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09
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能夠持續下去嗎?會不會出現一個危險的拐點?一個災變點?早在十年以前,就有各種悲觀的預言。但是,盡管這些悲觀的預言者抓住了大陸經濟的不少要害問題,但是,大陸經濟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一再令悲觀派陷入尷尬。
悲觀派究竟出了什麽錯?難道大陸經濟真有一種其他國家沒有的免疫能力,能夠永遠在缺少法治與公平的環境下高速增長嗎?確有一部分人產生了這樣的幻覺,但是,包括許多樂觀派在內,多數人並不相信大陸經濟有這種神奇的免疫力。大陸經濟增長的奇跡背後,有一些獨特的製度因素和曆史機遇,比如大陸獨特的土地和戶籍製度,給大陸全麵扭曲土地和勞動價格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而港資、台資又成功地把大陸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引入了出口加工業,搶占了冷戰結束後全球貿易擴張的先機,這無形中擴大了舊體製下經濟增長的空間。
問題是,這樣一來就減輕了大陸政治改革的壓力。“六四”之後大陸的當權者們利用手中的強權,把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和人口出生率下降而老年化尚未至的“人口紅利”,統通用於支持短期繁榮,用於增加權勢者的收入。十幾年下來,人民幣升值壓力日增,農村青壯勞力的資源日漸枯竭,眼看“和平紅利”和“人口紅利”就要被吃光,而大陸經濟並沒有做好產業升級的準備,還要麵對城鄉鴻溝不斷加深的社會危機。
看來,大陸經濟正在迅速地滑向危險的拐點,這一回,狼有可能真的要來了。大陸官方最近承認,最終消費占 GDP的比重已從20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曆史最低水平。一向為大陸經濟政策辯護的樊綱也幵始承認,消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窮人太多,尤其是農民,不是不想消費,而是沒有錢消費。按世界的平均趨勢,大陸目前的經濟水平,消費率應超過60%,也就是說,正是大陸的體製和政策,把億萬百姓,特別是把農民的消費壓到了一個極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報告說,中國大陸工資占GDP的比重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將近十億農村人口的純收入還不到GDP的10%。這些數字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足以發生革命。大陸的高壓體製再有效,人民的承受力畢竟是有極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何作為就成為決定危機如何發展的關鍵。最近一期的“動向”雜誌透露,麵對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各地政府確實是在擴大消費,不過不是擴大百姓和窮人的消費,而是擴大自己的消費。一份呈報胡錦濤的內部報告說,僅2006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行政超支的規模就達到了五千多億人民幣。這相當於近兩億內地農村人口一年的純收入,也超過了一億多農民工一年能夠帶回家的全部現金!
“動向”的報道還說,胡錦濤批示:“怎麽辦?怎麽解決?怎麽總結?這種狀況不允再發生。請政治局、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出處理、規範意見。” 不難看出,胡錦濤震驚之餘,並無良策。
地方政府無視中央,瘋狂擴大行政支出,說明地方官們對胡溫的路線並不合作也不看好,他們不顧現實的危局,借中央權力鬥爭和地方換屆,在權力過期之前紛紛出手,再撈一把,這種預期和行為,正是危機爆發最有效的催化劑。
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38%到28%?工資占GDP的比重還能降多少?從12%降到10%以下?在官肥民瘦這個危險的趨勢上,中國經濟已經走了太長的路,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正在逼近一個曆史性的拐點,而這個拐點很可能就是危機爆發的臨界點。
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有時間會找一下數據的出處。
解決農民問題不能單靠對農村的補貼,主要的還是要解決農村富裕人口的轉移問題。國家應該將投資重點放在對農民的教育上,並對其進行福利性的技術培訓。同時采取靈活的戶口政策,鼓勵農民進城。另一個重要的措施是應將土地使用權交給農民,農民有權出讓土地使用權,收益歸農民。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占有壓低了城市擴張的成本,但卻大大損害了農民利益。中國大的腐敗就集中在土地領域。沒有哪個國家在農民沒有土地的情況下使農民富裕起來的。
要說城市與農村最大的不平等,還是教育上的不平等。教育,尤其廣大農民的受教育問題是中國的最重要的國策,它關係到中國的長遠國運。
1.大陸經濟增長的奇跡背後,有一些獨特的製度因素和曆史機遇,比如大陸獨特的土地和戶籍製度,給大陸全麵扭曲土地和勞動價格吸引外資提供了條件,而港資、台資又成功地把大陸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引入了出口加工業,搶占了冷戰結束後全球貿易擴張的先機,這無形中擴大了舊體製下經濟增長的空間。
2。大陸的體製和政策,把億萬百姓,特別是把農民的消費壓到了一個極不正常的低水平。早有報告說,中國大陸工資占GDP的比重僅有1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50%-60%,將近十億農村人口的純收入還不到GDP的10%。這些數字如果發生在別的國家,足以發生革命。大中國的高壓體製有效,人民的承受力也比人家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