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開始，在全國“深挖洞”的同時，按照最高指示，開始了全國軍民戰備演練。全國武裝部隊要進行長途野營訓練，在校的高年級學生甚至工廠的部分工人也要進行野營訓練。中央發布“全國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為綱，立即掀起一個‘實行野營訓練的高潮’”周總理把它送呈毛主席，毛主席做出第二次批示：“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一切為了備戰，一九六九年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各地普遍開展各種重要戰備活動。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戰備疏散行動，成為建國以來最緊張的戰時準備之一。這場疏散不僅是對蘇聯軍事威脅的直接回應，更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政治與軍事雙重動員的體現。在京的中央黨政機關首當其衝，大批幹部、職工及其家屬被緊急疏散至外地或郊區。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亦迅速行動。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和軍分區向內地轉移，吉林市更是計劃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以防突發戰事，沈陽市也把人口疏散搞得轟轟烈烈。
又開始廣播：“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這句口號最早是由甘肅會寧縣王秀蘭提出，說是一九六八年五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居民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帶頭下鄉。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敘事，一個偏遠小縣城的居民小組長哪來的這麽大能量，竟能搞出一場全國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這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設計。王秀蘭的能量不是她個人的，而是時代賦予她的象征角色。她的聲音之所以被宣傳部門放大，是因為它恰好符合那個時代需要的新生事物敘事模板：樸素、忠誠、主動、無怨無悔。
這句口號既是動員令，也是對下鄉政策的推廣和擴大。它代表了當時對勞動的感性化宣揚、對城市居民人口的無理性指責，是對城市人口結構暴力調控的強詞奪理。用一個典型人物的假大空口號去遮蔽上千萬個體的掙紮、青春的流失，它導致眾多家庭的分離、安寧生活的破壞。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政策衝動，而是連年政治運動所積累的結構性失衡，這場運動的種子早已埋下；連年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發展滯後，衛生保健的改善與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迅速膨脹，城市大批青年無處安置。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上麵籍由戰備疏散對城市人口結構的緊急調控，是對社會秩序的再調整。毛主席從一九五五年起就強調：“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國務院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要求國務院各部門參照執行。通知規定：
一、幹部下放勞動，無論去“五．七”幹校，或去農村、農場、邊疆地區，都應允許他們攜帶家屬子女一起去。解放軍駐京部隊和中央在京部門，要求組織自己的職工家屬子女到本部門舉辦的農場、林場、馬場安家落戶，應當給予支持。
