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七）
我與黑線人物的關係
8、我與高仰先的關係
進入天津市以前，我並不認識高仰先。來天津市工作以後，文化大革命以前，在開會聽報告時認識，但向來沒有私人來往。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二月間，在我尚未被揪出以前，他到我家找過我三次，三次都是下午，我下班後回到家裏才知道。前兩次，他隻留下個條，說有要事相商，可是沒有簽姓名，我也不知道是誰。第三次簽上了“高仰先”的姓名，又留下他的電話號碼，要我見條後立刻給他通電話約定地點見麵。這時我已經買好了去北京串聯火車票，平素我對他的印象並不怎麽太好，所以見到他的留條後，也沒有給他打電話，更沒有與他會麵。赴京串聯返津後又被保定紅衛兵揪去保定。從保定返回天津時，文聯“造總”已經把我揪了出來。後來聽說高仰先曾風雲一時，我卻始終沒有找過他，也沒有與他通電話或見麵。
9、我與楊循的關係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與楊循同在冀中根據地打遊擊，因而認識。進入天津市後，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間我在天津電影製片廠當編寫人員時，他是廠長，與我有上下級關係。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調到河北大學工作，私人間還有來往。文化大革命初期，《十六條》公布後，他就被揪出來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前，我尚未被揪出，上下班走大理道，有時碰見過他。他步行，我騎車子，碰見時開開玩笑：“怎麽樣？”他總是笑笑回答：“很好，半天勞動，半天反省。”後來我跌折左臂，治好以後再上下班，不走大理道，而走成都道了，再也沒有碰見過他，再也沒有見過麵或通過電話，或通過書信。
10、與李湘洲的關係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認識的李湘洲。建國以後在大躍進期間，李湘洲來天津市交通部係統工作，見過幾次麵。後來他調到話劇院工作，常找他們的院長張學新，因我與張學新往同一樓房，因而在宿舍院中見過李湘洲。因我在冀中根據地時，曾因李湘洲的違法犯紀惡行，狠狠地批評過他，傷了他。所以他多次到宿舍中找張學新時，從來沒有到我的屋中去過。
去年十月間，十幾個團體貼出聲明保方紀“站出來”時，有一天下班騎著車子在成都道上走，偶然遇到了李湘洲。他說：“你們文聯‘紅旗’貼標語說方紀是周揚在天津的代理人，要打倒，打不倒呀！周揚在天津市的代理人是白樺，周揚跟方紀有什麽關係？”我當時大吃一驚，我問：“白樺有白樺的罪狀，要是論起跟周揚的黑關係來，全天津市誰能比得了方紀？在宣揚周揚的黑文藝思想上，全天津市又有誰能比得了方紀有係統？”李湘洲一口咬定方紀跟周揚的關係是一般的工作關係，誰打倒方紀就是別有用心。我與他吵到體育館前的轉盤前，要分道了，我氣得說：“小將們如果受蒙蔽，還有可說。他們不知道方紀跟周揚的關係。咱們這些人，誰不知道方紀跟周揚的關係。你那樣替方紀做辯護，有良心嗎？”中央“二·二一”指示後，我才聽說李湘洲也是黑會黑戲的幕後策劃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就偶然與他見過這一次麵。
11、我與韓莊的關係
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晉察冀邊區北方分局黨校整風審幹時，後期與韓莊在一組學習，以前並不認識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出校後，在天津市小白樓街道上一九五八年間偶遇一次。當時他乘汽車下車進商店購物。他那時在軍委某炮校當校長。在商店門口隨便扯了幾句話就分手了。後來再沒有任何來往。最近在電視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戲的策劃者之一。
12、我與李菁玉的關係
抗日戰爭初期，李菁玉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當區黨委書記。我在冀中根據地工作。因工作找過他兩三次，後來就沒有任何來往。最近在電視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戲的支持人之一。
13、我與許建國的關係
中央“二·二一”指示中提到許建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周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帶著一些幹部來到西安，住金家巷張學良公館內，跟著周總理來西安者就有許建國。許建國用西安軍警督察處第三科的公開名義組織保衛工作。我被調去參加了這一項工作，因而認識了許建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我就跟許建國分開工作了。天津市解放後，他來津當公安局長，並兼任天津市總工會黨組成員之一。我當時在市總工會工作，也是黨組成員之一，因而在工作上有所接觸。後他調離天津市，我就與他沒有來往了。
14、我與桑仁政的關係
桑仁政在冀中根據地時叫白川。進入天津市後，在開會聽報告時，偶爾見到他，平日沒有私人來往。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賓館開會期間，有時還碰見。那時他的問題已被揭出。從河北賓館返回文聯機關後，至今一直沒有再見過他。
15、我與王培的關係
在冀中根據地時，我不認識王培。天津市解放初期，我因調查英勇犧牲在天津國民黨監獄中的蘇路烈士生前的事跡，曾到公安六處去找當事人查對材料。王培當時是六處處長，因而認識了王培。此後，在開會聽報告時見了麵就點點頭。我被揪出以前，上下班走大理道，有一次在大理道口遇見了王培一次。各個都是騎著車子，就在車子上點了點頭。後來再沒有遇見過，也沒有任何來往。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七）
