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一次被捕；特科情報人員的早期活動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潘文鬱擔任著向忠發的秘書，為向忠發撰寫了大量文章發表在黨報黨刊上，又兼任《紅旗》報的主編，是中宣部部長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調到《紅旗》報任編輯後，潘文鬱把王明安置在作為《紅旗》報資料室的一個秘密機關裏。也正因為這次安置，為潘文鬱埋下了今後的禍根。
“《紅旗》報有個資料室在上海威海路永吉裏，王鐵江、羅曉紅、邵珍三人在這裏工作，由王鐵江負責。王明經常到這裏來查閱資料和寫作，後來幹脆就搬到這裏，直接在這裏居住和寫作。”
在一次布置年關鬥爭的會議中，王明連同其他參會人員20餘人被闖入會場的巡捕逮捕，被關進老閘捕房，因都是工人打扮，身份也沒暴露，捕房的人便按慣例開始賺取外快。其中一個巡捕對王明說，想辦法搞點錢買通關節就可以出去了。
按照捕房的潛規則，巡捕為在押嫌疑犯送信會有五塊銀元的外快，眾人便把此作為一種生財之道，被抓的人當然也巴不得有這樣送信出去的機會。王明寫了信，讓一個巡捕送至永吉裏那個秘密機關。
收信人把信交給了潘文鬱，潘文鬱看後又上報了李立三，中央特委認為那個秘密機關已經暴露，應該立即搬家撤離。
邵珍後來回憶道：“由於咱們的機關暴露，所以中央決定咱們機關趕快轉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燒了，整整燒了一個晚上。”
王明被組織保釋出獄後，由康生對他傳達了組織的處理決定：因暴露中央秘密機關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並調離中宣部，到羅章龍負責的全總工作。王明由此遷怒於潘文鬱，對他懷恨在心。
羅章龍後來回憶說：“王明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認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
但王明把取寵於米夫的機巧再次運用到李立三那裏，時李立三已在黨內獲取了實際最高領導權，準備在全國實行總暴動，並寫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新的革命高潮前麵的諸問題》等文章，王明馬上寫文章響應支持。
“由於王明積極追隨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5月下旬，黨中央又把王明重新調到中央宣傳部，並任秘書。”
但王明進入中宣部後，又與李立三發生意見分歧，因李立三有個“狂妄計劃”：在東北挑起蘇聯與日本的戰爭，讓蘇聯紅軍南下消滅關東軍、把蒙古國劃歸中華蘇維埃政權、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等等。
但他的計劃完全與蘇聯的國策背道而馳，這成為李立三最終跌落政壇的真正原因。
李立三這個指揮蘇聯支援中國革命的計劃自然遭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否決和唾棄，也與王明秉持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國際路線截然相反，兩人便在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激烈交鋒。
李立三一係列的左傾冒險行動使各地的黨組織破壞嚴重，紅軍也損失慘重，黨內反對者也日益增多，最著名的除了惲代英，還有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李求實等人。