二、知識青年和初、高中畢業生，凡農村有直係親屬的，應動員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願意回去安家落戶的應予支持。回鄉的旅運費按國家規定標準，由市財政局撥款。
三、半工半讀和中專學校畢業生中，自願要求上山下鄉到農村落戶的，應予支持。
四、幹部和職工要求到農村、農場安家落戶的，由主管部門審批。
五、城市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應動員他們攜帶女子一起回原籍。
上麵有通知，各地都行動起來。(見https://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13914.html)
四弟去年秋天已經被分配到沈陽三中，沈陽第三女子中學已經改為第三中學，現在男女生同校。小學升初中不再考試，各小學的六年級全班被分配到同一所中學的同一班。四弟下午放學回來和家人說：“我一個同學，他爸爸是老紅軍，現在要和全家一起被疏散到遼寧昭烏達盟地區了。我們幾個好朋友去他家了，他家東西真多，他爸爸睡的那個大床是全銅的，死沉死沉的重得我們都搬不動。”四弟很羨慕那個有老紅軍爸爸的同學，據說老紅軍爸爸正在活動把兒子送去當兵。
老紅軍都下鄉了，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曆史有汙點的，成分不好的城市家庭很快都成為放逐對象；他們被下放去邊疆和農村，放棄在城裏的一切，攜家帶口去陌生的土地上安家落戶。
沈陽革命印刷廠（原來的絲印廠）召開下鄉動員大會，通知參加動員會的都是廠裏那些非“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有的是“資方”代表，有的是以前吃“定息”的資本家，還有的是曆史不清楚的人和“黑五類”分子。被通知參加動員會的人到了會場，看到參加動員會人員的身份和背景，不安的情緒讓人群開始騷動。會議室裏坐滿了一群五十歲左右的人，空氣沉悶得像是印刷車間裏未散盡的鉛味。台上的革委會幹部念著毛主席的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台下鴉雀無聲，沒人鼓掌也沒人反駁，他們不知道有什麽選擇以及國家對他們下放的長期政策。革委會幹部一再強調：“這是組織對你們的信任，國家需要你們帶家屬去農村發揮餘熱。你們下鄉後算‘五七’幹部，每月工資不變，國家還發給你們一筆安置費。”話語說得溫和，內容卻太沉重，讓大家心裏不安。馬副廠長的鄰座是老張，曾是廠裏的會計，以前領過定息，文革了被強迫參加體力勞動。他忍不住問道：“我大兒子已經下鄉了，小女兒隨我們下放十八歲以後怎麽辦呢？我們的幹部待遇能保持多長時間？我們在下放地點要長期安家落戶嗎？我們一家四口人最後要分開在三個地方嗎？”幾個革委會幹部互相看了看，誰也沒回答他的問題，他們也不知道國家對下放人員的工資會發放多長時間。
散會後馬副廠長走出會議室，他望著廠區的各個車間，想起自己年輕時在印刷廠學藝的日子。他想不到自己將要離開這座城市，離開這個工廠去一個陌生的地方，他突然產生了一種無奈和不甘心。他沒有選擇的權利，在那張下放名單上的人都沒有選擇的機會，可他想最後再爭一次。一個月前剛被解除關押，除去資方代表的身份，他還是廠裏八級工的老資格工匠。年輕時在印刷廠學手藝，後來所在的印刷廠倒閉，廠主以曆年拖欠他的工資算他入股；日本子投降後，他和另一個老鄉用積攢的錢合夥開了“複興魁”文具店，後來關了文具店創立了“建新昌”簿記印刷廠。公私合營後作為“資方代表”，是沈陽市委任命的副廠長，已不再領取定息，“資本家”的帽子卻摘不掉。他還不清楚這次動員下鄉是為了什麽，這麽多年無休止的運動讓他厭倦了城裏的生活，他開始懷念起十四歲就離開的故鄉，二兒子已經落戶的關裏老家。可真要被迫離開這座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他又有太多的不舍。
（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對資本家資產采取贖買政策。定息作為贖買方式之一，根據合營時核定的私股股額，按年息5%的固定利率發放股息。自1956年起，原計劃實施七年，後延長三年，於1966年9月終止。）
