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三）
在前篇幾則交代一文後的評論中有網友問是“從哪裏看到這些材料的”？這些材料都來自由下麵這本書《交代》：
北影第一次來調查崔嵬的材料者的情況
去年三月間，有個中年人來調查崔嵬的材料。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來調查崔嵬者，我估計他是北影的，他本人沒有說，文聯革命組織介紹接談時也沒有交代。此人約有五十歲上下，口音南腔北調，瘦型，但不是消瘦。表情沉著、老練、世故，對文藝界的曆史情況很熟悉，提問題提的也很具體細微。第一次來他主要的調查崔嵬的曆史情況，也曾問過崔嵬是否跟××同誌同學。我如實回答了。第一次他的態度還是調查材料者應有的態度。第二次來，在第一次來的一個多月以後，另外帶著兩個青年。
第一次來時我向他詳細說和寫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青島大學（一九三二年秋改名為山東大學）海鷗劇社的情況，並且著重說明了這個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黨支部直接領導的，在曆史上起過革命作用。還曾介紹了過去的文字資料做參考。但是第二次他來時，第一句話就說：“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你為什麽不說？”斥責我“欺騙”了他。我乍聽之下大吃一驚，列舉了很多事實和證明，說明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支部的赤色群眾組織。但是他又不知從何處搜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要證明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其中最令人莫名其妙的證明是：“你們海鷗劇社的演員有跟國民黨有關係的！”我說當時是國民黨在全國專政的時代，是國民黨開辦的大學，校長、教授、職員、學生，甚至工務人員，上上下下都有國民黨的黨員。是否我們海鷗劇社中的演員有跟某一國民黨教職員是師生關係（他心中是有所指的），就可以斷定這個一貫起革命作用的海鷗劇社就是國民黨搞的呢？
他見我列舉的證據有說服力，態度也極嚴肅，也就向那兩個青年遞眼色。兩個青年裝沒有看見，不言語（這兩個青年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中年人用詐唬材料不得逞之後，後來就轉移了目標，詢問其它問題，最後也沒有叫我寫材料就走了。這個中年人的第二次來調查材料，我認為不太好，因此給我印象最深。
後來調查崔嵬者就多了，至今已有八九起之多。於是印象也就淺了。因為來調查材料者，常常不說明中心和重點，要我說一說凡是來調查崔嵬者的人次和內容，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從頭到尾數說一遍。
向我調查康老者沒有。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北影楊靜調查崔嵬的提綱
楊靜調查崔嵬的提綱，關於崔嵬是否曾與江青同誌同學以及調查海鷗劇社的情況，在我的腦子裏，就認為楊靜是調查崔嵬與江青同誌的曆史關係，其它各條，我當時認為沒有這種用心。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夜，我被河北藝術學院“八一八”揪去。揪去十天左右（一共揪去三十九天），我的愛人劉燕瑾到藝師找到我，說：“北影楊靜持介紹信到文聯‘紅旗’找你調查崔嵬，文聯‘紅旗’說你被藝師‘八一八’揪去了，所以又去找我，叫我把調查提綱送給你，叫你按提綱回答材料。”當時劉燕瑾一連找過我好幾次，被藝師“八一八”懷疑是文聯“紅旗”的秘密交通，這一次見她又去了，就叫去質詢她：“你總是往這裏跑幹什麽？”劉燕瑾於是把楊靜的提綱交出，證明來找我是有事。在質詢劉燕瑾之後，又審問我。後來他們把提綱交給我，我問：“是否可以按這提綱寫材料？”他們當場說：“考慮考慮。”後來就回答我說：“可以寫。”我寫出之後，交藝師“八一八”審查過。他們沒有表示意見，後來我就把寫的材料直接交給了劉燕瑾，劉燕瑾就轉給了楊靜（事後劉燕瑾說過）。
