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中原大戰亦稱為軍閥混戰
《中原大戰》，亦稱《蔣馮閻軍閥大混戰》，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之間的戰爭，因主戰場在中原地區，故得名為《中原大戰》。
蔣介石當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是由孫中山的國民黨和陳獨秀的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的國民政府發動的統一戰爭，旨在打倒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革命軍從廣東起兵，擊敗軍閥勢力，最終以1928年東北易幟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早在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1924年起，國共合作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北伐戰爭於1926年7月9日誓師，1928年12月29日結束。主力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
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北伐軍迅速控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擊敗吳佩孚、孫傳芳。1927年，國民黨內部分裂，汪精衛和蔣介石先後借清黨為名，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左派後造成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再經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結合馮玉祥、閻錫山的軍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戰爭告終之際，蔣介石決心獨裁國民黨軍隊，實施國軍編遣，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不滿。1930年4月，《中原大戰》正式爆發。中原大戰共分為南、北兩個戰場。北方的主戰場在河南、支戰場在山東，分別沿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線進行。反蔣主力是改編後的馮玉祥的第二方麵軍和閻錫山的第三方麵軍，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麵軍。南方戰場在湖南，沿湘江進行，以衡陽附近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麵軍。
中原大戰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戰場的反蔣聯軍在隴海線、平漢線向蔣介石中央軍發起攻勢，攻占許昌和濟南，南方聯軍則攻占長沙。7月，是雙方相持時期。反蔣聯軍在湖南戰場失利，被迫退回廣西，但在北方占據優勢。8月後，蔣介石中央軍發起反攻，奪回濟南，聯軍被迫退至黃河以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東北軍入關助蔣，奪取平津等地。反蔣聯軍在南北夾擊下潰不成軍，完全失敗。
中原大戰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內戰，戰火波及南北多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中原大戰後，國民黨各派軍閥力量對比發生較大變化，東北軍實力大增，蔣介石實權得到鞏固，正式確立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軍閥大混戰也給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創造了時機，使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1928年底，東三省易幟，其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分治合作” 的關係，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沈陽等6個軍權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舉行國軍編遣會議，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編，東北軍列入第二期整編；規定每個軍事集團最多保留11個師 ，李宗仁部、馮玉祥部先後舉兵反抗，均告失敗。同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召開，規定各編遣區以團為單位實施編遣，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 。東北軍並未參與其中，張學良且與閻錫山等人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統一” 。但因“中東路事件”及與蘇聯交涉問題 ，奉張與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張學良既未出席曆次編遣會議，也未執行會議決議，財政方麵依然自收自支。
軍隊編遣和取締政治分會。使蔣介石操縱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正統”地位，卻未真正統一國民黨，國民黨內四分五裂、派係林立。麵對這種形勢，蔣介石希望通過召開三全大會來穩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除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為“最高之根本法”，《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外交決議案》外，還決定：追認編遣方案，從法律上肯定了蔣介石消滅地方實力派為合法。
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對汪精衛予以書麵警告，桂係及改組派勢力被完全排除於三大中央之外。開除國民黨二屆中央中共黨人的國民黨籍，並對鄧演達、彭澤民、路友一尹等人以開除黨籍或停止職權的處分。
民國十八年年饉，馮玉祥所主政的陝西關中地區，一場大災荒對“中原大戰”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而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說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說是三百年一遇。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誌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據當年9月5日陝西救災委員會統計，在全省92個縣中，發生旱災的縣達91個，除濱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成不毛之地。在91個災縣中，有特重災縣24個，重災縣27個，一般災縣15個，輕災縣25個。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鹹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政權。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通過徐州會議，實現了國民黨兩派新軍閥的合作。1928年2月，蔣馮結拜“換譜兄弟”。4月，在北伐奉係張作霖的戰爭中，四派新軍閥組成的“二期北伐”軍迫使奉張軍退回東北。其後蔣、桂、馮、閻四派對張作霖的臨時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麵。蔣、馮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明顯突出。
“二期北伐”開始之前，蔣介石控製國民黨中央政權，據有滬、寧、杭等富庶地區，需要借助馮玉祥的軍事力量，北伐奉張，占領北方地盤，進而“統一”中國。馮玉祥控製西北，地瘠民貧，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張之機到北方爭奪自己的地盤。尤其對財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為看重。