昭烏達盟原是內蒙古的傳統牧區，地廣人稀風沙漫天草原連綿。一九六九年七月，為了緩解內蒙古邊境地區在戰時的防禦壓力，作為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將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管理。沈陽市作為遼寧的省會，首批下放家庭的目的地便選定了昭烏達盟，一個對城市人既陌生又遙遠的地方。接到上級指示後，廠革委會迅速行動，開始動員“幹部”下放。廠革委會找到馬副廠長，希望他以身作則、率先下放時，他卻出人意料地拒絕了。“我老了，經不起折騰了，”馬副廠長語氣平靜卻堅定，“我不想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想回關裏老家，希望組織批準我一家回河北。”這番話讓廠革委會一時語塞，去哪兒都是下鄉，昭烏達盟也不過是眾多下放點之一。馬副廠長的話裏透著一種不容置疑的疲憊與倦意，他不是在抗命，而是在陳述一個五十歲人的現實處境。廠革委會的幾位成員麵麵相覷，誰也不敢輕易答應。上麵指定昭烏達盟作為下放點，是否另有深意，誰也不敢妄加揣測，這就形成了僵局。
廠革委會知道，把職工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尤其是像昭烏達盟這樣偏遠的牧區，影響極大。若強行推進，一旦發生人命關天的大事，他們也無法向上級交代。馬副廠長看準了這一點，便以此為由寸步不讓：“我哪兒也不去，就要帶著家人回原籍。”廠革委會隻得將此事上報，並反複請示。上級革委會幾經研究，最終決定對馬副廠長作出明確回應：“回原籍不給發工資，你必須辦理退職手續，退職後就和革命印刷廠沒有任何關係了。”這話說得斬釘截鐵，已無轉圜餘地。馬副廠長聽後沉默良久，最後不得已地點頭同意，這是組織給他的最後一條路，也是他為自己和家人爭取到的唯一選擇。
廠革委會隨即派人監視他前往河北原籍，搞定下放的具體事宜。那一日，沈陽的天空陰沉，馬副廠長拎著旅行包，和監視自己的人站在月台上等火車。以前多少次從這裏乘車回家鄉，心裏總是充滿了欣喜和盼望，那種急於見到親人的心情是快樂的。現在被人押送坐火車回家鄉，望著關裏老家的方向，心中全是苦澀。當火車開出車站到了郊外，他回望沈陽的城市輪廓，眼中有些濕潤。他心裏充滿悲傷：“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在這裏生兒育女，如今真的要回去了！”
到了關裏老家，馬副廠長仿佛一下子從政治漩渦中脫身，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他的腳步踏上村口的土路時，村裏人已經認出了他，主動上來打招呼：“回來了！這次要多待幾天？”那些聲音裏沒有審查，沒有懷疑，隻有一種樸素的鄉情。馬副廠長十四歲出去闖關東，以前做買賣後來當了副廠長，算是村裏走出去的“人物”。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他遠房堂弟，以前有事去城裏找過他，對他這個遠房堂兄既敬重又親近。廠革委會的人一路押送馬副廠長回家鄉，在大隊部裏當著大隊幹部們的麵警告道：“他可是資本家，還有特務嫌疑，你們要是收了他，出了事你們大隊負責。”廠革委會的人不知道，村莊有著自己的秩序與情感紐帶，不是幾句政治口號就能撼動的。大隊書記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村的人我們負責，資本家我們也要，特務我們也不怕。這是我們馬家的人、是我們村的人，你們就不用操心了。”這番話一出口，廠革委會的人再不好說啥，落實了下放的具體事宜，就催促著馬副廠長趕緊回去準備搬家。馬副廠長坐上回沈陽的火車，想著老母親的忙前忙後，鄉親們的噓寒問暖，心裏一陣溫熱。自己這一生在城市裏奔波半世，終究還是要落葉歸根了。家鄉人的熱情不僅是情感的慰藉，更是一種身份的確認，他這個被放逐的城裏人，被家鄉無條件地接納了。