楊靜寫的提綱，主要的有下列幾條：
1、崔嵬在故鄉上學時，是否參加過共青團？
2、崔嵬何時進入山東大學（或青島大學）？
3、崔嵬進山大之前，是否住在青島一親戚家？
4、崔嵬是否與江青同誌同學？
5、崔嵬參加海鷗劇社的情況？
6、崔嵬何時入黨的？入黨的情況？
7、崔嵬在上海的情況？
8、一九三六——七年在北平搞救亡劇社時代的情況？
9、一九四六年崔嵬在冀中受處分之後，是否有投敵（投國民黨）的企圖？
10、崔嵬在冀中軍區政治部火線劇社當社長時，火線劇社是否演過《四郎控母》？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1949年天津解放時黃火青任天津市總工會主席，王林任宣教部長。
關於黃火青的材料
一、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運動中，在鳴放階段，黃火青曾召集文藝界開鳴放座談會，他隻說了一個開場白。黃在開場白中說：“我不懂文藝，我們隻能給你開介紹信，發工資。”因此參加此會的文藝工作者對他意見很多，大加攻擊一番。我當時正在市委高幹反修班學習，沒有參加此座談會，上述情況是我聽來的。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天津市委由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直接指揮，我沒有聽到黃火青具體和直接地給天津文藝界有什麽黑指示。
二、黃火青對他的地主母親，十分孝敬。據我到他的住處所見到的，黃火青雇用一個專門的女工伺候他的地主母親，吃用當更優越了。
三、一九五七年間，我見到黃火青，他問我：“你現在寫什麽呢？”我回答說：“寫抗日戰爭的小說。”黃火青立刻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天津工人群眾在生產競賽中有很多新鮮事物可以寫，為什麽總是寫已經過去很多年的抗日戰爭生活呢？”
四、天津市總工會所建設的工人文化宮、工人療養院、北戴河工人休養所等及其內部活動，都是黃火青出的主意。當時我們都不懂這一套，黃火青說蘇聯如何如何，我們就照他的黑指示幹了那麽一套。在工人文化宮主辦舞會也是黃火青主動叫辦的。
五、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劉少奇來津放毒後，黃火青即奉劉少奇的黑指示領導天津市總工會的工作，並調各區區委的書記來工會工作，籌開天津市第一次工人代表會議。在籌備期間，黃火青就令工會組織部根據劉少奇的黑指示擬定了工會章程，開始吸收國營企業的高級職員、工程技術人員為工會會員，並在工會代表和工會執委、常委中規定有一定比例的高級職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名額。同時在籌備期間，黃火青又按劉少奇的黑指示，在工會添設勞保部、生產部、私企委員會等組織，並令各部擬定了成套的勞保條例、生產競賽、勞資問題處理辦法等等草案，拿到工人代表會上勒令通過和執行，把劉少奇的黑指示全部具體化了。
在這個第一次工人代表會上，在組織上最突出的例子，是紡織局的總工程師（三開幹部）劉持鈞，不僅參加了工會，成了代表，並且成了天津市總工會的常委。
六、一九四九年夏黃火青抓天津市總工會工作，具體貫徹劉少奇的黑指示期間，曾吹捧劉少奇說：“少奇同誌是代表中央來做試點的，以點帶麵，將來天津的經驗要推廣到全國的。”
七、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的黑《天津講話》中說：“迅速發展生產，這是黨的總路線。”黃火青根據這一黑指示，叫工會生產部搞生產競賽。在生產競賽中大搞計件工資製、物質刺激等等修正主義貨色，都是黃火青極力支持的。
八、一九四九年秋冬，天津市最新成立醫務工會時，有幹部不願吸收高級醫生參加工會，黃火青引證劉少奇的話說：“少奇同誌不是講的很明確嗎，‘腦力勞動者也是無產階級一個階層，因此隻要靠薪金收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腦力勞動者，也可以加入工會。’那些隻在國家醫院中掛個名，而實際以自己開業為主要經濟來源者，可以不吸收他們參加工會。”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關於韋嫈的情況