“二期北伐”結束以後，蔣介石擔心馮勢力發展過快，利用閻錫山與馮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劃給閻錫山。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允許閻的第3集團軍開進北京。而馮的第二集團軍隻允許留駐南苑，不準進入北京城。為此，馮玉祥對蔣介石極為不滿，他命令所屬撤兵，退回山東與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鄉，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馮玉祥強調“平民政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建設上反對蔣介石的主張，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倡共辦實業，救濟災民，反對貪汙腐化，反對中央政府委員加薪，以各派的實力大小分配中央領導權，反對蔣介石包辦黨務與南京政府、這與蔣介石的主張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提出要編遣軍隊。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蔣、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北平邀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召開座談會，在會上，馮玉祥和其他派係首領大力反對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座談會不歡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議討論馮、閻兩個裁兵方案時，多數人讚閻案，反對馮案，後通過了有利於蔣介石的《國軍編遣委員進行程序大綱》。馮、閻、李很快從相互攻訐轉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設法抵製編遣會議。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集中兵力，消滅桂係，蔣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華山拉攏馮玉祥，以行政院院長及鄂、湘兩省地盤為條件，要馮繼續與蔣合作，並請馮出兵助蔣討桂。馮表麵答應了蔣的要求。隨即在豫鄂邊界頻繁調兵，希望待蔣、桂兩敗俱傷之時，乘機出兵占領武漢。但蔣很快打敗了桂係，增加了蔣介石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
蔣介石隨後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馮玉祥，大舉向山東、河南調兵，造成對馮係大兵壓境之勢。接收濟南事件則成了蔣、馮矛盾爆發的導火線。蔣介石以武力把孫良誠擠出山東。馮玉祥看到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禦策略，命令山東、河南的守軍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縮短戰線，鞏固西北。
同時，馮係在南京供職的鹿仲鱗、熊斌也同時辭職，返回了西北。馮玉祥完成了一係列的軍事調動之後，於5月中旬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5月16日，西北軍將領孫良誠等人發表反蔣通電，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蔣介石調兵遣將，設作戰總部於徐州，在湖北和山東，隨後用金錢收買了馮係將領韓複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軍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蔣挾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指責馮“破壞革命”、“大逆不道”、“統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的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5月25日蔣致電馮，要馮下野出洋，交出兵權。馮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麵對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馮玉祥於5月27日通電全國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振作的時機，但中國積重難返，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1930年7月底，蔣在津浦線發動總攻，8月15日重新占領濟南，晉軍倉惶往黃河北岸撤退，適逢河水上漲，被蔣軍俘虜或入水溺斃的不計其數。閻軍在津浦線首告失敗，這對整個戰局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0年8月21日，蔣在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黃河北岸晉軍取對峙監視態勢，而把津浦線蔣、蔡、李及陳誠、胡宗南等部調到隴海、平漢線方麵來，將進攻重點放在平漢線上，同時進擾隴海線西段以截斷西北軍退路。24日，蔣懸賞各軍：先占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占領洛陽、鄭州者各賞洋100萬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麵，彼此互爭正統。
1930年9月6日，蔣軍開始總攻。馮認為還有實力與蔣決一死戰，便將平漢、隴海戰線縮短，集結兵力於鄭州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挽回頹勢。但閻為保存實力，卻密令隴海線晉軍也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部無力支持。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占了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退路，馮軍隻得轉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表示中立。 為了籠絡奉張，寧蔣方麵主要透過三個管道：（1）蔣經常親自致電張氏；（2）何成浚與張學良保持密切聯係；（3）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石曾、張群等人，前往沈陽進行勸說與談判。晉閻方麵為了拉攏奉張，主要通過：（1）派遣代表赴沈向張學良勸說；（2）秘密透過崔廷獻等結納張學良，同時讓與部分控製區。
1930年9月28日起，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繼倒戈投蔣，平漢線的反蔣軍處境險惡。
1930年10月3日，隴海線蔣軍攻入開封，進追鄭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取消太原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至此，蔣、馮、閻中原大戰已告結束。
《中原大戰》的戰爭結果：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即日釋權歸田。隨後，取消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中原大戰徹底止息。“中原大戰”曆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南方每月所需軍費約三千萬元，北方每月約需一千萬元” 。“雙方軍費總數，達二萬萬元以上” 。新軍閥對老百姓加捐加稅，濫發紙幣。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戶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複” 。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幹人民，毀壞若幹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工業衰敗，農業破產。戰爭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 。僅鐵路交通一項，“計資本損失22165504元；駐軍提款4206155元；軍運計帳29958042元；營業損失17018271元。總計亦達7300餘萬之巨” 。“農產品中之煙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煙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2千萬至3千萬元之間。損失之巨亦倍於戰費” 。其他如航業、礦業、紡織業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斷，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則其為數當必不小” 。
