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農村的家庭回來了，上山下鄉的知青回來了，城市一下子增加了這麽多的人。吃穿住行還有工作的壓力，讓任何一個城市的領導們傷透了腦筋。那麽多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沒有工作，他們四處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無所事事在街上閑逛，他們為一點小事打架鬥毆發泄怨氣。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每家允許一個孩子留在城裏，其餘的兄弟姐妹們都要下鄉；每年都有老職工退休，他們空出的名額都由自家留守的孩子們填補上，返城的大批知青找工作太難了。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一直是“五四”學製，即五年小學、二年初中、二年高中。農村的教育比城市差了許多，有的農民孩子不上學，從小就在生產隊給家裏掙工分。貧下中農家的孩子隻要願意讀書，可以從村辦小學開始到社辦高中畢業，高中不再是為考大學打基礎。社辦高中很多老師隻是初中畢業，馬家最小的兩個孩子不被允許上高中，初中畢業就參加勞動了。回城後就業壓力太大，最小的老六被送回學校去讀高中，他比同年級的學生大了幾歲。馬家還有兩個待業青年，計劃經濟體製下個人的生老病死一應事情都要依靠單位，沒有單位的人由居委會酌情辦理。
馬副廠長回廠工作，辦公室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太多的人浮於事，卻沒有合適的位置留給願意工作的人。知青回城正值國家財政陷入嚴重赤字，計劃經濟難以擴大生產，知青回城就是失業。臨時政策出台，一個人的飯要兩個人吃，各個單位把子女招進來頂替父母。知青在農村沒有學會種田，回到城市也沒有能力和技術，“接班”進來多是濫竽充數；提前退休的技術工人不得已再“高”工資返聘，工作人多造成需求旺盛，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有學生退學頂替父母工作，甚至有癡呆孩子頂替父母進廠，子女頂替違背了擇優錄取的用工原則。每年有新的初高中生畢業，城市就業幾乎一團亂麻。
由於觀念的落後，社會各項服務嚴重缺失，飲食、維修、各種家政服務成為社會性難題。國家勞動總局提交的《關於在勞動工資的匯報提綱》中：“建議在大中城市組建勞動服務公司，統一管理社會勞動力，統一調節職工餘缺。”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切經濟行為都要由上麵下發政策指導，個體經營都被禁止。勞動服務公司歸於集體經濟，私人雇傭仍被認為是剝削行為。
第三印刷廠的廠區在秋風中顯得格外沉寂，二百多名青年待業，被時代的浪潮卷到無處可去。他們是職工的子女，是返城的知青，是剛畢業的學生，是城市裏最年輕的一群人，卻也是最無處安放的一群人。組建勞動服務公司沒有先例，這個任務像一塊沉重的石頭，被交到了馬副廠長手裏。他不是自願接下的，但也沒有拒絕的餘地。這不僅是廠裏的問題，而是整個城市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無法回避的麻煩。每個單位都有一堆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勞動服務公司就像是雨後春筍一樣地興起，卻又像是一群饑餓的工蜂，拚命吮吸不多的可以釀蜜的花粉。
馬副廠長借用了廠職工食堂，召集待業青年開會。那天的食堂像是突然變成了一個臨時的會場，呼啦一下子來了上百人。人群擠滿了每一張桌子、每一條過道，空氣裏混雜著汗味、焦慮和青春的躁動。最小的還不到二十歲一臉稚氣，眼神裏透著對未來的茫然；最大的三十多歲滿臉滄桑，是返城卻沒工作的老知青，像是從另一個時代走來的中年人。