毛囡 (2026-03-19 08:33:34) 評論 (0)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七）
我與黑線人物的關係
8、我與高仰先的關係
進入天津市以前，我並不認識高仰先。來天津市工作以後，文化大革命以前，在開會聽報告時認識，但向來沒有私人來往。一九六六年冬季十二月間，在我尚未被揪出以前，他到我家找過我三次，三次都是下午，我下班後回到家裏才知道。前兩次，他隻留下個條，說有要事相商，可是沒有簽姓名，我也不知道是誰。第三次簽上了“高仰先”的姓名，又留下他的電話號碼，要我見條後立刻給他通電話約定地點見麵。這時我已經買好了去北京串聯火車票，平素我對他的印象並不怎麽太好，所以見到他的留條後，也沒有給他打電話，更沒有與他會麵。赴京串聯返津後又被保定紅衛兵揪去保定。從保定返回天津時，文聯“造總”已經把我揪了出來。後來聽說高仰先曾風雲一時，我卻始終沒有找過他，也沒有與他通電話或見麵。
9、我與楊循的關係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與楊循同在冀中根據地打遊擊，因而認識。進入天津市後，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間我在天津電影製片廠當編寫人員時，他是廠長，與我有上下級關係。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調到河北大學工作，私人間還有來往。文化大革命初期，《十六條》公布後，他就被揪出來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以前，我尚未被揪出，上下班走大理道，有時碰見過他。他步行，我騎車子，碰見時開開玩笑：“怎麽樣？”他總是笑笑回答：“很好，半天勞動，半天反省。”後來我跌折左臂，治好以後再上下班，不走大理道，而走成都道了，再也沒有碰見過他，再也沒有見過麵或通過電話，或通過書信。
10、與李湘洲的關係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認識的李湘洲。建國以後在大躍進期間，李湘洲來天津市交通部係統工作，見過幾次麵。後來他調到話劇院工作，常找他們的院長張學新，因我與張學新往同一樓房，因而在宿舍院中見過李湘洲。因我在冀中根據地時，曾因李湘洲的違法犯紀惡行，狠狠地批評過他，傷了他。所以他多次到宿舍中找張學新時，從來沒有到我的屋中去過。
去年十月間，十幾個團體貼出聲明保方紀“站出來”時，有一天下班騎著車子在成都道上走，偶然遇到了李湘洲。他說：“你們文聯‘紅旗’貼標語說方紀是周揚在天津的代理人，要打倒，打不倒呀！周揚在天津市的代理人是白樺，周揚跟方紀有什麽關係？”我當時大吃一驚，我問：“白樺有白樺的罪狀，要是論起跟周揚的黑關係來，全天津市誰能比得了方紀？在宣揚周揚的黑文藝思想上，全天津市又有誰能比得了方紀有係統？”李湘洲一口咬定方紀跟周揚的關係是一般的工作關係，誰打倒方紀就是別有用心。我與他吵到體育館前的轉盤前，要分道了，我氣得說：“小將們如果受蒙蔽，還有可說。他們不知道方紀跟周揚的關係。咱們這些人，誰不知道方紀跟周揚的關係。你那樣替方紀做辯護，有良心嗎？”中央“二·二一”指示後，我才聽說李湘洲也是黑會黑戲的幕後策劃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就偶然與他見過這一次麵。
11、我與韓莊的關係
一九四四年夏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晉察冀邊區北方分局黨校整風審幹時，後期與韓莊在一組學習，以前並不認識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出校後，在天津市小白樓街道上一九五八年間偶遇一次。當時他乘汽車下車進商店購物。他那時在軍委某炮校當校長。在商店門口隨便扯了幾句話就分手了。後來再沒有任何來往。最近在電視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戲的策劃者之一。
12、我與李菁玉的關係
抗日戰爭初期，李菁玉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當區黨委書記。我在冀中根據地工作。因工作找過他兩三次，後來就沒有任何來往。最近在電視上才知道他也是黑戲的支持人之一。
13、我與許建國的關係
中央“二·二一”指示中提到許建國。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周總理代表中共中央帶著一些幹部來到西安，住金家巷張學良公館內，跟著周總理來西安者就有許建國。許建國用西安軍警督察處第三科的公開名義組織保衛工作。我被調去參加了這一項工作，因而認識了許建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我就跟許建國分開工作了。天津市解放後，他來津當公安局長，並兼任天津市總工會黨組成員之一。我當時在市總工會工作，也是黨組成員之一，因而在工作上有所接觸。後他調離天津市，我就與他沒有來往了。
14、我與桑仁政的關係
桑仁政在冀中根據地時叫白川。進入天津市後，在開會聽報告時，偶爾見到他，平日沒有私人來往。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賓館開會期間，有時還碰見。那時他的問題已被揭出。從河北賓館返回文聯機關後，至今一直沒有再見過他。
15、我與王培的關係
在冀中根據地時，我不認識王培。天津市解放初期，我因調查英勇犧牲在天津國民黨監獄中的蘇路烈士生前的事跡，曾到公安六處去找當事人查對材料。王培當時是六處處長，因而認識了王培。此後，在開會聽報告時見了麵就點點頭。我被揪出以前，上下班走大理道，有一次在大理道口遇見了王培一次。各個都是騎著車子，就在車子上點了點頭。後來再沒有遇見過，也沒有任何來往。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