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五）
王林“交代”涉及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文革前職位較高（省部級）的和文聯作協的幹部，有些地方幹部不熟悉，有時間查找一下對部分人物作個介紹。
關於李之璉的情況
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三八年夏，我在冀中軍區政治部宣傳科、宣傳隊工作。李之璉此時也在政治部民運科工作，因工作認識。當時民運科的負責人是李傑庸，做黨的工作的是陳喬（現在北京曆史博物館工作）。我聽說李之璉在抗日戰爭以前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匯報給陳喬之後，可能陳叫我主動找他問問是否黨員，如不是即可想法培養和吸收入黨。因為當時李在民運科工作不壞，大概是一問他，他說是黨員，隻是關係還沒有轉過來，因此就沒有再談，隻等他的關係轉來就是了。我在一九三八年秋初離開冀中軍區政治部到冀中區黨委《冀中導報》社工作去了。
想到這些以供參考。
王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關於林鐵夫婦的情況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關於林鐵、弓桐軒夫婦一九四八年利用竊據的黨內職權，打擊安平縣台城村（弓桐軒家的村莊）貧下中農群眾，破壞偉大的土地改革鬥爭的罪行，一九六五年河北省委尹喆曾詢問過我，我說梁斌是林鐵派去調查的人，我隻是陪梁斌去台城的（我當時在安平縣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問他好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河北省來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幹部來找我調查此事多起，我隻憑記憶回答了一些，很不準確，很不詳細。今找到一九四八年的日記，發現其中關於此事的記載，今抄寫出來寄上以供參考，同時也更正我以前如有不正確的旁證材料。
此致
敬禮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
《紅旗譜》作者梁斌大家都熟悉，他也是抗戰初期入黨的老幹部（行政10級），這篇內容很豐富，有資料價值。
關於梁斌的情況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在冀中抗日根據地認識梁斌的。那時他在蠡縣新世紀劇社當社長，我在八路軍冀中軍區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年春我隨軍到晉東南參加打國民黨頑軍朱懷冰部隊戰役後，回到晉察冀邊區北嶽地區，曾在新世紀劇社內住了些日子。這時新世紀劇社已由蠡縣提升為冀中文建會直屬領導的話劇團，並且已到聯大戲劇係學習了一個時期。梁斌在聯大戲劇係學習時受過什麽處分，我沒有聽見說過。
梁斌何年何月參加共產黨的，不詳。抗日戰爭以前在北平曾否被國民黨抓捕過，以前未曾聽說過。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河北省革命造反派小報上見過說他在抗日戰爭前曾在北平被捕過。我曾聽見他自己說過：日寇占領保定後，他曾跟隨張蔭梧的民軍逃到河南、河北交界一帶的山中，後聽說冀中已開展成為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就同另外一些人趕快回老家蠡縣了。
一九四○年夏我到冀中文建會工作後，梁斌擔任冀中文建會文藝部長兼新世紀劇社的社長。曾寫過《雨過天晴》等話劇本，當時演出過，沒有聽說有什麽政治傾向性的問題。當時冀中文建會文藝部負責領導全冀中不脫產的村劇團活動。當時冀中根據地村莊經常演出活動的村劇團有一千六七百，都是在基層黨委直接掌握和領導下，緊密配合黨中央和地方黨提出的政治中心任務。當時我們對於舊劇種和子弟班，不許他們用舊節目活動，隻許他們以新內容（抗日反漢奸、反頑、反對妥協、倒退）演出（當時的名詞是“舊瓶子裝新酒”）。一九四七年周揚這個文藝黑線頭子竊據了華北局宣傳部長後到冀中視察工作時，曾批評我們過去對舊劇種的態度“過左”。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所謂“五月大掃蕩”後，我即與梁斌分散，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在晉察冀邊區北方分局黨校第一隊整風審幹時，才又重新遇到梁斌。這兩年中梁斌的情況，聽別人、也聽見他自己零零碎碎地說過：反對日寇“五月大掃蕩”後，他先到了北嶽區，又趕上北嶽區也遭受到日寇的“大掃蕩”，他似乎是曾轉移到晉東北一帶深山中。後來就被派遣到敵占區做城市工作去了。誰派去的，不詳。黨校當時的紀律，不許與組外人交談。我與梁斌不是一組，所以他在黨校交代的問題不詳細。在一隊時跟鄧拓、婁凝先、吳硯農等是一組。我們一隊的黨支書是李誌遠，在河北省遷保前是河北軍區的副政治委員。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後，黨校學員全體分配工作，飛速到前線參加接收城市的工作。接受城市的工作，受到美帝和蔣匪的阻撓後，又各回各原地工作。此時梁斌就到蠡縣縣委工作去了。
