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輕的美國人認為,恐怖主義隻是911後由激進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引進美國的,那就大錯了。實際上美國本土並不乏國產的恐怖主義,30年前左派極端組織“氣象員” 甚至把美國鬧得沸反盈天。
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中國人或許覺得美國左派的恐怖主義根本沒什麽恐怖可言,他們大叫大嚷的“武裝革命”,比起中國的“文化革命”來,顯得貧血而弱質。左派極端分子把建築物做為攻擊目標,東炸個坑、西開個洞——比起“紅色恐怖”、“十二級台風”中紅衛兵直接打死、捅死、活埋黑五類來,簡直是小兒科。
話又說回來,為人類的健康著眼,小兒科的事,也是應該認真研究的。
一、向美國政府宣戰
1969年10月7日深夜,轟然一聲爆炸,屹立在芝加哥海馬克廣場的紀念銅像驟然坍塌。炸飛的腿部殘肢砸落到附近的公路上。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廣場周圍樓宇足有100個窗子遭到破壞,敞著一個個恐懼的黑洞。
秘密編印的刊物“草原之火 ”宣稱:這次爆炸行動,是革命組織“氣象員”策動。這標誌著激進派組織控製了“大學生民主會”之後,開始了以暴力抗擊政府的時代。
六十年代末期是世界騷動的歲月,美國依然充當自由世界衛士的角色,滿世界忙著遏製共產主義擴散。越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戰爭的實質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較量。
中蘇雖然交惡,但在支持北越抗美這一點上還是一致的。當時,中國正在開展著文化大革命,嚴厲批判修正主義的外交路線,盡管國力綿薄,卻能傾囊相助越南兄弟。毛澤東宣布整個中國國土是越南的大後方,竭力顯示其在國際反帝鬥爭中的主導作用,樹立他自己的世界革命領袖的形象。
相反,美國跨海作戰愈來愈顯得力不從心,傷亡激增。大約每個月有1000具士兵的屍骨運回本土,打擊了國民的人心士氣,反戰情緒蔓延全國。對越戰的支持率由69年的七成,滑落到71年的五成,到戰爭結束前,支持率隻剩三成多了。
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對於美國政策質疑,共產主義思想悄然擴散。一些青年不滿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開展了突破封鎖的古巴之旅。
一個名為“Venceremos Brigade”的組織,把年輕人輾轉送到古巴,完成他們“幫助古巴人民收甘蔗”的轟動旅行。收獲甘蔗小分隊受到卡斯特羅政府熱情接待,賓主相談甚歡;另外幾個青年則到北越參觀,和北越政府官員接觸。後來,這些青年大多成為反政府的核心分子。
美國大學生民主會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本來由進步勞工黨 (Progressive Labor Party)掌控,在反戰情緒日益激烈的氣氛下,大學生激進分子不滿意進步勞工黨溫和保守的政策,斥責其為“修正主義”。通過辯論和重組,激進派控製了全國的大學生民主會辦公室。
為了標新立異,激進派自稱“氣象員”。
這名字的形成源於激進派和保守派辯論時,經常引用流行歌曲中的歌詞“------不需要告訴氣象員風向那裏吹”,用來昭示激進派是審時度勢、目光敏銳的思想家,是新形勢下的弄潮兒,不需要保守派對他們說三道四。
“氣象員”認為革命形勢已經成熟,美國四麵楚歌,分崩離析,到了一觸即潰的地步。“氣象員”要義無反顧地擔當起曆史重任:通過反戰、反種族主義把全國市民組織起來,推翻美國政府,一舉粉碎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社會主義。
“氣象員”認真建立了對美國政府的“作戰部”,製定作戰規劃。除去公開的遊行示威活動,更重要的是進行武裝遊擊戰爭。為了保存革命實力,決定參與武裝鬥爭的成員,轉入地下秘密活動,故而又有“地下氣象員”的稱呼(Weatherman Underground Orgnization)。
