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195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語言學係，留校任教。1954年調至北京大學中文係，著有《漢語音韻學常識》《音韻學教程》《漢語語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冊》等。
一想到唐先生，一個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長者形象就浮現在我眼前。上本科的時候，聽先生講漢語音韻學。
什麽是音韻學？那時候，不少外專業的同學以為“音韻學”這門課是教唱歌的。剛開始上課時，我也聽得一頭霧水。唐先生便給我們講起他寫《漢語音韻學常識》的過程。據唐先生回憶，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從城裏開會回來，對他說，呂叔湘先生建議王先生寫一本音韻學的普及讀物，但當時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學習音韻學和漢語史的唐先生來撰寫，“邊學習，邊寫作”，於是就有了後來的《漢語音韻學常識》。
音韻學是中國傳統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曉經義的重要工具，因為漢字的讀音與語義關係密切。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曾說過：“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這裏的“知音”就是知曉音韻的意思。
通過先生的課，我們了解到，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代既沒有記音工具，也沒有錄音設備，我們無法確切了解古代漢語的語音，但學者通過曆代詩文的押韻情況、字書韻書的反切等資料，再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和現代漢語語音，發現了很多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還大致構擬出古代漢語的語音係統。
在唐先生的精心教導下，我們愉快地完成了這門課，而且不少同學在做本科畢業論文時選了唐詩用韻，利用唐先生教給的知識，來考查唐人用韻，取得了不少成果。
音韻學曆來被稱為絕學，曲高和寡，陽春白雪。因此，要普及和推廣音韻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羅常培先生給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寫的序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覺得編教科書和作研究論著性質稍微不同：後者無妨“小題大做”，前者卻貴乎“深入淺出”。所以一部教科書盡管沒有自己的創見，而能搜羅眾說，抉擇精當，條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書袋子或標榜主觀的成見，讀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領教了。
本著經世致用的精神，唐先生圓滿地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唐作藩先生曾說：“（在撰寫完《漢語音韻學常識》後）我也立下一個誌願，就是想要通過教學與研究對向來被視為‘絕學’的音韻學，加以傳播與普及，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學點音韻學·前言》）無論是麵向高等院校學生的音韻學教材，還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音韻學普及性讀物，都是唐先生朝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堅持內容準確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讓音韻學褪去神秘的麵紗，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將金針度與人。
《漢語音韻學常識》1958年由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隻有六萬字左右，卻把漢語音韻學的主幹知識做了言簡意賅的介紹。通過這本著作，人們能對音韻學研究的各個部門及主要內容有一個相對全麵的了解。此書後來不斷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還有日語譯本，可謂暢銷海內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讀物《普通話語音史話》聚焦於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讓人們對現代漢語共同語語音係統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唐先生在書中通過大量例字，再加上敘述時語言平實、娓娓道來，普通讀者閱讀起來不覺得吃力。蔣紹愚先生在給《漢語語音史教程》（第二版）寫的序裏說：“書本不厚，內容不雜，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別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隻是平平實實地把問題講明白。”我想這個評價在這裏也適用。
事實證明，如果一部教科書能夠持論公允、詳略得當、條理清晰、魚漁並授，往往能夠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擁有更長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仁者壽！2027年唐先生將迎來百歲生日，在這裏預祝先生健康長壽！
郭錫良先生1930年出生於湖南衡山，在北大中文係任教五十餘載，開設漢語史、古代漢語、《馬氏文通》研讀、文字學、《說文解字》研讀、古音研究等課程。郭錫良先生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融匯古今中外，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迷信，在學術界享有盛譽。
