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書。】
從紅廟坡監獄回到西交大
2026年3月23日
【獄中生活四章略】
這一天總算最後到來了。
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見文末注一】下午，剛剛開過了下午的那頓飯，紅廟坡監獄外號叫“三角臉”的幹事來開了牢門。他讓戴寧生拿上東西跟他走，什麽也沒說，特別是沒有說要釋放他。走出監獄的大鐵門，來到了一間辦公室。一名公安員向戴寧生宣讀了1971年4月15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陝西省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委員會”簽發的紅頭“批複” --- 陝公發（1971）87號釋放證【見文末注二】，問戴寧生有何意見。戴寧生聽了那位公安員宣讀的釋放證內容後很不高興，他自1969年2月按一係列捏造的“罪名”被關了進來，沒有經過任何認真的審訊調查，更沒有什麽判決，現在憑空說他“有悔改表現，教育釋放。”但是他能有什麽意見？難道他是在一個可以在此刻提出意見的國家？難道這裏是一個可以提出意見的地方？難道這是一個可以提出意見的時代？他已經對這個國家徹底地絕望了。這個國家的黑暗超過了他在小說中讀過的各種黑暗。在這個國家裏做一個清白的人要沒完沒了地為自己的清白辯護，是多麽的困難、多麽的痛苦，是一件多麽不可能的事情。
事到如今，就是真的可以有意見，那又哪裏是一兩句話的事情！要說清楚，那要等半個世紀後，等他徹底逃離了那個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聖人的黨和政府的魔抓，等他到了美國成了美國公民，等他退休了、有時間了時，慢慢地寫一本書來把他的意見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沒有意見。”他淡淡地說。
“小夥子，你還年輕，這次翻了船，出去之後，老實點，小心點，不要再進來了！監獄裏的事，在外麵不許說！”
一名西安交大的人來接了他，坐上了一部三輪的小“放屁蟲”回到了西安交大。
***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四月下旬的西安，本該是春意盎然的。可是，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戴寧生從監獄回到西安交大時，映入他眼簾的卻正是李清照“聲聲慢”中的這些字句。那年的春天，校園裏空空如也，一點生氣也沒有。從1966年起，學校就再也沒有招生了。到現在，最後兩屆學生都已經畢業並離開了學校近一年了【見文末注三】。兩年多之前的1969年2月12日戴寧生被捕時轟轟烈烈的文革氣氛雖然不複存在了，但其幽靈仍彌漫在整個校園裏，殘留的大字報和牆上的標語不時可見，一片戰後的淒涼死寂和破敗狼藉。
這怎麽會是當年戴寧生離開故鄉南京，滿載理想來求學的地方？這怎麽會是大西北首屈一指的頭等學府？這怎麽會是一所學校？
1965年8月下旬戴寧生在南京的下關火車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車。上車後認識了坐在他對麵的一個小夥子名叫周禮詮。周禮詮說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無線電係的。他們兩立刻就成了好朋友。兩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著窗外看個不夠。那趟特快從南京到西安當時要走將近一天一夜的樣子。旅行在當時是件大事，那之前戴寧生隻去過北京上海無錫幾個地方，西北沒有去過，黃土高原是個令人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戴寧生是午後上的車，車子走了幾小時就天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第二天一早醒來，睜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進入黃土高原了。一塊塊平坦的塬和塬之間的深壑，戴寧生從來沒有見過。雖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見多少植被，偶爾能見到幾棵樹和黃土地上的局部綠地。火車進了潼關後，就是富饒的關中平原、所謂“白菜心”了。但是和剛剛離開的綠蔥蔥的江南比，還是太荒涼了。農民出身的周禮詮說：“這個地怎麽能長得出莊稼？人都吃什麽呀？”