韋嫈來天津市作協分會工作，是經過方紀來的。他們在延安就是很熟（主要因為艾青的關係）。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鬥爭中，她的態度很不老實，明明是她自己的錯誤，也要往客觀上推，無理詭辯。最後黨內給她的處分是留黨察看兩年，是黨支部討論（當時的黨支書是張學新），又經過上級批準的。記得當時在支部大會上有爭論，有的主張戴右派帽子，開除黨籍；有的，與謝文放（戴了右派帽子開除出黨了）、蘭澄等人相比較，認為戴右派帽子高一點點，不戴又低一點點。請上級批準的經過，我不詳細，因為當時我不是黨支部委員。估計當時方紀起了一定作用，因為方紀是天津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黨組書記、作協天津分會的主席，市委宣傳部人事處定韋嫈的處分，必須先征求方紀的意見。
韋嫈和艾青的結婚，我聽見“老延安”有這樣的傳說：抗日戰爭以前，艾青被捕入獄，他原來的老婆向公婆隱瞞著，從家中要來些錢，給艾青往獄中送錢送吃的東西。艾青在獄中寫了幾首詩，他的原來老婆給他偷帶出來，交了當時的左翼組織公開發表了。因此艾青成了有名的詩人。艾青在抗日戰爭前出獄了（怎麽出來的沒說）就認識了韋嫈，那時韋嫈才十五歲，就很快與韋嫈同居了。艾青原來的老婆帶著兩個孩子找到韋嫈，叫孩子給韋嫈跪下央求道：“為了這兩個孩子的前途，你跟他們的爸爸的關係，不要再繼續啦 ！（大意）” 韋嫈冷笑笑回答道：“誰叫我比你年輕，誰叫我比你漂亮呀，這有什麽辦法呢！”這個母親拉起孩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啦。據說這是在延安文藝界很流傳的故事，是否有虛構就不知道了。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三）
毛囡 (2026-01-20 08:20:21) 評論 (1)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三）
在前篇幾則交代一文後的評論中有網友問是“從哪裏看到這些材料的”？這些材料都來自由下麵這本書《交代》：
北影第一次來調查崔嵬的材料者的情況
去年三月間，有個中年人來調查崔嵬的材料。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來調查崔嵬者，我估計他是北影的，他本人沒有說，文聯革命組織介紹接談時也沒有交代。此人約有五十歲上下，口音南腔北調，瘦型，但不是消瘦。表情沉著、老練、世故，對文藝界的曆史情況很熟悉，提問題提的也很具體細微。第一次來他主要的調查崔嵬的曆史情況，也曾問過崔嵬是否跟××同誌同學。我如實回答了。第一次他的態度還是調查材料者應有的態度。第二次來，在第一次來的一個多月以後，另外帶著兩個青年。
第一次來時我向他詳細說和寫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青島大學（一九三二年秋改名為山東大學）海鷗劇社的情況，並且著重說明了這個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黨支部直接領導的，在曆史上起過革命作用。還曾介紹了過去的文字資料做參考。但是第二次他來時，第一句話就說：“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你為什麽不說？”斥責我“欺騙”了他。我乍聽之下大吃一驚，列舉了很多事實和證明，說明海鷗劇社是中共青大支部的赤色群眾組織。但是他又不知從何處搜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材料，要證明海鷗劇社是國民黨搞的。其中最令人莫名其妙的證明是：“你們海鷗劇社的演員有跟國民黨有關係的！”我說當時是國民黨在全國專政的時代，是國民黨開辦的大學，校長、教授、職員、學生，甚至工務人員，上上下下都有國民黨的黨員。是否我們海鷗劇社中的演員有跟某一國民黨教職員是師生關係（他心中是有所指的），就可以斷定這個一貫起革命作用的海鷗劇社就是國民黨搞的呢？