人聲嘈雜，誰也聽不清誰在說什麽。有人在低聲抱怨，有人在打聽消息，有人隻是沉默地坐著，像是在等待命運的宣判。馬副廠長進來的時候，整個食堂突然安靜下來。他是唯一上年紀的人，也是唯一穿著舊式幹部中山裝的人。他的出現像是一個信號，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懷著那麽一點點希望。知青們事先都聽說了點情況，也明白廠裏一時沒有工作機會。很多人還是來了，因為他們想知道廠裏下一步能為他們做些什麽？他們不是來抗議的，也不是來索取的，他們隻是來聽一個答案，哪怕是一個模糊的方向。馬副廠長站在食堂前麵，望著這三百多張年輕的臉。他的喉嚨有些幹，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摸底會，而是一次互相交流。他清了清嗓子，聲音不大卻足夠讓後排的人也聽見：“今天我們不是來分配工作的，我們是來一起想辦法，看看我們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活幹。”
馬副廠長站在前麵目光掃過人群，等大家終於安靜下來，便開口問道：“咱們大家都會點什麽啊？”這話一出口食堂裏頓時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前排那些剛畢業的學生娃麵麵相覷，眼神裏寫滿了茫然。他們大多是廠裏職工的子女，剛從學校出來，連社會的門檻都還沒摸到；聽到這個問題低聲嘀咕一句：“啥也不會，就會吃飯。”話音剛落引起哄堂大笑。
後排的老知青們卻像是被點燃了話頭，七嘴八舌地說起來。有人站起來說自己會理發，曾在村裏給全生產隊社員和知青剃頭；有人說會算賬，在公社當過會計或出納；有人說會照相，手裏還有一架老海鷗相機；還有人說會修建房屋，泥瓦匠的活兒幹了好幾年，連木工也略懂一二。
這些技能不是學校教的，也不是單位培訓的，而是他們在農村自學的本事。此時國家還沒有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如果政策稍微鬆動，他們可能靠自己的努力養活自己，甚至養活一家人。馬副廠長聽著點點頭，心裏泛起複雜的滋味，這些人不是沒能力而是沒機會。他們不是懶惰，而是被體製困住了手腳，他們的活力在政策之外，他們的技能在自己手上。他望著那一張張年輕又滄桑的臉，忽然覺得真有一種可能，一種在體製縫隙中生長的可能。他沉默了一會兒緩緩開口說：“咱們廠裏現在沒法給每個人安排崗位，你們有手藝有本事，這就是咱們的底氣。咱們可以試著幹點啥，幹點沒人幹過的事情，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養活自己。”
馬副廠長不急不躁地接著說：“大家都很能幹，相信大家也都願意幹，咱廠裏有些資源也可以利用。咱們能不能推舉幾個代表，也可以毛遂自薦，我們一起定個大概章程，把大家的技能和咱廠裏的資源結合起來；不敢說解決所有人的就業問題，咱們一步一步來，多一個人工作就少一個人待業。”他沒有給大家許諾啥，隻是要和大家一起找出一條可以摸索著走的路。
人群中開始有了回應，有人點頭有人持懷疑態度，大多數人的表現是迷茫。馬副廠長補充說：“隨著形勢的變化，有上麵領導的支持，有咱廠工人們的幫助，我們集思廣益，就能找出一條適合我們就業的路。”這句話聽起來沒啥實際可行，大家一看也沒啥辦法，人群開始慢慢散去。有幾個下鄉時當過幹部的青年站了出來，毛遂自薦留下來，和馬副廠長一起開小會。馬副廠長把剛才討論的要點寫在紙上，幾個人圍坐一圈，開始策劃有什麽事情可以先做起來。
有人提議先做個技能登記，把大家會什麽、能幹什麽都記下來；有人建議利用廠裏的閑置倉庫，開個修理鋪或照相館；還有人說可以組織臨時服務隊，幫周邊單位搬運、清潔、維修，哪怕是打掃院子，也是一份工作。馬副廠長聽著不時點頭，偶爾插一句：“這事兒得穩著來，不能讓人說咱亂搞。”他知道萬事開頭難，不過這些人都是能幹也想幹的骨幹分子，要對他們多給予鼓勵。
