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二）
關於孫犁的情況
我從一九三八年春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冀中軍區政治部開始認識孫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這三十年間，在政治生活上，在文學業務上，在日常生活上，我跟孫犁是接觸很多的。詳細寫起來太羅嗦，隻可挑選能上綱的先交代。
一、一九三八年春以前，我雖然還不認識孫犁，可是從他的同學吳立人（現在哈市工業學院）、熟友李之璉（現在新疆）、陳喬（現在北京天安門前曆史博物館）、閻素（現保定河北畫報社）等口中，沒有聽說他在抗日戰爭以前有被國民黨抓捕、傳訊的事。
二、抗日戰爭期間，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我沒有聽說他有任何被日寇、漢奸、偽軍或國民黨頑固派抓捕或被俘過的事。
三、在解放戰爭期間，在冀中解放區，我也沒有聽說過孫犁有被捕、被俘的事。天津解放後在天津市內，更沒有聽說他有類似上述的曆史問題。
四、孫犁也不喜歡廣交，以前感情好的，一直保持友情。以前談不到一起的，永遠格格不入。不以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不是用毛澤東思想掛帥，而是用超階級的友誼掛帥，這就造成了孫犁在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上的階級立場模糊，甚至於敵我不分。因此，他的老友、好友李之璉，由“紅得發紫”的舊中宣部秘書長一下而成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孫犁怎麽看待這個嚴重的政治問題，自己又怎樣跟自己的老友、好友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在思想和感情上劃清界限（不僅僅是從此不再來往就算萬事大吉了），值得孫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觸及靈魂的檢查。
對於王亢之，也是這樣。王亢之利用竊取的職權，對孫犁在政治上的包庇和生活上的縱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用不上綱的腦袋，也在背後有議論。今天孫犁對王亢之怎樣“蓋棺論定”，自己又怎樣從政治上，從思想上跟這個萬張反黨集團的第二套班子、暗藏的叛徒特務王亢之劃清界限，怎樣認識王亢之過去對自己的包庇、縱容，那種包庇和縱容是救自己，還是害自己，是引誘自己往反革命修正主義泥坑中陷，還是促使自己走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引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呢？用經驗主義的眼光看孫犁，我認為這些問題在孫犁的頭腦和感情深處，還應當用極大的毅力和魄力弄清楚。否則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他還沒有觸及靈魂。
五、從一九三八年春我第一次接觸孫犁起，我覺得孫犁對工作，不論是通過組織，或者為工作需要而臨時拉夫，孫犁都是勤勤懇懇，盡力而為之的。可是總是“同路人”的心情，也就是四舊中的“為朋友謀而不忠乎”的幫忙態度。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向來不高，對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敏感性不靈、不尖銳。因此就不能很明確地站在偉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而常被“人事糾紛”的現象所蒙住自己的政治眼睛。他父親生前常說：“我就怕沾官事。”我總覺得孫犁在政治問題上也有父親的遺毒：不敢和不願接觸最尖銳和最激烈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方麵的問題。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而孫犁對“官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官事”）厭惡，豈不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厭惡或敬而遠之嗎？這種超階級的、階級調和主義的、修正主義傾向，貫穿在他的政治生活和文學創作實踐中。是他一生的致命傷。文化大革命中如不再經過革命群眾的幫助而起死回生，在文學事業上，在政治生活上，很難由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