戴寧生則感到浪漫極了。他終於離開了過分溫暖的家和過分嗬護他的父母和幾個姐姐，現在可以一個人獨自出來闖蕩了。回想報考大學誌願時，他一所家鄉的學校也不願意填寫。本來，他從小學高年級就喜愛做航模，自己設計飛機參加比賽，希望長大了能設計真正的飛機。無奈那時設計飛機屬保密性的專業，需要通過政治審查。戴寧生本人在中學政治表現欠佳，班主任在檔案裏的評語中說他是“驕傲自大、自由散漫。”他的父母和大姐姐雖已經加入了聖人的黨，但他的政治背景仍屬密級不夠。七弄八弄地被西安交大無線電係錄取了。“也行，”戴寧生滿懷信心地對自己說，“學無線電也一樣可以做一番事業的！”
回想起來，戴寧生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都沒有認真學習過。高考時，他不願意好好複習備考，所以也沒有考好。十九歲的他隻身一個人來到了西安交大，似乎瞬間成熟了很多。他暗下決心，要學一身知識，在科技領域裏做出一番事業來。學校裏的那幾門課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被選進了英文快班和數學快班，還是不夠。他又開始自學起英文之外的其他國家的語言如日語和德語；在規定的課程之外，他還生吞活剝地自學起其它科目，如流體動力學。從入學到1966年春天這一年時間裏，他真的是在知識的海洋裏如魚得水，有點得意忘形了。
那些都是四年前的事了，回憶起來，恍惚是另一世界裏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的事情。
***
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聖人有所謂的“兩個估計”，即：1949年後聖人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以及“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據此，後來就有了“工宣隊”要長期領導學校和讓大多數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等等方針政策。到了1971年戴寧生從監獄回到西交大時，原無線電係計算機專業已經被進駐學校的解放軍部隊來的軍宣隊和工廠來的工宣隊改編成了“自動控製大隊”“二連”。想來“係”和“專業”是資產階級大學的用語，“大隊”和“連隊”聽上去無產階級多了，諸如“生產大隊”、“民兵大隊”、“尖刀連”、“好八連”之類。隻是人們說話時一時還改不過來，還是用“係”字和“專業”順口些。
不知是誰派了係裏一名年輕的實驗員來陪伴戴寧生。此人姓潘，比戴寧生大幾歲的樣子，中等身材，人們稱他小潘。他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掌管戴寧生在食堂吃飯用的飯菜票。讓他人來掌管一個剛從中國監獄裏釋放出來的人的飯菜票一般認為是個必要的措施。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時的監獄大都是把犯人維持在剛剛餓不死的狀態上，所以如果不能自我控製，一出獄就可能無控製地爆食，輕則撐出病來重則撐得喪失性命。這點戴寧生心裏非常清楚，獄中的難友們也都互相提醒過這事。再說，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監獄雖然讓人餓得難熬，但比那些市級和縣級的小監獄要好多了。兩年多的監獄生活，戴寧生自認為他不但沒有喪失理智和自我控製的能力，而且是更加堅強了。
原先戴寧生吃飯的學生第二食堂已經變成了西安某駐軍的倉庫了。現在隻有學生第一食堂運作著，供為數不多的留校人員用餐。晚飯後，小潘向戴寧生提議說：“我們去散散步吧。”看來，陪伴剛剛走出監獄的戴寧生是小潘的另一個任務。是的，在與世隔絕的號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的牢房裏生活了兩年後再回到人世，心理上承受的衝擊也許超過了食物對饑腸的衝擊。更何況眼下的世界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一個陌生的世界，沒有他認識的人，更沒有親人；也沒有任何熟悉的事物。即令是身邊這位善良敦厚寡言的小潘，戴寧生以前也從來沒有見過和聽到過。他們兩在空曠的校園裏走著，免不了感到多少有些別扭。
