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莊，莊老？（中）

使老子與其他聖賢的時代先後順序在近代成為顯學，當始自梁啟超對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批評。任公主張老子書出於孔子之後，顧頡剛、馮友蘭從其說。馮並認為，老子雖可生於孔子之前，但老子書卻不能是老子所寫；老子書的成書，不僅在孔子以後，還當在莊子之後，並舉出了幾個聽上去甚為得體的證據。

這，便顛覆了胡適之古代哲學史的順序，適之先生為此頗為掛懷，對馮所用考據法更多年不能釋懷。

直到二三十年過去，適之先生方“恍然大悟”了一把，發現原來自己被馮友蘭給忽悠了。他自言：原來老子年代的問題對馮而言，並不是考據法的問題，而是馮對孔子的宗教信仰問題，出於此心，馮是不能接受孔子以外的人做哲學史的開山老祖的。

而按其言，適之先生能有此“重大”發現，是因偶讀了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裏下麵的話：

“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占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唯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以此之故，哲學史自孔子講起。”

胡適自語：“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筆者最初讀了這句話，也對胡先生報以深切的同情，也以為馮友蘭在無意中吐了真言：因為是“有由”，所以也要效法“後世”，為那“不對”之事，所以方將哲學史從孔子講起。若此言成立，那可不就等於馮變相承認了自己的私心，一定要把孔子放到龍頭老大的位置，一切有老大地位的人便要往後排了嗎。這，自然就跟考據法沒一點幹係了。這，便是適之先生所悟出來的東西吧。

可近日筆者也重新咀嚼了一遍此話，也有所“重大”發現，並也“恍然大悟”了一把。可歎呐胡適之，自以為是懂得了馮友蘭“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真實心理，自己便有了被馮忽悠了的心理，從而“恍然大悟”--原來他是耍了花槍！殊不知在筆者看來，馮友蘭的這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麽心理在裏麵，其所謂的“不對”，當指雖然孔子確實占開山之地位，後世也不當稱其為“唯一”的師表。馮的“不對”字眼，是對“唯一”二字予以否定，並沒有自認孔子為哲學史鼻祖的觀點是出於私，從而更沒暴露了自己的“心理”呀！而所謂的“以此之故”的此，指的當是孔子實占開山地位之“實”，以“實”為故，哲學史自然要從孔子講起了。唉，兩句話之間隔了一句話，讀起來一定是會誤導人的。

若此分析屬實，胡適之便是在跟馮友蘭鬱悶了幾十年後，在“恍然大悟”了一把之下又把自己更深地繞進去了。馮友蘭若泉下有知，知道胡適為自己如此繞來繞去，一定會嘿嘿嘿地竊笑不已。

胡適的古代哲學史受到這幾位近代重量級人物的挑戰，是否就意味他把老子放第一位就真的有違史實了？大不盡然。

應當說，先秦的曆史，尤其是哲學史，胡適是真正的行家，原因有二。一，胡適具備真正大師的素質。胡適常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對他並非一句口號，他作學問求證總是很小心，小心證不了的東西不會往外拿。也正憑此點，胡適當年才在北大立住腳根。這可由當年北大學生見到這個年輕的教授不服氣，要把他轟出北大時傅斯年所說的話所印證：“這個人書讀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二，胡適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先秦哲學史。那是經過了嚴格學術檢驗的成果，觀點並非一人所左右，可信度自然就高，史學觀點可以服人。

但一個人的學問再可信，所言也不一定就是史實，正如聽起來最客觀的東西不一定就是事實，而最不能思議的事也不一定就不曾存在。後人永遠無法說一個人的曆史觀能反映事實，因正確的方法不一定能導出事實。

但有一點卻可以確定：不正確的方法一定導不出事實。

後麵便最後調侃一下另一位執意要把老子安到莊子後麵的大師的考據，這位大師便是錢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