梁斌南下到建國期間的一九五六年（？），從武漢回北方寫《紅旗譜》初稿時，我才又見到他。《紅旗譜》初稿，他叫孫犁看過，我沒有看。初稿經孫犁看後提了意見，又加以大修改，由青年出版社刻蠟板油印出來之後，由青年出版社寄給我一份，叫我看後提意見。梁斌也曾來信叫我提意見。我隨看隨時把意見寫在油印本上。後來梁斌從保定來津，專門找我談意見。零碎而不上綱的意見，提了很多。我記不很清了。隻記有幾條這樣的意見：運濤（老大）和春蘭這兩個青年人物，寫的很生動，很可愛。但是運濤到廣州參加北伐大革命鬥爭後，在曆史上沒有起多大的作用就馬馬虎虎地犧牲在濟南國民黨監獄中了。我主張這麽一個革命青年應當在曆史轉折點起更大更多的叱吒風雲的作用，不應當那麽馬馬虎虎地被階級敵人害死了。（原稿死在濟南獄中，情節不明不白，令人氣悶。）同時，也不應該叫春蘭聽說愛人運濤死後，很快很容易就成了大春的老婆（原稿如此）。我又說：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描寫的群眾運動，已經發展到河南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來了。當時我還是個糊裏糊塗的初中學生，在北平也聽到老師說過。因此我希望梁斌在小說中對此種革命氣勢應有所表現。另外，我對賈湘農這個地下黨領導人物，認為寫的太知識分子味，不理想。關於保定二師的“學潮”，我也曾向他提出疑問：那樣做法，是否正確？毛主席一貫主張：“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上采取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保定二師的幹法，等於單純由學生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列寧在論《暴動藝術》上也反對過。
這時《紅旗譜》還沒有出版，更沒有出名，所以梁斌對別人的意見，還不當麵拒絕。我當時水平所限，所提的意見也都不上綱。
保定二師的革命學生被國民黨軍隊圍困和屠殺時，梁斌當時正在二師上學，卻沒有親自參加這一場壯烈的鬥爭，小說中的描寫，他是根據臧伯平說的。臧伯平當時在學校內堅持鬥爭了。《紅旗譜》中的賈湘農這個人物，他是以曾在蠡縣當過中心縣委的王進學（博野縣人）為模特的。張嘉慶，是以張青季的父親做模特兒。
《紅旗譜》出版後，周揚喪心病狂地捧為“世界第一流”，於是梁斌成了中國文藝界的“暴發戶”，同時也被周揚這個文藝黑線頭子把他捧成了修正主義文藝的“暴發戶”，飄飄然簡直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一九五八年梁斌隨省委機關搬來天津住，我見到他首先勸告他說：“不要忘掉在進入大城市前毛主席的教導，不要忘掉糖衣炮彈和捧場的厲害，不要因為勝利而衝昏頭腦！……”當時他還能點頭。但是不久就聽不進去——簡直是一點兒不順耳朵的話都聽不得了！
梁斌為爭稿費而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反映到中央後，河北省委知悉後很震怒，一般革命幹部知悉後也很震動。遠千裏、路一等為了保護梁斌過關，所以才努力勸梁斌把已到手的大量稿費（不義之財）以黨費名義繳了公。遠千裏、路一等這種做法，今天看來完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迫於形勢來個“金蟬脫殼”的手段使梁斌過關便了。可是梁斌不知情，對遠千裏、路一等的“一片好心”長期不滿，對他們幾乎造成積怨。而在爭稿費問題上，全國作協的邵荃麟和天津的方紀，據梁斌透露，是同情他的。他們的理由是：稿費是國家批準的製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梁斌和方紀原來隻一麵之交，由於此事，二人成了莫逆之交。我在當時就懷疑方紀那麽拉攏梁斌，是企圖利用梁斌為自己出氣。方紀因河北省委宣傳部主張在《河北日報》上發表南開大學中文係批判方紀的小說錯誤的文章，懷恨在心，久圖發泄私憤，所以企圖利用梁斌當此種槍手。我這種分析，當時對孫犁和楊循比較露骨地談過，對梁斌就比較隱諱地向他點出過。
一九六二年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在全國煸起翻案和退賠妖風後，遠千裏從省委機關黨費中提取了幾萬元對梁斌進行了退賠，梁斌居然張手收下了。這件事我聽到之後，非常地替梁斌“難為情”，我就不能理解梁斌怎麽以一個共產黨員就能伸手接下這筆錢來！梁斌知道我對這件事極不同情他，所以他始終不向我談這件事。我也就裝做並不知道這件事。但我又忍不住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地挖苦他幾句。於是他也就尋找一切辦法向我洗白此事。四清運動年代，文藝界革命群眾對梁斌的大量稿費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種輿論，梁斌也感到了壓力，這時見到了我，不僅說周揚來津了，他如何見到他，並且說王亢之領著他見了陳伯達同誌，以及陳伯達同誌如何對他的創作“關心”。這時我在他家中也見了他的屋中掛著有陳伯達同誌的手跡，手跡上並見且有“梁斌”的題款。更成問題的，是他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見陳伯達同誌，正碰上萬曉塘在那裏匯報工作。我一見他們有工作，就要回身出來。陳伯達同誌卻故意大聲問我：‘梁斌，你是有一百萬元的存款嗎？’我趕快回身解釋了一下，這幾年一共得到了幾萬元的稿費，因為家庭負擔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陳伯達同誌沒有聽完就哈哈大笑著說：‘我以為你是百萬富翁呢，鬧了半天才有幾萬元的稿費！’萬曉塘把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沒說。陳伯達同誌那話完全是故意叫萬曉塘聽的！……”這個故事，是否真有（我今天估計是梁斌捏造的），我沒有任何證明，當時我聽著卻認為梁斌是用這個故事壓我——因為我對他爭稿費和接收“退賠”不同情。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一旦想起這個故事，就覺得梁斌不惜用損傷中央首長陳伯達同誌的捏造的故事，為自己“爭稿費”和特殊的修正主義生活做辯護。真是惡毒之至！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梁斌接觸很多，爭論也不少，寫起來太羅嗦，我簡約地說幾條吧。