六、孫犁對於方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在方紀正官運亨通、神氣十足的時代，就曾經不隻一次地向我議論過：“方紀，哼，別看他自己神乎其神地端著個架，其實並不是個有原則的人！”從牙縫裏流露出對方紀的蔑視。但是方紀一向吹捧孫犁，吹捧孫犁是“有風格的作家”，吹捧孫犁的《鐵木前傳》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現”。孫犁對此是飄飄然的。今天方紀的原形畢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犁怎樣看待這個問題？自己與方紀如何從思想上劃清界限問題？也是個觸及靈魂的問題。
七、孫犁跟遠千裏的友誼很深。遠千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利用竊取的職權經常吹捧孫犁，包庇孫犁。孫犁怎樣看待遠千裏，怎樣看待遠千裏對自己的吹捧，如何從思想上感情上劃清界限，對孫犁也是觸及靈魂的考驗。
八、孫犁對周揚、林默涵等文藝黑線頭子們的關係如何呢？據我所見到的，他們來到天津倒是主動地想找孫犁見見麵、談談。可是孫犁對這種事能推就推。即便去了，也感到是一種苦痛，還不如到水上公園釣釣魚愉快。孫犁對他們的看法是“官場人物”，走馬燈似的“官場人物”。他這種看法，跟他父親常說的“別沾官事”，我認為是一脈相通的。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資產階級超階級觀點，是中國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的“人事涼炎”的非政治，非階級鬥爭的觀點。病後，他經常購讀中國士大夫的“筆記小說”、“隨筆文學”，更加重了他那種超階級、非階級鬥爭的士大夫封建思想。
九、一九五六年他病後，到底是精神分裂症？還是政治思想病？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在考慮自己一生的罪行時，偶爾也曾想到孫犁。我認為是政治思想病，是世界觀上的病。人生在世誰無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早徹底解決了解個問題，司馬遷在幾千年以前也解決了這個問題，為什麽孫犁就那般神經恍惚地怕死？我看還是個世界觀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連黨的生活也不過，黨的文件也沒有興趣看，這不等於自動退黨嗎？文化大革命如果還不能解決孫犁這種病，就證明孫犁死頑固到底，與革命群眾對抗到底，與戰無不勝的毛主席思想對抗到底了。
十、一九六五年間，孫犁根據所謂“名醫”的診斷，認為他的老伴要死了，竟叫《天津日報》的總務科同誌給他老伴訂購一千元的棺材，並計劃用汽車送回老家安葬。我們當時聽見說了，大為吃驚，曾勸他不可如此。但是沒有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看待此事，更沒有以此事為題幫助孫犁徹底解決世界觀的問題。隻是勸他不可如此鋪張，他雖然在具體問題上答應了，思想上並沒有真正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應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十一、孫犁是劉少奇、周揚以及天津萬、張、王、白、方所眷養、包庇的修正主義精神貴族、反黨黑作家、黑標本。從他的毒草和他的修正主義生活方式，對全國、對天津市專業作者和業餘作者影響極大，流毒極深。過去方紀曾主張叫孫犁掛帥，造成一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流派”。孫犁本人反對，才沒有“造”。但他的流毒，還是很深很遠的。
十二、孫犁寫的文章很多，毒草叢生。爭論最大，流毒最廣的是《鐵木前傳》。方紀捧這篇小說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現”，恰恰證明了方紀是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鐵木前傳》在孫犁的作品中，還是敢於接觸尖銳主題的唯一作品，但是把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主義因素，描寫得那麽“生動”、囂張，而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素，寫得那麽蒼白無力，這就表現了作者的政治傾向性。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有工人業餘作者批判這棵毒草，卻被王、白、方和遠千裏利用竊據的職權鎮壓下去了。