校園裏唯一的生氣是幾名新招來的小女青工。她們是初中畢業後分配到西安交大來的。據說，初中畢業的男生大多數按照聖人的指示被派往山區去搞三線建設了。空曠死寂的校園裏偶爾看到小女青工穿著有些色彩衣服的身影和聽到她們的笑聲，仿佛是被人遺忘的舊戰場上的幾朵野花和零星飛過的小鳥。
當年女生宿舍的牆根上還清晰可見一條遺留下來的墨寫的標語：“砸爛反動學生戴寧生的狗頭！”直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聽說是因為他的隨行記者中可能有人要到西安來，這些塗寫在牆上的標語才被徹底清除幹淨，恐怕是不願意讓這些記者看到吧。但那條標語因為是墨汁寫在粗糙的水泥牆上的，洗刷不掉，最後隻好用硬器刮掉。多年後，戴寧生重返西安交大時，刮掉後的痕跡仍然可以辨認出“砸爛反動學生戴寧生的狗頭！”那幾個字。戴寧生看了，覺得那個被砸爛的狗頭和他並沒有什麽關係，那似乎指的是別人，或者是個根本不曾存在過的人。
他們繞過行政樓，來到了鹹寧路南的西交大正門，對麵就是那個50年代為交大西遷而修建的興慶公園。“想去興慶公園走走嗎？”小潘又尷尬地提議。
戴寧生佇立在鹹寧路邊。鹹寧路上雖然並沒有多少往來的車輛和行人，但當一輛卡車或公共汽車飛馳而過時，或一個騎著自行車下班回家的人匆匆從眼前掠過時，甚至不多的行人從麵前急急忙忙走過時，戴寧生一時感到難以承受。兩三年與世隔絕的監禁，他不曾見到這樣的情景。這情景雖然再普通不過了，但對戴寧生的心理仍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要不要去興慶公園轉轉？”小潘又一次重複了一下。
“不，不，不了。我們回去吧。”戴寧生隻想自己一個人呆一會兒，把這一天的巨變消化一下。
戴寧生被安排住在校區最東南麵的那棟16舍宿舍樓的二樓東頭的一間宿舍裏。學校的所有學生宿舍幾乎都是空著的。這棟樓也遠遠沒有住滿。樓裏住著一些學校的工友，還有一、二十名遺留下來的所謂“反動”學生，在一邊勞動“監督改造”，一邊等待審查結案分配工作。可能是為了戴寧生不至過於孤單，也可能是預防出現不測的意外，總之應該是出於為戴寧生著想的善意，學校為戴寧生安排了一個臨時的室友，人們都稱他何師傅。
何師傅是一名學校的搬運工人，老家是陝西商縣山裏的人，四十歲左右的樣子，看上去十分衰老。何師傅是那種最忠厚老實的普通工人了。他單身一人，一把年紀了，但沒有結婚。他慢吞吞地說著陝西話，對戴寧生說：
“我不能結婚呀！山裏人買不起鹽，一個村子的親戚都靠我這點收入買鹽呀。”
他打開抽屜，拿出幾張破舊的小相片來，帶著幾分自豪地指給戴寧生看，“他們都是我老家的幹兒子幹女兒。每年過年回老家，這些娃娃們都指望著我扯點布好給他們做件新衣服穿。”
不知道何師傅是有眼疾，還是戴寧生專注的傾聽感動了他，可能他從來沒有機會向他人傾述這些個人的事情，他的眼晴濕潤了，他用一塊髒手絹擦了擦眼淚，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好像是對他自己說：
“我怎麽能結婚呢？”
戴寧生聽著，專心地聽著，一句話也沒說，也不知道此時該說什麽。出獄前，自從李拴龍離開那間牢房後，他已經養成了不說話的習慣。何師傅的幾名工人朋友也常常到房間裏來，最常來的是機械廠的一個工人。他們都是些樸實善良和不善言辭的人，既不歧視戴寧生把他當外人，也不出於好奇心向他詢問打探各種情況。戴寧生當時已經養成了不說話的習慣，他們之間確實也沒有什麽可以交流的。善良的何師傅很快就發現，戴寧生所想要的就是獨自一人呆著，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有什麽意外。沒幾天後，何師傅就搬走了。
小潘也很快發現，戴寧生不需要一個人無時無刻地陪著，並為他掌管飯菜票。第二天小潘就把飯菜票都給了戴寧生了。戴寧生自己也知道和懂得必須慢慢地增加飲食，讓身體恢複和強壯起來。盡管如此，謠言還是免不了的。後來就有房管組的人傳說戴寧生第一天一下子吃了十幾個饅頭，不讓他吃他還偷吃，等等。
***
【注一：那時星期六仍然是工作日。】
【注二：原件見《“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錄》一書。】
【注三：1970年7月10日開始69、70屆分配，8月18日分配完畢，到8月底，全部離校而1970年和1971年均未招生。見霍有光編著的《交通大學（西安）1950 - 1978年譜》第1569頁和第1585頁。】