回到沈陽馬家被下放就是鐵板釘釘了，各個方麵都很配合，派出所銷戶籍是最難受的時刻，可也容不得人去反悔。工廠用卡車給運來草袋子草簾子和草繩子，草袋子用來裝煤，農村特別缺燒的，老家農村有人家缺柴而生吃白薯幹。草簾子和草繩子用來捆綁家具，家裏馬震海打的那個櫃子要帶到農村去，有幾塊從廠裏要的堆疊紙張的木托盤也要包好運走。鍋碗瓢盆都要打包一起走，到農村再置辦這些東西可不容易，當月的口糧和食用油都要帶上，不然回去吃啥呢？家裏的那兩隻老母雞可不敢殺了吃肉，要帶回去繼續為家人貢獻雞蛋，兩隻母雞是不能打包的，要隨身帶著和馬家人一起坐火車下放。
兩隻老母雞不知道它們的命運就在人的一念間，或是被殺了做成雞肉燉蘑菇，或是和人一起下鄉。下鄉對馬家人是一場劫難，對兩隻母雞卻是命運大轉折。它們失掉的是被圈禁的牢籠和冬天的昏暗潮濕，而它們得到的卻是一個農家小院的大天地，大自然的雨露陽光還有昆蟲。它們可以自由啄食和奔跑，用爪子刨著泥土和用喙啄著草尖，它們成為鄉村中最寶貴的“活動銀行”。
父母帶著弟妹們下鄉，像一棵被連根拔起的老樹，被移栽到陌生的土地上。大哥和張姐陪著家人去關裏老家，回來就算旅行結婚了，沒有婚紗和儀式，隻有一紙登記。新婚的大哥大嫂留在沈陽，還住在那兩間正房屋裏，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在這個城市裏，新婚夫婦要等上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分到屬於自己的住房，他們因為父母下放有了一個可以過日子的地方。
馬震海回來了，他要和四弟一起收拾家裏的雜物，拿草袋子裝煤，把鍋碗瓢盆用草簾子一層層包好。沈陽還有親人，可誰也取代不了父母，爹媽下放到了農村，再回“家”就隻能回關裏老家了。那個家更大，家人更多卻也更窮。馬震海下鄉的地方離“家”更遠了，遠到連豆瓣醬都沒有了，遠到親情隻能靠信件維係了。他下鄉後，家裏沒幫上什麽忙，經濟上的資助也極為有限。可“家”在城裏和在農村的差別，不隻是物質上的不同，更是心理上的落差。大哥大嫂能把自己照顧好就已經不容易了，他們剛剛成家，生活尚未穩定，不可能像父母那樣為下鄉的兄弟提供庇護。更何況鄉下的父母和弟妹們比獨身的馬震海更需要大哥大嫂的幫助，親情的紐帶有些線要狠心割斷、有些線要拉得更緊。
家裏人多時，每人少吃一點，好歹還能從牙縫裏擠出點口糧給馬震海。大哥大嫂剛成家口糧緊張，連自己的飯都不一定能吃飽，更沒有錢去買黑市糧。大哥大嫂可以給馬震海保留一個睡覺的地方，可上哪兒去搞到糧食，讓一個在農村吃大了肚子的知青弟弟有飽飯吃呢？馬震海太清楚自己的處境了，不是沒人心疼他，而是大家都自身難保。他回來不是找依靠，而是為了告別，他要和沈陽的“家”告別，告別曾經有父母家人有熱炕熱飯的家，以後的“家”隻能在回憶中去想了。他回來是為了幫父母搬家下放，是為了親手把那些舊家具鍋碗瓢盆一件件打包，和過去的生活做一次體麵的告別。他也要和城裏的朋友們告別，那些一起讀書、一起看電影、一起在街頭巷尾閑聊的朋友們，不知什麽時候能再見麵。沈陽不再是他的歸處，他的“家”被時代的洪流衝散了，而他被推得離城市更遠了。
城裏像馬家這樣成分不好的或者有什麽“曆史不清白”的人家被強迫下鄉，大院裏一起住了幾十年的鄰居，平時似乎關係還可以，關鍵時候看熱鬧的多。“親不親階級分”，一個“資本家”成分，躲還來不及呢，沒誰往上湊。兩個星期內，住了幾十年的家搬得空空，院裏堆滿了各種草簾子包裹的家具什物。所有東西都貼了貨運標簽，托運到九龍山車站，京沈線上的一個鄉村小站。居委會派來幾個被監督改造的人幫助馬家搬運貨物，其中一人看著貨運標簽疑問道：“九龍——山東站？這是去香港嗎？” 那人還真有點地理知識，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九龍”，那兒可是與香港島及新界同為香港的三大地域之一。寶昌大哥正閑著看馬家打包搬家，他不由地嘲笑著說：“香港可是個花花世界，國家會花錢費力地讓你去那兒享福嗎？您把“車”認成“東”了，那是昌黎縣的九龍山——車站。”
馬家人都記得離開沈陽的日子和時間，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四號，早上七點四十五分的火車。家庭成分不好倒了黴，左鄰右舍都要和你劃清界限，隻有崔大姨做了早飯為馬家人送行。
革命印刷廠的大卡車來了，馬家人爬上了卡車，好在是四月天，在卡車上吹著風不冷。留下空洞洞的房子，離開寬敞敞的院子，馬家人在崔大姨的淚眼中消失了。那兩隻老母雞“咕咕”地叫著，馬家的大小人們淒惶地走了，在七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去關裏老家下放落戶