十三、《風雲初記》剛發表了一部分，反黨黑作家丁玲（當時紅得發紫）就寫了六七千字的黑信，狂熱地讚美。孫犁當時對此有何看法？今天有何看法？
十四、孫犁跟梁斌也是“莫逆”。梁斌的大毒草《紅旗譜》的初稿是首先被孫犁肯定的。梁斌當時還不是暴發戶，還是無名小卒，自己對自己也毫無信心，突然得到孫犁的肯定，而使自己有了堅持寫完的勇氣，後來又因此成了文藝黑線中的暴發戶，梁斌起初對孫犁是感激不盡的。但是後來，由於“文人相輕”的傳統毛病，梁斌吹自己的文體“民族形式”，孫犁自認自己的文體是“民族化”，結果二人爭吵起來（我沒有在場，後來聽說的），由“莫逆”而成為“絕交”。
十五、孫犁與鄧拓約在一九四三年前後在《晉察冀日報》社共同工作過，孫犁可能是編副刊。可是我與孫犁幾十年的接觸期間，沒有聽見孫犁評論過鄧拓，隻聽見孫犁說過鄧拓曾經有一首舊詩追念黃敬，我想找到這首詩，始終沒有找到。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關於田野的情況
一、一九五二年夏，我從天津市總工會調到天津市文聯工作時，田野在文聯當秘書長，黨內職務是支部委員。我當時在文聯，不論黨內外，都沒有具體職務。有一次田野向我說：“劉海昆（當時文聯黨支部書記）和魯藜（當時是天津文協主任，文聯黨支部委員）說要吸收阿壟（陳亦門）入黨。”我當即大吃一驚，說：“阿壟當個民主人士就夠瞧的啦，還憑什麽入黨！”田野當即表示同意我的觀點。後來他即在黨支部內反對吸收阿壟入黨，因此使這個善於偽裝的反革命分子沒能混入黨內。
二、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英明批示下，全國開展了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從天津文聯在運動中所揭發的材料看來，田野跟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關係，是稀裏糊塗，政治警惕性很低，敵我界限不清楚。在藝術業務上，他毫無立場地崇拜人家，寫了文章求人家看看。可是胡風分子卻認為他是隻能做點事務工作的庸才，看不起他。幸而胡風分子看不起他，才使他沒有陷進去。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開展後，田野還能主動交代自己與胡風反革命分子的關係和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但水平不高。他在運動中隻是批評教育對象，而沒有當做重點，更沒有給予任何處分。
三、一九五二秋冬間，田野抗美援朝（與餘曉同去的）。部隊反映他在前線上表現還好，但周揚文藝黑線在天津的代理人方紀，對田野也是看不起的，對於他的調走認為不可惜。
四、一九六四年我到長影見到田野，他大吹楊潤身的大毒草《薑喜喜》（後改名為《山村會計》）說：“這個片子我們要做為國慶節獻禮的重點片子。”我當時既沒有看過《薑喜喜》的文學劇本，也沒有看過電影的樣片，因此隻覺得驚奇，而沒有表示意見。當天見到胡蘇，我問他說：“楊潤身的《薑喜喜》竟能那麽好嗎，你們廠要把它當做國慶節獻禮的重點片子？”胡蘇大吃一驚地問我：“誰說的？”我回答說：“田野說的。”胡蘇生氣地說：“豈有此理！”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與任誌遠會見的情況
一九六二年秋我到遼寧省委，經第一書記黃火青的介紹，找宋黎搜集西安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的曆史資料。當時遼寧省委在遼寧賓館開擴大會議，任誌遠當時是本溪市第一書記，參加了此會。我向宋黎搜集完了資料後，又在黃火青辦公室中遇見任誌遠。我對任誌遠印象不深，有些生疏。他對我卻十分熟悉，十分熱情。會後約我到本溪市去參觀，於是我同他乘他的汽車到了本溪。在本溪我住招待所，他因為忙於傳達工作，無暇陪我。於是打發招待人員每日安排參觀日程。有時在吃中午飯時見見麵扯幾句。他的愛人是冀中根據地人，過去比較熟。他忙，他就叫他的愛人到招待所給我介紹應參觀的工廠、礦山和名勝。在這次會見過程中，我抱著搜集西安事變資料的目的，曾經問過他在懷遠分散後的情況。他說他滲透到東北軍六十七軍吳克仁部隊做地下工作去了。先開到天津南參加抗日戰爭，後不支，往南潰退，聽說韓複榘投日，津浦線被日軍切斷了，他們就在河北省中部斜插過去走到黃河沿，過黃河南退了，後來又轉戰上海。談話中，他主動問我在天津工作的方紀的情況。我接著問他怎麽認識方紀的。他說他們六十七軍從河北省中部南退時，在束鹿有幾個青年怕日本來了活不了，就跟著六十七軍南退了。這幾個青年中就有方紀。因此我才知道方紀在一九三七年秋為了逃命跟隨東北軍南逃的情況。參觀幾日之後，我就離開了本溪，後來也沒有跟任誌遠通信，或見麵。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二）