空氣裏混著飯菜殘味與舊飯桌的潮氣，在食堂一張掉漆的飯桌四周，馬副廠長和幾位知青代表圍坐一圈。昏黃的燈光裏，他語氣平穩卻帶著鼓動：“幹事得有領導有骨幹，你們都是有生活閱曆的知青。咱們今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啥想法都說出來。我匯報給廠領導，想法解決各項難題。”知青小王第一個開口：“可以把咱廠臨街的牆改成門市房，有了門市房咱才好掛牌營業。”他曾在農村搞過副業生產，懂得“門麵”的重要性。馬副廠長眼睛一亮連連點頭：“你這個想法好，咱廠有施工隊，知青也有會修房建屋的，蓋幾間簡易門市房用不了多少錢，把廠裏各角落的零散材料收集一下就夠用了。”他說這話時，語氣裏透著一種久違的興奮。不是因為這個建議多麽宏大，而是這個建議實際可行，不依賴批文不依賴撥款，隻依賴待業青年和一些基本建材。知青小張則建議道：“咱得有設備，把廠裏不用的舊東西都收集起來，咱就有資產了。”他曾在農村修過農機具，知道工具和設備的重要性。馬副廠長笑了，像是看到了希望：“還真是這樣，咱廠淘汰的舊機器、舊手推車、舊倒騎驢，還有舊桌椅板凳都收集起來，咱的門市房就有辦公桌椅和生產設備了。”他頓了頓補上一句：“這可不是占公家便宜，咱是利用資源解決就業，即是為廠裏減負也是為國家分憂，廠裏一定會支持我們。”
馬副廠長心裏有底，印刷廠是國營的，隻要不影響本廠生產計劃，廠領導沒有不支持的道理。待業的人都是本廠職工子女，隻要不影響生產，廠裏的東西不拿到家裏私用，什麽新的舊的你的我的就混著用好了。能給子女有個安排，就解決了職工們的後顧之憂。
這一場討論下來，大家發現能幹的事還真不少。雖然一開始肯定不容易，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有事幹，但隻要有了活幹出了名聲，業務拓展開就能讓更多的人加入進來。人多負擔重，人多力量大，大家齊心合力，從小做起從簡單做起，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馬副廠長聽著大家的討論，心裏泛起一種久違的感動。以前都是工廠設備齊了再招人，現在勞動服務公司是先有人，再決定幹啥。這是一次開發人力的嚐試，是一次在計劃經濟之外尋找工作的努力。他望著這些年輕人，都下過鄉受了鍛煉，眼裏沒有稚氣，有的臉上已刻上了風霜。他們不情願地等著被安排，現在有了政策，他們願意自己找一條出路。“有誌者事竟成”，待業青年靠自己雙手去挖掘希望。
大家一致決定，先修門市房，這是從“待業”到“創業”的第一步。門市房不僅是辦公和人員的集散地方，還是一個可以掛上牌子讓潛在服務對象看到和信任的標誌。知青小王領著人去砸牆開洞，他對那群掄起十字鎬和大鐵錘的人囑咐道：“別使蠻力亂砸，不能破壞牆體結構，這牆修好了就是咱的門麵，拆下來的磚還要用來建房。公司初建啥也沒有，都要咱們一分錢一分錢地掙出來，現在能節省一點是一點。”多虧是小王負責任，否則那群在父母家吃飽飯無事幹的人，一頓蠻力恐怕整麵大牆都被推到了。在農村呆過的人，從莊稼人那裏學會了算計和儉省，做事前都會有個盤算。
門市房建好之後，各項服務也隨之展開。理發店是最先被提議的項目之一，簡單、實用、人人有需要。用了七個人各有分工，一人負責收錢，三人有技術的負責理發，三個女知青負責洗頭。有人笑著說：“這可比咱在公社時候講究多了，理完發還有人給洗頭。”他們認真對待每一個顧客，待過業的人都希望早點能掙錢養活自己。承攬小件印刷品的隊伍也迅速成型，有人負責出去找活，跑單位、跑學校、跑街道辦；負責印刷的幾個人，請廠裏的老工人維修好廠裏淘汰的舊設備，並手把手地交給自己印刷技術；負責運輸的人們，不管攬來什麽髒活重活，用手推車和倒騎驢在胡同裏運送貨物。每一份活都像是從石縫裏摳出來的，人家信任你才能掙著錢，這是自己的事自然都好好幹。非機動車輛檢修更是五花八門，有補胎的、有電焊的、有修理軸承的、有拆洗零件的。有人稍微有點抱怨，馬上有那下過鄉的知青說：“這活兒髒？在農村比這髒的活多了去，還不就那麽髒著幹活髒著吃飯！隻要有錢掙，咱就不嫌棄。”他們曾在農村修牛車修拖拉機，如今修的是城市的自行車三輪車和倒騎驢，都是城裏最多的交通運輸工具。各種服務項目管賬和找活的多是女知青，本廠的舊手推車和倒騎驢都修好了，挑男知青裏力氣大的，推車、裝卸、搬運全都負責了。盡量根據每人的特長和需要安排人，會說話頭腦靈活的負責聯係活，嘴笨力氣大的負責搬運貨物，心靈手巧的負責修理或者做技術工作。大家都開動腦筋收集信息，隻要用心又舍得力氣總有活可幹。房屋修理服務則分得更細，修房頂的、修牆的、修門窗的、換玻璃的、抹灰刷油漆的，每一項都有人願意幹，成年後不再依賴父母，讓年輕人充滿幹勁和自豪。