三道灣胡同 中 十三 備戰和下放
馬振魁 (2026-01-10 09:00:51) 評論 (0) 一九七零年開始，在全國“深挖洞”的同時，按照最高指示，開始了全國軍民戰備演練。全國武裝部隊要進行長途野營訓練，在校的高年級學生甚至工廠的部分工人也要進行野營訓練。中央發布“全國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為綱，立即掀起一個‘實行野營訓練的高潮’”周總理把它送呈毛主席，毛主席做出第二次批示：“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一切為了備戰，一九六九年從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資，各地普遍開展各種重要戰備活動。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戰備疏散行動，成為建國以來最緊張的戰時準備之一。這場疏散不僅是對蘇聯軍事威脅的直接回應，更是文化大革命背景下政治與軍事雙重動員的體現。在京的中央黨政機關首當其衝，大批幹部、職工及其家屬被緊急疏散至外地或郊區。邊境地區的軍政機關亦迅速行動。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革委會和軍分區向內地轉移，吉林市更是計劃將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農村，以防突發戰事，沈陽市也把人口疏散搞得轟轟烈烈。
又開始廣播：“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這句口號最早是由甘肅會寧縣王秀蘭提出，說是一九六八年五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居民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帶頭下鄉。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敘事，一個偏遠小縣城的居民小組長哪來的這麽大能量，竟能搞出一場全國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這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設計。王秀蘭的能量不是她個人的，而是時代賦予她的象征角色。她的聲音之所以被宣傳部門放大，是因為它恰好符合那個時代需要的新生事物敘事模板：樸素、忠誠、主動、無怨無悔。
這句口號既是動員令，也是對下鄉政策的推廣和擴大。它代表了當時對勞動的感性化宣揚、對城市居民人口的無理性指責，是對城市人口結構暴力調控的強詞奪理。用一個典型人物的假大空口號去遮蔽上千萬個體的掙紮、青春的流失，它導致眾多家庭的分離、安寧生活的破壞。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政策衝動，而是連年政治運動所積累的結構性失衡，這場運動的種子早已埋下；連年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發展滯後，衛生保健的改善與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迅速膨脹，城市大批青年無處安置。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上麵籍由戰備疏散對城市人口結構的緊急調控，是對社會秩序的再調整。毛主席從一九五五年起就強調：“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國務院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要求國務院各部門參照執行。通知規定：
一、幹部下放勞動，無論去“五．七”幹校，或去農村、農場、邊疆地區，都應允許他們攜帶家屬子女一起去。解放軍駐京部隊和中央在京部門，要求組織自己的職工家屬子女到本部門舉辦的農場、林場、馬場安家落戶，應當給予支持。