一、怎樣用毛澤東思想評價和描寫過去的錯誤路線下的革命群眾的鬥爭
《紅旗譜》中關於保定二師的那一次“學潮”革命流血鬥爭，我的疑問，上邊已談過，不再重複。《播火記》以寫高蠡農民武裝暴動為主，正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產物。梁斌硬說是立三路線的產物（他強詞奪理地說在蠡縣一帶，立三路線一直殘存到高蠡暴動時期）。不論是立三路線或王明路線，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路線。而梁斌在小說中完全用歌頌和肯定的態度描寫。我看了感到問題嚴重，也聽到一些老的革命同誌看了有意見，要我轉告作者。因梁斌已被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我的話已臭若糞土，自慚形穢，不敢直說，就說受讀者之托轉告一些意見。梁斌對此有兩種辯護，一是說：路線雖然錯了，但是群眾的革命鬥爭，還是應當歌頌的。二是說：高蠡暴動失敗了，就證明領導這次暴動的路線也錯了，作者用不著在小說裏再批判這種路線。
梁斌不僅聽不進對他批評的意見，而且利用職權壓製對他的批評在刊物上發表。這種例子，在《河北文學》和《新港》都有具體例證。我隻是聽見說的。
《播火記》在描寫土匪（《綠林行》）和土匪在土地革命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在描寫國民黨的監獄上，都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我的思想不上綱，並且有極嚴重的文藝黑線思想，對梁斌所提的意見，當然也是極其膚淺的。梁斌對於這種膚淺的意見，他也要壓、頂。他知道我對《播火記》有意見，所以就常向我吹：“《播火記》周揚一連看了三遍。”顯示周揚這個黑線頭子對自己的欣賞和肯定。在當時，我還真相信了。周揚既然捧《紅旗譜》為“世界第一流”，能對《紅旗譜》的續篇《播火記》不親自看一看嗎？當時全國電台廣播《播火記》者豈止一二，周揚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專管文藝，怎能不聽一聽嗎？誰想到，我完全估計錯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揚在天津常德道招待所開座談會，我也被遠千裏拉去參加會。在會上我親自聽見周揚說他對《播火記》隻看了一部分，而並沒有像梁斌向我吹的“一連看了三遍”。梁斌捏造這種故事，就是為了壓、頂對他提意見的人。
二、優越感和特殊化
梁斌自從被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之後，自我膨脹得達到了病態程度。大約是一九六四年文藝整風，梁斌以病為借口，居然要公開向省文聯黨支部聲明拒絕參加本機關的整風運動。我當麵向他下毛毛雨，他當然不尿。我隻好向尹喆去說。尹喆聽了大怒，批評我為何不當場嚴厲批評梁斌，批評我缺少一個黨員應有的戰鬥精神，自由主義的老毛病不改。尹喆並且親自找梁斌（或者是叫秘書把梁斌叫到家中）狠批了梁斌一頓，並且勒令他立刻到省文聯機關去參加文藝整風，還要首先檢討這一次的錯誤。據說梁斌被迫聽從了。這種把個人、把作家身份高居在黨之上的行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難以令人容忍的。
一九六五年備戰，省委為了照顧梁斌，先通知他往保定遷。他不但不知情，反倒發生誤會，到我處發牢騷。我當即批評他對省委的照顧有錯誤的理解。他當然聽不進我的忠告。據說他到別處煸風說：“我要是一搬家，對天津的震動太大了！”真是大言不慚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九六六年河北省委奉中央命令遷往保定，梁斌不肯離開天津，向我揚風說他的病離不開天津的名醫某某等人。他的用意是叫我給他設法留在天津。我裝聽不明白，不接下碴。他因一九六五年搬家問題碰過我的釘子，所以也不肯明說他不願離開天津。後來我聽見尹喆說：“梁斌跑到王亢之處，說不願離開天津，要求王亢之把他調到天津文聯來，王亢之狠狠批評了他一頓。”可見他為了不離開天津，做了各種的非法活動。
總之，梁斌的“和平演變”，早已到了惡化階段了，腦子膨脹得早已患脬腫病了。
三、與黑幫、黑線人物的關係
１、與大叛徒、黑幫分子鄧拓的關係：梁斌是一九四四年在北方分局黨校整風審幹時認識他的。建國後梁斌成了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又成收買古字古畫迷，據他說他到了北京曾多次到鄧拓家交談、交互欣賞這方麵的東西。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間，華北局在天津河北賓館開學習班，鄧拓來參加期間，還給梁斌寫了些字幅，梁斌拿去裱。中央報紙揭發了鄧拓等的“三家村”黑幫之後，其他去裱鄧拓字畫的人，都當場把鄧拓的字畫扯碎，以表與鄧拓劃清界限。據說梁斌不但不與鄧拓劃清界限，反倒要求榮寶齋用最好的紙裱鄧拓的字畫。由此可見他與鄧拓的關係。
２、梁斌與王亢之的關係：在梁斌未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前，王亢之未必認識他，雖然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同在冀中根據地工作。梁斌成了“世界第一流”，又隨省委遷來天津，二人相互依重，就成老朋友。梁斌也最實用主義，在困難時期，托王亢之解決醫藥和日常生活需要問題，王亢之利用職權莫不慨然應允。由此成了“莫逆”。