《中原大戰》的戰爭影響：
蔣介石徹底打敗對其威脅最大的軍事力量。其後蔣扣押胡漢民，釀成新的“寧粵對峙”事件，並迅速形成了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蔣勢力的大聯合。西北軍隊戰力強但軍備差，在中原大戰之後被初步瓦解。東北軍軍備強但戰力差，幸運的是未受戰事影響。晉綏軍戰力與軍備實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戰事影響。新桂係軍備差而戰力強，但是由於蔣桂戰爭，實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戰之後的局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徹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係。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也受到重創，內部的商震和傅作義等將領也前後聯合成一個係別。東北軍因為進入關中幫助中央軍，所以在戰後得到了華北的地盤，緊隨其後又收編了大量的西北軍和晉綏軍派係的殘餘勢力，一舉成為全中國第二大的軍事派別。新桂係撤退回廣西以後，在陳濟棠派粵軍的幫助下自保。與此同時，派係領袖中的黃紹竑退出了新桂係。
在中原大戰之後一些小軍閥的勢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建國豫軍的首領樊鍾秀陣亡，他領導的派係也在戰後被收編了。石友三領導的西北軍由張學良收編。而後因為密謀奪取華北，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左右夾擊致使全軍覆沒。楊虎城領導的陝軍因為協助蔣介石而得到了陝西地盤。張發奎領導的粵軍因戰鬥實力大損，不得不依附於新桂係。陳濟棠領導的粵軍在幫助了蔣介石後並未得任何好處，導致矛盾激化。後來以胡漢民被囚為借口，和新桂係聯合反對蔣介石。
《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奢” 。東北軍的入關，造成邊防空虛，入關後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關注於華北事務，予日本以可乘之機，一年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 一八”事變。
《中原大戰》，使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實力，同時放棄進攻紅軍，成為中共領導的紅軍和紅區的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52]。在中原大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區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等11省。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並建立了中央（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閩浙贛、廣西右江左江等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較快較大的發展。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 ，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麵。
經過《中原大戰》，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從此再也沒有發動反蔣戰爭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
《中原大戰》的性質是非正義的，爭權略地是貫穿戰爭全過程的實質，戰爭雙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新軍閥，他們曾聯合鎮壓了人民革命，並且在混戰中也不忘以“縱共”指責對方。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派雖最終敗北，但他們喊出的“反對專製、獨裁”的口號，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幟，製定的具有聯邦精神的憲法，其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敗了對手，可在政治上卻很被動而不得不接受反對派的主張，召開了國民會議、頒布了約法，並提前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則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蔣汪分治共管的“均權製”局麵。
蔣介石中原大戰亦稱為軍閥混戰
yongbing1993 (2026-03-08 07:09:28) 評論 (3)
蔣介石中原大戰亦稱為軍閥混戰
《中原大戰》，亦稱《蔣馮閻軍閥大混戰》，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之間的戰爭，因主戰場在中原地區，故得名為《中原大戰》。
蔣介石當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是由孫中山的國民黨和陳獨秀的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的國民政府發動的統一戰爭，旨在打倒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革命軍從廣東起兵，擊敗軍閥勢力，最終以1928年東北易幟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早在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1924年起，國共合作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北伐戰爭於1926年7月9日誓師，1928年12月29日結束。主力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
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北伐軍迅速控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擊敗吳佩孚、孫傳芳。1927年，國民黨內部分裂，汪精衛和蔣介石先後借清黨為名，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左派後造成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再經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結合馮玉祥、閻錫山的軍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戰爭告終之際，蔣介石決心獨裁國民黨軍隊，實施國軍編遣，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不滿。1930年4月，《中原大戰》正式爆發。中原大戰共分為南、北兩個戰場。北方的主戰場在河南、支戰場在山東，分別沿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線進行。反蔣主力是改編後的馮玉祥的第二方麵軍和閻錫山的第三方麵軍，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麵軍。南方戰場在湖南，沿湘江進行，以衡陽附近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麵軍。