二、知識青年和初、高中畢業生，凡農村有直係親屬的，應動員他們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原籍在農村而有其他親屬，願意回去安家落戶的應予支持。回鄉的旅運費按國家規定標準，由市財政局撥款。
三、半工半讀和中專學校畢業生中，自願要求上山下鄉到農村落戶的，應予支持。
四、幹部和職工要求到農村、農場安家落戶的，由主管部門審批。
五、城市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應動員他們攜帶女子一起回原籍。
上麵有通知，各地都行動起來。(見https://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13914.html)
四弟去年秋天已經被分配到沈陽三中，沈陽第三女子中學已經改為第三中學，現在男女生同校。小學升初中不再考試，各小學的六年級全班被分配到同一所中學的同一班。四弟下午放學回來和家人說：“我一個同學，他爸爸是老紅軍，現在要和全家一起被疏散到遼寧昭烏達盟地區了。我們幾個好朋友去他家了，他家東西真多，他爸爸睡的那個大床是全銅的，死沉死沉的重得我們都搬不動。”四弟很羨慕那個有老紅軍爸爸的同學，據說老紅軍爸爸正在活動把兒子送去當兵。
老紅軍都下鄉了，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曆史有汙點的，成分不好的城市家庭很快都成為放逐對象；他們被下放去邊疆和農村，放棄在城裏的一切，攜家帶口去陌生的土地上安家落戶。
沈陽革命印刷廠（原來的絲印廠）召開下鄉動員大會，通知參加動員會的都是廠裏那些非“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有的是“資方”代表，有的是以前吃“定息”的資本家，還有的是曆史不清楚的人和“黑五類”分子。被通知參加動員會的人到了會場，看到參加動員會人員的身份和背景，不安的情緒讓人群開始騷動。會議室裏坐滿了一群五十歲左右的人，空氣沉悶得像是印刷車間裏未散盡的鉛味。台上的革委會幹部念著毛主席的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台下鴉雀無聲，沒人鼓掌也沒人反駁，他們不知道有什麽選擇以及國家對他們下放的長期政策。革委會幹部一再強調：“這是組織對你們的信任，國家需要你們帶家屬去農村發揮餘熱。你們下鄉後算‘五七’幹部，每月工資不變，國家還發給你們一筆安置費。”話語說得溫和，內容卻太沉重，讓大家心裏不安。馬副廠長的鄰座是老張，曾是廠裏的會計，以前領過定息，文革了被強迫參加體力勞動。他忍不住問道：“我大兒子已經下鄉了，小女兒隨我們下放十八歲以後怎麽辦呢？我們的幹部待遇能保持多長時間？我們在下放地點要長期安家落戶嗎？我們一家四口人最後要分開在三個地方嗎？”幾個革委會幹部互相看了看，誰也沒回答他的問題，他們也不知道國家對下放人員的工資會發放多長時間。
散會後馬副廠長走出會議室，他望著廠區的各個車間，想起自己年輕時在印刷廠學藝的日子。他想不到自己將要離開這座城市，離開這個工廠去一個陌生的地方，他突然產生了一種無奈和不甘心。他沒有選擇的權利，在那張下放名單上的人都沒有選擇的機會，可他想最後再爭一次。一個月前剛被解除關押，除去資方代表的身份，他還是廠裏八級工的老資格工匠。年輕時在印刷廠學手藝，後來所在的印刷廠倒閉，廠主以曆年拖欠他的工資算他入股；日本子投降後，他和另一個老鄉用積攢的錢合夥開了“複興魁”文具店，後來關了文具店創立了“建新昌”簿記印刷廠。公私合營後作為“資方代表”，是沈陽市委任命的副廠長，已不再領取定息，“資本家”的帽子卻摘不掉。他還不清楚這次動員下鄉是為了什麽，這麽多年無休止的運動讓他厭倦了城裏的生活，他開始懷念起十四歲就離開的故鄉，二兒子已經落戶的關裏老家。可真要被迫離開這座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他又有太多的不舍。
（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對資本家資產采取贖買政策。定息作為贖買方式之一，根據合營時核定的私股股額，按年息5%的固定利率發放股息。自1956年起，原計劃實施七年，後延長三年，於1966年9月終止。）
