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報有感（一）政績背後

魏仁

近日來網上開鍋，熱議紛繁，話題多，關心大，見解對立，爭論火爆，不亞於文革時的大字報欄。似乎各類對中國命運，改革走向關心的人士都找到了用武之地。當然，最熱門的還是薄熙來，王立軍的故事，戲劇性強，緊張度高，雨鎖霧彰，曲折百轉，竹幕鐵幕風影難透，既有官場貪腐的驚心內幕，假公濟私，巧取豪奪，無本權貴暴富的奇跡；更有權場精彩的高手過招，出奇不意，令人眼花的瞞天過海，聲東擊西，忽南忽北的禦敵策略，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兩麵三刀，相互利用的勾心鬥角，盤根錯節複雜頭暈的關係網運作，還有海外諜影閃爍，情殺仇殺交替，案案相套的迷眩局麵，堪比好萊塢大片，勝過好萊塢大片。集情記恩仇於一體，中外古今陰謀於一道。而２月６日前的風雨，更是全部掩於門後，躲於台下，藏於黑箱，層層疊疊，不知幾重雲霧籠罩，難覓真相；千絲萬縷線索糾結，難近源頭，堪稱典型的中國傳統政治傑作，於幕後，於密室內風起雲湧，浪卷浪翻，分外奧妙。

對於經曆了文革的那幾代人，已習慣了絞腦汁，費心思，從蛛絲螞跡，含沙射影的潛台詞，推敲用字造句的寓意，對深宮內暗藏不露，卻又大起大落的上層權力鬥爭進行觀察，以看排名，看出鏡，一葉辨樹，一斑觀豹，來驗證上層鬥爭的結果。因為今日的中國官場依然還是，確實還是幾千年宮廷權鬥的延續，而對縱橫謀略的運用，對多種政治技巧的運用，中國人早已領先於歐美，不遜於蘇聯，世上曲指可數。這次的故事，還在一幕幕地展開，驚心的細節，情節有待下回表白，但其戲劇性的變化，已經使不少人吃不消了。

第一個吃不消的是，許多驚人的重慶經濟奇跡，光鮮奪目的城市變化，卻是由重慶政府引導的非透明經濟模式產物，是典型的政績驅動成果，是寅吃卯糧，爛賬墊底的衛星火箭，是用巧取豪奪不義之財支撐的投資項目，是化公為私，暗中斂財腐化的遮羞布。

例如 2011 年重慶經濟增速達到 21.4% ，財政收入增速高達 46% ，但是政府財政收入的 60% 以上，卻不是企業的產值收入，而是當地政府以土地抵押從銀行借款，得到的 1,309 億元土地出讓金，這樣的收入實在隻是一錘子買賣，有短期效應，卻難以為繼。因此重慶城鎮居民收入增速為 15.5% ，支出增速為 12.3% ，反而落後於四川居民的收入增速０ . ３個百分點，並沒有得利許多。

況且，土地的壟斷性開發，一直是權錢交易，官商腐敗的根源，多少錢為了公，多少錢進了私人腰包，富了地產商和官員，都是民眾無法有權知曉的＂機密＂，以至於百姓＂被隱性地奪去了大部份私產，甚至被奪去了幾乎全部財產，為國家的投資錯誤＂買了單＂，卻還在拍手，也是悲哀。

另一方麵，重慶政府的不少項目是長官意誌的產物，是從個人的興趣或小圈子的利益出發，因此無法監督不合理開支，避免浪費巨大的麵子工程、形象工程，而急需的教育、醫療等民生開支依然欠賬很大。例如重慶市在龍頭寺公園投入的 11 億元，就相當於渝北區十一五期間全部的教育投入，該區應修而未修的中小學高達 70 多所，學校被迫實施大班製，收取昂貴的擇校費用，民眾急需的區人民醫院和區中醫院擴建工程更是遲遲沒有動工。如果說薄熙來在大連不顧法國梧桐的生長條件，硬性推廣種植，把國家的錢打了水漂，那在四川重慶不顧自然規律，挖去珍貴市樹＂黃桷＂，花數百億大種銀杏樹，便又是一個拍腦門決策的典型，隻要＂一錘定音＂的威勢，聽不得不同意見。