中原大戰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戰場的反蔣聯軍在隴海線、平漢線向蔣介石中央軍發起攻勢，攻占許昌和濟南，南方聯軍則攻占長沙。7月，是雙方相持時期。反蔣聯軍在湖南戰場失利，被迫退回廣西，但在北方占據優勢。8月後，蔣介石中央軍發起反攻，奪回濟南，聯軍被迫退至黃河以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東北軍入關助蔣，奪取平津等地。反蔣聯軍在南北夾擊下潰不成軍，完全失敗。
中原大戰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內戰，戰火波及南北多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中原大戰後，國民黨各派軍閥力量對比發生較大變化，東北軍實力大增，蔣介石實權得到鞏固，正式確立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軍閥大混戰也給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創造了時機，使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1928年底，東三省易幟，其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分治合作” 的關係，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沈陽等6個軍權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舉行國軍編遣會議，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編，東北軍列入第二期整編；規定每個軍事集團最多保留11個師 ，李宗仁部、馮玉祥部先後舉兵反抗，均告失敗。同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召開，規定各編遣區以團為單位實施編遣，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 。東北軍並未參與其中，張學良且與閻錫山等人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統一” 。但因“中東路事件”及與蘇聯交涉問題 ，奉張與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張學良既未出席曆次編遣會議，也未執行會議決議，財政方麵依然自收自支。
軍隊編遣和取締政治分會。使蔣介石操縱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正統”地位，卻未真正統一國民黨，國民黨內四分五裂、派係林立。麵對這種形勢，蔣介石希望通過召開三全大會來穩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除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為“最高之根本法”，《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外交決議案》外，還決定：追認編遣方案，從法律上肯定了蔣介石消滅地方實力派為合法。
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對汪精衛予以書麵警告，桂係及改組派勢力被完全排除於三大中央之外。開除國民黨二屆中央中共黨人的國民黨籍，並對鄧演達、彭澤民、路友一尹等人以開除黨籍或停止職權的處分。
民國十八年年饉，馮玉祥所主政的陝西關中地區，一場大災荒對“中原大戰”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而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說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說是三百年一遇。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誌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據當年9月5日陝西救災委員會統計，在全省92個縣中，發生旱災的縣達91個，除濱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成不毛之地。在91個災縣中，有特重災縣24個，重災縣27個，一般災縣15個，輕災縣25個。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鹹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政權。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通過徐州會議，實現了國民黨兩派新軍閥的合作。1928年2月，蔣馮結拜“換譜兄弟”。4月，在北伐奉係張作霖的戰爭中，四派新軍閥組成的“二期北伐”軍迫使奉張軍退回東北。其後蔣、桂、馮、閻四派對張作霖的臨時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麵。蔣、馮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明顯突出。
“二期北伐”開始之前，蔣介石控製國民黨中央政權，據有滬、寧、杭等富庶地區，需要借助馮玉祥的軍事力量，北伐奉張，占領北方地盤，進而“統一”中國。馮玉祥控製西北，地瘠民貧，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張之機到北方爭奪自己的地盤。尤其對財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為看重。
“二期北伐”結束以後，蔣介石擔心馮勢力發展過快，利用閻錫山與馮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劃給閻錫山。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允許閻的第3集團軍開進北京。而馮的第二集團軍隻允許留駐南苑，不準進入北京城。為此，馮玉祥對蔣介石極為不滿，他命令所屬撤兵，退回山東與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鄉，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馮玉祥強調“平民政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建設上反對蔣介石的主張，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倡共辦實業，救濟災民，反對貪汙腐化，反對中央政府委員加薪，以各派的實力大小分配中央領導權，反對蔣介石包辦黨務與南京政府、這與蔣介石的主張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提出要編遣軍隊。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蔣、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北平邀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召開座談會，在會上，馮玉祥和其他派係首領大力反對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座談會不歡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議討論馮、閻兩個裁兵方案時，多數人讚閻案，反對馮案，後通過了有利於蔣介石的《國軍編遣委員進行程序大綱》。馮、閻、李很快從相互攻訐轉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設法抵製編遣會議。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集中兵力，消滅桂係，蔣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華山拉攏馮玉祥，以行政院院長及鄂、湘兩省地盤為條件，要馮繼續與蔣合作，並請馮出兵助蔣討桂。馮表麵答應了蔣的要求。隨即在豫鄂邊界頻繁調兵，希望待蔣、桂兩敗俱傷之時，乘機出兵占領武漢。但蔣很快打敗了桂係，增加了蔣介石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
蔣介石隨後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馮玉祥，大舉向山東、河南調兵，造成對馮係大兵壓境之勢。接收濟南事件則成了蔣、馮矛盾爆發的導火線。蔣介石以武力把孫良誠擠出山東。馮玉祥看到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禦策略，命令山東、河南的守軍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縮短戰線，鞏固西北。