昭烏達盟原是內蒙古的傳統牧區，地廣人稀風沙漫天草原連綿。一九六九年七月，為了緩解內蒙古邊境地區在戰時的防禦壓力，作為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將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管理。沈陽市作為遼寧的省會，首批下放家庭的目的地便選定了昭烏達盟，一個對城市人既陌生又遙遠的地方。接到上級指示後，廠革委會迅速行動，開始動員“幹部”下放。廠革委會找到馬副廠長，希望他以身作則、率先下放時，他卻出人意料地拒絕了。“我老了，經不起折騰了，”馬副廠長語氣平靜卻堅定，“我不想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想回關裏老家，希望組織批準我一家回河北。”這番話讓廠革委會一時語塞，去哪兒都是下鄉，昭烏達盟也不過是眾多下放點之一。馬副廠長的話裏透著一種不容置疑的疲憊與倦意，他不是在抗命，而是在陳述一個五十歲人的現實處境。廠革委會的幾位成員麵麵相覷，誰也不敢輕易答應。上麵指定昭烏達盟作為下放點，是否另有深意，誰也不敢妄加揣測，這就形成了僵局。
廠革委會知道，把職工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尤其是像昭烏達盟這樣偏遠的牧區，影響極大。若強行推進，一旦發生人命關天的大事，他們也無法向上級交代。馬副廠長看準了這一點，便以此為由寸步不讓：“我哪兒也不去，就要帶著家人回原籍。”廠革委會隻得將此事上報，並反複請示。上級革委會幾經研究，最終決定對馬副廠長作出明確回應：“回原籍不給發工資，你必須辦理退職手續，退職後就和革命印刷廠沒有任何關係了。”這話說得斬釘截鐵，已無轉圜餘地。馬副廠長聽後沉默良久，最後不得已地點頭同意，這是組織給他的最後一條路，也是他為自己和家人爭取到的唯一選擇。
廠革委會隨即派人監視他前往河北原籍，搞定下放的具體事宜。那一日，沈陽的天空陰沉，馬副廠長拎著旅行包，和監視自己的人站在月台上等火車。以前多少次從這裏乘車回家鄉，心裏總是充滿了欣喜和盼望，那種急於見到親人的心情是快樂的。現在被人押送坐火車回家鄉，望著關裏老家的方向，心中全是苦澀。當火車開出車站到了郊外，他回望沈陽的城市輪廓，眼中有些濕潤。他心裏充滿悲傷：“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在這裏生兒育女，如今真的要回去了！”
到了關裏老家，馬副廠長仿佛一下子從政治漩渦中脫身，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他的腳步踏上村口的土路時，村裏人已經認出了他，主動上來打招呼：“回來了！這次要多待幾天？”那些聲音裏沒有審查，沒有懷疑，隻有一種樸素的鄉情。馬副廠長十四歲出去闖關東，以前做買賣後來當了副廠長，算是村裏走出去的“人物”。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他遠房堂弟，以前有事去城裏找過他，對他這個遠房堂兄既敬重又親近。廠革委會的人一路押送馬副廠長回家鄉，在大隊部裏當著大隊幹部們的麵警告道：“他可是資本家，還有特務嫌疑，你們要是收了他，出了事你們大隊負責。”廠革委會的人不知道，村莊有著自己的秩序與情感紐帶，不是幾句政治口號就能撼動的。大隊書記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村的人我們負責，資本家我們也要，特務我們也不怕。這是我們馬家的人、是我們村的人，你們就不用操心了。”這番話一出口，廠革委會的人再不好說啥，落實了下放的具體事宜，就催促著馬副廠長趕緊回去準備搬家。馬副廠長坐上回沈陽的火車，想著老母親的忙前忙後，鄉親們的噓寒問暖，心裏一陣溫熱。自己這一生在城市裏奔波半世，終究還是要落葉歸根了。家鄉人的熱情不僅是情感的慰藉，更是一種身份的確認，他這個被放逐的城裏人，被家鄉無條件地接納了。
回到沈陽馬家被下放就是鐵板釘釘了，各個方麵都很配合，派出所銷戶籍是最難受的時刻，可也容不得人去反悔。工廠用卡車給運來草袋子草簾子和草繩子，草袋子用來裝煤，農村特別缺燒的，老家農村有人家缺柴而生吃白薯幹。草簾子和草繩子用來捆綁家具，家裏馬震海打的那個櫃子要帶到農村去，有幾塊從廠裏要的堆疊紙張的木托盤也要包好運走。鍋碗瓢盆都要打包一起走，到農村再置辦這些東西可不容易，當月的口糧和食用油都要帶上，不然回去吃啥呢？家裏的那兩隻老母雞可不敢殺了吃肉，要帶回去繼續為家人貢獻雞蛋，兩隻母雞是不能打包的，要隨身帶著和馬家人一起坐火車下放。