３、梁斌與方紀的關係：方紀在一九四七年才到冀中根據地的。當時方紀和梁斌無多少接觸。也是在梁斌成為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之後，方紀為了附庸風雅，才與梁斌稱兄道弟。一九五八年梁斌為爭稿費而被中國青年出版社控訴到中央時，方紀首先支持梁斌（方紀當時正受到批判）。由此二人成為黑線“莫逆”，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前邊已說過，當時我就懷疑方紀那麽吹捧、拉攏梁斌是有個人野心的：企圖利用梁斌給自己當槍手，發泄對河北省委批判自己的不滿。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就沒有再見過梁斌，從天津和保定的革命造反派出的小報上看來，他們的黑關係始終沒有間斷過。
４、梁斌與楊循的關係：他們二人是同鄉，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梁斌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後，有些看不起楊循了。有一次打架打到我家裏。從口氣上聽來，我懷疑是方紀從中挑唆的。從此楊循對梁斌“敬而遠之”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根據革命造反派小報看來，楊循跟方紀、梁斌又結成“莫逆”的黑幫了。
５、梁斌與孫犁的關係：從抗日戰爭時期，二人就有深交。《紅旗譜》初稿，孫犁首先看的，首先肯定的。因此二人的交誼更深。但是後來，文化大革命前兩三年間，二人都成了“自我吹捧”狂，於是二人就“文人相輕”起來。本來二人經常在一起玩、聊（二人都是多年稱病不上班），但是有一次梁斌吹噓自己的小說如何“民族形式”，孫犁不服，就互相指摘起來，以至於因此“絕交”。
６、梁斌與《新港》雜誌的關係：《新港》文學雜誌的主編是方紀，梁斌與方紀的關係，既如上述，《新港》當然要以發表梁斌的文章為榮了。同時，《新港》的副主編是萬力，萬力也是周揚文藝黑線人物，自然也就以發表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的梁斌的文章為莫大招牌了。《播火記》在《新港》上連續發表，隨寫隨發表，是萬力從別的雜誌搶來的。搶到手之後，奉為至寶。梁斌也因此視《新港》比《河北文學》親。又因住處距離《新港》近，所以常到《新港》編輯部去玩。
７、梁斌與林呐的關係：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林呐也在冀中根據地。那時，他與梁斌並不相識。也是梁斌的《紅旗譜》成了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林呐才極力拉梁斌的《播火記》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並且違背中央橫排版的製度，專為《播火記》豎排。稿費當然也要給最高的了。
８、梁斌與胡蘇的關係：二人在冀中根據地就很熟了。《紅旗譜》成為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之後，胡蘇為了“附驥尾而上青天”，所以趕快把《紅旗譜》改編為電影劇本。《播火記》出版之後，又趕快改編為電影劇本。可是梁斌對胡蘇毫不知情，並且認為胡蘇的改編沒有表現出他的“世界第一流”的光彩，反倒有損他的光彩。
９、梁斌與張雨時的關係：二人在抗日戰爭中就熟悉。梁斌隨省委機關遷來天津市後，張雨時當時正以揭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為曆史背景的小說，求梁斌幫助，由此來往頻繁。後來二人又以病為名不上班，相互間來往更多了。張雨時因倒賣古畫等問題被機關（天津市文史館）做為重點批判後，梁斌曾給林鐵一信保證張雨時是“好人”。這封信是他親筆寫的，意見和態度也是他的，最後簽名當然也是他了。可是他過後卻告我說：“當時著急，沒有征求你的同意，也把你的名字寫上了。”可見他為了保張雨時，有些不擇手段了。
１０、梁斌與尹喆的關係：二人在冀中根據地時就熟悉。尹喆的確也關心他、愛護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近幾年，我所見到、聽到的，是尹喆經常嚴厲地批評梁斌。一九六四年為梁斌不願參加本機關的文藝整風事，尹喆向他大發脾氣，前邊已講過，不再重複。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間《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發下來以後，尹喆指著其中的：“特別要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要我警告梁斌要好好讀一讀這段指示，態度十分嚴厲和激動。可是梁斌對尹喆的善意的、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幫助同誌改正錯誤的嚴正態度，並不能虛心考慮和接受，卻幾次向我說：“老尹的病越來越嚴重了，見了我總是愛發脾氣。”我聽見老尹的秘書說，就是因為尹喆批評梁斌，梁斌不接受才惹得尹喆大發脾氣，說話的聲音激動得滿院子都能聽得見。尹喆發這樣一次脾氣，舊病就會複發的。尹喆不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但是在我所親眼看見、親自聽到的，對梁斌還是不斷嚴加批評的，可是梁斌聽不進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梁斌去保定到省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以後，到今天我沒有再見過他。他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就不知道了。