中國的社會，為何政績工程、麵子工程、形象工程總是斷不了根，５８年就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謬，＂千斤稻＂＂萬斤棉＂的＂大躍進＂高產衛星，＂１５年，２０年趕英超美＂夢臆，＂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空想，７５年有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極左理論，９９年有阜陽白宮的怪物，究其原因，第一是因為＂唯上唯官＂的官場傳統根深締固，上級任命製產下的惡果難改。當上級掌握了下級全部的榮辱升遷，甚至個人全家性命以後，下級當然要花費心機，揣摸透上級的愛好，弄點領導一看就喜的政績工程，才能盡早升官，而去幹見效慢，得罪人，難以＂立杆見影＂的民生，教育，科技等基礎工程時，即使累死苦死，也難得到提拔，個人不得誌，家庭跟著窮。大搞麵子工程、形象工程，賣乖取巧討了上級所好之後，就能走捷徑快速升官。所以在當今中國鮮有肯花苦功夫，去造＂萬裏長城＂的官員，對環境汙染，生態問題的忽視，對就業難，就醫難，對弱勢民眾的無視，當然就會普遍，因為不管政績工程是如何的＂驢糞蛋子表麵光＂，還是象＂皇帝新衣＂一絲不掛，哪怕就是個＂豆腐渣工程＂也罷，升官壓倒一切，所以不少官員依然熱衷於此道，層出不窮，變著法兒的去搞＂短平快＂，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人類對權欲的迷戀，瘋狂的追逐，是催生一切怪胎的根源。

政績工程斷不了根的第二個原因是有利可圖，甚至是有暴利可圖，在權力的經濟效益麵前，大搞政績工程就能發大財，在政府一把手權力高度集中，全麵壟斷多種資源的情況下，尤其是掌握了土地的開發權，資金調撥權，要在中國做大買賣，就要找權力的靠山，雖然不少企業家背後罵娘，但在利益的驅使下，必須高價購買“權力的保護，”當好孫子，當好奴才，把關鍵人物伺候好了，進了小圈子，才能賺大錢，於是不但國內商人擠破頭的拉政治靠山，就是英國人，美國人，也是入了鄉隨了俗，奔著個高官的權力去，以出力為榮，進了小圈子為耀，替高官子女留洋鋪路，海外洗錢賣力，也是時髦。許多政績工程正因為是靠一個人說了算，就為巧取豪奪，化公為私提供了操作平台。中國是一個決策權與經濟權都掌握在同一個人手中的國家，中資，外資企業要在中國運作不得不投資經營“關係”網。在推崇特權的中國社會，以政績工程謀利，不會斷根，既使本人不願涉入，但家人子女有幾人脫俗，幾人還會象趙紫陽那樣，願從趙大軍，趙二軍查起？

政績工程斷不了根的第三個原因是決策的不民主，長官意誌為中心，黨內，政府中沒有形成容忍不同意見，容許爭論，互相監督、競爭共存，尊重少數派的製度化的民主體製。在幾千年來崇尚的威權主義烙印下，慣用權力，大棒壓服反對的意見，甚至是正確的意見。

本來＂八大＂確定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很得黨內外的民心，符合社會多數人的願望，劉少奇在 1948 年 9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中就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 1951 年 5 月 7 日他在中南海春耦齋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說： “ 新民主主義階段將是很長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間 ” 。

但是在５３年後就逐漸背棄了＂八大＂路線，大搞脫離社會生產力實際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是打擊了民族資產階級，把他們排斥於革命階級之外，上至宋慶齡，下至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都入了另冊，＂過了河就拆了橋＂，毀了統一陣線。第二是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剛分到手的幾畝地一頭牛，還沒用上幾年，就要歸公，交公糧的指標一升再升，不許農民自己留口糧，自己種自留地，養雞養豬。第三是黨內大搞＂一言堂＂，隻許集中，沒有民主。周恩來，鄧子恢，陳雲對＂三麵紅旗＂，＂大躍進＂稍有疑問，便是大批特批，＂離反黨右派不遠＂，撤了鄧子恢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架空了周恩來，對直言大躍進弊端的彭德懷，更是非打成＂反黨集團＂，置死地而後快。此時，長征路上的＂唯我彭大將軍＂不算了，抗美援朝臨危受命的功勞都沒了，八千人大會後雖然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順應時勢，調整方針，走出了困境，但經濟形勢一好，有點飯吃， 1962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便以＂階級鬥爭為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狠批黨內的階級鬥爭新動向，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於１９６６年發動文革把一線的劉，鄧，陶，陳雲鄧子恢，全部打下去，辛亥革命幾十年後，又迎來個封建家天下，又是一個皇帝。＂享受著五千年來封建帝王做夢都想不到的現代化生活，掌握著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客們享受不到的封建特權”。

如何治理政績工程馬屁工程，花架子工程？第一，政府一把手不能過於集權。一個國家，沒有領袖不行，沒有對領袖的監督和製約更不行。十月革命前列寧認為由民眾直接選舉官員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能防止官僚壟斷腐敗，但後來行不通，“僅在革命前三個月，中央就舉行了三十多次會議”， 幾乎三五天就舉行一次大會。 1917 年 10 月 23 日，中央委員會選出了 7 人組成的武裝起義政治領導局，起義之後的第三天， 1917 年 11 月 10 日又成立了黨中央的“四人小組”， 即最早的“政治局”，成員為列寧、斯維爾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有權在其他中央委員不在斯莫爾尼宮時，決定“一切緊急事務”。 俄共七大（ 1918 年 3 月）之後由五名中央委員組成書記處，負責人為“總書記”，八大（ 1919 年 3 月）以政治局取代了中央全會。 1922 年 4 月俄共十一大後斯大林同時進入政治局、組織局，還成為書記處的總書記，集三要職於一身，此外還兼任六部委的負責人。此事引發了列寧的憂慮：“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斯大林正向“個人獨裁”走去。

