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老兒 -------- 冬民

老父已近九十，老兒四十開外，但這四年中，每年一次的回國探親，每周一次的越洋電話，倒是拉近了父子間的距離，倒使父子間的話題變多了，父子間的情感比以往的任何歲月都濃了。或許，因為都有了年紀， 以往的血性被這歲月磨軟，以往的固執被寬容代替，以往的代溝也被理解填平；或許，因為都經曆了人間滄桑，歲月起伏後，霍然回首，悟透人情，看破炎涼，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來日無多的父子親情，家庭親情；或許，因為再也不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人際關係不必上綱上線，不必全麵緊張，多了人情味，少了火藥味。

這份遲來的親情雖然以童年的孤獨，少年的困惑，青年的憤怒，中年的歎息為代價，但這濃於水的血緣親情，畢竟有著金錢無法衡量的價值，時空無法隔斷的牽掛，語言無法表達的回味，在這老父的暮年，在這老兒的餘年中閃光。

以前我以為童年挨訓的原因是長得不討人喜歡，因為時至今日，依然有人說，“你爸英俊小生，你媽大家閨秀， 你呀，沒有他們的優點！”又聽說，我父親第一次見到才出生的我時，一個勁地喊我，“小邱，邱吉爾！”而我不知邱吉爾為何物，後來見到叼個雪茄煙，鬥牛犬模樣的邱吉爾漫畫，坐在馬桶上怒目圓瞪的邱吉爾照片，才覺悟不討人喜歡的原因。但上周打電話時，父親說翻出我兩歲時坐在北京台基廠頭條二號的門前，自己玩手指的照片，“大頭大腦的，很是可愛。”又說見到母親抱著才滿月的我，寫著“你看囡囡象誰？”的照片，還有剛到上海時，摟個洋娃娃，牽個小汽車，咬著棒頭糖，站在虹口公園樹下的照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呀。”於是頓感受寵若驚，於是頓感騰雲駕霧，原來我也曾可愛過，也曾是父親的“囡囡”。因為從我記事起，隻見別人的父母“心肝”，“寶貝”，“囡囡”地亂叫自己的兒女，而我與那兩字無緣，隻能跟在保姆身後走開，隻能心中含淚。

父親又告訴我，因為母親生病，我一真是全托的，隻有每個星期天的中午，他帶我外出兩小時，共進午餐。有時他晚到了，即使是下午一點，兩點，我卻依然蹲著，等著，常常是掛著滿臉濕的，幹的眼淚，一見到他便笑著，喊著跑去，抓著不放。每次送我回去，又總是不肯，哭著喊著，“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不去，我不去！”父親說，“你那時隻有兩歲多，真慘呀！”又歎息著時至今日，依然會夢見我喊他的聲音，聽到我的哭聲。我卻茫然，缺少父母的童年固然沉重，但畢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實在遙遠，仿佛是別人的事，又仿佛童年時已流光了今生的眼淚。

老子看兒子要看到年老時，才可以看出點可愛來，也是悲哀，卻又是個無奈。即使是童年時想要慈父，成年後想當慈父的我，在看到血淋淋，黃糊糊，剛剛剖出來的女兒時，也是愕然，也是恍惚，而後來對女兒的評價也是負麵為主。一會兒說，她有四個下巴，“象個吳法憲！” 一會兒又說她的前世大概是個和尚，喇嘛，頭上“顆粒無收，寸草不長。”想來看自己的下一代，挑刺的多，而看到第三代的父親卻在同樣的照片上看出了許多的可愛。“大眼睛，雙眼皮，大額頭，櫻桃小嘴。” 至於那不高的鼻子也是中國特色，“不要緊，不要緊，以後會長高的。”使我在為女兒慶幸時，更為自己的塌鼻子叫屈，不但父母的高鼻梁一個也沒給我，而且從小便被親戚朋友，鄰家毛毛，加上自己的雙手捏個通紅，失去了高度，更失去了自信。

後來我帶十一個月的女兒第一次回上海探親時，父親不僅興師動眾，要了汽車，請學生陪著，到機場苦等四小時接機，而以後每次出門，更搶著推童車，向門房老伯，菜場阿姨，左鄰右舍，單位同事一一介紹，“孫女兒，美國回來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而害得剛畢業便失業的兒子心裏打鼓，硬擠出個笑臉，編話兒蒙混過去。一次在淮海路上，我正和鄰居說話，偏偏手推車的閘鎖死了，父親又不得要領，情急之下，連孫女帶童車一把抱起，一鞠一躬地走著，把路人看了個發呆。

每次我喂女兒時，老父親總在一邊張嘴使勁，“啊嗚，啊嗚，囝囝吃，多吃好長大呀。”有時他的表情太多，弄得女兒停了下來，一蹦一蹦地看著他笑。而從來沒有換過一片尿片的父親又總是催我去檢查女兒的尿布，“濕了以後小屁股會難過的。”即使我幾次告訴他這是尿不濕的美國尿片，他卻總是忘記，似乎那濕的尿片正貼在他的身上。有時見我二十四小時圍著女兒而轉，讓我出去逛兩個小時街，或者看一場電影，由他陪女兒“玩騎馬”，“開火車”，“辦家家”。我進家門時，常見到老的騎在椅子上“嗚嗚”的學火車叫，小的兩腳四輪的在學步車裏橫行，“嘎克嘎克”地笑；有時素性把小的駝在背上，滿房間的學馬跑，學馬叫，忘了樓下的鄰居會抗議，忘了自己的年齡，似乎我童年沒有的歡樂，他正加倍地給我的女兒，為他自己，也為我早逝的母親。