毛囡 (2026-01-17 08:51:42) 評論 (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二）
關於孫犁的情況
我從一九三八年春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冀中軍區政治部開始認識孫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這三十年間，在政治生活上，在文學業務上，在日常生活上，我跟孫犁是接觸很多的。詳細寫起來太羅嗦，隻可挑選能上綱的先交代。
一、一九三八年春以前，我雖然還不認識孫犁，可是從他的同學吳立人（現在哈市工業學院）、熟友李之璉（現在新疆）、陳喬（現在北京天安門前曆史博物館）、閻素（現保定河北畫報社）等口中，沒有聽說他在抗日戰爭以前有被國民黨抓捕、傳訊的事。
二、抗日戰爭期間，在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我沒有聽說他有任何被日寇、漢奸、偽軍或國民黨頑固派抓捕或被俘過的事。
三、在解放戰爭期間，在冀中解放區，我也沒有聽說過孫犁有被捕、被俘的事。天津解放後在天津市內，更沒有聽說他有類似上述的曆史問題。
四、孫犁也不喜歡廣交，以前感情好的，一直保持友情。以前談不到一起的，永遠格格不入。不以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不是用毛澤東思想掛帥，而是用超階級的友誼掛帥，這就造成了孫犁在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問題上的階級立場模糊，甚至於敵我不分。因此，他的老友、好友李之璉，由“紅得發紫”的舊中宣部秘書長一下而成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孫犁怎麽看待這個嚴重的政治問題，自己又怎樣跟自己的老友、好友在政治上劃清界限，在思想和感情上劃清界限（不僅僅是從此不再來往就算萬事大吉了），值得孫犁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觸及靈魂的檢查。
對於王亢之，也是這樣。王亢之利用竊取的職權，對孫犁在政治上的包庇和生活上的縱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用不上綱的腦袋，也在背後有議論。今天孫犁對王亢之怎樣“蓋棺論定”，自己又怎樣從政治上，從思想上跟這個萬張反黨集團的第二套班子、暗藏的叛徒特務王亢之劃清界限，怎樣認識王亢之過去對自己的包庇、縱容，那種包庇和縱容是救自己，還是害自己，是引誘自己往反革命修正主義泥坑中陷，還是促使自己走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引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呢？用經驗主義的眼光看孫犁，我認為這些問題在孫犁的頭腦和感情深處，還應當用極大的毅力和魄力弄清楚。否則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他還沒有觸及靈魂。
五、從一九三八年春我第一次接觸孫犁起，我覺得孫犁對工作，不論是通過組織，或者為工作需要而臨時拉夫，孫犁都是勤勤懇懇，盡力而為之的。可是總是“同路人”的心情，也就是四舊中的“為朋友謀而不忠乎”的幫忙態度。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向來不高，對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敏感性不靈、不尖銳。因此就不能很明確地站在偉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而常被“人事糾紛”的現象所蒙住自己的政治眼睛。他父親生前常說：“我就怕沾官事。”我總覺得孫犁在政治問題上也有父親的遺毒：不敢和不願接觸最尖銳和最激烈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方麵的問題。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而孫犁對“官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官事”）厭惡，豈不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厭惡或敬而遠之嗎？這種超階級的、階級調和主義的、修正主義傾向，貫穿在他的政治生活和文學創作實踐中。是他一生的致命傷。文化大革命中如不再經過革命群眾的幫助而起死回生，在文學事業上，在政治生活上，很難由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