勞動服務公司成立之初，隻是幾間簡陋的辦公室和一群滿懷希望的年輕人。隨著事業逐漸展開，公司開始拓展業務，先是餐飲服務，後來又設立了托兒所和清潔隊。那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建設感，像荒地上開出良田，播下去種子生長出能讓人飽暖的作物一樣。廠裏二百多待業青年，最初隻有幾十人得以就業，他們穿著父母穿舊的工作服，騎著破自行車，在晨霧中奔向自己的崗位。隨著服務項目的擴展，一百多位青年人陸續加入，好似一條條斷裂的電線重新接引上了電流；有的在印刷中學會了技能，有的在清潔隊裏學會了認真和用心，還有的在找活過程中學會了討價還價。也有一些知青另辟蹊徑，憑借親戚關係或個人能力，找到了廠外的工作；有的在政策鬆動後，幹起了個體經營，擺攤賣早點、修鞋補衣，街頭巷尾都有他們的身影；還有的抓住了培訓進修的機會，學會了新的技能被招工。
本廠職工就用到勞動服務公司提供的服務，年輕的職工們將孩子送到托兒所，早晨的陽光還沒照滿院子，孩子們已經在小操場上追逐打鬧。有人家裏要粉刷牆壁或者修理門窗，隻需在廠門口登記一下，勞動服務公司的人便會帶著工具箱上門，幹淨利落地幹好。中午午休時理發店成了最熱鬧的地方，職工們三三兩兩地走進去，洗頭、理發，順便聊聊家常。後來理發店還添了燙發服務，女職工頭發纏著卷筒，臉上掛著一種對美的憧憬，即使工作很忙，也努力打扮自己。
印刷廠所在的街道也因勞動服務公司的存在而讓居民生活變得便利。誰家要搬運大件家具，隻需打個電話，倒騎驢就能準時等在門口；早晨出門巷口就有早點攤，熱騰騰的豆漿、油條、燒餅，香氣在街頭巷尾彌漫，讓將要工作一天的勞作者吃飽，讓學生不空腹上課。本廠的清潔工作也全包給了勞動服務公司，廁所、走廊、車間地麵，總有人在默默打掃。有時廠裏任務緊急，勞動服務公司的人調來幫忙，搬紙裝訂都行；這是一個靈活的後備隊伍，什麽都肯幹都能幹，隨時補位毫無怨言。
勞動服務公司雖是大集體性質，卻始終背靠國營廠這棵大樹。出去攬活時，隻要在介紹信上蓋上那枚鮮紅的國營廠印章，信譽便像鐵板釘釘，誰也不敢輕視。那是一種計劃經濟賦予的信用，一種時代特有的信任。上麵對待業青年的政策也格外寬厚，勞動服務公司免征三年工商所得稅，仿佛給了這群年輕人一個喘息的窗口。各地勞動服務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競爭也隨之激烈。攬活成了硬仗，拚的是人脈、膽識和耐力。馬副廠長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扛起了奔波的重擔。他熟悉京沈線沿路的許多有關單位，靠著過去的交情和廠裏的名頭，一站一站地跑。有時一趟下來，車馬勞頓口幹舌燥，花了錢費了力，卻連一單活都沒接到。返回的路上，想著一屋子等著幹活的年輕人，他的心像被石頭壓著；沒活幹就沒工資，大家隻能在家裏無聊地呆著，等米下鍋的日子不好過啊！
勞動服務公司工資定得不高，公司經營成本也低，門市房不用交房租，水電費也由廠裏兜底。大家就這樣靠著國營廠的庇護，一邊到處找活幹，一邊咬牙堅持。這是一場社會性的動員，有政策支持還有專項資金撥下來，把所有待業青年編織進體製的網中，組織就業訓練、開展勞動服務。隨著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第三印刷廠開始擴大生產，專門為招收知青組建了一個紙袋廠，大家稱之為知青子弟廠，最終知青子弟廠與國營廠合並了。那一天，大家都笑得格外燦爛，國營廠的工人旱澇保收，逢年過節還有福利，退休有工資，生老病死國家都包了。那是一種穩定的生活，一種被製度接納的歸屬感，誰不想有個摔不破的鐵飯碗呢？
