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後，王倬把家裏的金戒指交給朋友王遠澤，讓他上西北賣了戒指買銀元，倒騰銀元來賺錢。沒想到這小子也是個半吊子，錢沒賺下來，金戒指倒讓他賣了當路費了。後來王倬說幹脆來個無本萬利的，畫人民幣，印假火車票，這玩藝兒來得快，等弄出來自己也瞧著不像，沒敢出手。後來參加了工作，王倬覺得作個小職員兒起早貪黑地這麽幹，掙那倆錢養活這幾口人還緊緊巴巴的，人家大幹部一月頂他好幾個月的，坐汽車，孩子上寄宿學校。這胡同裏有個教授，獨門獨院，那房子真氣派！一走到他的門口王倬就眼熱。
前幾年國家頒布了科技發明創造獎勵條例，王倬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他選了個一鳴驚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難題之一，發明“永動機”。他想這東西要是弄成了，就是發明家，就會世界聞名，國家獎金、諾貝爾獎金絕對跑不了。資料、書籍沒少買，業餘時間全搭上了，熬得王倬頭暈眼花，還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終於製成了。誰知成果報到科學院，人家回答說永動機這東西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不可能的，選這個題簡直是異想天開。當官王倬是沒門兒，當發明家人家又不承認，幹脆，王倬決定來邪的，學騙術！那以後王倬就開始研究騙術，古代的，外國的，土騙子，洋騙子，都拿來研究。當兵時王倬開小差回來，偽造過路條，偽造過介紹信，都成功了，幹這玩藝兒成功係數大，就幹這個。
王倬在單位，有機會見到周總理的批示。總理的批示，下邊總是無條件地執行，叫總理給王倬批錢？那是不可能的，用總理的名義行騙，準能暢通無阻。１９６０年２月，王倬的處長曾拿過一張普通紙寫的信，上邊是一位首長給副部長隨便寫的幾個字，讓辦一件事，就這麽幾個字，那麽一件事就辦成了。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邊寫信寫字用紙也不是特製的呀，行，有你寫的就有我王倬寫的。王倬決定寫一個批示，讓人民銀行交一筆巨款。
從那時起王倬就開始作準備。有一回上公安部禮堂看電影，看舞台兩側掛著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和周總理的題詞，王倬當時就找了一張紙鋪在膝蓋上，用鋼筆把周總理的題詞臨摹下來。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筆在報紙上練。練得能夠以假亂真了，又練偽造公章，公章練像了，就開始進一步實施騙術了。他在北海後門小百貨店買來刻刀、毛筆；在王府井買來蠟紙、刻筆、印泥。刻字鋼板不是買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從部裏邊找的，原是國務院來函信封，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其它字都是鉛筆字，用橡皮擦掉就行，舊信封當新信封用。公文紙好辦，外貿部有，隨用隨拿。
３月１４日、１５日兩個晚上，王倬都在練習書寫假批示和假介紹信，同時構思具體行動目標和行動方案。１６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決定了行動時間。為什麽確定３月１８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為這天晚上是外貿部的學習時間，要不參加，會引起別人懷疑。星期六也不行，這天下午許多單位也是學習時間，要在這個時間去銀行提款，就顯得很特別，如果銀行不能及時付款，時間一長就可能露餡兒。所以說隻能選擇星期五。
頭一天，３月１７日晚上和夜裏，王倬著手正式製作公函和介紹信。按照慣例，王倬先用鋼筆在公文紙上寫了要求撥款的請示，然後模仿周總理的口吻、用毛筆模仿周總理字體在邊白上寫下總理批示。信封寫上“速辦、限時”等字樣。這是交涉提款時用的。提款時還得用介紹信，介紹信是用鋼筆在一張白紙上寫的。“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見到過的樣式，製成方形的，先在蠟紙上刻好，然後在蠟紙上塗上紅印油印上去。