李立三自然對這些人進行了打壓，何孟雄等人被撤職，王明被處留黨察看六個月，追隨王明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也受了處分。王明再次被逐出中宣部，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受省委宣傳部長夏采曦的直接領導，夏采曦有一個化名叫李菊村。
這次代表組織對王明宣布處罰決定的，還是康生。此時的王明，政治上遭貶黜，情場上又受到了冷遇，真可謂禍不單行。
王明雖然個子偏矮，卻也是胸有猛虎之人，在莫斯科時就以非凡手段興風作浪。容貌俊美的孟慶樹到莫斯科後，王明又非孟慶樹不追，但他的“身材實在引不起孟慶樹的激情”，富家小姐出身的孟慶樹與身材魁梧、長相俊朗的王新衡成了戀人，王明便以組織名義讓王新衡提前回國，王新衡拿著10美元的路費踏上歸程後，王明便“依然矢誌不悔，繼續追求孟慶樹。”
1930年孟慶樹到上海後，“再次燃起在政壇失意的王明的愛情烈焰。請孟慶樹下小館、看美國電影、逛馬路成了王明此刻的第一要事。”正當感情升溫時，王明的黨內處分讓孟慶樹受到了打擊，“孟慶樹經過短暫的抉擇，很快下定決心斬斷與王明的感情瓜葛，獨自搬離舊舍，讓王明再也見不到她的影子。”
癡情的王明踏著舊路走進孟慶樹的舊舍時，已是人去樓空，望著空無一人、唯留餘香的房間，無限滋味湧上心頭，“在空蕩蕩的房子裏踱來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撿到了孟慶樹用過的幾隻發夾子，他小心收藏起來作為心愛的紀念品。”
不久又傳來令他焦躁不安的壞消息，孟慶樹被捕了，被關押在龍華看所守。王明知道這次必定是凶多吉少，因為有太多的人進入了上海龍華看守所，就再也沒出來。為此，他多次冒著被發現的危險去探監，王明的不顧危險，多次探監給了在獄中的孟慶樹很大的鼓舞。
1930年11月22日，孟慶樹在組織的營救下，轉危為安。在王明的無微不至努力下，讓孟慶樹完全接納了王明，也因為被捕這件事，兩個人在危難中結為了革命夫妻，其時，孟慶樹年僅19歲。
二
在王明失魂落魄之時，陳賡與錢壯飛已以調查科情報員的身份、攜帶著調查科的出差經費，在天津叫上胡底後，乘坐火車到了沈陽。他們此去前往東北，一肩挑著國共兩黨的任務。
中共黨史不能缺少李大釗領導的北方區委，隱蔽戰線不能缺席劉伯堅、宣俠父、南漢宸等人，與此同理，北伐戰爭不能忽略馮玉祥的西北軍。
正是李大釗一手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和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北伐大業，也是李大釗促成劉伯堅、宣俠父等240多名中共黨員加入西北軍，南方的北伐軍與北方的西北軍會師於鄭州，更是李大釗一手製定的方略。
1925年前後的民國，群雄逐鹿，狼煙遍地，華夏大地上一地一霸主，一省一諸侯，各圖王業。受蘇俄和中共支持的南方北伐軍、北方西北軍，一路由南向北，一路自北南下，先會師於河南鄭州，後又共同挺進到山海關下，北洋軍閥僅殘剩關外的奉係。
但舊軍閥倒了，原來自命革命的卻成了新軍閥，李、白的桂係、馮玉祥的馮係、胡漢民的粵係、閻錫山的晉係、唐生智的湘係等又成為尾大不掉的諸侯，曾為蔣介石獻計成立南京政府、現已成為“國師”的楊永泰，又秘密向蔣介石提出了他的“削藩論”，蔣介石遂以財政難以負擔幾百萬軍隊用度的名義，召開了編遣裁軍會議。
這個“削藩”策略自然激起各路諸侯的強烈不滿，桂係首先沉不住氣，聯絡馮係、閻係、粵係反蔣，由此爆發了蔣桂戰爭，最終桂係的李、白慘敗，孤身逃到了越南。
接著，馮係、閻係又暗中聯合各路諸侯反蔣，關外的奉係成為各方爭搶的對象，大有得奉張者得天下的味道。張學良雄居關外，左右觀望，待價而沽。
吳鐵城成為蔣介石的說客前往沈陽，而偵察了解關外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是黨務調查科的份內職責，但派誰前往東北，成為徐恩曾頭痛的事。
