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9、絕食結束
還沒有來得及寫下“最後的日記”,突然聽見絕食指揮部的廣播裏傳來：“今天是絕食鬥爭的第八天”。那已經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迷迷糊糊之中覺得有一個人在我身邊停住並蹲了下來，喊著我的名字。睜眼看時，是我認識的醫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頭頭臧英美。我說：“臧英美大哥，你怎麽來了？”他說：“你準備一下，一會兒救護車來的時候，要抬你出去。”我說：“我不走，我沒事，還能堅持，你們先救別人吧。”他堅決地說：“我不是和你商量來了，你今晚必須出去，你媽媽已經在學院裏等了兩個晚上了，現在還在學院的收發室裏等著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瘋了。”我還是強打精神的說：“你們還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還能挺好幾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斷地說：“一會救護車就到，來抬你的時候，你不許亂動，不要說話。”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說：“那我有一個條件，你要是不答應，我就不走。”他說：“你說吧，什麽條件？”我說：“你看清楚，挨著我的人叫李慧潔，必須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們不答應，我決不走。”他說：“我答應你,隻能是她一個，不許再提別的條件了。”我安靜地躺了一會兒，救護車來了，臧英美大哥指揮著擔架先抬走了已經無力說話的慧潔，再來抬我，我倆就這樣離開了絕食現場。
車到了醫學院，我沒有看見媽媽，就被送到了教學樓裏一個大實驗室的小套間，被安置在一個實驗台上，實驗室已經住進了十幾個人。在我們住的套間我遇見了一個本校的高中男同學杜廣權，還有一個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幾天後，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從上海遷過來的，住在紡織廠。我和慧潔沒有輸葡萄糖液，我們隻喝了兩天以米湯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變得異常亢奮，第二天早飯後就去學校，可是剛剛走了二十多米遠就兩腿發軟，摔倒在地上，滿頭滿臉的大汗滴落下來，勉強爬起來，卻再也走不動了，靠在樹上站了好久，才一點點兒的蹭回家，一下撲倒在床上，這一倒，就是半個多月,衰弱得什麽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頭的大喇叭裏傳出了公安局關於取締三·六通令的決定。為此，“糟字派”歡呼雀躍，慶祝“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好字派”則“與時俱進”，發明了新口號：“定的對，撤的好”, 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參加的絕食鬥爭結束了，可是我的絕食給家裏帶來的麻煩卻遠沒有結束。我回到家的當天晚上，沒有看見爸爸。媽媽說，爸爸在醫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沒有回家，卻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醫院的一個護士長，醫學院“好字派”的骨幹或者是小頭頭。她進門後，直奔我的房間，對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為什麽要參加絕食？你受了蒙蔽，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還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請了七天假，他到哪兒去了？”我有些發懵：爸爸請假了？那為什麽沒在家，爸爸去哪裏了？我顧不得害怕，坐起身來，對她大聲說：“是你們逼走了爸爸，是你們。”我站起身來要跟她“理論”，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這麽不思悔改，護士長忿忿地走了。
後來才知道，爸爸因為批給絕食學生葡萄糖，還有“支持”他的女兒參加絕食，被罰款、被批判了（等於搶救絕食學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請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後悔，不該在爸爸到絕食現場找我回家時，對他那麽冷酷無情。爸爸為什麽在這個時候請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後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幾十年的工作經曆中唯一的一次請事假。
爸爸回來後變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許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沒有說我，隻是和往常一樣，溫和地告訴我，要多吃些飯，增加營養，還給我買了維它命丸。當晚無意中聽到了爸爸媽媽的對話才知道爸爸這次去新民，去了縣醫院，那是他們工作過的地方，還去了小北屯，那是當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區”。爸爸見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親朋好友，想找到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當初他開辦崇慈醫院，去解放區救治傷員，都是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輩子不變的信念，可是為什麽他連自己女兒的生命都無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兒子大平，恐懼會又失去一個女兒。