王倬寫這項撥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來頭，誰敢懷疑？誰敢不從？他寫撥款是為了修繕寺廟，並且要求在當晚９時西藏活佛講經會上出示，這符合當前報紙廣播報道過的這類消息，也符合當時政策。１９５９年平息西藏叛亂，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動是當前國內最有吸引力的事情，這樣，晚７時送現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銀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撥款數為什麽要寫１５萬元至２０萬元呢？因為款子少了用不著由國家總理來審批，也用不著驚動毛主席。提兩個數額，因為在國家機關下級向上級提這類建議請示，按慣例都提兩個或更多幾個方案，供上級權衡定奪。為什麽要寫有中外記者參加拍攝影片？那是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舊票和捆得好些的話找個充分的理由。新票有號碼，或許號碼還挨著排著，這種票沒法花，一花就被查出來。捆得結實規整是為了便於包裝運輸。末尾寫上“７時務必送到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所）”是考慮，７時是單位下班之後不久的時間，人民銀行的人急著下班，這時候辦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飯店，那是因為國家民委就在民族飯店後邊，西藏工委的人來京辦事，住在民族飯店是順理成章的事。王倬去過民族飯店，這類大飯店有個共同的特點，隻要穿得好，像個大幹部或像個大機關的幹部，不管在哪裏就暢行無阻。單位名稱的來曆，說實話，王倬也沒仔細調查了解，蒙著來；自從１９５９年平息西藏叛亂，西藏工委這個詞就不絕於廣播和報端。宗教事務所是根據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推想出來的，何況王倬上下班每天都從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前經過。
王倬自認行動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幹起來也信心十足，但卻忽視了一點就是趙全一這個名字。由於偽造信件時比較緊張，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給朋友起過的這個化名。
３月１８日下午王倬上了一會兒班，估摸著時間差不離了，一看表，３點半。王倬找到處長，說，他母親這兩天身子骨不怎麽合適，早就說瞅瞅，工作忙，就這麽拖著，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誤了，今天要是調得開，就準備帶老太太上趟醫院。說到這個份兒上，處長還能不答應？傍晚四點，王倬騎自行車離開單位，到家裏大約是４點１０分。經過小廚房，老太太正在埋頭做飯，王倬沒驚動她。把自行車放在窗戶下邊，就進了屋。上大機關進大飯店衣冠楚楚儀表堂堂就是通行證。王倬換上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麵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個紫皮練習本權當收發文本，把製作的公函、介紹信等裝進一個牛皮紙大信袋，反正這種大信袋國家機關都有。臨走又想起那麽多票子得準備條繩子，抽了條繩子卷巴卷巴塞進手提包。大概是沒見過太多的票子，王倬隻準備了一個手提包來裝錢。就這樣騎上自行車出了家門。老太太問兒子怎麽回來這麽早，王倬說今兒有事要辦。後來臨走時她又問王倬怎麽又出去，王倬說有事，你別操心。
５點３０分王倬騎自行車來到西交民巷，等了１０分鍾，王倬就走進人民銀行總行東部大門。門衛問是幹什麽的，王倬說是國務院的，送一個急件。警衛讓王倬去傳達室。王倬說傳達室在哪兒，警衛一指，在院子東南角。進去一看，屋內牆壁是淺藍色的，一個４０來歲的傳達員問明王倬是幹啥的，當得知王倬的意圖後，就指點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門往西，走進西邊大門，才弄明白這邊是總行辦公的地方，東邊是對外營業的。警衛問明來曆，讓王倬進大門到傳達室。傳達室裏有一個中年男子，他讓王倬進裏邊找秘書室。到了秘書室，一見這裏光線黯淡，王倬心中竊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過去。王倬把裝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行落款擺正在年輕的收發員麵前。見收發員收了文，在自己的發文本上簽了字，王倬就離開了人民銀行總行。