著名的人物有 : Bill Ayers,Kathy Boudin, Mark Rudd, Terry Robbins, Ted Gold, Naomi Jaffe, Cathy Wilkerson, Jeff Jones, David Gilbert, Susan Stern 等。
芝加哥大學女學生波納丁.多荷(Bernardine Dohrn) 是一位明星式的領導人物,她曾是氣象員組織的發言人,風姿迷人富有煽動性。她轉入地下後負責編輯機關刊物“草原之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繼海馬克廣場銅像爆炸之後,波納丁.多荷發表了向美國政府宣戰的聲明,以大無畏的姿態,堂堂正正地對政府開戰。
波納丁和另一位核心領導人物比爾( Bill Ayers )結為革命夫妻,在地下狀態生活十年。
二、美洲震蕩起驚雷
“氣象員”所以選擇海馬克廣場的銅像作為爆炸目標,是因為這座銅像有著備受爭議的曆史背景。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遊行示威,爭取八小時工作製。警察開槍鎮壓打死兩名群眾,5月4日,工人再次結夥抗議,警察列隊逼近演講敞篷車。忽然有人將一枚炸彈投入警察隊伍,頓時血肉橫飛。警察當即開火,又打死11名工人。
1989年,政府立銅像紀念因公殉職警察,銅像酮體高9尺,基座高六尺,座落在當年事發廣場,成為廣場核心建築---這就引起爭論,因為事件中不隻是警察死亡8人,而工人死亡更多——13人,還有工人領袖被法院判處絞刑4人,自殺一人。政府僅為警察立銅像紀念,顯示當局忽視民眾生命,試圖借助殉職警察壓迫工人意誌,宣揚警察暴力。
“氣象員”選擇此銅像作為第一目標,頗具政治智慧。
爆炸引起全國轟動,一時議論紛紛。芝加哥市政府將銅像修複,重新立起來,不到一年,另一聲爆炸,又把銅像放倒了。市長理查德(Richard.J.Daley)惱火萬分,派了警力24小時守護達兩年之久。思來想去畢竟不是萬全之策,1972年,市長最後決定,把銅像移到警察總部大院以求平安。
廣場上留下的銅像基座,成為表彰“氣象員”的曆史豐碑。上麵布滿了許多嘲笑警察、諷刺政府的塗鴉。儼然成了左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挑戰美國製度的擂台,這個“革命勝跡”一直保持了到2002年。
“氣象員”策劃了代號為“複仇的日子”的作戰行動,選擇了一係列的象征性建築物作為爆炸目標,引爆之後,“草原之火”鄭重發表聲明坦承責任,武攻文宣,配合默契。
有時候在放置炸彈之後,公告通知當局:茲定於某時某刻某地引發炸彈,敬請疏散民眾雲雲,以期達到最大驚擾社會的效果。一時間全美國爆炸聲震動東西兩岸,硝煙四起。根據警察報告,隻是1970年,全國發生3000多起爆炸案件,真是罄竹難書了。這裏,隻羅列例子若幹:
1969年12月6日,芝加哥幾輛警車被炸毀,聲明為抗議12月4日警察打死伊利諾斯州黑豹黨領袖( Fred Hampton);
1970年2月16日,三藩市金門公園警察站遭炸彈襲擊,一名警官死亡,數名警察受傷。而在3天之前,伯克利市警車在警員專用停車場被炸翻;
1970年5月10日,華盛頓的國民警衛隊聯合總部被炸,聲明為抗議俄亥俄州國民衛隊槍殺4名肯特大學學生;
1970年6月9日,紐約市警察總部被炸;
1970年7月27日,三藩市軍事基地(Presidio)被炸,聲明為慶祝古巴革命勝利11周年;
1970年10月8日,加州法院(Marin Conty Courthouse)被炸;
1970年,10月10日,紐約市法院被炸;
1970年10月14日,哈佛中心情報大樓被炸;
1971年8月29日,加州監獄辦公室被炸;抗議黑豹黨分子(GeogeJackson)死於監獄;
1971年3月1日,首府華盛頓爆炸,抗議美軍擴大戰爭到老撾;
1972年5月19日,五角大樓空軍部被炸,抗議美空襲北越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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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爆炸聲漸漸稀疏,斷斷續續響到1975年底。
