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底至3月初，美國和以色列針對伊朗發起猛烈攻擊，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眾多高官死亡。而被視為伊朗重要盟友的中國，卻僅僅口頭上譴責了美以，並未為伊朗提供任何實際軍事援助和情報支持，也沒有其他援助。中美關係亦未受衝擊，3月底特朗普訪華計劃也未有推遲跡象。
而在1月，美國對另一反美並與中國關係友好的國家委內瑞拉發起軍事行動，抓捕了委總統馬杜羅。中國方麵同樣隻有口頭譴責，而沒有任何實質反製美國、幫助委內瑞拉的行動。
這讓許多關注國際關係和中國議題的人士很驚訝。他們奇怪為什麽中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這兩個“盟友”遭美國猛烈製裁和攻擊、最高領導人被“斬首”袖手旁觀，既不幫助委伊，也不反製美國。
之所以不少人感到困惑，很大程度在於許多人並不了解中國執政集團對待外事和軍事問題時，其決策的核心動機、利益和價值觀考量具體如何。另外很多人也對中國與伊朗和委內瑞拉等看似為盟友的真實關係，缺乏真切的了解。
1949年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曆過不少變化和波折。如毛澤東時代積極對抗美蘇、鼓吹“輸出革命”，改革開放後則轉向“韜光養晦”、經濟優先。2010年代後中國在國際上又變得相對強勢。
不過若更加詳細了解中國外交，就會發現它整體上是非常保守內斂的，一切以政權存續和穩定為優先的，並不惜放棄在海外的戰略利益、拒絕對外幹預來規避風險。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曾參與朝鮮戰爭、援助越南和“輸出革命”，但1950年代中期之後，已避免與美國直接交戰。當時中國對外“輸出革命”雖積極，但回避直接“下場”參戰。當美蘇在全球各地出兵爭霸、法國英國也常有軍事行動時，中國避免投送戰鬥部隊到國外（隻在個別情況下派遣過軍隊中的技術和後勤人員援助友好國家）。
1955年萬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由總理周恩來率隊參加，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調不幹涉別國內政，包括放棄對東南亞華人的國籍承認和責任。各國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幹涉內政為核心的“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精神，深刻影響了之後數十年至今的中國對外關係，迄今仍是中國外交政策核心原則。
中國在與周邊國家發生爭端時，也異乎尋常的克製。如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方反擊戰在軍事上取得勝利，解放軍卻主動退出爭議區，將大片土地讓給印度。後來許多年中國也在中印邊境問題上持克製態度。這令不少人感到匪夷所思。原因其實就是相對於領土和爭霸，中國執政者更在意與鄰國邦交，以及爆發大規模戰爭對政權穩定可能的衝擊風險，寧可妥協退讓。後來印度和巴基斯坦發生戰爭，巴方向中國求援，中方也沒有出兵，僅口頭聲援巴基斯坦，也是出於同樣原因。
不僅中印問題，如1956年朝鮮“八月宗派事件”後親中派被清洗，1960年代馬來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親中勢力被打擊時，中國都未有幹預，還與參與清洗勢力保持或建立了合作關係。這都可以看到中國寧可舍棄親中勢力和一些國家利益，也要避免幹預外事導致反噬、增大政權風險的根本立場。
而“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啟動後，中國在外交上更加重視經濟利益、和平發展，厭惡對外幹預帶來的各種麻煩和戰爭風險。1979年中越戰爭是罕見的例外，且控製在局部衝突的範圍，其中還有取悅西方的目的。1990年代，麵對一度非常不利的國內國際形勢，中國執政者更避免與美國衝突，即便發生“銀河號”被美軍強製檢查和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中國也未武力回擊。
這時的中國更不願為他國出頭反美。中國官方對內宣傳有不少反美反西方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內容，是為了執政者國內凝聚人心和對抗外部“顏色革命”/“和平演變”。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則“韜光養晦”，為國內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服務。1998年印度核試驗，美國積極製裁印度，中國卻低調反應。1998年印尼排華屠殺，中國未製裁，反而美加澳等國有製裁和救援。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中國反對力度還不如法國。這些事件中，許多國家的指責聲量和製裁力度都超過與事件相關程度高、刻板印象中反美堅定的中國。
而中國之所以對這些事件反應平淡克製，簡單說都是基於相同原因，即中國執政者需要政權的穩定、避免樹敵太多導致外事影響內政。相對於國內政治穩定和政權存續，其他外務問題，無論涉及道義、國際法、人權、利益，都是可以舍棄的、用以交換外國不幹涉內政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是使用否決權最少、投棄權票次數最多的，這也能反映中國在外交和國際關係上的保守與克製立場。