文革中參加在公安局門前的靜坐絕食,是我曆史中的一頁。若幹年來，偶爾會有人提起，問過我，為什麽絕食？真的不吃飯嗎？你怎麽那麽傻？如果我回答是因為“三.六通令”，那該是多麽可笑啊，而且每當我想到在風華正茂的年華曾經餓過七天七夜的時候，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時光，真的會衝淡一切啊。
我從開始寫日記的時候起，每本日記的扉頁上，都一筆一劃的寫上這樣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這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懊悔，也不會因為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的話伴著我少年的全部經曆，已經刻在了我的生命中，當我準備在絕食場上一步步走向這個目標的時候，沒有恐懼，沒有遺憾，心中充滿了莊嚴和神聖。
從那時候到今天，將近五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那場以幾百名學生的生命為賭注的派性鬥爭，在人們的眼裏不過是一場無聊的鬧劇，鬧劇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醜，作為參加過這場鬧劇的一員，我一直都不想回憶它，也不敢回憶它，它帶給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驚訝和震撼：我曾經如此把最寶貴的生命視如草芥，隨便拋灑在亂世之中，曾經如此把最荒誕的遊戲當做神聖的信仰，隨時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上祭壇。那不是笑話，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為我的身體裏曾經嚴重喪失了蛋白質和鈣，而是我的靈魂中侵入了特異的病毒，並且存在了那麽久，那麽久。
經過幾十年的風霜雨雪，我的日記本已所剩無幾，但這本寫在絕食場裏的日記依然完好無損，我常常在書櫃的角落裏發現它，雖然被我挪來挪去，卻不曾再打開看過，是不敢。現在不得不麵對它的時候，還是會讓我震驚之餘，無言以對。沒有什麽“激情燃燒的歲月，”更不會有“青春無悔”的豪情，蹦到我腦袋裏的隻有兩個字“洗腦”,就是小時候讀“參考消息”時，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灣蔣匪誣蔑大陸青少年被‘洗腦’”的報導。我曾經問媽媽，腦袋又不是衣服，怎麽能洗？媽媽沒有回答我，現在我知道了。
少年迷茫 (9b): 絕食結束
旭子 (2026-01-08 08:14:40) 評論 (2)
第二章 少年迷茫
9、絕食結束
還沒有來得及寫下“最後的日記”,突然聽見絕食指揮部的廣播裏傳來：“今天是絕食鬥爭的第八天”。那已經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迷迷糊糊之中覺得有一個人在我身邊停住並蹲了下來，喊著我的名字。睜眼看時，是我認識的醫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頭頭臧英美。我說：“臧英美大哥，你怎麽來了？”他說：“你準備一下，一會兒救護車來的時候，要抬你出去。”我說：“我不走，我沒事，還能堅持，你們先救別人吧。”他堅決地說：“我不是和你商量來了，你今晚必須出去，你媽媽已經在學院裏等了兩個晚上了，現在還在學院的收發室裏等著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瘋了。”我還是強打精神的說：“你們還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還能挺好幾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斷地說：“一會救護車就到，來抬你的時候，你不許亂動，不要說話。”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說：“那我有一個條件，你要是不答應，我就不走。”他說：“你說吧，什麽條件？”我說：“你看清楚，挨著我的人叫李慧潔，必須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們不答應，我決不走。”他說：“我答應你,隻能是她一個，不許再提別的條件了。”我安靜地躺了一會兒，救護車來了，臧英美大哥指揮著擔架先抬走了已經無力說話的慧潔，再來抬我，我倆就這樣離開了絕食現場。
車到了醫學院，我沒有看見媽媽，就被送到了教學樓裏一個大實驗室的小套間，被安置在一個實驗台上，實驗室已經住進了十幾個人。在我們住的套間我遇見了一個本校的高中男同學杜廣權，還有一個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幾天後，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從上海遷過來的，住在紡織廠。我和慧潔沒有輸葡萄糖液，我們隻喝了兩天以米湯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變得異常亢奮，第二天早飯後就去學校，可是剛剛走了二十多米遠就兩腿發軟，摔倒在地上，滿頭滿臉的大汗滴落下來，勉強爬起來，卻再也走不動了，靠在樹上站了好久，才一點點兒的蹭回家，一下撲倒在床上，這一倒，就是半個多月,衰弱得什麽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頭的大喇叭裏傳出了公安局關於取締三·六通令的決定。為此，“糟字派”歡呼雀躍，慶祝“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好字派”則“與時俱進”，發明了新口號：“定的對，撤的好”, 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參加的絕食鬥爭結束了，可是我的絕食給家裏帶來的麻煩卻遠沒有結束。