從紅廟坡監獄回到西交大
戴寧生2022 (2026-03-23 06:25:30) 評論 (0)【摘自2024年寫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書。】
從紅廟坡監獄回到西交大
2026年3月23日
【獄中生活四章略】
這一天總算最後到來了。
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見文末注一】下午，剛剛開過了下午的那頓飯，紅廟坡監獄外號叫“三角臉”的幹事來開了牢門。他讓戴寧生拿上東西跟他走，什麽也沒說，特別是沒有說要釋放他。走出監獄的大鐵門，來到了一間辦公室。一名公安員向戴寧生宣讀了1971年4月15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陝西省公安機關軍事管製委員會”簽發的紅頭“批複” --- 陝公發（1971）87號釋放證【見文末注二】，問戴寧生有何意見。戴寧生聽了那位公安員宣讀的釋放證內容後很不高興，他自1969年2月按一係列捏造的“罪名”被關了進來，沒有經過任何認真的審訊調查，更沒有什麽判決，現在憑空說他“有悔改表現，教育釋放。”但是他能有什麽意見？難道他是在一個可以在此刻提出意見的國家？難道這裏是一個可以提出意見的地方？難道這是一個可以提出意見的時代？他已經對這個國家徹底地絕望了。這個國家的黑暗超過了他在小說中讀過的各種黑暗。在這個國家裏做一個清白的人要沒完沒了地為自己的清白辯護，是多麽的困難、多麽的痛苦，是一件多麽不可能的事情。
事到如今，就是真的可以有意見，那又哪裏是一兩句話的事情！要說清楚，那要等半個世紀後，等他徹底逃離了那個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聖人的黨和政府的魔抓，等他到了美國成了美國公民，等他退休了、有時間了時，慢慢地寫一本書來把他的意見清清楚楚地說出來。
“沒有意見。”他淡淡地說。
“小夥子，你還年輕，這次翻了船，出去之後，老實點，小心點，不要再進來了！監獄裏的事，在外麵不許說！”
一名西安交大的人來接了他，坐上了一部三輪的小“放屁蟲”回到了西安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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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四月下旬的西安，本該是春意盎然的。可是，1971年4月24日星期六戴寧生從監獄回到西安交大時，映入他眼簾的卻正是李清照“聲聲慢”中的這些字句。那年的春天，校園裏空空如也，一點生氣也沒有。從1966年起，學校就再也沒有招生了。到現在，最後兩屆學生都已經畢業並離開了學校近一年了【見文末注三】。兩年多之前的1969年2月12日戴寧生被捕時轟轟烈烈的文革氣氛雖然不複存在了，但其幽靈仍彌漫在整個校園裏，殘留的大字報和牆上的標語不時可見，一片戰後的淒涼死寂和破敗狼藉。
這怎麽會是當年戴寧生離開故鄉南京，滿載理想來求學的地方？這怎麽會是大西北首屈一指的頭等學府？這怎麽會是一所學校？
1965年8月下旬戴寧生在南京的下關火車站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特快火車。上車後認識了坐在他對麵的一個小夥子名叫周禮詮。周禮詮說他是崇明人，也是去西安交大無線電係的。他們兩立刻就成了好朋友。兩人都是靠窗的位子，都好奇地盯著窗外看個不夠。那趟特快從南京到西安當時要走將近一天一夜的樣子。旅行在當時是件大事，那之前戴寧生隻去過北京上海無錫幾個地方，西北沒有去過，黃土高原是個令人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戴寧生是午後上的車，車子走了幾小時就天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第二天一早醒來，睜眼一看，已是豫西，算是進入黃土高原了。一塊塊平坦的塬和塬之間的深壑，戴寧生從來沒有見過。雖是夏末秋初，但看不見多少植被，偶爾能見到幾棵樹和黃土地上的局部綠地。火車進了潼關後，就是富饒的關中平原、所謂“白菜心”了。但是和剛剛離開的綠蔥蔥的江南比，還是太荒涼了。農民出身的周禮詮說：“這個地怎麽能長得出莊稼？人都吃什麽呀？”