錢壯飛將這一情況反映給組織後，黨中央明確指示錢壯飛主動請纓去東北，因為在沈陽，邵扶民與趙唯剛創建的滿洲特科已有相當的工作基礎，收集了大量的情報。
陳賡此番一同前去，一是與邵扶民相互知根知底，第二是去了解滿洲省委屢遭破壞的原因。這便是陳賡等人結伴前去東北的秘密使命。
邵扶民自第二次去沈陽後，利用同學蔡伯祥的醫學畢業證，化名蔡伯祥，開設“首善醫院”作為掩護，利用趙唯剛在東北的人脈關係開展工作，逐漸打開了局麵，先後在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地設立了滿洲特科的分支機構，工作也卓有成效。
趙唯剛，原名趙石羽，遼寧沈陽人，滿族，1905年生，得奉軍總參議楊宇霆的保舉，被保送日本學習軍事，與湯恩伯為同期同學。趙唯剛在留日期間入黨，畢業回國後任東北講武堂教官，與邵扶民接上關係後，即在中央特科及邵扶民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情報工作。
陳賡、錢壯飛、胡底三人抵達沈陽後，邵扶民把他們安置在趙唯剛家裏，除提供手頭掌握的情報外，根據陳賡等人的要求，趙唯剛運用自己掌握的人脈資源，如數獲得相關情報。
1930年8月，陳賡、錢壯飛、胡底滿載而歸。錢壯飛利用這些資料整理成一份四萬多字的情況匯報，令徐恩曾更對其讚賞有加、信任備至，甚至連他不可示人的私生活也完全托付給錢壯飛了。
Miss王是徐恩曾的一個情婦，由錢壯飛安置在自己興順裏的家中，錢壯飛之孫錢泓說：“Miss王住在我家前樓，我奶奶她們住在後樓。徐恩曾跟Miss王幽會就在我家。這樣的話，徐恩曾也覺得非常安全。”
徐恩曾在上海凡有接待應酬，李克農與錢壯飛一起為其操辦陪同，李克農的海量可以幫徐恩曾在酒席上打通關。徐恩曾唯一對錢壯飛保密的，是他貼身保管的“主任親譯密電碼”。這自然是錢壯飛、李克農日思夜想要搞到的東西，也是前麵所有鋪墊工作的終極目標之一。
在一次酒熱耳酣的宴席之後，李克農、錢壯飛陪同徐恩曾離開酒樓時，李克農對徐恩曾附耳說道：“最近新來了一個女的，很漂亮，不知你有沒有興趣？”李克農之子李力回憶道：“徐恩曾一聽，當然就心動了，要去看一看。我父親說你去可以，不過你身上帶著密碼本，這可要注意，萬一丟失的話，委員長追究下來，怪罪下來，就麻煩了。徐恩曾聽他說得有道理，就把密碼本掏出來，交給錢壯飛，說你替我保管，等我回來還給我。結果，他去玩了，錢壯飛和我父親就趕快把密碼本翻拍下來了。”
沒有這次的智取密碼本，就沒有“龍潭三傑”的傳奇故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人也就可能真的被一網打盡，中國近代史也可能真的要被改寫了。
三
劉鼎擔任陳賡的副手後，“隨同陳賡到聖彼得教堂認識了董健吾”，隨後，“按照陳賡意見，劉鼎和董健吾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層小樓，開了一家古玩店，店名鬆柏齋，劉鼎負責領導，董健吾任經理，另找一名青年黨員來做店員，幫助照顧門麵和打掃衛生，同時負責傳遞情報。”
董健吾、劉鼎由此積累了淵博的古文物知識和高超的文物鑒別能力，為後來在西安與張學良投緣交好打下了基礎。
處置叛徒黃第洪後，陳賡把連德生從楊登瀛身邊撤回，將其安置在吳德峰領導的中央交通局，劉鼎與安娥成為單線聯係人。
除此之外，劉鼎還接到一個任務，因李立三“要在全國發動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暴動，上海也在組織武裝暴動的計劃之內……
為了準備在上海的武裝暴動，劉鼎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全麵調查西方列強在上海租界等地、國民黨南京政府在上海的軍事、政治、財政情況以及整個上海的社會經濟情況。”