他見我列舉的證據有說服力，態度也極嚴肅，也就向那兩個青年遞眼色。兩個青年裝沒有看見，不言語（這兩個青年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中年人用詐唬材料不得逞之後，後來就轉移了目標，詢問其它問題，最後也沒有叫我寫材料就走了。這個中年人的第二次來調查材料，我認為不太好，因此給我印象最深。
後來調查崔嵬者就多了，至今已有八九起之多。於是印象也就淺了。因為來調查材料者，常常不說明中心和重點，要我說一說凡是來調查崔嵬者的人次和內容，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從頭到尾數說一遍。
向我調查康老者沒有。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北影楊靜調查崔嵬的提綱
楊靜調查崔嵬的提綱，關於崔嵬是否曾與江青同誌同學以及調查海鷗劇社的情況，在我的腦子裏，就認為楊靜是調查崔嵬與江青同誌的曆史關係，其它各條，我當時認為沒有這種用心。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夜，我被河北藝術學院“八一八”揪去。揪去十天左右（一共揪去三十九天），我的愛人劉燕瑾到藝師找到我，說：“北影楊靜持介紹信到文聯‘紅旗’找你調查崔嵬，文聯‘紅旗’說你被藝師‘八一八’揪去了，所以又去找我，叫我把調查提綱送給你，叫你按提綱回答材料。”當時劉燕瑾一連找過我好幾次，被藝師“八一八”懷疑是文聯“紅旗”的秘密交通，這一次見她又去了，就叫去質詢她：“你總是往這裏跑幹什麽？”劉燕瑾於是把楊靜的提綱交出，證明來找我是有事。在質詢劉燕瑾之後，又審問我。後來他們把提綱交給我，我問：“是否可以按這提綱寫材料？”他們當場說：“考慮考慮。”後來就回答我說：“可以寫。”我寫出之後，交藝師“八一八”審查過。他們沒有表示意見，後來我就把寫的材料直接交給了劉燕瑾，劉燕瑾就轉給了楊靜（事後劉燕瑾說過）。
楊靜寫的提綱，主要的有下列幾條：
1、崔嵬在故鄉上學時，是否參加過共青團？
2、崔嵬何時進入山東大學（或青島大學）？
3、崔嵬進山大之前，是否住在青島一親戚家？
4、崔嵬是否與江青同誌同學？
5、崔嵬參加海鷗劇社的情況？
6、崔嵬何時入黨的？入黨的情況？
7、崔嵬在上海的情況？
8、一九三六——七年在北平搞救亡劇社時代的情況？
9、一九四六年崔嵬在冀中受處分之後，是否有投敵（投國民黨）的企圖？
10、崔嵬在冀中軍區政治部火線劇社當社長時，火線劇社是否演過《四郎控母》？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1949年天津解放時黃火青任天津市總工會主席，王林任宣教部長。
關於黃火青的材料
一、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運動中，在鳴放階段，黃火青曾召集文藝界開鳴放座談會，他隻說了一個開場白。黃在開場白中說：“我不懂文藝，我們隻能給你開介紹信，發工資。”因此參加此會的文藝工作者對他意見很多，大加攻擊一番。我當時正在市委高幹反修班學習，沒有參加此座談會，上述情況是我聽來的。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天津市委由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直接指揮，我沒有聽到黃火青具體和直接地給天津文藝界有什麽黑指示。
二、黃火青對他的地主母親，十分孝敬。據我到他的住處所見到的，黃火青雇用一個專門的女工伺候他的地主母親，吃用當更優越了。
三、一九五七年間，我見到黃火青，他問我：“你現在寫什麽呢？”我回答說：“寫抗日戰爭的小說。”黃火青立刻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天津工人群眾在生產競賽中有很多新鮮事物可以寫，為什麽總是寫已經過去很多年的抗日戰爭生活呢？”