戴寧生則感到浪漫極了。他終於離開了過分溫暖的家和過分嗬護他的父母和幾個姐姐，現在可以一個人獨自出來闖蕩了。回想報考大學誌願時，他一所家鄉的學校也不願意填寫。本來，他從小學高年級就喜愛做航模，自己設計飛機參加比賽，希望長大了能設計真正的飛機。無奈那時設計飛機屬保密性的專業，需要通過政治審查。戴寧生本人在中學政治表現欠佳，班主任在檔案裏的評語中說他是“驕傲自大、自由散漫。”他的父母和大姐姐雖已經加入了聖人的黨，但他的政治背景仍屬密級不夠。七弄八弄地被西安交大無線電係錄取了。“也行，”戴寧生滿懷信心地對自己說，“學無線電也一樣可以做一番事業的！”
回想起來，戴寧生從小學到高中畢業都沒有認真學習過。高考時，他不願意好好複習備考，所以也沒有考好。十九歲的他隻身一個人來到了西安交大，似乎瞬間成熟了很多。他暗下決心，要學一身知識，在科技領域裏做出一番事業來。學校裏的那幾門課滿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被選進了英文快班和數學快班，還是不夠。他又開始自學起英文之外的其他國家的語言如日語和德語；在規定的課程之外，他還生吞活剝地自學起其它科目，如流體動力學。從入學到1966年春天這一年時間裏，他真的是在知識的海洋裏如魚得水，有點得意忘形了。
那些都是四年前的事了，回憶起來，恍惚是另一世界裏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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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聖人有所謂的“兩個估計”，即：1949年後聖人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以及“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據此，後來就有了“工宣隊”要長期領導學校和讓大多數知識分子到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等等方針政策。到了1971年戴寧生從監獄回到西交大時，原無線電係計算機專業已經被進駐學校的解放軍部隊來的軍宣隊和工廠來的工宣隊改編成了“自動控製大隊”“二連”。想來“係”和“專業”是資產階級大學的用語，“大隊”和“連隊”聽上去無產階級多了，諸如“生產大隊”、“民兵大隊”、“尖刀連”、“好八連”之類。隻是人們說話時一時還改不過來，還是用“係”字和“專業”順口些。
不知是誰派了係裏一名年輕的實驗員來陪伴戴寧生。此人姓潘，比戴寧生大幾歲的樣子，中等身材，人們稱他小潘。他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掌管戴寧生在食堂吃飯用的飯菜票。讓他人來掌管一個剛從中國監獄裏釋放出來的人的飯菜票一般認為是個必要的措施。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時的監獄大都是把犯人維持在剛剛餓不死的狀態上，所以如果不能自我控製，一出獄就可能無控製地爆食，輕則撐出病來重則撐得喪失性命。這點戴寧生心裏非常清楚，獄中的難友們也都互相提醒過這事。再說，紅廟坡陝西省第一監獄雖然讓人餓得難熬，但比那些市級和縣級的小監獄要好多了。兩年多的監獄生活，戴寧生自認為他不但沒有喪失理智和自我控製的能力，而且是更加堅強了。
原先戴寧生吃飯的學生第二食堂已經變成了西安某駐軍的倉庫了。現在隻有學生第一食堂運作著，供為數不多的留校人員用餐。晚飯後，小潘向戴寧生提議說：“我們去散散步吧。”看來，陪伴剛剛走出監獄的戴寧生是小潘的另一個任務。是的，在與世隔絕的號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的牢房裏生活了兩年後再回到人世，心理上承受的衝擊也許超過了食物對饑腸的衝擊。更何況眼下的世界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一個陌生的世界，沒有他認識的人，更沒有親人；也沒有任何熟悉的事物。即令是身邊這位善良敦厚寡言的小潘，戴寧生以前也從來沒有見過和聽到過。他們兩在空曠的校園裏走著，免不了感到多少有些別扭。
校園裏唯一的生氣是幾名新招來的小女青工。她們是初中畢業後分配到西安交大來的。據說，初中畢業的男生大多數按照聖人的指示被派往山區去搞三線建設了。空曠死寂的校園裏偶爾看到小女青工穿著有些色彩衣服的身影和聽到她們的笑聲，仿佛是被人遺忘的舊戰場上的幾朵野花和零星飛過的小鳥。