劉鼎帶著陳養山、歐陽新、董健吾等人，化裝成各種人物，進行各項調查或實地勘測，經過幾個月起早貪黑的忙碌後，“劉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資料，匯編成一大厚本《上海情況資料》。”
這本資料的價值，直到全國解放後，劉伯承在北京見到劉鼎時還說：“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資料，真不簡單。”
劉鼎又“通過董健吾請宋慶齡幫助，終於找到一位資本家後花園的地下室作為秘密訓練場地”，在這個秘密訓練場地，“不僅能訓練打槍，還可以訓練摸爬滾打、擒拿格鬥。”改變了以前打靶要租船出長江口的局麵。
“這時劉鼎的妻子吳先清因為工作需要，也調到中央特科，在小街巷口開設了一間小水果店，專賣自己家鄉的特產——黃岩蜜桔，為秘密工作作掩護，協助劉鼎工作並負責地下交通，保管和傳送中央文件與情報。”
吳先清，浙江臨海人，1904年生，先後在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今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杭州私立美術學校求學，在一次西子湖畔的寫生活動中，吳先清邂逅並結識了杭州學生運動領袖宣中華，兩人於1924年結婚，次年吳先清被選送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而宣中華卻犧牲於“四·一二”之後的清黨。
宣中華無後人，但他的家鄉人民厚愛他、紀念他，家鄉人在諸暨鬥岩他的衣冠塚附近，在一個小小白牆黑瓦平房中建了一個“中華土地廟”，以此讓宣中華香火永續，“中國百姓素有此類傳統，但把一個共產黨人奉為土地神卻聞所未聞。”
在莫斯科驚聞噩耗的吳先清，自是悲痛不已，緩解她悲痛、帶她走出情感低穀的是從德國來到莫斯科的劉鼎。吳先清之後將和蔡叔厚、張文秋、章文先、方文、肖炳實、劉思慕、董秋斯、陳翰笙等人一樣，與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並肩戰鬥，吳先清也因此獲得“遠東第一女諜”的稱號，這個德國人就是被譽為“最有膽識的”“間諜之王”——“蘇聯英雄”佐爾格。
王明的一次被捕；特科情報人員的早期活動
毛囡 (2026-04-27 08:29:31) 評論 (0)王明的一次被捕；特科情報人員的早期活動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潘文鬱擔任著向忠發的秘書，為向忠發撰寫了大量文章發表在黨報黨刊上，又兼任《紅旗》報的主編，是中宣部部長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調到《紅旗》報任編輯後，潘文鬱把王明安置在作為《紅旗》報資料室的一個秘密機關裏。也正因為這次安置，為潘文鬱埋下了今後的禍根。
“《紅旗》報有個資料室在上海威海路永吉裏，王鐵江、羅曉紅、邵珍三人在這裏工作，由王鐵江負責。王明經常到這裏來查閱資料和寫作，後來幹脆就搬到這裏，直接在這裏居住和寫作。”
在一次布置年關鬥爭的會議中，王明連同其他參會人員20餘人被闖入會場的巡捕逮捕，被關進老閘捕房，因都是工人打扮，身份也沒暴露，捕房的人便按慣例開始賺取外快。其中一個巡捕對王明說，想辦法搞點錢買通關節就可以出去了。
按照捕房的潛規則，巡捕為在押嫌疑犯送信會有五塊銀元的外快，眾人便把此作為一種生財之道，被抓的人當然也巴不得有這樣送信出去的機會。王明寫了信，讓一個巡捕送至永吉裏那個秘密機關。
收信人把信交給了潘文鬱，潘文鬱看後又上報了李立三，中央特委認為那個秘密機關已經暴露，應該立即搬家撤離。
邵珍後來回憶道：“由於咱們的機關暴露，所以中央決定咱們機關趕快轉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燒了，整整燒了一個晚上。”