在一係列反政府暴力活動中,“氣象員”的得意之作是一次成功的劫獄行動。
這次行動把著名囚犯迪莫西( Timothy Leary)營救出加州男子監獄。
迪莫西是心理學博士,他曾任伯克利大學心理學副教授,哈佛大學講師,一貫主張毒品合法化。迪莫西的入獄是因為家裏藏有毒品大麻。
“氣象員”把迪莫西從監禁處劫走,連同他的妻子一起秘密送到阿爾及利亞。一個國際販毒組織“兄弟永恒友愛會”(The Brotherhood of Eternallove)付給“氣象員 ”25000美元作為犒勞費。
“氣象員”由此更加聲名大噪,引起一些青少年的崇拜。街頭混混在一番惡作劇之後,也往往留下“氣象員”的標誌——一個大寫字母 M ,中間一道閃電貫穿——就像大俠佐羅所過之處用劍尖簽名的“Z”。
迪莫西沒有忘記留下一個紙條調笑警察,以致FBI發誓重新將其歸案。1974年,在阿富汗的喀布爾機場,迪莫西被綁架並遞解美國。為了減刑,迪莫西答應和FBI合作,給 “氣象員”造成組織破壞。
“氣象員”行動也有失手的時候,1970年6月6日,“氣象員”宣告它對三藩市法院的爆炸負責,可是這個爆炸並沒有發生。幾個月以後,工作人員在大樓隱蔽處發現一炸彈,其定時引爆裝置失效。“氣象員”的宣告有因無果,犯了急於報功的毛病。
“氣象員”另一次悲慘的失敗發生於1970年3月6日,隱藏在紐約市豪華住宅區( Greenwich Village)的地下兵工廠爆炸,三名“氣象員”(Theodore Gold, Diana Oughton, and Terry Robbins )死相慘不忍睹,他們本來正在裝配一枚炸彈,準備在新澤西的士官生舞會上引爆,這次爆炸是以殺傷軍人為目的,彈殼裏裝滿了鐵釘以增加殺傷力。
此次自作自受的爆炸讓“氣象員”損兵折將,暴露了紐約市的地下兵工廠。隨後,警察在芝加哥破獲一個彈藥庫一個兵工廠,在底特律、三藩市分別破獲一個地下兵工廠。警察評估搜出的彈藥威力時說:足可以把整條街的兩旁建築物統統夷為平地。
相比之下,“氣象員”組織的公開反對政府的行動並不很成功。
在芝加哥海馬克廣場銅像被炸毀以後,“氣象員”希望能借助聲勢號召數千人參加 “複仇的日子”行動計劃,目的是癱瘓芝加哥市。
但是他們隻招集到287人,這些人有備而來,戴著頭盔,防護眼鏡,甚至急救包。手持棒球棍、鐵管、鏈條、汽油瓶等作為武器。一聲呼哨之後,忽然一窩蜂似地向最繁華的黃金海岸街區進攻,揮手砸毀兩旁玻璃櫥窗、公司招牌,撕毀文件,焚燒象征資本主義的美鈔仿製品......騷亂進行了一小時就被平息,6個“氣象員”被警察開槍擊中, 70名被逮捕。
第二天,“氣象員”又組織了一支“娘子軍”重複同樣的暴力活動,可惜巾幗不敵須眉,五大三粗的警察,很快製服了她們。
“氣象員”模仿中國“紅衛兵”的打砸搶行動,沒有喚起民眾對他們的支持,很多市民稱他們為“暴徒”,“街頭流氓”,“瘋子”(They are all fucking crazy. )。組織了3次活動以後,再也召喚不到足夠人數,而那些堅定的街頭暴動分子,或受傷,或被捕,不能出頭露麵。運動後繼無人,街頭暴動難以維持,也就自消自滅了。
三、激情消退是寂寞
“氣象員”認為,隻要他們完成“複仇的日子”作戰方略,就會喚起人民風起雲湧的革命鬥爭,資本主義會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裏。然而,結果卻不如預期。這一連串的驚雷,沒有招來滿天烏雲,反倒成了幹打雷不下雨的政治景觀。
顯然“氣象員”低估了美國社會製度的穩固性,多數美國人雖然對政府的越南政策不滿,但是他們還忠於美國的社會製度。尼克鬆政府也同樣尊重反戰者的自由表達權利,緩解了反戰派的對立情緒。向華盛頓進軍的反戰示威也基本在和平理性的狀態下進行。
在美軍開始執行從越南撤軍計劃後,人民反戰情緒漸趨平息。社會輿論開始轉入如何醫治戰爭創傷的議題,朝野希望將心靈分裂的美國重新團結起來。
處在極端反資本主義前沿的“氣象員”回頭一看,背後已無群眾,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氣象員曾經有過一個堅定的同盟者——“黑豹黨”。
黑豹黨是從黑人權益運動中分裂出來的激進派,他們尊崇馬丁.路德金博士的理念,卻主張用暴力去實現。