同時，馮係在南京供職的鹿仲鱗、熊斌也同時辭職，返回了西北。馮玉祥完成了一係列的軍事調動之後，於5月中旬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5月16日，西北軍將領孫良誠等人發表反蔣通電，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蔣介石調兵遣將，設作戰總部於徐州，在湖北和山東，隨後用金錢收買了馮係將領韓複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軍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蔣挾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指責馮“破壞革命”、“大逆不道”、“統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的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5月25日蔣致電馮，要馮下野出洋，交出兵權。馮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麵對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馮玉祥於5月27日通電全國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振作的時機，但中國積重難返，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1930年7月底，蔣在津浦線發動總攻，8月15日重新占領濟南，晉軍倉惶往黃河北岸撤退，適逢河水上漲，被蔣軍俘虜或入水溺斃的不計其數。閻軍在津浦線首告失敗，這對整個戰局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0年8月21日，蔣在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黃河北岸晉軍取對峙監視態勢，而把津浦線蔣、蔡、李及陳誠、胡宗南等部調到隴海、平漢線方麵來，將進攻重點放在平漢線上，同時進擾隴海線西段以截斷西北軍退路。24日，蔣懸賞各軍：先占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占領洛陽、鄭州者各賞洋100萬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麵，彼此互爭正統。
1930年9月6日，蔣軍開始總攻。馮認為還有實力與蔣決一死戰，便將平漢、隴海戰線縮短，集結兵力於鄭州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挽回頹勢。但閻為保存實力，卻密令隴海線晉軍也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部無力支持。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占了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退路，馮軍隻得轉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表示中立。 為了籠絡奉張，寧蔣方麵主要透過三個管道：（1）蔣經常親自致電張氏；（2）何成浚與張學良保持密切聯係；（3）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石曾、張群等人，前往沈陽進行勸說與談判。晉閻方麵為了拉攏奉張，主要通過：（1）派遣代表赴沈向張學良勸說；（2）秘密透過崔廷獻等結納張學良，同時讓與部分控製區。
1930年9月28日起，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繼倒戈投蔣，平漢線的反蔣軍處境險惡。
1930年10月3日，隴海線蔣軍攻入開封，進追鄭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取消太原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至此，蔣、馮、閻中原大戰已告結束。
《中原大戰》的戰爭結果：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即日釋權歸田。隨後，取消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中原大戰徹底止息。“中原大戰”曆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南方每月所需軍費約三千萬元，北方每月約需一千萬元” 。“雙方軍費總數，達二萬萬元以上” 。新軍閥對老百姓加捐加稅，濫發紙幣。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戶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複” 。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幹人民，毀壞若幹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工業衰敗，農業破產。戰爭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 。僅鐵路交通一項，“計資本損失22165504元；駐軍提款4206155元；軍運計帳29958042元；營業損失17018271元。總計亦達7300餘萬之巨” 。“農產品中之煙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煙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2千萬至3千萬元之間。損失之巨亦倍於戰費” 。其他如航業、礦業、紡織業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斷，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則其為數當必不小” 。
《中原大戰》的戰爭影響：
蔣介石徹底打敗對其威脅最大的軍事力量。其後蔣扣押胡漢民，釀成新的“寧粵對峙”事件，並迅速形成了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蔣勢力的大聯合。西北軍隊戰力強但軍備差，在中原大戰之後被初步瓦解。東北軍軍備強但戰力差，幸運的是未受戰事影響。晉綏軍戰力與軍備實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戰事影響。新桂係軍備差而戰力強，但是由於蔣桂戰爭，實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戰之後的局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徹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係。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也受到重創，內部的商震和傅作義等將領也前後聯合成一個係別。東北軍因為進入關中幫助中央軍，所以在戰後得到了華北的地盤，緊隨其後又收編了大量的西北軍和晉綏軍派係的殘餘勢力，一舉成為全中國第二大的軍事派別。新桂係撤退回廣西以後，在陳濟棠派粵軍的幫助下自保。與此同時，派係領袖中的黃紹竑退出了新桂係。
在中原大戰之後一些小軍閥的勢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建國豫軍的首領樊鍾秀陣亡，他領導的派係也在戰後被收編了。石友三領導的西北軍由張學良收編。而後因為密謀奪取華北，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左右夾擊致使全軍覆沒。楊虎城領導的陝軍因為協助蔣介石而得到了陝西地盤。張發奎領導的粵軍因戰鬥實力大損，不得不依附於新桂係。陳濟棠領導的粵軍在幫助了蔣介石後並未得任何好處，導致矛盾激化。後來以胡漢民被囚為借口，和新桂係聯合反對蔣介石。
《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奢” 。東北軍的入關，造成邊防空虛，入關後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關注於華北事務，予日本以可乘之機，一年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 一八”事變。