六、孫犁對於方紀，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在方紀正官運亨通、神氣十足的時代，就曾經不隻一次地向我議論過：“方紀，哼，別看他自己神乎其神地端著個架，其實並不是個有原則的人！”從牙縫裏流露出對方紀的蔑視。但是方紀一向吹捧孫犁，吹捧孫犁是“有風格的作家”，吹捧孫犁的《鐵木前傳》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現”。孫犁對此是飄飄然的。今天方紀的原形畢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犁怎樣看待這個問題？自己與方紀如何從思想上劃清界限問題？也是個觸及靈魂的問題。
七、孫犁跟遠千裏的友誼很深。遠千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利用竊取的職權經常吹捧孫犁，包庇孫犁。孫犁怎樣看待遠千裏，怎樣看待遠千裏對自己的吹捧，如何從思想上感情上劃清界限，對孫犁也是觸及靈魂的考驗。
八、孫犁對周揚、林默涵等文藝黑線頭子們的關係如何呢？據我所見到的，他們來到天津倒是主動地想找孫犁見見麵、談談。可是孫犁對這種事能推就推。即便去了，也感到是一種苦痛，還不如到水上公園釣釣魚愉快。孫犁對他們的看法是“官場人物”，走馬燈似的“官場人物”。他這種看法，跟他父親常說的“別沾官事”，我認為是一脈相通的。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資產階級超階級觀點，是中國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的“人事涼炎”的非政治，非階級鬥爭的觀點。病後，他經常購讀中國士大夫的“筆記小說”、“隨筆文學”，更加重了他那種超階級、非階級鬥爭的士大夫封建思想。
九、一九五六年他病後，到底是精神分裂症？還是政治思想病？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在考慮自己一生的罪行時，偶爾也曾想到孫犁。我認為是政治思想病，是世界觀上的病。人生在世誰無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裏早徹底解決了解個問題，司馬遷在幾千年以前也解決了這個問題，為什麽孫犁就那般神經恍惚地怕死？我看還是個世界觀問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連黨的生活也不過，黨的文件也沒有興趣看，這不等於自動退黨嗎？文化大革命如果還不能解決孫犁這種病，就證明孫犁死頑固到底，與革命群眾對抗到底，與戰無不勝的毛主席思想對抗到底了。
十、一九六五年間，孫犁根據所謂“名醫”的診斷，認為他的老伴要死了，竟叫《天津日報》的總務科同誌給他老伴訂購一千元的棺材，並計劃用汽車送回老家安葬。我們當時聽見說了，大為吃驚，曾勸他不可如此。但是沒有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看待此事，更沒有以此事為題幫助孫犁徹底解決世界觀的問題。隻是勸他不可如此鋪張，他雖然在具體問題上答應了，思想上並沒有真正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應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十一、孫犁是劉少奇、周揚以及天津萬、張、王、白、方所眷養、包庇的修正主義精神貴族、反黨黑作家、黑標本。從他的毒草和他的修正主義生活方式，對全國、對天津市專業作者和業餘作者影響極大，流毒極深。過去方紀曾主張叫孫犁掛帥，造成一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流派”。孫犁本人反對，才沒有“造”。但他的流毒，還是很深很遠的。
十二、孫犁寫的文章很多，毒草叢生。爭論最大，流毒最廣的是《鐵木前傳》。方紀捧這篇小說是“大作家成熟的表現”，恰恰證明了方紀是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鐵木前傳》在孫犁的作品中，還是敢於接觸尖銳主題的唯一作品，但是把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本主義因素，描寫得那麽“生動”、囂張，而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因素，寫得那麽蒼白無力，這就表現了作者的政治傾向性。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有工人業餘作者批判這棵毒草，卻被王、白、方和遠千裏利用竊據的職權鎮壓下去了。