王明被組織保釋出獄後，由康生對他傳達了組織的處理決定：因暴露中央秘密機關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並調離中宣部，到羅章龍負責的全總工作。王明由此遷怒於潘文鬱，對他懷恨在心。
羅章龍後來回憶說：“王明到全總宣傳部後，一直不好好工作，認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
但王明把取寵於米夫的機巧再次運用到李立三那裏，時李立三已在黨內獲取了實際最高領導權，準備在全國實行總暴動，並寫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新的革命高潮前麵的諸問題》等文章，王明馬上寫文章響應支持。
“由於王明積極追隨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5月下旬，黨中央又把王明重新調到中央宣傳部，並任秘書。”
但王明進入中宣部後，又與李立三發生意見分歧，因李立三有個“狂妄計劃”：在東北挑起蘇聯與日本的戰爭，讓蘇聯紅軍南下消滅關東軍、把蒙古國劃歸中華蘇維埃政權、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等等。
但他的計劃完全與蘇聯的國策背道而馳，這成為李立三最終跌落政壇的真正原因。
李立三這個指揮蘇聯支援中國革命的計劃自然遭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否決和唾棄，也與王明秉持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國際路線截然相反，兩人便在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激烈交鋒。
李立三一係列的左傾冒險行動使各地的黨組織破壞嚴重，紅軍也損失慘重，黨內反對者也日益增多，最著名的除了惲代英，還有何孟雄、林育南、羅章龍、李求實等人。
李立三自然對這些人進行了打壓，何孟雄等人被撤職，王明被處留黨察看六個月，追隨王明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也受了處分。王明再次被逐出中宣部，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受省委宣傳部長夏采曦的直接領導，夏采曦有一個化名叫李菊村。
這次代表組織對王明宣布處罰決定的，還是康生。此時的王明，政治上遭貶黜，情場上又受到了冷遇，真可謂禍不單行。
王明雖然個子偏矮，卻也是胸有猛虎之人，在莫斯科時就以非凡手段興風作浪。容貌俊美的孟慶樹到莫斯科後，王明又非孟慶樹不追，但他的“身材實在引不起孟慶樹的激情”，富家小姐出身的孟慶樹與身材魁梧、長相俊朗的王新衡成了戀人，王明便以組織名義讓王新衡提前回國，王新衡拿著10美元的路費踏上歸程後，王明便“依然矢誌不悔，繼續追求孟慶樹。”
1930年孟慶樹到上海後，“再次燃起在政壇失意的王明的愛情烈焰。請孟慶樹下小館、看美國電影、逛馬路成了王明此刻的第一要事。”正當感情升溫時，王明的黨內處分讓孟慶樹受到了打擊，“孟慶樹經過短暫的抉擇，很快下定決心斬斷與王明的感情瓜葛，獨自搬離舊舍，讓王明再也見不到她的影子。”
癡情的王明踏著舊路走進孟慶樹的舊舍時，已是人去樓空，望著空無一人、唯留餘香的房間，無限滋味湧上心頭，“在空蕩蕩的房子裏踱來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撿到了孟慶樹用過的幾隻發夾子，他小心收藏起來作為心愛的紀念品。”
不久又傳來令他焦躁不安的壞消息，孟慶樹被捕了，被關押在龍華看所守。王明知道這次必定是凶多吉少，因為有太多的人進入了上海龍華看守所，就再也沒出來。為此，他多次冒著被發現的危險去探監，王明的不顧危險，多次探監給了在獄中的孟慶樹很大的鼓舞。
1930年11月22日，孟慶樹在組織的營救下，轉危為安。在王明的無微不至努力下，讓孟慶樹完全接納了王明，也因為被捕這件事，兩個人在危難中結為了革命夫妻，其時，孟慶樹年僅19歲。