離開西交民巷，王倬又騎車來到民族文化宮。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前存了自行車，拎著提包走向民族飯店。一邊往上走，他一邊默默數著台階，為的是緩解緊張的心理：這一步邁進去，等著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鈔票，還是端槍亮銬的公安警察？這一切，王倬當時都來不及細想了。飯店一排三扇門，燈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轉門門口站著一個男服務員，４０來歲。王倬心說不知這小子看不看證件。這時候打門裏出來一幫人，王倬稍稍遲緩一下，身後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來，這樣王倬正好混在這幫人中間往裏走。王倬成心側著頭，做出好像與他們互相關顧的樣子，這是成心演給那些服務員看的，讓他誤認王倬同這幫人是一塊兒的。從服務員麵前經過時，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皺皺眉頭，對出入轉門的人太多表示不滿，好像他是多大的幹部，不習慣這種人多擁擠的場合。就這樣王倬輕而易舉地進了民族飯店。這時是６點２０分左右。
進門就是前廳，右側有個存衣處，王倬把大衣脫下，存在存衣處裏。一個胖乎乎的娃娃臉的姑娘接過大衣，遞給王倬一個塑料的取衣牌，並且用悅耳動聽的聲音囑咐說：“您拿好。”王倬也沒說聲謝，像大幹部那樣漫不經心地哼了一聲就走向前廳的大沙發上坐下。四周環視，熟悉一下場地，然後起身到總服務台前以總理辦公室的口氣給人民銀行打了個催促電話。電話掛了後，王倬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對方口氣謙恭而肯定，完全聽不出有什麽懷疑打什麽埋伏。看來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會兒，王倬打電話給西單、西四兩個出租汽車站要出租車，打算收款之後用汽車往回運，兩個地方都說眼下車忙派不出，王倬問什麽時候有車，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邊在沙發上坐著，一邊用眼梢瞄著每一個進門的人。要是來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來警察，王倬決定就先上樓，再找機會從旁門溜。後來王倬幹脆就閉目養神，管他媽警察不警察！勝者為侯敗為賊，是侯是賊由他去。就這麽一直等到７點。
７點，轉門裏轉進兩個人，一個３０來歲，男的，一個年輕，女的，都是幹部模樣，他們走向總服務台，向服務員打聽“西藏工委趙全一”。王倬向他們後邊和門外邊都看了看，看來不是誘捕的，王倬心裏說，二位，你們真是認真負責的好同誌，叫你們這時候送來，就準時送來。看看沒問題，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說：“二位同誌找西藏的趙全一同誌麽？”那男的問：“您是哪個單位的？”王倬說，“我就是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王倬說著掏出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的介紹信，他們看後，就抬進來兩個麻袋，說：“全在這兒啦。”王倬又給了他們一個收條，同他們握握手，還說：“辛苦了，謝謝！”
他們走後，王倬把麻袋拖到西邊便門旁，好家夥，死沉死沉的，要是別的肯定拖不動，可這全是鈔票呀！兩個麻袋就這麽一拖就拖過來了！到存衣處找到娃娃臉姑娘取來大衣，拿大衣把兩個麻袋蓋上，然後又給出租汽車站打電話要車，還是沒有。王倬問還得等多少時間，對方回答“說不準，你愛等多少時候就等多少時候”，王倬說我是國務院的，對方回答：“你是國務院的，國務院有的是車，跟我們這兒添什麽亂？”王倬心裏著急起來，怕這麽一來二去讓人家起疑，於是來到前廳的郵亭買了一張《北京晚報》，一邊假裝悠閑自得地看晚報，一邊挖空心思想法門兒。沒汽車，找三輪兒，郵亭裏有個年輕婦女，高個兒，王倬說，“勞駕您給照看一下，這裏全是重要文件。”那婦女說：“沒問題，您盡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飯店，到大街上找三輪兒。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才找來一輛，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張嘴就是三塊。王倬忽然領悟到：不能要車！三輪兒不能要，汽車也不能要。他們把麻袋這麽一拉，就等於把自己的行蹤告訴了他們，等以後公安局破案，好揭發。於是，王倬到民族宮禮堂前取了自行車，騎過來放在民族飯店東台階下。進大廳一看，郵亭那位婦女還對王倬說：“您回來啦？文件在這兒呢。”兩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點的那個從東邊便門搬出來，然後又去搬大個的，搬到門口時，一個４０多歲的服務員還給王倬幫忙，替王倬推開了門。王倬用帶來的繩子把兩個麻袋對嘴拴好，架到車座上。這時，下班的高峰期已過，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車過了西單劇場，進入西單北大街，到西四往東拐，路過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口，然後直奔後海李廣橋胡同，在路上總共用了１個小時零４０分鍾。