十三、《風雲初記》剛發表了一部分，反黨黑作家丁玲（當時紅得發紫）就寫了六七千字的黑信，狂熱地讚美。孫犁當時對此有何看法？今天有何看法？
十四、孫犁跟梁斌也是“莫逆”。梁斌的大毒草《紅旗譜》的初稿是首先被孫犁肯定的。梁斌當時還不是暴發戶，還是無名小卒，自己對自己也毫無信心，突然得到孫犁的肯定，而使自己有了堅持寫完的勇氣，後來又因此成了文藝黑線中的暴發戶，梁斌起初對孫犁是感激不盡的。但是後來，由於“文人相輕”的傳統毛病，梁斌吹自己的文體“民族形式”，孫犁自認自己的文體是“民族化”，結果二人爭吵起來（我沒有在場，後來聽說的），由“莫逆”而成為“絕交”。
十五、孫犁與鄧拓約在一九四三年前後在《晉察冀日報》社共同工作過，孫犁可能是編副刊。可是我與孫犁幾十年的接觸期間，沒有聽見孫犁評論過鄧拓，隻聽見孫犁說過鄧拓曾經有一首舊詩追念黃敬，我想找到這首詩，始終沒有找到。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
關於田野的情況
一、一九五二年夏，我從天津市總工會調到天津市文聯工作時，田野在文聯當秘書長，黨內職務是支部委員。我當時在文聯，不論黨內外，都沒有具體職務。有一次田野向我說：“劉海昆（當時文聯黨支部書記）和魯藜（當時是天津文協主任，文聯黨支部委員）說要吸收阿壟（陳亦門）入黨。”我當即大吃一驚，說：“阿壟當個民主人士就夠瞧的啦，還憑什麽入黨！”田野當即表示同意我的觀點。後來他即在黨支部內反對吸收阿壟入黨，因此使這個善於偽裝的反革命分子沒能混入黨內。
二、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英明批示下，全國開展了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從天津文聯在運動中所揭發的材料看來，田野跟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關係，是稀裏糊塗，政治警惕性很低，敵我界限不清楚。在藝術業務上，他毫無立場地崇拜人家，寫了文章求人家看看。可是胡風分子卻認為他是隻能做點事務工作的庸才，看不起他。幸而胡風分子看不起他，才使他沒有陷進去。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開展後，田野還能主動交代自己與胡風反革命分子的關係和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但水平不高。他在運動中隻是批評教育對象，而沒有當做重點，更沒有給予任何處分。
三、一九五二秋冬間，田野抗美援朝（與餘曉同去的）。部隊反映他在前線上表現還好，但周揚文藝黑線在天津的代理人方紀，對田野也是看不起的，對於他的調走認為不可惜。
四、一九六四年我到長影見到田野，他大吹楊潤身的大毒草《薑喜喜》（後改名為《山村會計》）說：“這個片子我們要做為國慶節獻禮的重點片子。”我當時既沒有看過《薑喜喜》的文學劇本，也沒有看過電影的樣片，因此隻覺得驚奇，而沒有表示意見。當天見到胡蘇，我問他說：“楊潤身的《薑喜喜》竟能那麽好嗎，你們廠要把它當做國慶節獻禮的重點片子？”胡蘇大吃一驚地問我：“誰說的？”我回答說：“田野說的。”胡蘇生氣地說：“豈有此理！”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與任誌遠會見的情況
一九六二年秋我到遼寧省委，經第一書記黃火青的介紹，找宋黎搜集西安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的曆史資料。當時遼寧省委在遼寧賓館開擴大會議，任誌遠當時是本溪市第一書記，參加了此會。我向宋黎搜集完了資料後，又在黃火青辦公室中遇見任誌遠。我對任誌遠印象不深，有些生疏。他對我卻十分熟悉，十分熱情。會後約我到本溪市去參觀，於是我同他乘他的汽車到了本溪。在本溪我住招待所，他因為忙於傳達工作，無暇陪我。於是打發招待人員每日安排參觀日程。有時在吃中午飯時見見麵扯幾句。他的愛人是冀中根據地人，過去比較熟。他忙，他就叫他的愛人到招待所給我介紹應參觀的工廠、礦山和名勝。在這次會見過程中，我抱著搜集西安事變資料的目的，曾經問過他在懷遠分散後的情況。他說他滲透到東北軍六十七軍吳克仁部隊做地下工作去了。先開到天津南參加抗日戰爭，後不支，往南潰退，聽說韓複榘投日，津浦線被日軍切斷了，他們就在河北省中部斜插過去走到黃河沿，過黃河南退了，後來又轉戰上海。談話中，他主動問我在天津工作的方紀的情況。我接著問他怎麽認識方紀的。他說他們六十七軍從河北省中部南退時，在束鹿有幾個青年怕日本來了活不了，就跟著六十七軍南退了。這幾個青年中就有方紀。因此我才知道方紀在一九三七年秋為了逃命跟隨東北軍南逃的情況。參觀幾日之後，我就離開了本溪，後來也沒有跟任誌遠通信，或見麵。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