斯大林則在十三次代表大會上，聯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否定了列寧關於調離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提議，擊敗了托洛茨基，免去他的軍委主席職務。 1925 年在俄共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聯合布哈林、季可夫戰勝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並通過親信伏羅希洛夫，控製了軍隊與保安機關。 1927 年俄共黨的十五大，斯大林打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聯合反對派，逼使他們自啐自棄，盡力抹黑自己，想方設法給斯大林臉上貼金貼銀，承認他的正確、英明、偉大。而在 1934 年俄共十七大選舉中斯大林又與卡岡諾維奇合謀，隱瞞了 300 張選票。最後在 1937 至 1940 年之間把十七大選出的 139 名中央委員中的 98 人和 1966 名黨代表中的 1108 人或者槍斃，或者關進了集中營。以政治局取代中央、以書記處取代政治局、以總書記取代書記處，斯大林成了權力中心之中心。

1944 年毛澤東把“我黨的奮鬥目標”，定位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製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 1945 年 9 月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將建立美國式的民主製度作了進一步說明：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的公開姿態是要執行憲法，但在黨中央的另一次會議上，他卻說： “ 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製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隻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8 月 28 日，毛澤東已是黨的軍委主席，又是黨的主席，於是也是集黨政軍為一人，完成了獨裁的進程。

正如 1981 年通過的中共中央 “ 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 中寫到：“中國是一個封建曆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製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麵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曆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製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製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這段話即直指個人專斷是導致文革產生的重要因素，其實也指出了政績工程的根源，一把手數權在握，即有項目決策權，又有財權，更有人事權，如果書記硬要上馬做項目，勢必造成“上級不好監督、同級不願監督、下級不敢監督”的監督“死角”現象，政績工程難免。

“上級不好監督＂是因為不明情況，＂同級不願監督＂是怕得罪人，＂反正不是用我的錢，同事間和為貴為上，今後有個相互造應＂；＂下級不敢監督”是因為升遷關係在一把手手裏，同級不管，上級不問，何苦自己當個＂出頭鳥，刺頭＂，給領導難看就是堵了自己前程，所以領導一言，一片叫好，越叫越好，就是正常的考證，理論，多方麵看問題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情況不改，政績工程不絕。如果把土地開發權從一把手手裏拿走，交給國土局，由各種專家，官員組成的評審會確定其開發可行性，估計資金投入，環境影響等多種因素，並和有關民眾溝通，是否可以增加決策的科學性，執政的透明性，真正黨政分開，執政為民？而國土局評審會不是由固定的專家，官員組成，因項目不同而變，這樣是否又可以防止受賄與權力的濫用。同時，使一把手與財權，人事權分開，由財務，人事的專家負責，是否也會避免過度集權？

還權於民，還權於社會，對集權數千年的國家，對迷戀，享受特權的國家來說，不是件易事，而是個漫長的過程，但隻有走出集權－特權－腐敗－內戰的循環，才有社會的穩定，民族的進步，國家的強大。

美國近年來在處理汽車工業破產時，也推出總統的特使，＂汽車沙皇＂，對總統負責，協調處理汽車公司財務，債務清理等多種問題；而公立學校，政府部門有破產危機時，也有州長任命的＂緊急財務督辦＂，除清理財務債務問題外，還有立刻任免官員的權力，因此有些媒體也稱之為＂獨裁者上台＂，＂民主的退步＂，對建國來一貫警惕＂大政府專製＂的美國人來說，爭議極多，議會討論其合法性，民眾質疑其合法性，讚成者說，反正是＂臨時工＂，幹得不好，馬上下台，不會有機會腐敗，在＂眾矢之的＂之下壓力極大，專業要求強，不是美差。反對者說，這些＂欽差大臣＂由總統，州長任命，不是民選，難免隻顧及部分人的利益，難為人民服務。目前為止，爭論還有，效果還在檢驗中。