王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五）
毛囡 (2026-02-02 08:42:39) 評論 (0)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五）
王林“交代”涉及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文革前職位較高（省部級）的和文聯作協的幹部，有些地方幹部不熟悉，有時間查找一下對部分人物作個介紹。
關於李之璉的情況
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三八年夏，我在冀中軍區政治部宣傳科、宣傳隊工作。李之璉此時也在政治部民運科工作，因工作認識。當時民運科的負責人是李傑庸，做黨的工作的是陳喬（現在北京曆史博物館工作）。我聽說李之璉在抗日戰爭以前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匯報給陳喬之後，可能陳叫我主動找他問問是否黨員，如不是即可想法培養和吸收入黨。因為當時李在民運科工作不壞，大概是一問他，他說是黨員，隻是關係還沒有轉過來，因此就沒有再談，隻等他的關係轉來就是了。我在一九三八年秋初離開冀中軍區政治部到冀中區黨委《冀中導報》社工作去了。
想到這些以供參考。
王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關於林鐵夫婦的情況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關於林鐵、弓桐軒夫婦一九四八年利用竊據的黨內職權，打擊安平縣台城村（弓桐軒家的村莊）貧下中農群眾，破壞偉大的土地改革鬥爭的罪行，一九六五年河北省委尹喆曾詢問過我，我說梁斌是林鐵派去調查的人，我隻是陪梁斌去台城的（我當時在安平縣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問他好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河北省來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幹部來找我調查此事多起，我隻憑記憶回答了一些，很不準確，很不詳細。今找到一九四八年的日記，發現其中關於此事的記載，今抄寫出來寄上以供參考，同時也更正我以前如有不正確的旁證材料。
此致
敬禮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
《紅旗譜》作者梁斌大家都熟悉，他也是抗戰初期入黨的老幹部（行政10級），這篇內容很豐富，有資料價值。
關於梁斌的情況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夏在冀中抗日根據地認識梁斌的。那時他在蠡縣新世紀劇社當社長，我在八路軍冀中軍區政治部工作。一九四○年春我隨軍到晉東南參加打國民黨頑軍朱懷冰部隊戰役後，回到晉察冀邊區北嶽地區，曾在新世紀劇社內住了些日子。這時新世紀劇社已由蠡縣提升為冀中文建會直屬領導的話劇團，並且已到聯大戲劇係學習了一個時期。梁斌在聯大戲劇係學習時受過什麽處分，我沒有聽見說過。
梁斌何年何月參加共產黨的，不詳。抗日戰爭以前在北平曾否被國民黨抓捕過，以前未曾聽說過。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河北省革命造反派小報上見過說他在抗日戰爭前曾在北平被捕過。我曾聽見他自己說過：日寇占領保定後，他曾跟隨張蔭梧的民軍逃到河南、河北交界一帶的山中，後聽說冀中已開展成為共產黨、八路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就同另外一些人趕快回老家蠡縣了。
一九四○年夏我到冀中文建會工作後，梁斌擔任冀中文建會文藝部長兼新世紀劇社的社長。曾寫過《雨過天晴》等話劇本，當時演出過，沒有聽說有什麽政治傾向性的問題。當時冀中文建會文藝部負責領導全冀中不脫產的村劇團活動。當時冀中根據地村莊經常演出活動的村劇團有一千六七百，都是在基層黨委直接掌握和領導下，緊密配合黨中央和地方黨提出的政治中心任務。當時我們對於舊劇種和子弟班，不許他們用舊節目活動，隻許他們以新內容（抗日反漢奸、反頑、反對妥協、倒退）演出（當時的名詞是“舊瓶子裝新酒”）。一九四七年周揚這個文藝黑線頭子竊據了華北局宣傳部長後到冀中視察工作時，曾批評我們過去對舊劇種的態度“過左”。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所謂“五月大掃蕩”後，我即與梁斌分散，直到一九四四年冬我在晉察冀邊區北方分局黨校第一隊整風審幹時，才又重新遇到梁斌。這兩年中梁斌的情況，聽別人、也聽見他自己零零碎碎地說過：反對日寇“五月大掃蕩”後，他先到了北嶽區，又趕上北嶽區也遭受到日寇的“大掃蕩”，他似乎是曾轉移到晉東北一帶深山中。後來就被派遣到敵占區做城市工作去了。誰派去的，不詳。黨校當時的紀律，不許與組外人交談。我與梁斌不是一組，所以他在黨校交代的問題不詳細。在一隊時跟鄧拓、婁凝先、吳硯農等是一組。我們一隊的黨支書是李誌遠，在河北省遷保前是河北軍區的副政治委員。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後，黨校學員全體分配工作，飛速到前線參加接收城市的工作。接受城市的工作，受到美帝和蔣匪的阻撓後，又各回各原地工作。此時梁斌就到蠡縣縣委工作去了。