我回到家的當天晚上，沒有看見爸爸。媽媽說，爸爸在醫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沒有回家，卻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醫院的一個護士長，醫學院“好字派”的骨幹或者是小頭頭。她進門後，直奔我的房間，對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為什麽要參加絕食？你受了蒙蔽，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還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請了七天假，他到哪兒去了？”我有些發懵：爸爸請假了？那為什麽沒在家，爸爸去哪裏了？我顧不得害怕，坐起身來，對她大聲說：“是你們逼走了爸爸，是你們。”我站起身來要跟她“理論”，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這麽不思悔改，護士長忿忿地走了。
後來才知道，爸爸因為批給絕食學生葡萄糖，還有“支持”他的女兒參加絕食，被罰款、被批判了（等於搶救絕食學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請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後悔，不該在爸爸到絕食現場找我回家時，對他那麽冷酷無情。爸爸為什麽在這個時候請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後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幾十年的工作經曆中唯一的一次請事假。
爸爸回來後變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許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沒有說我，隻是和往常一樣，溫和地告訴我，要多吃些飯，增加營養，還給我買了維它命丸。當晚無意中聽到了爸爸媽媽的對話才知道爸爸這次去新民，去了縣醫院，那是他們工作過的地方，還去了小北屯，那是當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區”。爸爸見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親朋好友，想找到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當初他開辦崇慈醫院，去解放區救治傷員，都是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輩子不變的信念，可是為什麽他連自己女兒的生命都無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兒子大平，恐懼會又失去一個女兒。
文革中參加在公安局門前的靜坐絕食,是我曆史中的一頁。若幹年來，偶爾會有人提起，問過我，為什麽絕食？真的不吃飯嗎？你怎麽那麽傻？如果我回答是因為“三.六通令”，那該是多麽可笑啊，而且每當我想到在風華正茂的年華曾經餓過七天七夜的時候，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時光，真的會衝淡一切啊。
我從開始寫日記的時候起，每本日記的扉頁上，都一筆一劃的寫上這樣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這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懊悔，也不會因為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的話伴著我少年的全部經曆，已經刻在了我的生命中，當我準備在絕食場上一步步走向這個目標的時候，沒有恐懼，沒有遺憾，心中充滿了莊嚴和神聖。
從那時候到今天，將近五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那場以幾百名學生的生命為賭注的派性鬥爭，在人們的眼裏不過是一場無聊的鬧劇，鬧劇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醜，作為參加過這場鬧劇的一員，我一直都不想回憶它，也不敢回憶它，它帶給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驚訝和震撼：我曾經如此把最寶貴的生命視如草芥，隨便拋灑在亂世之中，曾經如此把最荒誕的遊戲當做神聖的信仰，隨時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上祭壇。那不是笑話，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為我的身體裏曾經嚴重喪失了蛋白質和鈣，而是我的靈魂中侵入了特異的病毒，並且存在了那麽久，那麽久。
經過幾十年的風霜雨雪，我的日記本已所剩無幾，但這本寫在絕食場裏的日記依然完好無損，我常常在書櫃的角落裏發現它，雖然被我挪來挪去，卻不曾再打開看過，是不敢。現在不得不麵對它的時候，還是會讓我震驚之餘，無言以對。沒有什麽“激情燃燒的歲月，”更不會有“青春無悔”的豪情，蹦到我腦袋裏的隻有兩個字“洗腦”,就是小時候讀“參考消息”時，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灣蔣匪誣蔑大陸青少年被‘洗腦’”的報導。我曾經問媽媽，腦袋又不是衣服，怎麽能洗？媽媽沒有回答我，現在我知道了。
9、絕食結束