三道灣胡同 下 三 回城自謀生
馬振魁 (2026-01-31 08:12:11) 評論 (0) 下放農村的家庭回來了，上山下鄉的知青回來了，城市一下子增加了這麽多的人。吃穿住行還有工作的壓力，讓任何一個城市的領導們傷透了腦筋。那麽多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沒有工作，他們四處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無所事事在街上閑逛，他們為一點小事打架鬥毆發泄怨氣。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每家允許一個孩子留在城裏，其餘的兄弟姐妹們都要下鄉；每年都有老職工退休，他們空出的名額都由自家留守的孩子們填補上，返城的大批知青找工作太難了。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一直是“五四”學製，即五年小學、二年初中、二年高中。農村的教育比城市差了許多，有的農民孩子不上學，從小就在生產隊給家裏掙工分。貧下中農家的孩子隻要願意讀書，可以從村辦小學開始到社辦高中畢業，高中不再是為考大學打基礎。社辦高中很多老師隻是初中畢業，馬家最小的兩個孩子不被允許上高中，初中畢業就參加勞動了。回城後就業壓力太大，最小的老六被送回學校去讀高中，他比同年級的學生大了幾歲。馬家還有兩個待業青年，計劃經濟體製下個人的生老病死一應事情都要依靠單位，沒有單位的人由居委會酌情辦理。
馬副廠長回廠工作，辦公室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太多的人浮於事，卻沒有合適的位置留給願意工作的人。知青回城正值國家財政陷入嚴重赤字，計劃經濟難以擴大生產，知青回城就是失業。臨時政策出台，一個人的飯要兩個人吃，各個單位把子女招進來頂替父母。知青在農村沒有學會種田，回到城市也沒有能力和技術，“接班”進來多是濫竽充數；提前退休的技術工人不得已再“高”工資返聘，工作人多造成需求旺盛，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有學生退學頂替父母工作，甚至有癡呆孩子頂替父母進廠，子女頂替違背了擇優錄取的用工原則。每年有新的初高中生畢業，城市就業幾乎一團亂麻。
由於觀念的落後，社會各項服務嚴重缺失，飲食、維修、各種家政服務成為社會性難題。國家勞動總局提交的《關於在勞動工資的匯報提綱》中：“建議在大中城市組建勞動服務公司，統一管理社會勞動力，統一調節職工餘缺。”計劃經濟體製下，一切經濟行為都要由上麵下發政策指導，個體經營都被禁止。勞動服務公司歸於集體經濟，私人雇傭仍被認為是剝削行為。
第三印刷廠的廠區在秋風中顯得格外沉寂，二百多名青年待業，被時代的浪潮卷到無處可去。他們是職工的子女，是返城的知青，是剛畢業的學生，是城市裏最年輕的一群人，卻也是最無處安放的一群人。組建勞動服務公司沒有先例，這個任務像一塊沉重的石頭，被交到了馬副廠長手裏。他不是自願接下的，但也沒有拒絕的餘地。這不僅是廠裏的問題，而是整個城市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無法回避的麻煩。每個單位都有一堆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勞動服務公司就像是雨後春筍一樣地興起，卻又像是一群饑餓的工蜂，拚命吮吸不多的可以釀蜜的花粉。
馬副廠長借用了廠職工食堂，召集待業青年開會。那天的食堂像是突然變成了一個臨時的會場，呼啦一下子來了上百人。人群擠滿了每一張桌子、每一條過道，空氣裏混雜著汗味、焦慮和青春的躁動。最小的還不到二十歲一臉稚氣，眼神裏透著對未來的茫然；最大的三十多歲滿臉滄桑，是返城卻沒工作的老知青，像是從另一個時代走來的中年人。