梁斌南下到建國期間的一九五六年（？），從武漢回北方寫《紅旗譜》初稿時，我才又見到他。《紅旗譜》初稿，他叫孫犁看過，我沒有看。初稿經孫犁看後提了意見，又加以大修改，由青年出版社刻蠟板油印出來之後，由青年出版社寄給我一份，叫我看後提意見。梁斌也曾來信叫我提意見。我隨看隨時把意見寫在油印本上。後來梁斌從保定來津，專門找我談意見。零碎而不上綱的意見，提了很多。我記不很清了。隻記有幾條這樣的意見：運濤（老大）和春蘭這兩個青年人物，寫的很生動，很可愛。但是運濤到廣州參加北伐大革命鬥爭後，在曆史上沒有起多大的作用就馬馬虎虎地犧牲在濟南國民黨監獄中了。我主張這麽一個革命青年應當在曆史轉折點起更大更多的叱吒風雲的作用，不應當那麽馬馬虎虎地被階級敵人害死了。（原稿死在濟南獄中，情節不明不白，令人氣悶。）同時，也不應該叫春蘭聽說愛人運濤死後，很快很容易就成了大春的老婆（原稿如此）。我又說：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描寫的群眾運動，已經發展到河南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來了。當時我還是個糊裏糊塗的初中學生，在北平也聽到老師說過。因此我希望梁斌在小說中對此種革命氣勢應有所表現。另外，我對賈湘農這個地下黨領導人物，認為寫的太知識分子味，不理想。關於保定二師的“學潮”，我也曾向他提出疑問：那樣做法，是否正確？毛主席一貫主張：“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上采取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保定二師的幹法，等於單純由學生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列寧在論《暴動藝術》上也反對過。
這時《紅旗譜》還沒有出版，更沒有出名，所以梁斌對別人的意見，還不當麵拒絕。我當時水平所限，所提的意見也都不上綱。
保定二師的革命學生被國民黨軍隊圍困和屠殺時，梁斌當時正在二師上學，卻沒有親自參加這一場壯烈的鬥爭，小說中的描寫，他是根據臧伯平說的。臧伯平當時在學校內堅持鬥爭了。《紅旗譜》中的賈湘農這個人物，他是以曾在蠡縣當過中心縣委的王進學（博野縣人）為模特的。張嘉慶，是以張青季的父親做模特兒。
《紅旗譜》出版後，周揚喪心病狂地捧為“世界第一流”，於是梁斌成了中國文藝界的“暴發戶”，同時也被周揚這個文藝黑線頭子把他捧成了修正主義文藝的“暴發戶”，飄飄然簡直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一九五八年梁斌隨省委機關搬來天津住，我見到他首先勸告他說：“不要忘掉在進入大城市前毛主席的教導，不要忘掉糖衣炮彈和捧場的厲害，不要因為勝利而衝昏頭腦！……”當時他還能點頭。但是不久就聽不進去——簡直是一點兒不順耳朵的話都聽不得了！
梁斌為爭稿費而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反映到中央後，河北省委知悉後很震怒，一般革命幹部知悉後也很震動。遠千裏、路一等為了保護梁斌過關，所以才努力勸梁斌把已到手的大量稿費（不義之財）以黨費名義繳了公。遠千裏、路一等這種做法，今天看來完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迫於形勢來個“金蟬脫殼”的手段使梁斌過關便了。可是梁斌不知情，對遠千裏、路一等的“一片好心”長期不滿，對他們幾乎造成積怨。而在爭稿費問題上，全國作協的邵荃麟和天津的方紀，據梁斌透露，是同情他的。他們的理由是：稿費是國家批準的製度，出版社和作者又有合同。梁斌和方紀原來隻一麵之交，由於此事，二人成了莫逆之交。我在當時就懷疑方紀那麽拉攏梁斌，是企圖利用梁斌為自己出氣。方紀因河北省委宣傳部主張在《河北日報》上發表南開大學中文係批判方紀的小說錯誤的文章，懷恨在心，久圖發泄私憤，所以企圖利用梁斌當此種槍手。我這種分析，當時對孫犁和楊循比較露骨地談過，對梁斌就比較隱諱地向他點出過。
一九六二年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在全國煸起翻案和退賠妖風後，遠千裏從省委機關黨費中提取了幾萬元對梁斌進行了退賠，梁斌居然張手收下了。這件事我聽到之後，非常地替梁斌“難為情”，我就不能理解梁斌怎麽以一個共產黨員就能伸手接下這筆錢來！梁斌知道我對這件事極不同情他，所以他始終不向我談這件事。我也就裝做並不知道這件事。但我又忍不住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地挖苦他幾句。於是他也就尋找一切辦法向我洗白此事。四清運動年代，文藝界革命群眾對梁斌的大量稿費和生活特殊化又有一種輿論，梁斌也感到了壓力，這時見到了我，不僅說周揚來津了，他如何見到他，並且說王亢之領著他見了陳伯達同誌，以及陳伯達同誌如何對他的創作“關心”。這時我在他家中也見了他的屋中掛著有陳伯達同誌的手跡，手跡上並見且有“梁斌”的題款。更成問題的，是他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到招待所去見陳伯達同誌，正碰上萬曉塘在那裏匯報工作。我一見他們有工作，就要回身出來。陳伯達同誌卻故意大聲問我：‘梁斌，你是有一百萬元的存款嗎？’我趕快回身解釋了一下，這幾年一共得到了幾萬元的稿費，因為家庭負擔大和本人有病，花得不少了。陳伯達同誌沒有聽完就哈哈大笑著說：‘我以為你是百萬富翁呢，鬧了半天才有幾萬元的稿費！’萬曉塘把臉漲得通紅，一句話也沒說。陳伯達同誌那話完全是故意叫萬曉塘聽的！……”這個故事，是否真有（我今天估計是梁斌捏造的），我沒有任何證明，當時我聽著卻認為梁斌是用這個故事壓我——因為我對他爭稿費和接收“退賠”不同情。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一旦想起這個故事，就覺得梁斌不惜用損傷中央首長陳伯達同誌的捏造的故事，為自己“爭稿費”和特殊的修正主義生活做辯護。真是惡毒之至！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梁斌接觸很多，爭論也不少，寫起來太羅嗦，我簡約地說幾條吧。