中國官方隻有對待台灣問題時，態度非常強硬，不惜動用國家資源乃至軍事和經濟力量施壓他國、要求遵守“隻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不過台灣問題在北京眼裏顯然是中國內政，而且正是涉及到北京的政權合法性問題，所以就格外在意、不惜代價施壓他國。另外在香港、新疆、西藏問題上，中國也非常強硬，也是基於相同的道理。
但在中國境外的、國際性的、不涉及港台疆藏的議題上，中國從來都是克製和避免卷入紛爭的。如在巴以問題上，中國向來被視為親巴反以。但以色列對巴攻擊時，中國隻是口頭譴責以色列，並未有實際製裁，還與以方有很多經貿甚至軍事合作，對以反對力度不及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
最近十幾年，中國在國際上更加活躍，也從“韜光養晦”到相對強勢。一些外交官言行甚至被評為“戰狼”。中國在南海等地也表現出攻擊性。但中國仍然避免對他國內政、另外國家之間衝突紛爭的幹預，也不願為親中勢力提供“保護傘”。
如較親近中國的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一度前往香港、有求助中方意向，但中方未為其提供任何幫助，其最終回菲律賓投案自首。2024年底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垮台時，中方也保持中立。曾來華訪問被熱情接待的巴沙爾夫婦，去了俄羅斯而非中國避難。
回到委內瑞拉和伊朗問題上。中國確實與這兩個國家及其執政者有較友好關係，經貿往來也較密切。但這兩國及政權的存亡興衰，並非中國執政者的核心利益。而且，委伊兩國也並非中國真正的“盟友”，而僅僅是有限的合作關係。
委內瑞拉和伊朗都有較豐富的油氣資源，中國對能源有很大需求。而委伊也都與西方不和、積極反美，和與反對西方價值觀、與美國激烈競爭的中國有一定共同語言和目標。但共同點僅止於此，還有不少分歧，合作也有限。中委中伊之間均未簽署軍事同盟互助條約，中國也未在兩國駐軍。
中國當然不樂見委伊被美國打擊、政權更迭，但也不至於冒著軍事衝突風險為委伊提供軍事援助、製裁美國。兩國即便“變天”，親美派當權，中國雖有損失但可接受，也能繼續與新政府保持經貿關係。如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垮台後，中國與伊拉克經貿額不減反增、中國公司開采石油也增多。即便特朗普較貪婪，試圖壟斷委伊資源和利益，中國也寧可舍棄在兩國的利益，並不會因此對委伊軍事援助和製裁美國，以免引發美國報複造成更大損失。
很多國際觀察者對中國“見死不救”親中“盟友”感到驚訝和不理解，往往是不了解中國與這些“盟國”的實際關係，也更不明白中國執政集團各種決策的根本目的。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真正民主體製、中共執政集團未經民主選舉授權，其合法性和穩定性必然且長期麵對危機和挑戰。統治中國的中共執政集團看似強大，其實是脆弱不安的。數十年來，執掌中國權力、決定內政外交的中共，一直焦慮於內部穩定受挑戰和政權存續問題，也擔憂外部“和平演變”顛覆政權，所以一切內外政策都要服從於、服務於、退讓於政權延續和政治安全。也因此，中國執政者極度厭惡可能有損這一根本目的的各種風險，並不惜付出其他方麵的代價以規避風險。即便是國家利益、國際影響力、經貿關係和利潤等，也要讓位於政治安全。
相對於在國內常有權力濫用和鎮壓民眾，中國執政集體對於外務是格外克製、遠比對內問題保守謹慎的。這是因為相對於可以完全控製局勢的國內，外國及外事是中共難以有力掌控的。一旦與外國及外國人發生糾紛，中國國家機器難以平息事態，並可能損害與他國關係、損害中共形象、衝擊國內政權穩定。所以自周恩來時期就已立下“外交無小事”原則，凡是處理外事都盡可能克製、息事寧人、避免衝突。
中國雖然長期與西方對立和相互防備，與美國更是激烈競爭對抗，但中國執政者也努力避免觸怒美國和發生熱戰。一旦發生戰爭以及西方強烈製裁等，會引發各種連鎖反應、衝擊國內政治。所以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對抗，既堅定又克製，且重點放在內部宣傳和阻遏西方“和平演變”/“顏色革命”，而對美西在其他國家的行動旁觀而不涉入，以免引火燒身。中國不幹涉他國內政、對國際議題克製而盡可能不參與糾紛，也是換取他國不幹涉中國內政、中國人權問題，避免中外反中共勢力勾結顛覆，以利於中共統治穩定。
另外，中共尤其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至今的中國執政集團，是非常實用主義的。對於中國執政集團和既得利益者，得到現實的經濟利益和各種物質好處，比意識形態、國際爭霸、革命與戰爭等，都更加重要和有吸引力。當然，維護政權統治也是重要的特殊利益。中共從高層官僚到中下層幹部，都是冷酷、精打細算、自身利益優先的技術官僚和保守派。這就意味著，中國執政集團也不會意氣用事，非常理性和實用。它不會為了國際正義、意識形態、擴張爭霸，而冒險攻擊其他國家尤其美國這樣的強大國家。
具體到委內瑞拉和伊朗，這兩國並非朝鮮那種與中國是近鄰和“血盟”的關係，也沒有俄羅斯這種與中國有重要戰略互惠關係和實力，甚至沒有像柬埔寨那樣對華關係熱絡，也就更不在中國核心利益範圍和軍事援助之列。中國也不會為委伊得罪美國、影響中美關係及即將到來的元首峰會。
所以，即便委內瑞拉總統被美軍抓捕、美以猛烈打擊伊朗並“斬首”哈梅內伊和造成大量傷亡，都顯著違反國際法，許多國家都譴責美國，美國國內也有強烈反對意見，中國仍然克製對待，反對僅停留於口頭。對此驚訝和不理解的各方人士，隻要了解中國執政者根本利益所在和決策動機，以及中國與委伊真實的關係情況，就會明白中國放棄支持委伊和克製低調是必然，是情理之中，符合中國外交一貫軌跡。這也反映了中國執政集團對政權合法性和安定性的焦慮下，強烈厭惡風險和“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和外交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