《中原大戰》，使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實力，同時放棄進攻紅軍，成為中共領導的紅軍和紅區的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52]。在中原大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區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等11省。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並建立了中央（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閩浙贛、廣西右江左江等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較快較大的發展。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 ，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麵。
經過《中原大戰》，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從此再也沒有發動反蔣戰爭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
《中原大戰》的性質是非正義的，爭權略地是貫穿戰爭全過程的實質，戰爭雙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新軍閥，他們曾聯合鎮壓了人民革命，並且在混戰中也不忘以“縱共”指責對方。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派雖最終敗北，但他們喊出的“反對專製、獨裁”的口號，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幟，製定的具有聯邦精神的憲法，其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敗了對手，可在政治上卻很被動而不得不接受反對派的主張，召開了國民會議、頒布了約法，並提前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則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蔣汪分治共管的“均權製”局麵。
《中原大戰》，亦稱《蔣馮閻軍閥大混戰》，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之間的戰爭，因主戰場在中原地區，故得名為《中原大戰》。
蔣介石當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是由孫中山的國民黨和陳獨秀的中國共產黨合作領導的國民政府發動的統一戰爭，旨在打倒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北洋軍閥。革命軍從廣東起兵，擊敗軍閥勢力，最終以1928年東北易幟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早在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1924年起，國共合作確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北伐戰爭於1926年7月9日誓師，1928年12月29日結束。主力為國民革命軍，蔣介石任總司令。
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戰爭》（1926-1928）：北伐軍迅速控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擊敗吳佩孚、孫傳芳。1927年，國民黨內部分裂，汪精衛和蔣介石先後借清黨為名，蔣介石在上海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左派後造成國共兩黨的合作徹底破裂。再經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結合馮玉祥、閻錫山的軍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戰爭告終之際，蔣介石決心獨裁國民黨軍隊，實施國軍編遣，引起了各地方實力派的不滿。1930年4月，《中原大戰》正式爆發。中原大戰共分為南、北兩個戰場。北方的主戰場在河南、支戰場在山東，分別沿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線進行。反蔣主力是改編後的馮玉祥的第二方麵軍和閻錫山的第三方麵軍，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麵軍。南方戰場在湖南，沿湘江進行，以衡陽附近為決戰區，反蔣聯軍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麵軍。
中原大戰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戰場的反蔣聯軍在隴海線、平漢線向蔣介石中央軍發起攻勢，攻占許昌和濟南，南方聯軍則攻占長沙。7月，是雙方相持時期。反蔣聯軍在湖南戰場失利，被迫退回廣西，但在北方占據優勢。8月後，蔣介石中央軍發起反攻，奪回濟南，聯軍被迫退至黃河以北。9月18日，張學良發表通電擁護南京中央，東北軍入關助蔣，奪取平津等地。反蔣聯軍在南北夾擊下潰不成軍，完全失敗。
中原大戰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內戰，戰火波及南北多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中原大戰後，國民黨各派軍閥力量對比發生較大變化，東北軍實力大增，蔣介石實權得到鞏固，正式確立了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軍閥大混戰也給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創造了時機，使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得以發展壯大。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平、津。1928年底，東三省易幟，其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分治合作” 的關係，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後的中國，大致形成南京、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沈陽等6個軍權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舉行國軍編遣會議，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編，東北軍列入第二期整編；規定每個軍事集團最多保留11個師 ，李宗仁部、馮玉祥部先後舉兵反抗，均告失敗。同年8月，全國編遣實施會議召開，規定各編遣區以團為單位實施編遣，軍隊數量一律壓縮到7-9個師 。東北軍並未參與其中，張學良且與閻錫山等人聯名通電“擁護中央統一” 。但因“中東路事件”及與蘇聯交涉問題 ，奉張與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張學良既未出席曆次編遣會議，也未執行會議決議，財政方麵依然自收自支。
軍隊編遣和取締政治分會。使蔣介石操縱了全國的軍政大權。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正統”地位，卻未真正統一國民黨，國民黨內四分五裂、派係林立。麵對這種形勢，蔣介石希望通過召開三全大會來穩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除通過“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為“最高之根本法”，《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外交決議案》外，還決定：追認編遣方案，從法律上肯定了蔣介石消滅地方實力派為合法。
開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陳公博、甘乃光等人的黨籍，對汪精衛予以書麵警告，桂係及改組派勢力被完全排除於三大中央之外。開除國民黨二屆中央中共黨人的國民黨籍，並對鄧演達、彭澤民、路友一尹等人以開除黨籍或停止職權的處分。
民國十八年年饉，馮玉祥所主政的陝西關中地區，一場大災荒對“中原大戰”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民國十八年發生在陝西關中的大饑荒，又名“民國十八年年饉”。