美國的社會當然也有貪官汙吏，但貪腐的成本太大，處罰極嚴，不值得冒險。如果收公司二十美元以上就不能處理與此有關的業務，收禮五十美元便是受賄，恐怕即使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願意犧牲多年苦讀，鞍前馬後出汗得來的烏沙帽。美國底特律前市長，韋恩郡的部分官員，也讓其父親好友成立個公司，把政府工程包給熟人，又由熟人把錢轉入自己賬下或妻女賬下，結果媒體爆光，出示其私下的個人銀行來往賬目，與商人相互間的電子郵件往來，原始的賬單簽字，難以抵賴，入獄罰款丟官丟人。還有把警員退休金挪用二千萬美元的官商，瞞天過海，三人分錢，結果一個自殺，一個逃走，一個入獄。因為在美國執政，眼睛太多， FBI 發傳票，媒體揭發，同僚告狀，隻有夾緊尾巴才可善終。如果要搞政績工程，不是隻要得到上級許可就行，而是要讓選民看到好處，選民參與項目決策和可行性論證，決策執政法律化，透明化，沒有法律行政化的市場，敬畏法律，敬畏民眾，因此政績工程難搞。況且，州長，市長等一把手都沒有財權，修橋築路要州議會，市議會同意才行。

要杜絕政績工程，還要有黨內的民主為保證，執政黨內的民主，是社會政治文明的基礎。一旦執政黨內的民主製度化，黨內不同政見、不同派係的分歧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黨內可以公平競爭，互相監督、競爭共存，形成相互製約的派係，對黨對國家民族，都不是壞事。黨內的民主製度化以後，對項目的上馬，下馬不會一人定音，有不同看法，不會是＂反黨反革命＂後，才能集思廣議，匯集大家智惠特長，避免＂豆渣工程＂，荒唐的衛星工程，對國外引進的高鐵等好東西新技術才能及時消化吸收整合改進，不會片麵地為了普及的指標，為了政績，而一擁而上，不管情況，一高二高再高，直至高鐵翻車撞車出事，花了血的代價。沒有黨內民主的製度化，隻有高居於憲法、黨、國家、軍隊之上，不受監督，不能批評的領袖則隻能帶來＂最專製暴虐的統治 ” ，產生為害民族，國家，反文明的曆史浩劫，複辟了比資本主義還落後的＂封建專製主義的家天下。＂

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有官二代，富二代，在從政，經商的過程中，這些人也確實比普通民眾多了不少先天的條件，資源，機會。可是在民主國家，越是有名的官二代，富二代，越是有更多眼睛盯著，媒體，大眾對他們的監督，要求更多，更高。於是不少官二代，富二代為了不丟祖宗的臉，為了今後得到民心，從小便精心塑造個人形象，許多人願意低調簡出，慎言謹行。歐洲的很多皇室子弟雖說比普通民眾升遷快，但也要去軍中，陣前吃苦，貴族學校裏看不到席夢思，沙法床，住校就要睡硬板床，野外訓練就要風裏雨裏摸爬滾打。公車接送，立刻見報出醜，泡妞泡雞，馬上有麻煩，醺酒吸毒，花天酒地，輕則沒皇位，重則入獄，日子沒中國的官二代，富二代好過，特權沒中國的官二代，富二代多。

2010 年 9 月 11 日，新華社主辦的《半月談》首次談及 " 紅色富豪 " 的話題，指出中國存在權力衍生財富的現實。《人民日報》和《南方日報》 2010 年報道的數據表明，中國有 3000 個家庭控製著價值 1.7 萬億元（ 2489 億美元）的財產，人民論壇雜誌（ People's Forum ）民意調查顯示， 91% 的受訪者認為 " 新富階層從與政府官員的關係網中獲益 " ， 86.5% 的人對 " 政商分離 " 的前景並不樂觀。從 2006 年到 2009 年的“兩會”前，《人民日報》和人民網連續進行同樣的網絡調查，反腐倡廉除 2007 年排名第二外，其他三年均列第一。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發布關於禁止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經商的決定，規定凡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國營、集體、中外合資企業，以及在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而興辦的勞動服務性行業工作者外，一律不準經商。

然而，在中國曆史上，打江山的一代，理想主義者多，投機的少，因為台下造反，要冒殺頭的風險，好處太少，而上台後的好處，當然是多的數不清了，所以要與權力分割，不搞終身製難；有權了不謀點利更難，權商勾結，壟斷政治，社會，自然資源當然是有關切身利益的發財之道，如果也象美國＂政客那般作秀，＂網上一輸入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州長，市長，包括駐華大使駱家輝的名字，每年的收入，稅務，財產一目了然，那貪汙腐敗也就會有極大的難度。

如果實事求是，依法辦事，以薄熙來事件為契機，推出監督和防止高級領導及家人「貪汙腐敗」、「專權違法」的製度性政治改革方案與辦法，依法處理薄熙來及其家人「違法亂紀」事實，加強各種社會監督，落實新聞自由法，加強黨內民主的的製度化，這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必然會有影響深遠的意義。因為社會的思想觀念是政治體製改革之母。正確的民主理論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會變成推動民主憲政法治的物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