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靈兮
《主角》熱播之後，幾乎刷遍了整個影視圈，就連我這個很多年不追電視劇的人，也忍不住入坑了。
看到胡三元因事故入獄，看到胡彩香仗義救孤，看到米蘭從“B角”，一步一步熬成能夠獨當一麵的“A角”，最終在舞台上唱起《洪湖赤衛隊》時，台上的颯爽與光彩，和小院裏胡彩香的失落和悲傷都讓人歎息。也看見新生代再次重複著追逐主角的劇本，楚嘉禾對“喂豬丫頭”易青娥最初的輕蔑與偏見——那種傲慢，何止實在戲團，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不陌生。
《主角》中的那群老藝人們在文革時期，他們不能再唱舊戲。有人去看門，有人去做廚子，有人成了四處遊蕩的閑人。可真正刻進骨子裏的熱愛，卻從來沒有熄滅過。閣樓裏偷偷哼唱的戲腔，深夜無人時反複練習的身段，最後都化成了傾注在易青娥身上的心血。
白天，易青娥燒火做飯、喂豬打雜；晚上，就跟著師父們一遍遍苦練基本功。幾年下來，她的功底紮實得驚人，一登台便聲名鵲起。可那份榮耀背後，其實澆灌著老藝人們半生的苦水、不甘與執念。
《主角》最殘酷的地方，還在於它寫透了人與人之間那種“同命不同路”的落差。同樣是劇團裏的孩子，同樣的年紀，易青娥一邊做夥房丫頭，一邊卻成了舞台主角；而另一邊的楚嘉禾，按部就班地學戲，跟著二流師父練二流劇目，功夫沒少下，時間沒少花，卻始終得不到結果。那種“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與不甘，太真實了。別說十八九歲的孩子，就算是成年人，也未必承受得住。
“電視劇已經很好看了，但如果有機會，一定要讀原著。” 我聽到不止一個人這樣說，“畢竟，《主角》是茅盾文學獎作品，很多東西，電視劇根本拍不出來。”
於是我去找到了原著，開車的路上隨手點開的，恰好是易青娥成名後當上政協委員的那一段。電視劇裏，用她在本子上畫漫畫、寫拚音這些小細節，來表現她麵對政治生活時的茫然。
而小說中的描寫則更具體——原本，易青娥全部的心思都在練功上。那些會議、講話、政治術語，對她來說像天書一樣。輪到她發言時，她隻會掩著嘴傻笑；別人讓她唱戲，她倒是立刻會唱，結果又被批評“政治會議上唱戲不嚴肅”。陳彥把一個純粹藝術家被突然拉進政治體係後的荒誕、局促與失語，寫得入木三分。
而更讓我震撼的，還是豹子溝老村的那場雨戲。這段情節在電視劇中被徹底忽略……縣劇團下鄉巡演時，經常要配合各種“商品觀念教育”活動。因為隻有唱戲，才能把平時散落鄉間的農民聚到一起，鄉裏縣裏的領導才能借機講話、表彰、宣傳，教大家什麽叫“商業交換意識”。其中很多細節，荒誕得讓人發笑。
比如領導拿著“三百一十七條臘肉”舉例，教農民怎樣把家裏的值錢東西換成錢。前台領導講得滔滔不絕，後台演員卻早已畫好妝、戴好頭套，在悶熱後台一遍遍苦等，頭套鬆了又戴、戴了又鬆，辛苦得不成樣子。
後來劇團翻山越嶺，去了一個偏僻山村演出。七十多戶村民幾乎全來了。等領導終於講完話，好不容易開戲，偏偏演到一半，又下起了暴雨。其實按照戲班規矩，易青娥是完全可以“邀戲”的。所謂“邀戲”，就是碰上天氣惡劣、觀眾不多、招待不好時，主角和司鼓可以悄悄刪減一些不重要的段落，隻保留主幹情節。
隻要不是老戲迷，普通觀眾根本聽不出來。那時候劇團早已疲憊不堪，豹子溝又偏又窮，大雨傾盆，所有人都覺得有足夠理由“邀戲”。一切，其實隻在主角一個手勢之間。
可易青娥沒有。她望著雨裏那些始終不肯離開的鄉親，忽然想起自己小時候跑十幾裏山路去看戲的經曆。哪怕下雪下雨，腳凍得像發麵饃一樣，也還是怕戲太短。
因為：“戲完了，唱戲的人一走，天地就冷清下來了。”
於是她硬是咬著牙，把整出戲完完整整撐了下來。那天的舞台，篷布漏雨，雨水一股股往台上灌，土台子被衝得溜滑。很多演員都摔倒了，有些高難度動作也刪掉了。可易青娥即使滑倒，依然堅持完成導演原本設計的動作。
台下的觀眾，就在暴雨裏不斷給她鼓掌、喊好，直到最後一個動作結束。豹子溝不過七十多戶人家，加上鄰村，也不過兩百來觀眾。可那場大雨中的掌聲與呐喊，卻幾乎影響了易青娥的一生。
她第一次真正明白：唱戲，是不能偷懶的。
人也許能在偷懶裏得到一點輕鬆，卻會丟掉更重要的東西，甚至丟掉一生裏最珍貴的記憶。
那一天，她第一次得到觀眾披上的“大紅被麵子”。而那床被麵子，竟是老村主任給兒子娶媳婦準備的。老人心甘情願地把它披在易青娥身上，說：“我一輩子沒看過這麽好的戲，也沒見過這樣認真的演員……”
《主角》寫的從來不隻是一個鄉村少女如何逆襲成名的故事，而是一個人如何在漫長歲月裏，被藝術反複打磨，被苦難不斷淬煉，最後生出一種近乎虔誠的“戲德”。
所謂主角，也從來不隻是站在聚光燈下的人。舞台中央的位置永遠是流動的。真正能夠站上去的人，未必隻是因為天賦、美貌或運氣。
更多時候，是因為她願意在無人注視的時候，依然不肯敷衍自己的藝術。因為榮耀終究短暫。可一個人對技藝的敬畏、對觀眾的真誠、對良心的堅持，才會真正留下來，成為聚光燈永遠不滅的質感和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