人聲嘈雜，誰也聽不清誰在說什麽。有人在低聲抱怨，有人在打聽消息，有人隻是沉默地坐著，像是在等待命運的宣判。馬副廠長進來的時候，整個食堂突然安靜下來。他是唯一上年紀的人，也是唯一穿著舊式幹部中山裝的人。他的出現像是一個信號，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都懷著那麽一點點希望。知青們事先都聽說了點情況，也明白廠裏一時沒有工作機會。很多人還是來了，因為他們想知道廠裏下一步能為他們做些什麽？他們不是來抗議的，也不是來索取的，他們隻是來聽一個答案，哪怕是一個模糊的方向。馬副廠長站在食堂前麵，望著這三百多張年輕的臉。他的喉嚨有些幹，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摸底會，而是一次互相交流。他清了清嗓子，聲音不大卻足夠讓後排的人也聽見：“今天我們不是來分配工作的，我們是來一起想辦法，看看我們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活幹。”
馬副廠長站在前麵目光掃過人群，等大家終於安靜下來，便開口問道：“咱們大家都會點什麽啊？”這話一出口食堂裏頓時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前排那些剛畢業的學生娃麵麵相覷，眼神裏寫滿了茫然。他們大多是廠裏職工的子女，剛從學校出來，連社會的門檻都還沒摸到；聽到這個問題低聲嘀咕一句：“啥也不會，就會吃飯。”話音剛落引起哄堂大笑。
後排的老知青們卻像是被點燃了話頭，七嘴八舌地說起來。有人站起來說自己會理發，曾在村裏給全生產隊社員和知青剃頭；有人說會算賬，在公社當過會計或出納；有人說會照相，手裏還有一架老海鷗相機；還有人說會修建房屋，泥瓦匠的活兒幹了好幾年，連木工也略懂一二。
這些技能不是學校教的，也不是單位培訓的，而是他們在農村自學的本事。此時國家還沒有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濟仍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如果政策稍微鬆動，他們可能靠自己的努力養活自己，甚至養活一家人。馬副廠長聽著點點頭，心裏泛起複雜的滋味，這些人不是沒能力而是沒機會。他們不是懶惰，而是被體製困住了手腳，他們的活力在政策之外，他們的技能在自己手上。他望著那一張張年輕又滄桑的臉，忽然覺得真有一種可能，一種在體製縫隙中生長的可能。他沉默了一會兒緩緩開口說：“咱們廠裏現在沒法給每個人安排崗位，你們有手藝有本事，這就是咱們的底氣。咱們可以試著幹點啥，幹點沒人幹過的事情，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養活自己。”
馬副廠長不急不躁地接著說：“大家都很能幹，相信大家也都願意幹，咱廠裏有些資源也可以利用。咱們能不能推舉幾個代表，也可以毛遂自薦，我們一起定個大概章程，把大家的技能和咱廠裏的資源結合起來；不敢說解決所有人的就業問題，咱們一步一步來，多一個人工作就少一個人待業。”他沒有給大家許諾啥，隻是要和大家一起找出一條可以摸索著走的路。
人群中開始有了回應，有人點頭有人持懷疑態度，大多數人的表現是迷茫。馬副廠長補充說：“隨著形勢的變化，有上麵領導的支持，有咱廠工人們的幫助，我們集思廣益，就能找出一條適合我們就業的路。”這句話聽起來沒啥實際可行，大家一看也沒啥辦法，人群開始慢慢散去。有幾個下鄉時當過幹部的青年站了出來，毛遂自薦留下來，和馬副廠長一起開小會。馬副廠長把剛才討論的要點寫在紙上，幾個人圍坐一圈，開始策劃有什麽事情可以先做起來。
有人提議先做個技能登記，把大家會什麽、能幹什麽都記下來；有人建議利用廠裏的閑置倉庫，開個修理鋪或照相館；還有人說可以組織臨時服務隊，幫周邊單位搬運、清潔、維修，哪怕是打掃院子，也是一份工作。馬副廠長聽著不時點頭，偶爾插一句：“這事兒得穩著來，不能讓人說咱亂搞。”他知道萬事開頭難，不過這些人都是能幹也想幹的骨幹分子，要對他們多給予鼓勵。