二
在王明失魂落魄之時，陳賡與錢壯飛已以調查科情報員的身份、攜帶著調查科的出差經費，在天津叫上胡底後，乘坐火車到了沈陽。他們此去前往東北，一肩挑著國共兩黨的任務。
中共黨史不能缺少李大釗領導的北方區委，隱蔽戰線不能缺席劉伯堅、宣俠父、南漢宸等人，與此同理，北伐戰爭不能忽略馮玉祥的西北軍。
正是李大釗一手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和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北伐大業，也是李大釗促成劉伯堅、宣俠父等240多名中共黨員加入西北軍，南方的北伐軍與北方的西北軍會師於鄭州，更是李大釗一手製定的方略。
1925年前後的民國，群雄逐鹿，狼煙遍地，華夏大地上一地一霸主，一省一諸侯，各圖王業。受蘇俄和中共支持的南方北伐軍、北方西北軍，一路由南向北，一路自北南下，先會師於河南鄭州，後又共同挺進到山海關下，北洋軍閥僅殘剩關外的奉係。
但舊軍閥倒了，原來自命革命的卻成了新軍閥，李、白的桂係、馮玉祥的馮係、胡漢民的粵係、閻錫山的晉係、唐生智的湘係等又成為尾大不掉的諸侯，曾為蔣介石獻計成立南京政府、現已成為“國師”的楊永泰，又秘密向蔣介石提出了他的“削藩論”，蔣介石遂以財政難以負擔幾百萬軍隊用度的名義，召開了編遣裁軍會議。
這個“削藩”策略自然激起各路諸侯的強烈不滿，桂係首先沉不住氣，聯絡馮係、閻係、粵係反蔣，由此爆發了蔣桂戰爭，最終桂係的李、白慘敗，孤身逃到了越南。
接著，馮係、閻係又暗中聯合各路諸侯反蔣，關外的奉係成為各方爭搶的對象，大有得奉張者得天下的味道。張學良雄居關外，左右觀望，待價而沽。
吳鐵城成為蔣介石的說客前往沈陽，而偵察了解關外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是黨務調查科的份內職責，但派誰前往東北，成為徐恩曾頭痛的事。
錢壯飛將這一情況反映給組織後，黨中央明確指示錢壯飛主動請纓去東北，因為在沈陽，邵扶民與趙唯剛創建的滿洲特科已有相當的工作基礎，收集了大量的情報。
陳賡此番一同前去，一是與邵扶民相互知根知底，第二是去了解滿洲省委屢遭破壞的原因。這便是陳賡等人結伴前去東北的秘密使命。
邵扶民自第二次去沈陽後，利用同學蔡伯祥的醫學畢業證，化名蔡伯祥，開設“首善醫院”作為掩護，利用趙唯剛在東北的人脈關係開展工作，逐漸打開了局麵，先後在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地設立了滿洲特科的分支機構，工作也卓有成效。
趙唯剛，原名趙石羽，遼寧沈陽人，滿族，1905年生，得奉軍總參議楊宇霆的保舉，被保送日本學習軍事，與湯恩伯為同期同學。趙唯剛在留日期間入黨，畢業回國後任東北講武堂教官，與邵扶民接上關係後，即在中央特科及邵扶民的直接領導下開展情報工作。
陳賡、錢壯飛、胡底三人抵達沈陽後，邵扶民把他們安置在趙唯剛家裏，除提供手頭掌握的情報外，根據陳賡等人的要求，趙唯剛運用自己掌握的人脈資源，如數獲得相關情報。
1930年8月，陳賡、錢壯飛、胡底滿載而歸。錢壯飛利用這些資料整理成一份四萬多字的情況匯報，令徐恩曾更對其讚賞有加、信任備至，甚至連他不可示人的私生活也完全托付給錢壯飛了。
Miss王是徐恩曾的一個情婦，由錢壯飛安置在自己興順裏的家中，錢壯飛之孫錢泓說：“Miss王住在我家前樓，我奶奶她們住在後樓。徐恩曾跟Miss王幽會就在我家。這樣的話，徐恩曾也覺得非常安全。”
徐恩曾在上海凡有接待應酬，李克農與錢壯飛一起為其操辦陪同，李克農的海量可以幫徐恩曾在酒席上打通關。徐恩曾唯一對錢壯飛保密的，是他貼身保管的“主任親譯密電碼”。這自然是錢壯飛、李克農日思夜想要搞到的東西，也是前麵所有鋪墊工作的終極目標之一。