黑豹黨發源於加州奧克蘭市,首先推出了“伴隨警察巡邏”的鬥爭策略而倍受社會矚目。奧克蘭的警察在執行社區巡邏任務時,經常發現背後有黑人兄弟伴隨。他們不言不語,荷槍實彈,隨身還有一份拷貝的憲法條款:美國公民享有擁有槍支的權利。他們一路跟來,監督警察執勤時是否歧視黑人,有無過度使用暴力------黑豹黨的這一招令警察既頭痛又惱火,雙方不時發生衝突。
當時在黑豹黨和其追隨者中間,流行一句諺語:“一個好警察,是一個死了的警察。”黑豹黨日益走向暴力,他們開始打造“好警察”活動,持槍伏擊巡邏人員,前後有11名警察死於冷槍暗殺。
FBI引用嚴厲的反間諜法,對黑豹黨展開全國範圍的追捕打擊。通過派遣間諜、收買內線、製造內部幫派鬥爭進行分化瓦解。在伊利諾斯州,為追緝首要分子,不惜手段,先派人對黑豹黨成員投下蒙汗藥,然後把昏迷狀態下的黨徒銬上手銬,甚至開槍打死還在昏睡狀態下毫無反抗能力的首領(Fred Hmpton)------FBI對黑豹黨的凶狠鎮壓,備受非議,卻也使得黑豹黨很快瓦解。
氣象員成為獨木難支。
令“氣象員”走向消亡的另一個原因是國際形勢的變化。
文化革命後期的毛澤東,掂量了中、美、蘇三國力量,放棄了反帝反修的兩麵作戰的方針,轉而聯美製蘇。這使得“氣象員”大失所望。很多人開始轉向反對毛澤東。
一些繼續支持毛主義的分子分離出去,和部分黑豹黨殘餘分子匯合,在1972年,組成了一個新黨,名字叫“美國共產黨”。其特別之處是在尾巴上加了括號:(馬克思 列寧),借以區別於莫斯科諸派別。這個黨人數無幾,卻一再出現在人民日報的版麵上。
中國國內形勢的進一步變化,又讓年輕的“括號黨”茫然無所適從。
他們不明白為什麽受到億萬中國人支持的文化大革命會一下子變成“浩劫”?為什麽才藝雙全、尊貴的毛澤東的夫人一下子變為階下囚?為什麽壓迫工農的“走資派”紛紛官複原職?
內部又經過一次分化調整適應階段後,美國共產黨(馬列)認為:鄧小平是背叛毛主義的叛徒。在鄧小平首次訪美會見吉米卡特的時候,他們糾集了上百人隊伍遊行抗議鄧叛徒。當時的美國舉國掀起中國熱,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封麵,“括號黨”的抗議聲音,成了不合時辰的半夜雞叫。
1989年天門廣場學生運動前後,中國駐美大使館、舊金山領事館麵前多次舉行群眾集會,表達海外華人聲援學生、抗議鎮壓的立場。此期間總有兩三個美國人尾隨遊行隊伍,散發傳單打倒鄧小平。同時,他們捧了毛澤東身穿綠軍裝檢閱紅衛兵的大幅照片,用毛澤東賦予紅衛兵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批判鄧小平的血腥鎮壓,宣揚擁毛倒鄧重歸文化大革命的理念,讓人們感到這幾個洋紅衛兵在搞革命大串聯。
從兩個絕然不同方向看待89天安門鎮壓事件的兩派勢力,在聲討鄧小平的口號下,走到一起來了。這個現象有些怪誕,讓人想到洪憲年間,國民黨和清室遺老一起反對袁世凱的場麵。
美國共產黨(馬列)不愧是徹底的毛主義者、堅定的“海外四人幫”。隻是人數稀少,幾乎成為政治恐龍了。
四,回歸社會有餘音
暴力鬥爭勝利無望,炸彈事件愈來愈引起更多人的譴責,“氣象員”們士氣大挫,長期的地下生活,使他們感到越來越孤立,有被社會遺棄的恐慌。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也要結婚生子,需要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能頭頂通緝令。埋名隱姓地躲藏一輩子。
1981年,比爾、波納丁這對革命夫妻,向行政當局自首。
他們前後各做過一屆 “氣象員”組織的主席,都被列為FBI首要通緝10人名單。
在二人自首之時,美國法院以“政府運作有嚴重錯誤”為由,把針對氣象員反戰、反政府的起訴都撤銷了。波納丁的確入獄服刑,那是因為她拒絕向法庭提供證詞,拒絕協助檢方在武裝搶劫案中指控另一位“氣象員”蘇珊(Susan Rosenberg )而被判了藐視法庭罪 。
波納丁服刑不到一年出獄。出獄後任芝加哥西北大學法律係副教授,兒童和家庭公義中心主任,人權組織的負責人等。她在做地下工作時就生了兩個孩子,又領養了被判入獄22年的氣象員戰友凱西(Kathy Boudin)的兒子。她是一個合格的母親和事業成功的女性。