陝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稱為饑年，兩料未收稱為荒年，連續三料未收稱為年饉。而民國十八年年饉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說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說是三百年一遇。
實際上民國十八年年饉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了，據近代大量史誌和報刊資料記載，民國17年（1928年）陝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麥歉收，秋未下種，冬麥亦無透雨下播。民國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嚴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涇、渭、漢、褒諸水斷流，多年老樹大半枯萎，春種愆期，夏季收成不過二成，秋季顆粒未登，饑荒大作，草根、樹皮皆不可得，死者日眾、殍滿道旁、屍腐通衢、流離逃亡，難以數計。
據當年9月5日陝西救災委員會統計，在全省92個縣中，發生旱災的縣達91個，除濱渭河各縣略見青苗外，餘均滿目荒涼，盡成不毛之地。在91個災縣中，有特重災縣24個，重災縣27個，一般災縣15個，輕災縣25個。長安、武功、鳳翔、扶風、乾縣、岐山、眉縣、興平、鹹陽、臨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陽、寶雞、隴縣、澄城、淳化、長武、褒城、禮泉等縣為重災區。全省940餘萬人口，餓死者達250萬人，逃亡者約40萬人，有20多萬婦女被賣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東等地。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黨新軍閥政權。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通過徐州會議，實現了國民黨兩派新軍閥的合作。1928年2月，蔣馮結拜“換譜兄弟”。4月，在北伐奉係張作霖的戰爭中，四派新軍閥組成的“二期北伐”軍迫使奉張軍退回東北。其後蔣、桂、馮、閻四派對張作霖的臨時團結立即解散，變為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麵。蔣、馮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明顯突出。
“二期北伐”開始之前，蔣介石控製國民黨中央政權，據有滬、寧、杭等富庶地區，需要借助馮玉祥的軍事力量，北伐奉張，占領北方地盤，進而“統一”中國。馮玉祥控製西北，地瘠民貧，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張之機到北方爭奪自己的地盤。尤其對財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為看重。
“二期北伐”結束以後，蔣介石擔心馮勢力發展過快，利用閻錫山與馮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劃給閻錫山。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允許閻的第3集團軍開進北京。而馮的第二集團軍隻允許留駐南苑，不準進入北京城。為此，馮玉祥對蔣介石極為不滿，他命令所屬撤兵，退回山東與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鄉，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馮玉祥強調“平民政治”，反對獨裁。在國民黨建設上反對蔣介石的主張，要求建立廉潔政府，提倡共辦實業，救濟災民，反對貪汙腐化，反對中央政府委員加薪，以各派的實力大小分配中央領導權，反對蔣介石包辦黨務與南京政府、這與蔣介石的主張發生了尖銳的矛盾。
“北伐”勝利後，蔣介石提出要編遣軍隊。在編遣軍隊的問題上，蔣、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在北平邀請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召開座談會，在會上，馮玉祥和其他派係首領大力反對蔣介石的裁兵計劃，座談會不歡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議討論馮、閻兩個裁兵方案時，多數人讚閻案，反對馮案，後通過了有利於蔣介石的《國軍編遣委員進行程序大綱》。馮、閻、李很快從相互攻訐轉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設法抵製編遣會議。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為集中兵力，消滅桂係，蔣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華山拉攏馮玉祥，以行政院院長及鄂、湘兩省地盤為條件，要馮繼續與蔣合作，並請馮出兵助蔣討桂。馮表麵答應了蔣的要求。隨即在豫鄂邊界頻繁調兵，希望待蔣、桂兩敗俱傷之時，乘機出兵占領武漢。但蔣很快打敗了桂係，增加了蔣介石的怨恨，使蔣、馮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了”。
蔣介石隨後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馮玉祥，大舉向山東、河南調兵，造成對馮係大兵壓境之勢。接收濟南事件則成了蔣、馮矛盾爆發的導火線。蔣介石以武力把孫良誠擠出山東。馮玉祥看到蔣介石消滅西北軍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禦策略，命令山東、河南的守軍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縮短戰線，鞏固西北。
同時，馮係在南京供職的鹿仲鱗、熊斌也同時辭職，返回了西北。馮玉祥完成了一係列的軍事調動之後，於5月中旬在華陰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5月16日，西北軍將領孫良誠等人發表反蔣通電，推舉馮玉祥為護黨救國軍北路總司令。蔣介石調兵遣將，設作戰總部於徐州，在湖北和山東，隨後用金錢收買了馮係將領韓複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軍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蔣挾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指責馮“破壞革命”、“大逆不道”、“統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議革除馮的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5月25日蔣致電馮，要馮下野出洋，交出兵權。馮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麵對蔣介石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壓力。為了在政治上爭取主動。馮玉祥於5月27日通電全國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後，南京政府名義上是中央，但無權威可言，當時中國之狀況，與此前軍閥割據之形勢別無二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爭之後，根本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果非要說有變化，那就是各方軍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歐美各國自顧不暇，本應是中國振作的時機，但中國積重難返，內耗使1930年代中國的危機並不亞於歐美各國。
1930年7月底，蔣在津浦線發動總攻，8月15日重新占領濟南，晉軍倉惶往黃河北岸撤退，適逢河水上漲，被蔣軍俘虜或入水溺斃的不計其數。閻軍在津浦線首告失敗，這對整個戰局形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30年8月21日，蔣在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對黃河北岸晉軍取對峙監視態勢，而把津浦線蔣、蔡、李及陳誠、胡宗南等部調到隴海、平漢線方麵來，將進攻重點放在平漢線上，同時進擾隴海線西段以截斷西北軍退路。24日，蔣懸賞各軍：先占領鞏縣者賞洋20萬元，先占領洛陽、鄭州者各賞洋100萬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國民政府正式成立，與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麵，彼此互爭正統。