到家後，王倬把自行車放在窗腳，先到母親屋裏喝水，母親問王倬哪兒去了，王倬說開會去了，等到１０點半，估摸母親、孩子們都睡了，王倬悄悄把兩個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裝進自己那個黑鐵皮箱子，剩下還有十來捆，王倬就擱在鋪上，用包袱皮包上。這時候王倬母親進來了，王倬說媽您還沒睡？她問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搗什麽呢？”王倬說：“媽，我給您借來點兒錢。”母親問王倬借了多少，借幾百？王倬說少。她說借幾千？王倬還說少。她說：“你還能借幾萬？”王倬說。“幾萬？不止幾萬。”王倬媽一聽就急了，她說她聽了頭發都發炸，說：“你這是窮瘋啦？”王倬說：“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嗎？王倬一人做事一人當。您甭管錢是怎麽來的，反正您用不著跟我再受窮了，該過幾天鬆心日子了。”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打那以後王倬不僅一點沒鬆心，反而一天到晚心驚肉跳。王倬把兩個麻袋燒了，把製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燒了，把繩子燒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條一條地燒了……３月２３日，王倬下班一進家門，母親就說：“今天有人來查衛生了，到處亂瞅。”王倬心裏一驚，忙問：“查衛生的人，您過去見過嗎？”王倬的母親說：“有的見過，有的沒見過。”王倬說：“壞了，準是公安局扮的。”３月２６日，王倬的單位也傳達了那個通報，叫大家檢舉。那天王倬帶的窩頭，擱在暖氣片上烤著，烤出了味兒，班上一個同事是山東老鄉，滿口山東腔，他冷不丁問道：“王倬，你低頭耷腦默默寂寂是烤什麽呢？”王倬聽了一驚，慌忙回答：“沒、沒考慮什麽。”大夥兒聽了一陣笑。
機關反右傾，都寫大字報，王倬不敢寫，怕認出字跡。同事問王倬：“老王，你怎麽不寫大字報，你怕什麽？”一句普通的話嚇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費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寫得歪歪扭扭的。
這時候王倬越想這事越要壞菜，為了保險，王倬把錢藏到西小屋，還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裏。思來想去，藏不住，還是燒吧，往爐子裏燒。王倬拿出１００元錢給母親：“媽，這點錢您拿著過日子，日後不定要出什麽事，我可孝順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親一聽這話，當時就哭了，看老人那傷心的樣兒，王倬也哭了。
１００塊錢，老人沒敢花。２７日、２８日，王倬連著兩個晚上在院子裏生煤球爐子燒票子。小煤球爐總共隻這麽大，一晚上能燒多少張？連燒兩天也就燒了２０００來元。王倬說：“媽，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門來接著燒。”王倬的母親歎了口氣，接著燒。２９日、３０日，王倬看這麽燒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錢埋了。
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王倬被判處死刑。對於犯有窩贓罪的王倬母親，有人估計要從嚴懲處，周總理對此表示過自己的看法：還是不要重判，中國舊式婦女，有幾個不顧兒子的，押押就算了。於是她在服刑三年後提前釋放，直接回了東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個很有主見的女人，已經與丈夫貌合神離好長時間了，可以說，案發前她對王倬已經沒有了感情。至於王倬的驚天大案，是否與他們夫妻關係有關，就不得而知了。她後來回憶，王倬作案後，她的單位也傳達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說吃餃子吧。王倬和母親隻顧包餃子，誰也不搭話。王倬一個餃子也沒吃，隻喝了幾碗餃子湯。王倬被處決兩年後，她重新嫁人，依舊生活在那個院子裏，直至１９９３年房屋拆遷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