我讀研究生時有幸跟著郭先生研讀《說文解字》，當時一塊兒上課的有四個同學，包括一個日本同學。每次上課都是在郭先生的辦公室，大家坐下來，先談讀書心得，然後郭先生點評。點評以後，講新的章節。郭先生是湖南人，口音比較重，講課很有激情，興奮起來，湖南話就上來了，很難跟上先生的節奏，更不用說完全聽懂先生在講什麽了。我們幾個隻好使勁兒聽，飛快記；而我們的日本同學真是如墜雲霧中，看不見，摸不著。幸好他有一個小錄音機，把上課的內容都錄下來了，可是課後放出來，還是聽不懂。我還給他做過幾次翻譯呢。好在郭先生很寬厚，最後我們都順利地通過了這門課，包括那位日本同學。
前麵提到音韻學是絕學，而上古音則是絕學中的絕學。郭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種興亡繼絕的作用。郭先生一生致力於完善王力先生建構的上古音體係，完成了《漢字古音手冊》和《漢字古音表稿》兩部劃時代的著作。據孫玉文教授回憶：《表稿》定稿於2018年春天，時值錫良師八八米壽。為表示祝賀，華學誠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編的《文獻語言學》上作為《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登出來。於是《文獻語言學》第8輯《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由中華書局出版，時間正好是2018年8月，在錫良師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來就產生重要影響。錫良師沒有就此止步，他繼續修訂，質量進一步提升，修訂後的《表稿》由中華書局於2020年出版單行本，從而更好地服務於海內外學術界，此時錫良師已步入90歲了。
2022年12月30日郭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郭先生的弟子汪啟明寫了這樣一幅挽聯：
南嶽俊傑崛起隴畝文字音韻訓詁守正道擁民德獨樹一幟
三湘英才學有淵源湖大武大北大追前賢繼踵武光被四表
這幅挽聯是對郭先生一生的準確概括。我覺得郭先生一生表現出了一種精神，郭先生生前在一次采訪中說：中文係的精神，就是前麵我講的意思。中文係大多數教師還是博學多識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
所以我非常讚同戴震提出來最強調的是為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一個人做學問首先要有廣博的知識，我們的文科學者必須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釋道也都得懂。第二個，做哪一個題目要有這個題目中間的廣博，不同的廣博不一樣。識斷就是看東西必須要判斷別人對不對，要讀懂人家的東西再下判斷，缺乏識斷就不會有新的東西。精審就是表達的問題，你做研究寫了什麽不能自己有多少東西都一起倒出來，你要選擇一個題目，把最精煉的東西拿出來。
郭錫良先生在《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的結尾處說道：“北大中文係的精神必須是博古通今，要博學多識，要繼承國學傳統，也要吸收西方先進經驗。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
其實，在郭先生身上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學術精神，還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君子精神。2017年12月19日，郭錫良先生在湖北大學開展了題為《國學複興與語言學研究》的講座。郭先生認為“現在提國學複興是正確的，國學代表著中華文化、代表著東方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國學，迥異於西方個人主義思想；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儒家精神內核，是“世界文化的精華”。可見，郭先生認為“國學傳統”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優秀文化傳統；而“語言文字研究對國學複興是很重要的”，古代漢語研究者應有誌於“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
北大教授謝冕在懷念郭先生時寫道：他的正直無私是中文係的脊梁和驕傲！
郭先生的正直無私來源於郭先生成長的湘學文化。
湘學文化（湖湘文化）是源於湖南地區，以嶽麓書院為學術中心，以周敦頤、王船山為思想源頭，涵蓋文學、哲學、書院教育、書畫藝術等領域的地域文化係統。這種精神品格表現為：
憂國憂民： 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傳承。
敢為天下先： 創新意識強，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敢於打破常規。
堅韌不拔： 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蠻”精神，堅韌不拔，百折不撓。
外省人稱湘人為“湖南騾子”，湖南人自己也稱自己為“湖南騾子”。
這一綽號的得名，據說是在左宗棠西征時期。西北物產不豐，軍隊所需給養全賴東南補充。當時在遙遠的南北運輸線上，裝著軍需物資的隊伍排起長龍，經商者獲利豐厚。起初那些行商都是陝甘人，他們用駱駝運貨，結隊而行。因為運輸量大，不久又增加湖南的行商，他們隨湘軍來做生意，因為南方不產駱駝，所以用騾子馱貨，也是結隊而行。如此一來，一看駱駝和騾子，就可以分別出南北，於是北方商人都稱湖南行商為“湖南騾子”。這個外號一出，很快就傳遍西北，西征的湘軍也被成為湖南騾子，連主帥左宗棠背後也被人叫作“左騾子”。
騾子是馬與驢的雜交而得，形體似馬，叫聲似驢，天生一幅怪脾氣，耐勞苦，忍辱負重，越是拉不動，越是拚命用勁拉。類似湖南人的脾氣。所以把湖南人比作騾子，也有性格相仿的原因。一是騾子有一種刻苦耐勞、負重致遠的習性，頗似湖南人。湖南人顯著的特點就是堅韌不拔、剛毅果敢、守正不阿。二是騾子的倔強有似湖南人的脾氣，凡事將就一點，順著毛摸一摸，湖南人便可以兩肋插刀，赴湯蹈火，窮時可以共穿一條褲子。但如果是倚勢欺人，強人所難，湖南人絕不吃這一套，一句“老子不信邪”，必定會拚個魚死網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三是騾子勤奮，可以和湖南人的務實精神媲美。
有意思的是，唐作藩先生和郭錫良先生是湖南人，其實，中文係另外一位研究古代漢語的何九盈先生也是湖南人。用騾子來比喻湖南人，不是一種貶義，而是一種湖南人的美稱。喊湖南人為騾子，也就是對湖南人樸實、耐勞、奮鬥精神的肯定。我想郭先生、唐先生和何先生是配得上這個稱號的。