空氣裏混著飯菜殘味與舊飯桌的潮氣，在食堂一張掉漆的飯桌四周，馬副廠長和幾位知青代表圍坐一圈。昏黃的燈光裏，他語氣平穩卻帶著鼓動：“幹事得有領導有骨幹，你們都是有生活閱曆的知青。咱們今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啥想法都說出來。我匯報給廠領導，想法解決各項難題。”知青小王第一個開口：“可以把咱廠臨街的牆改成門市房，有了門市房咱才好掛牌營業。”他曾在農村搞過副業生產，懂得“門麵”的重要性。馬副廠長眼睛一亮連連點頭：“你這個想法好，咱廠有施工隊，知青也有會修房建屋的，蓋幾間簡易門市房用不了多少錢，把廠裏各角落的零散材料收集一下就夠用了。”他說這話時，語氣裏透著一種久違的興奮。不是因為這個建議多麽宏大，而是這個建議實際可行，不依賴批文不依賴撥款，隻依賴待業青年和一些基本建材。知青小張則建議道：“咱得有設備，把廠裏不用的舊東西都收集起來，咱就有資產了。”他曾在農村修過農機具，知道工具和設備的重要性。馬副廠長笑了，像是看到了希望：“還真是這樣，咱廠淘汰的舊機器、舊手推車、舊倒騎驢，還有舊桌椅板凳都收集起來，咱的門市房就有辦公桌椅和生產設備了。”他頓了頓補上一句：“這可不是占公家便宜，咱是利用資源解決就業，即是為廠裏減負也是為國家分憂，廠裏一定會支持我們。”
馬副廠長心裏有底，印刷廠是國營的，隻要不影響本廠生產計劃，廠領導沒有不支持的道理。待業的人都是本廠職工子女，隻要不影響生產，廠裏的東西不拿到家裏私用，什麽新的舊的你的我的就混著用好了。能給子女有個安排，就解決了職工們的後顧之憂。
這一場討論下來，大家發現能幹的事還真不少。雖然一開始肯定不容易，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有事幹，但隻要有了活幹出了名聲，業務拓展開就能讓更多的人加入進來。人多負擔重，人多力量大，大家齊心合力，從小做起從簡單做起，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馬副廠長聽著大家的討論，心裏泛起一種久違的感動。以前都是工廠設備齊了再招人，現在勞動服務公司是先有人，再決定幹啥。這是一次開發人力的嚐試，是一次在計劃經濟之外尋找工作的努力。他望著這些年輕人，都下過鄉受了鍛煉，眼裏沒有稚氣，有的臉上已刻上了風霜。他們不情願地等著被安排，現在有了政策，他們願意自己找一條出路。“有誌者事竟成”，待業青年靠自己雙手去挖掘希望。
大家一致決定，先修門市房，這是從“待業”到“創業”的第一步。門市房不僅是辦公和人員的集散地方，還是一個可以掛上牌子讓潛在服務對象看到和信任的標誌。知青小王領著人去砸牆開洞，他對那群掄起十字鎬和大鐵錘的人囑咐道：“別使蠻力亂砸，不能破壞牆體結構，這牆修好了就是咱的門麵，拆下來的磚還要用來建房。公司初建啥也沒有，都要咱們一分錢一分錢地掙出來，現在能節省一點是一點。”多虧是小王負責任，否則那群在父母家吃飽飯無事幹的人，一頓蠻力恐怕整麵大牆都被推到了。在農村呆過的人，從莊稼人那裏學會了算計和儉省，做事前都會有個盤算。
門市房建好之後，各項服務也隨之展開。理發店是最先被提議的項目之一，簡單、實用、人人有需要。用了七個人各有分工，一人負責收錢，三人有技術的負責理發，三個女知青負責洗頭。有人笑著說：“這可比咱在公社時候講究多了，理完發還有人給洗頭。”他們認真對待每一個顧客，待過業的人都希望早點能掙錢養活自己。承攬小件印刷品的隊伍也迅速成型，有人負責出去找活，跑單位、跑學校、跑街道辦；負責印刷的幾個人，請廠裏的老工人維修好廠裏淘汰的舊設備，並手把手地交給自己印刷技術；負責運輸的人們，不管攬來什麽髒活重活，用手推車和倒騎驢在胡同裏運送貨物。每一份活都像是從石縫裏摳出來的，人家信任你才能掙著錢，這是自己的事自然都好好幹。非機動車輛檢修更是五花八門，有補胎的、有電焊的、有修理軸承的、有拆洗零件的。有人稍微有點抱怨，馬上有那下過鄉的知青說：“這活兒髒？在農村比這髒的活多了去，還不就那麽髒著幹活髒著吃飯！隻要有錢掙，咱就不嫌棄。”他們曾在農村修牛車修拖拉機，如今修的是城市的自行車三輪車和倒騎驢，都是城裏最多的交通運輸工具。各種服務項目管賬和找活的多是女知青，本廠的舊手推車和倒騎驢都修好了，挑男知青裏力氣大的，推車、裝卸、搬運全都負責了。盡量根據每人的特長和需要安排人，會說話頭腦靈活的負責聯係活，嘴笨力氣大的負責搬運貨物，心靈手巧的負責修理或者做技術工作。大家都開動腦筋收集信息，隻要用心又舍得力氣總有活可幹。房屋修理服務則分得更細，修房頂的、修牆的、修門窗的、換玻璃的、抹灰刷油漆的，每一項都有人願意幹，成年後不再依賴父母，讓年輕人充滿幹勁和自豪。