一、怎樣用毛澤東思想評價和描寫過去的錯誤路線下的革命群眾的鬥爭
《紅旗譜》中關於保定二師的那一次“學潮”革命流血鬥爭，我的疑問，上邊已談過，不再重複。《播火記》以寫高蠡農民武裝暴動為主，正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產物。梁斌硬說是立三路線的產物（他強詞奪理地說在蠡縣一帶，立三路線一直殘存到高蠡暴動時期）。不論是立三路線或王明路線，都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路線。而梁斌在小說中完全用歌頌和肯定的態度描寫。我看了感到問題嚴重，也聽到一些老的革命同誌看了有意見，要我轉告作者。因梁斌已被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我的話已臭若糞土，自慚形穢，不敢直說，就說受讀者之托轉告一些意見。梁斌對此有兩種辯護，一是說：路線雖然錯了，但是群眾的革命鬥爭，還是應當歌頌的。二是說：高蠡暴動失敗了，就證明領導這次暴動的路線也錯了，作者用不著在小說裏再批判這種路線。
梁斌不僅聽不進對他批評的意見，而且利用職權壓製對他的批評在刊物上發表。這種例子，在《河北文學》和《新港》都有具體例證。我隻是聽見說的。
《播火記》在描寫土匪（《綠林行》）和土匪在土地革命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在描寫國民黨的監獄上，都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我的思想不上綱，並且有極嚴重的文藝黑線思想，對梁斌所提的意見，當然也是極其膚淺的。梁斌對於這種膚淺的意見，他也要壓、頂。他知道我對《播火記》有意見，所以就常向我吹：“《播火記》周揚一連看了三遍。”顯示周揚這個黑線頭子對自己的欣賞和肯定。在當時，我還真相信了。周揚既然捧《紅旗譜》為“世界第一流”，能對《紅旗譜》的續篇《播火記》不親自看一看嗎？當時全國電台廣播《播火記》者豈止一二，周揚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專管文藝，怎能不聽一聽嗎？誰想到，我完全估計錯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揚在天津常德道招待所開座談會，我也被遠千裏拉去參加會。在會上我親自聽見周揚說他對《播火記》隻看了一部分，而並沒有像梁斌向我吹的“一連看了三遍”。梁斌捏造這種故事，就是為了壓、頂對他提意見的人。
二、優越感和特殊化
梁斌自從被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之後，自我膨脹得達到了病態程度。大約是一九六四年文藝整風，梁斌以病為借口，居然要公開向省文聯黨支部聲明拒絕參加本機關的整風運動。我當麵向他下毛毛雨，他當然不尿。我隻好向尹喆去說。尹喆聽了大怒，批評我為何不當場嚴厲批評梁斌，批評我缺少一個黨員應有的戰鬥精神，自由主義的老毛病不改。尹喆並且親自找梁斌（或者是叫秘書把梁斌叫到家中）狠批了梁斌一頓，並且勒令他立刻到省文聯機關去參加文藝整風，還要首先檢討這一次的錯誤。據說梁斌被迫聽從了。這種把個人、把作家身份高居在黨之上的行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難以令人容忍的。
一九六五年備戰，省委為了照顧梁斌，先通知他往保定遷。他不但不知情，反倒發生誤會，到我處發牢騷。我當即批評他對省委的照顧有錯誤的理解。他當然聽不進我的忠告。據說他到別處煸風說：“我要是一搬家，對天津的震動太大了！”真是大言不慚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九六六年河北省委奉中央命令遷往保定，梁斌不肯離開天津，向我揚風說他的病離不開天津的名醫某某等人。他的用意是叫我給他設法留在天津。我裝聽不明白，不接下碴。他因一九六五年搬家問題碰過我的釘子，所以也不肯明說他不願離開天津。後來我聽見尹喆說：“梁斌跑到王亢之處，說不願離開天津，要求王亢之把他調到天津文聯來，王亢之狠狠批評了他一頓。”可見他為了不離開天津，做了各種的非法活動。
總之，梁斌的“和平演變”，早已到了惡化階段了，腦子膨脹得早已患脬腫病了。
三、與黑幫、黑線人物的關係
１、與大叛徒、黑幫分子鄧拓的關係：梁斌是一九四四年在北方分局黨校整風審幹時認識他的。建國後梁斌成了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又成收買古字古畫迷，據他說他到了北京曾多次到鄧拓家交談、交互欣賞這方麵的東西。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間，華北局在天津河北賓館開學習班，鄧拓來參加期間，還給梁斌寫了些字幅，梁斌拿去裱。中央報紙揭發了鄧拓等的“三家村”黑幫之後，其他去裱鄧拓字畫的人，都當場把鄧拓的字畫扯碎，以表與鄧拓劃清界限。據說梁斌不但不與鄧拓劃清界限，反倒要求榮寶齋用最好的紙裱鄧拓的字畫。由此可見他與鄧拓的關係。
２、梁斌與王亢之的關係：在梁斌未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前，王亢之未必認識他，雖然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同在冀中根據地工作。梁斌成了“世界第一流”，又隨省委遷來天津，二人相互依重，就成老朋友。梁斌也最實用主義，在困難時期，托王亢之解決醫藥和日常生活需要問題，王亢之利用職權莫不慨然應允。由此成了“莫逆”。