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七） 經世致用唐作藩，興亡繼絕郭錫良
墨村鄉士 (2026-04-11 20:27:33) 評論 (1)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195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語言學係，留校任教。1954年調至北京大學中文係，著有《漢語音韻學常識》《音韻學教程》《漢語語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冊》等。
一想到唐先生，一個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長者形象就浮現在我眼前。上本科的時候，聽先生講漢語音韻學。
什麽是音韻學？那時候，不少外專業的同學以為“音韻學”這門課是教唱歌的。剛開始上課時，我也聽得一頭霧水。唐先生便給我們講起他寫《漢語音韻學常識》的過程。據唐先生回憶，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從城裏開會回來，對他說，呂叔湘先生建議王先生寫一本音韻學的普及讀物，但當時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學習音韻學和漢語史的唐先生來撰寫，“邊學習，邊寫作”，於是就有了後來的《漢語音韻學常識》。
音韻學是中國傳統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曉經義的重要工具，因為漢字的讀音與語義關係密切。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曾說過：“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這裏的“知音”就是知曉音韻的意思。
通過先生的課，我們了解到，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代既沒有記音工具，也沒有錄音設備，我們無法確切了解古代漢語的語音，但學者通過曆代詩文的押韻情況、字書韻書的反切等資料，再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和現代漢語語音，發現了很多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還大致構擬出古代漢語的語音係統。
在唐先生的精心教導下，我們愉快地完成了這門課，而且不少同學在做本科畢業論文時選了唐詩用韻，利用唐先生教給的知識，來考查唐人用韻，取得了不少成果。
音韻學曆來被稱為絕學，曲高和寡，陽春白雪。因此，要普及和推廣音韻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羅常培先生給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寫的序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覺得編教科書和作研究論著性質稍微不同：後者無妨“小題大做”，前者卻貴乎“深入淺出”。所以一部教科書盡管沒有自己的創見，而能搜羅眾說，抉擇精當，條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書袋子或標榜主觀的成見，讀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領教了。
本著經世致用的精神，唐先生圓滿地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唐作藩先生曾說：“（在撰寫完《漢語音韻學常識》後）我也立下一個誌願，就是想要通過教學與研究對向來被視為‘絕學’的音韻學，加以傳播與普及，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學點音韻學·前言》）無論是麵向高等院校學生的音韻學教材，還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音韻學普及性讀物，都是唐先生朝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堅持內容準確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讓音韻學褪去神秘的麵紗，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將金針度與人。
《漢語音韻學常識》1958年由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隻有六萬字左右，卻把漢語音韻學的主幹知識做了言簡意賅的介紹。通過這本著作，人們能對音韻學研究的各個部門及主要內容有一個相對全麵的了解。此書後來不斷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還有日語譯本，可謂暢銷海內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讀物《普通話語音史話》聚焦於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讓人們對現代漢語共同語語音係統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唐先生在書中通過大量例字，再加上敘述時語言平實、娓娓道來，普通讀者閱讀起來不覺得吃力。蔣紹愚先生在給《漢語語音史教程》（第二版）寫的序裏說：“書本不厚，內容不雜，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別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隻是平平實實地把問題講明白。”我想這個評價在這裏也適用。
事實證明，如果一部教科書能夠持論公允、詳略得當、條理清晰、魚漁並授，往往能夠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擁有更長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仁者壽！2027年唐先生將迎來百歲生日，在這裏預祝先生健康長壽！
郭錫良先生1930年出生於湖南衡山，在北大中文係任教五十餘載，開設漢語史、古代漢語、《馬氏文通》研讀、文字學、《說文解字》研讀、古音研究等課程。郭錫良先生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融匯古今中外，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迷信，在學術界享有盛譽。