勞動服務公司成立之初，隻是幾間簡陋的辦公室和一群滿懷希望的年輕人。隨著事業逐漸展開，公司開始拓展業務，先是餐飲服務，後來又設立了托兒所和清潔隊。那是一種從無到有的建設感，像荒地上開出良田，播下去種子生長出能讓人飽暖的作物一樣。廠裏二百多待業青年，最初隻有幾十人得以就業，他們穿著父母穿舊的工作服，騎著破自行車，在晨霧中奔向自己的崗位。隨著服務項目的擴展，一百多位青年人陸續加入，好似一條條斷裂的電線重新接引上了電流；有的在印刷中學會了技能，有的在清潔隊裏學會了認真和用心，還有的在找活過程中學會了討價還價。也有一些知青另辟蹊徑，憑借親戚關係或個人能力，找到了廠外的工作；有的在政策鬆動後，幹起了個體經營，擺攤賣早點、修鞋補衣，街頭巷尾都有他們的身影；還有的抓住了培訓進修的機會，學會了新的技能被招工。
本廠職工就用到勞動服務公司提供的服務，年輕的職工們將孩子送到托兒所，早晨的陽光還沒照滿院子，孩子們已經在小操場上追逐打鬧。有人家裏要粉刷牆壁或者修理門窗，隻需在廠門口登記一下，勞動服務公司的人便會帶著工具箱上門，幹淨利落地幹好。中午午休時理發店成了最熱鬧的地方，職工們三三兩兩地走進去，洗頭、理發，順便聊聊家常。後來理發店還添了燙發服務，女職工頭發纏著卷筒，臉上掛著一種對美的憧憬，即使工作很忙，也努力打扮自己。
印刷廠所在的街道也因勞動服務公司的存在而讓居民生活變得便利。誰家要搬運大件家具，隻需打個電話，倒騎驢就能準時等在門口；早晨出門巷口就有早點攤，熱騰騰的豆漿、油條、燒餅，香氣在街頭巷尾彌漫，讓將要工作一天的勞作者吃飽，讓學生不空腹上課。本廠的清潔工作也全包給了勞動服務公司，廁所、走廊、車間地麵，總有人在默默打掃。有時廠裏任務緊急，勞動服務公司的人調來幫忙，搬紙裝訂都行；這是一個靈活的後備隊伍，什麽都肯幹都能幹，隨時補位毫無怨言。
勞動服務公司雖是大集體性質，卻始終背靠國營廠這棵大樹。出去攬活時，隻要在介紹信上蓋上那枚鮮紅的國營廠印章，信譽便像鐵板釘釘，誰也不敢輕視。那是一種計劃經濟賦予的信用，一種時代特有的信任。上麵對待業青年的政策也格外寬厚，勞動服務公司免征三年工商所得稅，仿佛給了這群年輕人一個喘息的窗口。各地勞動服務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競爭也隨之激烈。攬活成了硬仗，拚的是人脈、膽識和耐力。馬副廠長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扛起了奔波的重擔。他熟悉京沈線沿路的許多有關單位，靠著過去的交情和廠裏的名頭，一站一站地跑。有時一趟下來，車馬勞頓口幹舌燥，花了錢費了力，卻連一單活都沒接到。返回的路上，想著一屋子等著幹活的年輕人，他的心像被石頭壓著；沒活幹就沒工資，大家隻能在家裏無聊地呆著，等米下鍋的日子不好過啊！
勞動服務公司工資定得不高，公司經營成本也低，門市房不用交房租，水電費也由廠裏兜底。大家就這樣靠著國營廠的庇護，一邊到處找活幹，一邊咬牙堅持。這是一場社會性的動員，有政策支持還有專項資金撥下來，把所有待業青年編織進體製的網中，組織就業訓練、開展勞動服務。隨著經濟形勢逐漸好轉，第三印刷廠開始擴大生產，專門為招收知青組建了一個紙袋廠，大家稱之為知青子弟廠，最終知青子弟廠與國營廠合並了。那一天，大家都笑得格外燦爛，國營廠的工人旱澇保收，逢年過節還有福利，退休有工資，生老病死國家都包了。那是一種穩定的生活，一種被製度接納的歸屬感，誰不想有個摔不破的鐵飯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