護教團初衷竟變教團之腐蝕。官方為道教內設修道道階廿六級,外置道官廿六等統管。宋帝更好冊封仙聖,敕賜寺匾;京師建玉清昭應宮,宰相領之;地方各路遍置宮觀,退職大臣封號祠祿加以督理。金、元外族統治,佛道寵辱互見,一時皆隨帝王喜惡疑信,逾越以政統教的製度。然專製的歷史澱積一到明、清,借文治精巧的治術回朝。明清初設善世玄教二院,給僧道度牒,復於京師置僧錄司道錄司分掌天下僧人道士,外府州縣又各有職司監管其事。此外太常寺社稷之祭,神樂天地神祇之祀,不相統屬。不僅體製,獨裁之下大皇帝的道德化宗教化,勢頭變本加厲,民間的良知虔敬備受壓力。稍有不受管束的信仰,即受警誡,民間以善書為教,亦不能例外。民以功過格各貴其心,不依他力,艱難應急,自謀身家,追求世樂,不成問題。但寶卷思想要救渡眾生,秘密宗教結社謀事或欲奉持,官方定作邪書,查禁不遺餘力。到民國學者搜集,餘數僅剩百本。近人再全麵追查國內外公私收藏,才知尚幸存千五百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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