當年女生宿舍的牆根上還清晰可見一條遺留下來的墨寫的標語：“砸爛反動學生戴寧生的狗頭！”直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聽說是因為他的隨行記者中可能有人要到西安來，這些塗寫在牆上的標語才被徹底清除幹淨，恐怕是不願意讓這些記者看到吧。但那條標語因為是墨汁寫在粗糙的水泥牆上的，洗刷不掉，最後隻好用硬器刮掉。多年後，戴寧生重返西安交大時，刮掉後的痕跡仍然可以辨認出“砸爛反動學生戴寧生的狗頭！”那幾個字。戴寧生看了，覺得那個被砸爛的狗頭和他並沒有什麽關係，那似乎指的是別人，或者是個根本不曾存在過的人。
他們繞過行政樓，來到了鹹寧路南的西交大正門，對麵就是那個50年代為交大西遷而修建的興慶公園。“想去興慶公園走走嗎？”小潘又尷尬地提議。
戴寧生佇立在鹹寧路邊。鹹寧路上雖然並沒有多少往來的車輛和行人，但當一輛卡車或公共汽車飛馳而過時，或一個騎著自行車下班回家的人匆匆從眼前掠過時，甚至不多的行人從麵前急急忙忙走過時，戴寧生一時感到難以承受。兩三年與世隔絕的監禁，他不曾見到這樣的情景。這情景雖然再普通不過了，但對戴寧生的心理仍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要不要去興慶公園轉轉？”小潘又一次重複了一下。
“不，不，不了。我們回去吧。”戴寧生隻想自己一個人呆一會兒，把這一天的巨變消化一下。
戴寧生被安排住在校區最東南麵的那棟16舍宿舍樓的二樓東頭的一間宿舍裏。學校的所有學生宿舍幾乎都是空著的。這棟樓也遠遠沒有住滿。樓裏住著一些學校的工友，還有一、二十名遺留下來的所謂“反動”學生，在一邊勞動“監督改造”，一邊等待審查結案分配工作。可能是為了戴寧生不至過於孤單，也可能是預防出現不測的意外，總之應該是出於為戴寧生著想的善意，學校為戴寧生安排了一個臨時的室友，人們都稱他何師傅。
何師傅是一名學校的搬運工人，老家是陝西商縣山裏的人，四十歲左右的樣子，看上去十分衰老。何師傅是那種最忠厚老實的普通工人了。他單身一人，一把年紀了，但沒有結婚。他慢吞吞地說著陝西話，對戴寧生說：
“我不能結婚呀！山裏人買不起鹽，一個村子的親戚都靠我這點收入買鹽呀。”
他打開抽屜，拿出幾張破舊的小相片來，帶著幾分自豪地指給戴寧生看，“他們都是我老家的幹兒子幹女兒。每年過年回老家，這些娃娃們都指望著我扯點布好給他們做件新衣服穿。”
不知道何師傅是有眼疾，還是戴寧生專注的傾聽感動了他，可能他從來沒有機會向他人傾述這些個人的事情，他的眼晴濕潤了，他用一塊髒手絹擦了擦眼淚，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好像是對他自己說：
“我怎麽能結婚呢？”
戴寧生聽著，專心地聽著，一句話也沒說，也不知道此時該說什麽。出獄前，自從李拴龍離開那間牢房後，他已經養成了不說話的習慣。何師傅的幾名工人朋友也常常到房間裏來，最常來的是機械廠的一個工人。他們都是些樸實善良和不善言辭的人，既不歧視戴寧生把他當外人，也不出於好奇心向他詢問打探各種情況。戴寧生當時已經養成了不說話的習慣，他們之間確實也沒有什麽可以交流的。善良的何師傅很快就發現，戴寧生所想要的就是獨自一人呆著，不會感到孤獨，更不會有什麽意外。沒幾天後，何師傅就搬走了。
小潘也很快發現，戴寧生不需要一個人無時無刻地陪著，並為他掌管飯菜票。第二天小潘就把飯菜票都給了戴寧生了。戴寧生自己也知道和懂得必須慢慢地增加飲食，讓身體恢複和強壯起來。盡管如此，謠言還是免不了的。後來就有房管組的人傳說戴寧生第一天一下子吃了十幾個饅頭，不讓他吃他還偷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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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那時星期六仍然是工作日。】
【注二：原件見《“在中國的一場惡夢”附錄》一書。】
【注三：1970年7月10日開始69、70屆分配，8月18日分配完畢，到8月底，全部離校而1970年和1971年均未招生。見霍有光編著的《交通大學（西安）1950 - 1978年譜》第1569頁和第15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