波納丁的丈夫比爾,是伊利諾斯大學著名教育學教授。也是仍然堅持“氣象員”理念的人,2001年9月11日,他還對紐約時報說:“我並不後悔放置炸彈(攻擊非人群目標),我相信我們隻是做得還不夠多。”不過此時的比爾(Bill Ayers )教授,也隻是個言論上的極端分子,不再有任何極端行動了。
不少的氣象員則表示深深反悔當年莽撞無知;也有人說:“我們的信念是對的,我們的方法完全錯了。”
大部分的氣象員毫無阻礙地融入了主流社會,有的甚至成為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好像曾在峽穀懸崖奔流過來的水,他們曾經聚成激浪猛烈衝擊石岸,但在瀉入平原後,變成寧靜的川流,分不出哪一滴水曾扮演過凶惡的浪頭。
也有少數幾個例外,1981年,氣象員凱西和蘇珊(Kathy Boudin,Susan Rosenberg )一起參加了“黑人解放軍”(Black Liberation Army)組織的搶劫紐約州運款車行動,運款車載有160萬美元。凱西和蘇珊各駕駛了一輛搬家公司車子接應劫匪。這兩位白人婦女出頭露麵,顯然有麻痹警察作用。行動中發生槍戰,兩名警察一名警衛被打死。
凱西被警察當場逮捕,以後判處22年徒刑,當時她的兒子才14個月大。
凱西在服刑中思想發生根本改變,她對過去的行為表示了深深懊悔。這位曾研讀醫學博士的女犯,潛心研究獄中愛滋病人的監管護理,她創造了一套管理製度,並且推廣到全美國其他監獄。2003年9月,她服刑期滿出獄,年屆60,兒子在過去的氣象員戰友波納丁的撫養下,成長為一位學業優秀的年輕學者。
蘇珊在劫款後逃遁無蹤。1984年在新澤西州,蘇珊因為運送、儲藏740磅炸藥,非法藏有自動步槍、使用假證件而被逮捕。她衝著圍觀群眾喊:“我們隻是被逮著而已,我們並沒有失敗。”“武裝鬥爭萬歲!”
蘇珊被判最高刑期58年,在獄中蘇珊完成了她的文學碩士學位。2001年1月,克林頓總統最後一天在白宮辦公,簽署了對蘇珊的特赦令。至此,蘇珊服刑16年,年屆49歲。
不管怎麽說,蘇珊是氣象員中曆經滄桑而碩果僅存者,她稱自己是革命者,依舊維護極左派暴力革命觀念。出獄時還對記者說:“我認為激烈的暴力來源於我們賴以生活的社會製度,社會製度要對種種暴力形式負責。”
蘇珊出獄後成為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作家。她呼籲改善獄中婦女處境,尊重犯人人權。
2004年12月,Hamilton 學院聘請蘇珊出任比較文學教授,引起教育界一陣軒然大波。有人認為聘請是對左派恐怖主義罪行的漂白,直呼蘇珊為恐怖教授;來自當年搶劫案發生地點(Nyack,Newyork)的學者更是激烈反對,他似乎還不能遺忘當年血腥現場給當地居民造成的震撼。
維護校方這一聘請的人以學術自由為據給以反駁,教授RobertPaquette說:“若是希特勒能活著,以一個作者和社會活動家身份申請教職,也能在這裏找到一份工作。他可以給我們帶來與眾不同的視野,觀察德國曆史。”
爭論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愈來愈大,批評聲浪日益增高。最後蘇珊撤銷了她的申請,平息了風波。有人評論說:“在美國作為一個極右派分子,可以仍舊是一個好國民,做一個極左派分子,日子可不好過。”
蘇珊的日子是不大好過。在國內缺乏群眾支持,若事情無關痛癢,人們對她嫌而遠之;重要時刻,人們則對她圍而攻之。在國際上,也不像當年,可以從中國這樣的國家得到聲援或者資助。
30年前,中國共產黨把“恐怖主義”理解成“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的西式說法,並認為:“堅持不堅持武裝鬥爭或暴力革命是真假馬列主義的分水嶺和試金石”。中國慷慨解囊資助海外反政府遊擊隊活動,支援槍支彈藥,鼓勵他們在世界各地製造恐怖。今天,世界形勢大變,中共要和美國合作反恐,美國極左派的國際通道,也要堵塞了。
盡管蘇珊意誌依舊堅強,畢竟年齡不饒人,她已經不適於挎著自動步槍,翻牆越脊打城市遊擊戰了。
隻要你在Google輸入Susan Rosenberg的名字,就可以搜索到她的身影。這位頑強的女革命家——左派恐怖分子還在為自己的理念不倦奔走,給美國的這個色彩斑駁的社會,點綴了一點老辣的腥紅。
10-29-05
(11/1/2005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