四、天津市總工會所建設的工人文化宮、工人療養院、北戴河工人休養所等及其內部活動，都是黃火青出的主意。當時我們都不懂這一套，黃火青說蘇聯如何如何，我們就照他的黑指示幹了那麽一套。在工人文化宮主辦舞會也是黃火青主動叫辦的。
五、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劉少奇來津放毒後，黃火青即奉劉少奇的黑指示領導天津市總工會的工作，並調各區區委的書記來工會工作，籌開天津市第一次工人代表會議。在籌備期間，黃火青就令工會組織部根據劉少奇的黑指示擬定了工會章程，開始吸收國營企業的高級職員、工程技術人員為工會會員，並在工會代表和工會執委、常委中規定有一定比例的高級職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名額。同時在籌備期間，黃火青又按劉少奇的黑指示，在工會添設勞保部、生產部、私企委員會等組織，並令各部擬定了成套的勞保條例、生產競賽、勞資問題處理辦法等等草案，拿到工人代表會上勒令通過和執行，把劉少奇的黑指示全部具體化了。
在這個第一次工人代表會上，在組織上最突出的例子，是紡織局的總工程師（三開幹部）劉持鈞，不僅參加了工會，成了代表，並且成了天津市總工會的常委。
六、一九四九年夏黃火青抓天津市總工會工作，具體貫徹劉少奇的黑指示期間，曾吹捧劉少奇說：“少奇同誌是代表中央來做試點的，以點帶麵，將來天津的經驗要推廣到全國的。”
七、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的黑《天津講話》中說：“迅速發展生產，這是黨的總路線。”黃火青根據這一黑指示，叫工會生產部搞生產競賽。在生產競賽中大搞計件工資製、物質刺激等等修正主義貨色，都是黃火青極力支持的。
八、一九四九年秋冬，天津市最新成立醫務工會時，有幹部不願吸收高級醫生參加工會，黃火青引證劉少奇的話說：“少奇同誌不是講的很明確嗎，‘腦力勞動者也是無產階級一個階層，因此隻要靠薪金收為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的腦力勞動者，也可以加入工會。’那些隻在國家醫院中掛個名，而實際以自己開業為主要經濟來源者，可以不吸收他們參加工會。”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關於韋嫈的情況
韋嫈來天津市作協分會工作，是經過方紀來的。他們在延安就是很熟（主要因為艾青的關係）。
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鬥爭中，她的態度很不老實，明明是她自己的錯誤，也要往客觀上推，無理詭辯。最後黨內給她的處分是留黨察看兩年，是黨支部討論（當時的黨支書是張學新），又經過上級批準的。記得當時在支部大會上有爭論，有的主張戴右派帽子，開除黨籍；有的，與謝文放（戴了右派帽子開除出黨了）、蘭澄等人相比較，認為戴右派帽子高一點點，不戴又低一點點。請上級批準的經過，我不詳細，因為當時我不是黨支部委員。估計當時方紀起了一定作用，因為方紀是天津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黨組書記、作協天津分會的主席，市委宣傳部人事處定韋嫈的處分，必須先征求方紀的意見。
韋嫈和艾青的結婚，我聽見“老延安”有這樣的傳說：抗日戰爭以前，艾青被捕入獄，他原來的老婆向公婆隱瞞著，從家中要來些錢，給艾青往獄中送錢送吃的東西。艾青在獄中寫了幾首詩，他的原來老婆給他偷帶出來，交了當時的左翼組織公開發表了。因此艾青成了有名的詩人。艾青在抗日戰爭前出獄了（怎麽出來的沒說）就認識了韋嫈，那時韋嫈才十五歲，就很快與韋嫈同居了。艾青原來的老婆帶著兩個孩子找到韋嫈，叫孩子給韋嫈跪下央求道：“為了這兩個孩子的前途，你跟他們的爸爸的關係，不要再繼續啦 ！（大意）” 韋嫈冷笑笑回答道：“誰叫我比你年輕，誰叫我比你漂亮呀，這有什麽辦法呢！”這個母親拉起孩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啦。據說這是在延安文藝界很流傳的故事，是否有虛構就不知道了。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