人生一世，父子一場，有多少人能說清這父子間的情仇愛恨；有多少父子因為個性，因為政治，因為金錢，因為代溝形同陌路，形同水火；有多少父子最終還是無法相互理解，相互體諒，相知而不相親。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父親住在一起的時間裏，隻是體會到嚴父的無情，體會到代溝的無奈，體會到特定時代的冷酷。雖然我在文革中不信他是軍統特務，中統特務，CIA特務，不信他是壞人，但感情上依然是不可親的成份居多，認為他嚴厲過頭了。況且看不起他一會兒被人打倒，一會兒又去打倒別人，尤其是嘲笑比他更落魄更慘的人。當然，我曾從垃圾箱裏爬進父親的學校，為了遠遠看看低頭掃地的父親，或者看看排隊從“牛棚”裏走出請罪的父親，而看見紅衛兵打落父親的眼鏡，抽打父親耳光時比打在自己的臉上還火熱，還疼痛。但是，即使是在文革後，還是不能和父親談政治，談文革，談曆史，談人物，因為兩代人截然不同的觀念，截然不同的論點在這社會大變革的時候，常常顯得異常的敵對，異常的矛盾。

然而，最近的十幾年中，父子間的各種觀念卻相近起來，共同的語言卻多了起來。尤其是在我經曆人生挫折，事業困境的艱難時刻，父親處事的沉著，冷靜，有條理有遠見使我受益匪淺。而對名利對金錢的淡泊，對社會腐敗的鄙視，對人生價值的反思，對自己錯誤缺點的反省，倒使我敬重起父親，心靈上走近了父親。我不會忘記，他對我說過，各人的成就有大有小，但人生的追求不可停止，學習不可停止，人生的目標不可缺失。有清晰的人生，才會有充實的生命。一生的意義不是看給自己留下多少，給後代留下多少，而在於給大家留下多少。杭州的百姓忘了比蘇東坡，白居易官大權重錢多的人，但卻沒有忘記給百姓造了堤壩的小小縣令，以白堤，蘇堤來記念他們。又說燈紅酒綠總是一時，紅樓豔夢也有散時，醉生夢死折壽，平平淡淡延年。於是父子間常常大笑，笑天下可笑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而帶他去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林肯記念堂，尼亞加拉大瀑布，更是和我一樣留戀忘返，津津有味，共同欣賞，讚歎，同時又記筆記，又背下英語的詞句，令老兒自歎不如。

今年六月十六日帶女兒回國探親，十七日晚上十點二十抵達家門，卻見門口有個熟悉的身影翹首待望，隻是再也不象往年那樣不停走動，而回家的步子也遲疑了許多，但那神情十分開朗，講話非常清晰。進了家門，看著我女兒直笑，一個勁地說長高了，長高了，象個小大姑娘，隨後又去廚房替我端出一碗稀飯，指著桌上放好的鼎日有福建肉鬆，高郵鹹蛋，茭白炒鱔絲，連連催我快吃，還特地指著一碟豆瓣酥說，那是他三月剝好的蠶豆，放在冰箱裏，專門燒給我吃的。“你出國十九年沒吃到了。”那神情酷似當年每天給我盛飯，等我吃飯的老祖母。而在上海的一個月，他又是請客去北京旅遊，又是請客看各種表演，又是給女兒教育經費，幾乎是他全年工資的十分之一，但他自己卻在沒有空調的小間居住，把空調的大間讓給我們。

父親的人生十分坎坷，青年時祖父八一三抗戰死去，中年時妻子去世，老年時唯一的兒子又在天涯。可是他說，“小時候你每星期天等我，現在我每星期六等你電話，每年等你回去，我們扯平了。”但是我知道，隨著分別的臨近，他越來越頻繁地一個人用麻將攻五關，不知是為我們祈禱，還是安慰他孤寂的心靈。一個月的時間對他來說，總是太少，太短，因為要再等十一個月才會再見，而八十九歲的人又是等不了多少年的。父親為看到十二歲的孫女高興，更希望能看見孫女進大學，我希望他的願望能夠實現，再和他一起，半夜兩點，三點看世界杯足球半決賽，決賽，和他一起，迎來家中第三代的留美大學生。

記得我在失意，失業的時候，看的最多的是父親帶我女兒的錄像帶，女兒說，“阿姨古裏，阿姨古裏，大大大。”父親也說，“阿姨古裏，阿姨古裏，大大大。啊呀。”“大大大大大。”女兒又說，“大大大大大，滑稽呀。”父親接著說，“哈哈哈，嘎嘎嘎。”一老一小同時笑了，弄得看錄像的我也笑了，笑出了滿臉止不住的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