兩隻老母雞不知道它們的命運就在人的一念間，或是被殺了做成雞肉燉蘑菇，或是和人一起下鄉。下鄉對馬家人是一場劫難，對兩隻母雞卻是命運大轉折。它們失掉的是被圈禁的牢籠和冬天的昏暗潮濕，而它們得到的卻是一個農家小院的大天地，大自然的雨露陽光還有昆蟲。它們可以自由啄食和奔跑，用爪子刨著泥土和用喙啄著草尖，它們成為鄉村中最寶貴的“活動銀行”。
父母帶著弟妹們下鄉，像一棵被連根拔起的老樹，被移栽到陌生的土地上。大哥和張姐陪著家人去關裏老家，回來就算旅行結婚了，沒有婚紗和儀式，隻有一紙登記。新婚的大哥大嫂留在沈陽，還住在那兩間正房屋裏，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在這個城市裏，新婚夫婦要等上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分到屬於自己的住房，他們因為父母下放有了一個可以過日子的地方。
馬震海回來了，他要和四弟一起收拾家裏的雜物，拿草袋子裝煤，把鍋碗瓢盆用草簾子一層層包好。沈陽還有親人，可誰也取代不了父母，爹媽下放到了農村，再回“家”就隻能回關裏老家了。那個家更大，家人更多卻也更窮。馬震海下鄉的地方離“家”更遠了，遠到連豆瓣醬都沒有了，遠到親情隻能靠信件維係了。他下鄉後，家裏沒幫上什麽忙，經濟上的資助也極為有限。可“家”在城裏和在農村的差別，不隻是物質上的不同，更是心理上的落差。大哥大嫂能把自己照顧好就已經不容易了，他們剛剛成家，生活尚未穩定，不可能像父母那樣為下鄉的兄弟提供庇護。更何況鄉下的父母和弟妹們比獨身的馬震海更需要大哥大嫂的幫助，親情的紐帶有些線要狠心割斷、有些線要拉得更緊。
家裏人多時，每人少吃一點，好歹還能從牙縫裏擠出點口糧給馬震海。大哥大嫂剛成家口糧緊張，連自己的飯都不一定能吃飽，更沒有錢去買黑市糧。大哥大嫂可以給馬震海保留一個睡覺的地方，可上哪兒去搞到糧食，讓一個在農村吃大了肚子的知青弟弟有飽飯吃呢？馬震海太清楚自己的處境了，不是沒人心疼他，而是大家都自身難保。他回來不是找依靠，而是為了告別，他要和沈陽的“家”告別，告別曾經有父母家人有熱炕熱飯的家，以後的“家”隻能在回憶中去想了。他回來是為了幫父母搬家下放，是為了親手把那些舊家具鍋碗瓢盆一件件打包，和過去的生活做一次體麵的告別。他也要和城裏的朋友們告別，那些一起讀書、一起看電影、一起在街頭巷尾閑聊的朋友們，不知什麽時候能再見麵。沈陽不再是他的歸處，他的“家”被時代的洪流衝散了，而他被推得離城市更遠了。
城裏像馬家這樣成分不好的或者有什麽“曆史不清白”的人家被強迫下鄉，大院裏一起住了幾十年的鄰居，平時似乎關係還可以，關鍵時候看熱鬧的多。“親不親階級分”，一個“資本家”成分，躲還來不及呢，沒誰往上湊。兩個星期內，住了幾十年的家搬得空空，院裏堆滿了各種草簾子包裹的家具什物。所有東西都貼了貨運標簽，托運到九龍山車站，京沈線上的一個鄉村小站。居委會派來幾個被監督改造的人幫助馬家搬運貨物，其中一人看著貨運標簽疑問道：“九龍——山東站？這是去香港嗎？” 那人還真有點地理知識，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九龍”，那兒可是與香港島及新界同為香港的三大地域之一。寶昌大哥正閑著看馬家打包搬家，他不由地嘲笑著說：“香港可是個花花世界，國家會花錢費力地讓你去那兒享福嗎？您把“車”認成“東”了，那是昌黎縣的九龍山——車站。”
馬家人都記得離開沈陽的日子和時間，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四號，早上七點四十五分的火車。家庭成分不好倒了黴，左鄰右舍都要和你劃清界限，隻有崔大姨做了早飯為馬家人送行。
革命印刷廠的大卡車來了，馬家人爬上了卡車，好在是四月天，在卡車上吹著風不冷。留下空洞洞的房子，離開寬敞敞的院子，馬家人在崔大姨的淚眼中消失了。那兩隻老母雞“咕咕”地叫著，馬家的大小人們淒惶地走了，在七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去關裏老家下放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