３、梁斌與方紀的關係：方紀在一九四七年才到冀中根據地的。當時方紀和梁斌無多少接觸。也是在梁斌成為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之後，方紀為了附庸風雅，才與梁斌稱兄道弟。一九五八年梁斌為爭稿費而被中國青年出版社控訴到中央時，方紀首先支持梁斌（方紀當時正受到批判）。由此二人成為黑線“莫逆”，互相吹捧，互相包庇。前邊已說過，當時我就懷疑方紀那麽吹捧、拉攏梁斌是有個人野心的：企圖利用梁斌給自己當槍手，發泄對河北省委批判自己的不滿。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就沒有再見過梁斌，從天津和保定的革命造反派出的小報上看來，他們的黑關係始終沒有間斷過。
４、梁斌與楊循的關係：他們二人是同鄉，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梁斌成為“世界第一流”之後，有些看不起楊循了。有一次打架打到我家裏。從口氣上聽來，我懷疑是方紀從中挑唆的。從此楊循對梁斌“敬而遠之”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根據革命造反派小報看來，楊循跟方紀、梁斌又結成“莫逆”的黑幫了。
５、梁斌與孫犁的關係：從抗日戰爭時期，二人就有深交。《紅旗譜》初稿，孫犁首先看的，首先肯定的。因此二人的交誼更深。但是後來，文化大革命前兩三年間，二人都成了“自我吹捧”狂，於是二人就“文人相輕”起來。本來二人經常在一起玩、聊（二人都是多年稱病不上班），但是有一次梁斌吹噓自己的小說如何“民族形式”，孫犁不服，就互相指摘起來，以至於因此“絕交”。
６、梁斌與《新港》雜誌的關係：《新港》文學雜誌的主編是方紀，梁斌與方紀的關係，既如上述，《新港》當然要以發表梁斌的文章為榮了。同時，《新港》的副主編是萬力，萬力也是周揚文藝黑線人物，自然也就以發表周揚捧為“世界第一流”的梁斌的文章為莫大招牌了。《播火記》在《新港》上連續發表，隨寫隨發表，是萬力從別的雜誌搶來的。搶到手之後，奉為至寶。梁斌也因此視《新港》比《河北文學》親。又因住處距離《新港》近，所以常到《新港》編輯部去玩。
７、梁斌與林呐的關係：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林呐也在冀中根據地。那時，他與梁斌並不相識。也是梁斌的《紅旗譜》成了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林呐才極力拉梁斌的《播火記》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並且違背中央橫排版的製度，專為《播火記》豎排。稿費當然也要給最高的了。
８、梁斌與胡蘇的關係：二人在冀中根據地就很熟了。《紅旗譜》成為周揚文藝黑線的“世界第一流”之後，胡蘇為了“附驥尾而上青天”，所以趕快把《紅旗譜》改編為電影劇本。《播火記》出版之後，又趕快改編為電影劇本。可是梁斌對胡蘇毫不知情，並且認為胡蘇的改編沒有表現出他的“世界第一流”的光彩，反倒有損他的光彩。
９、梁斌與張雨時的關係：二人在抗日戰爭中就熟悉。梁斌隨省委機關遷來天津市後，張雨時當時正以揭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為曆史背景的小說，求梁斌幫助，由此來往頻繁。後來二人又以病為名不上班，相互間來往更多了。張雨時因倒賣古畫等問題被機關（天津市文史館）做為重點批判後，梁斌曾給林鐵一信保證張雨時是“好人”。這封信是他親筆寫的，意見和態度也是他的，最後簽名當然也是他了。可是他過後卻告我說：“當時著急，沒有征求你的同意，也把你的名字寫上了。”可見他為了保張雨時，有些不擇手段了。
１０、梁斌與尹喆的關係：二人在冀中根據地時就熟悉。尹喆的確也關心他、愛護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近幾年，我所見到、聽到的，是尹喆經常嚴厲地批評梁斌。一九六四年為梁斌不願參加本機關的文藝整風事，尹喆向他大發脾氣，前邊已講過，不再重複。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間《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發下來以後，尹喆指著其中的：“特別要注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要我警告梁斌要好好讀一讀這段指示，態度十分嚴厲和激動。可是梁斌對尹喆的善意的、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幫助同誌改正錯誤的嚴正態度，並不能虛心考慮和接受，卻幾次向我說：“老尹的病越來越嚴重了，見了我總是愛發脾氣。”我聽見老尹的秘書說，就是因為尹喆批評梁斌，梁斌不接受才惹得尹喆大發脾氣，說話的聲音激動得滿院子都能聽得見。尹喆發這樣一次脾氣，舊病就會複發的。尹喆不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但是在我所親眼看見、親自聽到的，對梁斌還是不斷嚴加批評的，可是梁斌聽不進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梁斌去保定到省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以後，到今天我沒有再見過他。他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就不知道了。
王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