1930年9月6日，蔣軍開始總攻。馮認為還有實力與蔣決一死戰，便將平漢、隴海戰線縮短，集結兵力於鄭州外圍，想在晉軍協助下背城一戰，挽回頹勢。但閻為保存實力，卻密令隴海線晉軍也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部無力支持。17日，蔣軍楊虎城部攻占了洛陽附近的龍門，截斷了馮軍西撤退路，馮軍隻得轉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表示中立。 為了籠絡奉張，寧蔣方麵主要透過三個管道：（1）蔣經常親自致電張氏；（2）何成浚與張學良保持密切聯係；（3）派方本仁、吳鐵城、李石曾、張群等人，前往沈陽進行勸說與談判。晉閻方麵為了拉攏奉張，主要通過：（1）派遣代表赴沈向張學良勸說；（2）秘密透過崔廷獻等結納張學良，同時讓與部分控製區。
1930年9月28日起，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繼倒戈投蔣，平漢線的反蔣軍處境險惡。
1930年10月3日，隴海線蔣軍攻入開封，進追鄭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
1930年11月4日，閻、馮通電取消太原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至此，蔣、馮、閻中原大戰已告結束。
《中原大戰》的戰爭結果：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發表通電，即日釋權歸田。隨後，取消太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司令部，中原大戰徹底止息。“中原大戰”曆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雙方死傷達30萬之巨”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魯豫等省的青壯年男子 ，“南方每月所需軍費約三千萬元，北方每月約需一千萬元” 。“雙方軍費總數，達二萬萬元以上” 。新軍閥對老百姓加捐加稅，濫發紙幣。
戰禍所及，破壞嚴重。作為戰場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陽等27縣嚴重受災，農業損失量為常年產值的160.2%；雎縣等十幾個縣農民平均每戶損失牲畜0.22頭，大車0.07輛 ，河南省“因戰事死亡達12餘萬口，受傷1.95餘萬口，逃亡在外者118.5餘萬口，被軍隊拉夫者達129.77餘萬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萬餘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內。財產損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內，總計為65146.9萬餘元。全部損失估計10年之後方可恢複” 。以鄭州為例，開戰以來，“每日必來飛機，來必擲炸彈。……而每擲一次炸彈，必死伍若幹人民，毀壞若幹建築”；“夫此種情況，不止鄭州，凡戰地都會，隴海、平漢兩路附近之各縣城與各村落，處處如是，白日皆然”。
工業衰敗，農業破產。戰爭使工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 。僅鐵路交通一項，“計資本損失22165504元；駐軍提款4206155元；軍運計帳29958042元；營業損失17018271元。總計亦達7300餘萬之巨” 。“農產品中之煙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煙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2千萬至3千萬元之間。損失之巨亦倍於戰費” 。其他如航業、礦業、紡織業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斷，直接間接所受之損失，則其為數當必不小” 。
《中原大戰》的戰爭影響：
蔣介石徹底打敗對其威脅最大的軍事力量。其後蔣扣押胡漢民，釀成新的“寧粵對峙”事件，並迅速形成了國民黨內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蔣勢力的大聯合。西北軍隊戰力強但軍備差，在中原大戰之後被初步瓦解。東北軍軍備強但戰力差，幸運的是未受戰事影響。晉綏軍戰力與軍備實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戰事影響。新桂係軍備差而戰力強，但是由於蔣桂戰爭，實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戰之後的局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徹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係。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也受到重創，內部的商震和傅作義等將領也前後聯合成一個係別。東北軍因為進入關中幫助中央軍，所以在戰後得到了華北的地盤，緊隨其後又收編了大量的西北軍和晉綏軍派係的殘餘勢力，一舉成為全中國第二大的軍事派別。新桂係撤退回廣西以後，在陳濟棠派粵軍的幫助下自保。與此同時，派係領袖中的黃紹竑退出了新桂係。
在中原大戰之後一些小軍閥的勢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建國豫軍的首領樊鍾秀陣亡，他領導的派係也在戰後被收編了。石友三領導的西北軍由張學良收編。而後因為密謀奪取華北，被蔣介石和張學良左右夾擊致使全軍覆沒。楊虎城領導的陝軍因為協助蔣介石而得到了陝西地盤。張發奎領導的粵軍因戰鬥實力大損，不得不依附於新桂係。陳濟棠領導的粵軍在幫助了蔣介石後並未得任何好處，導致矛盾激化。後來以胡漢民被囚為借口，和新桂係聯合反對蔣介石。
《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奢” 。東北軍的入關，造成邊防空虛，入關後的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關注於華北事務，予日本以可乘之機，一年後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 一八”事變。
《中原大戰》，使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實力，同時放棄進攻紅軍，成為中共領導的紅軍和紅區的存在和發展的有利條件 [52]。在中原大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區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等11省。紅軍共成立14個軍，人數約10萬，並建立了中央（贛南、閩西）、湘鄂贛、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閩浙贛、廣西右江左江等根據地，革命力量得到較快較大的發展。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即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軍事“圍剿” ，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麵。
經過《中原大戰》，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內的其他派別從此再也沒有發動反蔣戰爭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的正統地位。
《中原大戰》的性質是非正義的，爭權略地是貫穿戰爭全過程的實質，戰爭雙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利益的新軍閥，他們曾聯合鎮壓了人民革命，並且在混戰中也不忘以“縱共”指責對方。以閻錫山為首的反蔣派雖最終敗北，但他們喊出的“反對專製、獨裁”的口號，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幟，製定的具有聯邦精神的憲法，其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在軍事上打敗了對手，可在政治上卻很被動而不得不接受反對派的主張，召開了國民會議、頒布了約法，並提前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則形成了蔣介石主軍、汪精衛主政，蔣汪分治共管的“均權製”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