我讀研究生時有幸跟著郭先生研讀《說文解字》，當時一塊兒上課的有四個同學，包括一個日本同學。每次上課都是在郭先生的辦公室，大家坐下來，先談讀書心得，然後郭先生點評。點評以後，講新的章節。郭先生是湖南人，口音比較重，講課很有激情，興奮起來，湖南話就上來了，很難跟上先生的節奏，更不用說完全聽懂先生在講什麽了。我們幾個隻好使勁兒聽，飛快記；而我們的日本同學真是如墜雲霧中，看不見，摸不著。幸好他有一個小錄音機，把上課的內容都錄下來了，可是課後放出來，還是聽不懂。我還給他做過幾次翻譯呢。好在郭先生很寬厚，最後我們都順利地通過了這門課，包括那位日本同學。
前麵提到音韻學是絕學，而上古音則是絕學中的絕學。郭先生的研究起到了一種興亡繼絕的作用。郭先生一生致力於完善王力先生建構的上古音體係，完成了《漢字古音手冊》和《漢字古音表稿》兩部劃時代的著作。據孫玉文教授回憶：《表稿》定稿於2018年春天，時值錫良師八八米壽。為表示祝賀，華學誠教授特地提出在他主編的《文獻語言學》上作為《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登出來。於是《文獻語言學》第8輯《漢字古音表稿專輯》由中華書局出版，時間正好是2018年8月，在錫良師生日之前，《表稿》一登出來就產生重要影響。錫良師沒有就此止步，他繼續修訂，質量進一步提升，修訂後的《表稿》由中華書局於2020年出版單行本，從而更好地服務於海內外學術界，此時錫良師已步入90歲了。
2022年12月30日郭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郭先生的弟子汪啟明寫了這樣一幅挽聯：
南嶽俊傑崛起隴畝文字音韻訓詁守正道擁民德獨樹一幟
三湘英才學有淵源湖大武大北大追前賢繼踵武光被四表
這幅挽聯是對郭先生一生的準確概括。我覺得郭先生一生表現出了一種精神，郭先生生前在一次采訪中說：中文係的精神，就是前麵我講的意思。中文係大多數教師還是博學多識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
所以我非常讚同戴震提出來最強調的是為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一個人做學問首先要有廣博的知識，我們的文科學者必須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釋道也都得懂。第二個，做哪一個題目要有這個題目中間的廣博，不同的廣博不一樣。識斷就是看東西必須要判斷別人對不對，要讀懂人家的東西再下判斷，缺乏識斷就不會有新的東西。精審就是表達的問題，你做研究寫了什麽不能自己有多少東西都一起倒出來，你要選擇一個題目，把最精煉的東西拿出來。
郭錫良先生在《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的結尾處說道：“北大中文係的精神必須是博古通今，要博學多識，要繼承國學傳統，也要吸收西方先進經驗。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
其實，在郭先生身上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學術精神，還是一種人文精神，一種君子精神。2017年12月19日，郭錫良先生在湖北大學開展了題為《國學複興與語言學研究》的講座。郭先生認為“現在提國學複興是正確的，國學代表著中華文化、代表著東方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國學，迥異於西方個人主義思想；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儒家精神內核，是“世界文化的精華”。可見，郭先生認為“國學傳統”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優秀文化傳統；而“語言文字研究對國學複興是很重要的”，古代漢語研究者應有誌於“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
北大教授謝冕在懷念郭先生時寫道：他的正直無私是中文係的脊梁和驕傲！
郭先生的正直無私來源於郭先生成長的湘學文化。
湘學文化（湖湘文化）是源於湖南地區，以嶽麓書院為學術中心，以周敦頤、王船山為思想源頭，涵蓋文學、哲學、書院教育、書畫藝術等領域的地域文化係統。這種精神品格表現為：
憂國憂民： 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傳承。
敢為天下先： 創新意識強，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敢於打破常規。
堅韌不拔： 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蠻”精神，堅韌不拔，百折不撓。
外省人稱湘人為“湖南騾子”，湖南人自己也稱自己為“湖南騾子”。
這一綽號的得名，據說是在左宗棠西征時期。西北物產不豐，軍隊所需給養全賴東南補充。當時在遙遠的南北運輸線上，裝著軍需物資的隊伍排起長龍，經商者獲利豐厚。起初那些行商都是陝甘人，他們用駱駝運貨，結隊而行。因為運輸量大，不久又增加湖南的行商，他們隨湘軍來做生意，因為南方不產駱駝，所以用騾子馱貨，也是結隊而行。如此一來，一看駱駝和騾子，就可以分別出南北，於是北方商人都稱湖南行商為“湖南騾子”。這個外號一出，很快就傳遍西北，西征的湘軍也被成為湖南騾子，連主帥左宗棠背後也被人叫作“左騾子”。
騾子是馬與驢的雜交而得，形體似馬，叫聲似驢，天生一幅怪脾氣，耐勞苦，忍辱負重，越是拉不動，越是拚命用勁拉。類似湖南人的脾氣。所以把湖南人比作騾子，也有性格相仿的原因。一是騾子有一種刻苦耐勞、負重致遠的習性，頗似湖南人。湖南人顯著的特點就是堅韌不拔、剛毅果敢、守正不阿。二是騾子的倔強有似湖南人的脾氣，凡事將就一點，順著毛摸一摸，湖南人便可以兩肋插刀，赴湯蹈火，窮時可以共穿一條褲子。但如果是倚勢欺人，強人所難，湖南人絕不吃這一套，一句“老子不信邪”，必定會拚個魚死網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三是騾子勤奮，可以和湖南人的務實精神媲美。
有意思的是，唐作藩先生和郭錫良先生是湖南人，其實，中文係另外一位研究古代漢語的何九盈先生也是湖南人。用騾子來比喻湖南人，不是一種貶義，而是一種湖南人的美稱。喊湖南人為騾子，也就是對湖南人樸實、耐勞、奮鬥精神的肯定。我想郭先生、唐先生和何先生是配得上這個稱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