在一次酒熱耳酣的宴席之後，李克農、錢壯飛陪同徐恩曾離開酒樓時，李克農對徐恩曾附耳說道：“最近新來了一個女的，很漂亮，不知你有沒有興趣？”李克農之子李力回憶道：“徐恩曾一聽，當然就心動了，要去看一看。我父親說你去可以，不過你身上帶著密碼本，這可要注意，萬一丟失的話，委員長追究下來，怪罪下來，就麻煩了。徐恩曾聽他說得有道理，就把密碼本掏出來，交給錢壯飛，說你替我保管，等我回來還給我。結果，他去玩了，錢壯飛和我父親就趕快把密碼本翻拍下來了。”
沒有這次的智取密碼本，就沒有“龍潭三傑”的傳奇故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領導人也就可能真的被一網打盡，中國近代史也可能真的要被改寫了。
三
劉鼎擔任陳賡的副手後，“隨同陳賡到聖彼得教堂認識了董健吾”，隨後，“按照陳賡意見，劉鼎和董健吾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層小樓，開了一家古玩店，店名鬆柏齋，劉鼎負責領導，董健吾任經理，另找一名青年黨員來做店員，幫助照顧門麵和打掃衛生，同時負責傳遞情報。”
董健吾、劉鼎由此積累了淵博的古文物知識和高超的文物鑒別能力，為後來在西安與張學良投緣交好打下了基礎。
處置叛徒黃第洪後，陳賡把連德生從楊登瀛身邊撤回，將其安置在吳德峰領導的中央交通局，劉鼎與安娥成為單線聯係人。
除此之外，劉鼎還接到一個任務，因李立三“要在全國發動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暴動，上海也在組織武裝暴動的計劃之內……
為了準備在上海的武裝暴動，劉鼎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全麵調查西方列強在上海租界等地、國民黨南京政府在上海的軍事、政治、財政情況以及整個上海的社會經濟情況。”
劉鼎帶著陳養山、歐陽新、董健吾等人，化裝成各種人物，進行各項調查或實地勘測，經過幾個月起早貪黑的忙碌後，“劉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資料，匯編成一大厚本《上海情況資料》。”
這本資料的價值，直到全國解放後，劉伯承在北京見到劉鼎時還說：“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資料，真不簡單。”
劉鼎又“通過董健吾請宋慶齡幫助，終於找到一位資本家後花園的地下室作為秘密訓練場地”，在這個秘密訓練場地，“不僅能訓練打槍，還可以訓練摸爬滾打、擒拿格鬥。”改變了以前打靶要租船出長江口的局麵。
“這時劉鼎的妻子吳先清因為工作需要，也調到中央特科，在小街巷口開設了一間小水果店，專賣自己家鄉的特產——黃岩蜜桔，為秘密工作作掩護，協助劉鼎工作並負責地下交通，保管和傳送中央文件與情報。”
吳先清，浙江臨海人，1904年生，先後在浙江省立女子蠶業講習所（今浙江理工大學的前身）、杭州私立美術學校求學，在一次西子湖畔的寫生活動中，吳先清邂逅並結識了杭州學生運動領袖宣中華，兩人於1924年結婚，次年吳先清被選送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而宣中華卻犧牲於“四·一二”之後的清黨。
宣中華無後人，但他的家鄉人民厚愛他、紀念他，家鄉人在諸暨鬥岩他的衣冠塚附近，在一個小小白牆黑瓦平房中建了一個“中華土地廟”，以此讓宣中華香火永續，“中國百姓素有此類傳統，但把一個共產黨人奉為土地神卻聞所未聞。”
在莫斯科驚聞噩耗的吳先清，自是悲痛不已，緩解她悲痛、帶她走出情感低穀的是從德國來到莫斯科的劉鼎。吳先清之後將和蔡叔厚、張文秋、章文先、方文、肖炳實、劉思慕、董秋斯、陳翰笙等人一樣，與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並肩戰鬥，吳先清也因此獲得“遠東第一女諜”的稱號，這個德國人就是被譽為“最有膽識的”“間諜之王”——“蘇聯英雄”佐爾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