還沒有來得及寫下“最後的日記”,突然聽見絕食指揮部的廣播裏傳來：“今天是絕食鬥爭的第八天”。那已經是5月23日傍晚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迷迷糊糊之中覺得有一個人在我身邊停住並蹲了下來，喊著我的名字。睜眼看時，是我認識的醫學院紅色造反團的頭頭臧英美。我說：“臧英美大哥，你怎麽來了？”他說：“你準備一下，一會兒救護車來的時候，要抬你出去。”我說：“我不走，我沒事，還能堅持，你們先救別人吧。”他堅決地說：“我不是和你商量來了，你今晚必須出去，你媽媽已經在學院裏等了兩個晚上了，現在還在學院的收發室裏等著呢，如果她再看不到你，真要急瘋了。”我還是強打精神的說：“你們還是先救更重的人吧，我還能挺好幾天呢。”臧英美大哥果斷地說：“一會救護車就到，來抬你的時候，你不許亂動，不要說話。”我知道不走是不行了，就說：“那我有一個條件，你要是不答應，我就不走。”他說：“你說吧，什麽條件？”我說：“你看清楚，挨著我的人叫李慧潔，必須先把她抬走，我才走，如果你們不答應，我決不走。”他說：“我答應你,隻能是她一個，不許再提別的條件了。”我安靜地躺了一會兒，救護車來了，臧英美大哥指揮著擔架先抬走了已經無力說話的慧潔，再來抬我，我倆就這樣離開了絕食現場。
車到了醫學院，我沒有看見媽媽，就被送到了教學樓裏一個大實驗室的小套間，被安置在一個實驗台上，實驗室已經住進了十幾個人。在我們住的套間我遇見了一個本校的高中男同學杜廣權，還有一個一高中的女生，叫周美芬。在一起住了幾天後，我知道了周美芬家是五十年代從上海遷過來的，住在紡織廠。我和慧潔沒有輸葡萄糖液，我們隻喝了兩天以米湯為主的大米稀粥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我變得異常亢奮，第二天早飯後就去學校，可是剛剛走了二十多米遠就兩腿發軟，摔倒在地上，滿頭滿臉的大汗滴落下來，勉強爬起來，卻再也走不動了，靠在樹上站了好久，才一點點兒的蹭回家，一下撲倒在床上，這一倒，就是半個多月,衰弱得什麽都做不了了。
5月25日，街頭的大喇叭裏傳出了公安局關於取締三·六通令的決定。為此，“糟字派”歡呼雀躍，慶祝“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好字派”則“與時俱進”，發明了新口號：“定的對，撤的好”, 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參加的絕食鬥爭結束了，可是我的絕食給家裏帶來的麻煩卻遠沒有結束。我回到家的當天晚上，沒有看見爸爸。媽媽說，爸爸在醫院值夜班。第二天，爸爸仍然沒有回家，卻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醫院的一個護士長，醫學院“好字派”的骨幹或者是小頭頭。她進門後，直奔我的房間，對躺在床上的我大吼大叫：“你為什麽要參加絕食？你受了蒙蔽，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還逼走了你爸爸。他竟然請了七天假，他到哪兒去了？”我有些發懵：爸爸請假了？那為什麽沒在家，爸爸去哪裏了？我顧不得害怕，坐起身來，對她大聲說：“是你們逼走了爸爸，是你們。”我站起身來要跟她“理論”，被住在我家的表姐拉住了。看到我這麽不思悔改，護士長忿忿地走了。
後來才知道，爸爸因為批給絕食學生葡萄糖，還有“支持”他的女兒參加絕食，被罰款、被批判了（等於搶救絕食學生的葡萄糖用款全部由爸爸支付）。爸爸想不通，請假去了新民。我有些後悔，不該在爸爸到絕食現場找我回家時，對他那麽冷酷無情。爸爸為什麽在這個時候請假出走，而且去了老家新民？那是在奶奶去世十年後爸爸第一次回到新民,也是爸爸幾十年的工作經曆中唯一的一次請事假。
爸爸回來後變得很憔悴，心事重重，仿佛老了許多，可是爸爸一句都沒有說我，隻是和往常一樣，溫和地告訴我，要多吃些飯，增加營養，還給我買了維它命丸。當晚無意中聽到了爸爸媽媽的對話才知道爸爸這次去新民，去了縣醫院，那是他們工作過的地方，還去了小北屯，那是當年爸爸投奔的“解放區”。爸爸見到了他在新民的所有親朋好友，想找到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當初他開辦崇慈醫院，去解放區救治傷員，都是為了挽救生命。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所有人的生命是他一輩子不變的信念，可是為什麽他連自己女兒的生命都無力挽留。他想起死去的兒子大平，恐懼會又失去一個女兒。
文革中參加在公安局門前的靜坐絕食,是我曆史中的一頁。若幹年來，偶爾會有人提起，問過我，為什麽絕食？真的不吃飯嗎？你怎麽那麽傻？如果我回答是因為“三.六通令”，那該是多麽可笑啊，而且每當我想到在風華正茂的年華曾經餓過七天七夜的時候，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時光，真的會衝淡一切啊。
我從開始寫日記的時候起，每本日記的扉頁上，都一筆一劃的寫上這樣一段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這生命屬於我們隻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懊悔，也不會因為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的話伴著我少年的全部經曆，已經刻在了我的生命中，當我準備在絕食場上一步步走向這個目標的時候，沒有恐懼，沒有遺憾，心中充滿了莊嚴和神聖。
從那時候到今天，將近五十年的時光過去了，那場以幾百名學生的生命為賭注的派性鬥爭，在人們的眼裏不過是一場無聊的鬧劇，鬧劇中的人物成了真正的小醜，作為參加過這場鬧劇的一員，我一直都不想回憶它，也不敢回憶它，它帶給我的不是悔恨，也不是羞愧，而是驚訝和震撼：我曾經如此把最寶貴的生命視如草芥，隨便拋灑在亂世之中，曾經如此把最荒誕的遊戲當做神聖的信仰，隨時準備把自己的生命獻上祭壇。那不是笑話，它是沉入心底的沉重和悲哀，它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痛。不是因為我的身體裏曾經嚴重喪失了蛋白質和鈣，而是我的靈魂中侵入了特異的病毒，並且存在了那麽久，那麽久。
經過幾十年的風霜雨雪，我的日記本已所剩無幾，但這本寫在絕食場裏的日記依然完好無損，我常常在書櫃的角落裏發現它，雖然被我挪來挪去，卻不曾再打開看過，是不敢。現在不得不麵對它的時候，還是會讓我震驚之餘，無言以對。沒有什麽“激情燃燒的歲月，”更不會有“青春無悔”的豪情，蹦到我腦袋裏的隻有兩個字“洗腦”,就是小時候讀“參考消息”時，常在第四版的未端看到“台灣蔣匪誣蔑大陸青少年被‘洗腦’”的報導。我曾經問媽媽，腦袋又不是衣服，怎麽能洗？媽媽沒有回答我，現在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