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
這是王端陽根據王林手稿編輯出版的《交代》一書中的幾份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名人，是不錯的資料。
方紀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關係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國第一次文代大會期間，方紀與胡風這個反革命分子相識，並約來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中的《歡樂頌》和《光榮頌》，發表在他自己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軍師”阿壟（陳亦門）來津混入文聯工作，一來即與方紀打得火熱，如同一家。這年二月阿壟在魯藜主編的《文藝學習》發表他的大毒草《論傾向性》前，先請方紀“斧正”過，並由方紀增添了個“光明的尾巴”。
阿壟的這篇大毒草《論傾向性》和方紀的大毒草《讓生活變得更美好吧！》，同時受到《人民日報》的嚴肅批判。阿壟為長期埋伏下去寫了個假檢討，《人民日報》給他發表了。方紀正在瘋狂拒抗《人民日報》的批判，因而見了阿壟的假檢討，大罵他“沒有骨氣”，並且寫信煽動阿壟向《人民日報》、向黨反攻倒算。
這一封煽動反革命分子阿壟向黨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紀（當時他住在友好協會的小花園裏）質問時，他一口否認，並且反咬一口，血口噴人地罵別人是“反領導”。後來我回文聯機關追查這封信的下落，阿壟視為方紀對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為知已者死”地愛護、珍視這封最大友誼的信，不肯隨便拿出叫別人看。後來，當時的文聯負責人魯藜婉言向阿壟借出來，照抄一份直接轉給了市委組織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壟時，才從衣箱中搜出來這封信的原件。我當時要求看看，搜查人員不叫我看就登記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有看到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關於臧克家的情況
一九三○年秋季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山東青島大學文學院外語係上學。一九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夏，擔任中共青大團支部書記，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擔任中共青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青大革命同學曾發動了第一次罷課鬥爭。我擔任學生糾察隊副隊長，在罷課後第二天或第三天聽說教室大樓有同學陰謀複課。我帶領糾察隊員數人前去糾察，在教室大樓後門樓梯前遇臧克家（當時尚不知其姓名，隻記住了他的相貌）等要上樓梯，我等用童子軍棍擋住他們問：“上樓幹什麽？”臧立在最前邊怒氣淩人地說：“願意上樓就上樓！”我說：“罷課啦，不能上教室裏去！（樓上都是教室）”臧說：“罷課是強奸民意，我不同意。”我說：“不讚成罷課，可以提議開大會否決。全體同學開大會既然通過了罷課，我們糾察隊就要維持罷課鬥爭的紀律，不許任何人破壞罷課的決議去上課！” 臧克家領著頭故意提高嗓門叫囂道：“我們願意上課就上課，你們管不著！你們妨礙我們的自由！你們不民主！……”我們糾察隊用童子軍棍戳著洋灰地也大嗓門地駁斥道：“我們執行全體同學開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就是民主！就是全校的真正民主！……”一浪比一浪高地爭吵間，教務長張道藩突然出現在樓梯口上邊的欄杆處，垂問下邊怎麽回事？臧克家等好像有了仗恃，更加囂張地嚷叫道：“我們要上樓去上課，他們不但不許我們上樓，還用棍子威脅我們！”張道藩立刻豺狼一般地吼叫道：“共黨暴動！共黨暴動！打電話，叫警察保安隊來！”青大教室樓旁就是青島保安隊總隊部，近在咫尺，一呼即到。我感到不妙，率領糾察隊退出教室樓後門，到禮堂學生會辦公處報告。學生代表正在研究對策，忽聽得門外傳來大皮鞋和刺刀撞碰的聲浪，於是我們慌忙衝出禮堂四散了。此時國民黨保安隊已成隊開到青大校樓前，正在散開取包圍形勢。因青大當時無垣牆，我走出禮堂一轉就鑽了樹林子，上了高山。從高山上瞭望和同學的報訊，得知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文化界反共反人民頭子張道藩為首的青大學校當局，用“共黨暴動”為借口，開除革命同學六十多人，占當時全校學生二分之一弱，極盡白色恐怖之能事。
我是提議組織學生糾察隊的人，擔負糾察隊的實際責任，並是親自帶領糾察隊員前去鎮壓依靠國民黨中央委員張道藩破壞革命同學罷課鬥爭的人，卻漏網了。漏網的原因，一是開學不久，互相不大熟悉，二是我當時的姓名是“王弢”，護校團的人不認識這個古字。
我本來鬧個人主義的義氣，要自動離開青大。因山東黨組織很快地到青大找我接上共青團的組織關係，指示我留在青大堅持工作，發展組織，掀起新的鬥爭，所以我才沒有鬧個人英雄主義而離開青大。後來，因我外語係和臧克家所在的中文係，經常在一起上課，我就把他的相貌和他的姓名結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弄清我那次帶領糾察隊在教室樓後門樓梯前所遭遇的依靠張道藩的狗勢力領頭上樓複課的那個棗核臉的同學就是臧克家了。
這件事，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上綱揭發。抗日戰爭以前，我與黃敬談起臧克家，即以此事為例罵他。黃敬批評我記仇太死，應看他後來變得好些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會上，我就把臧克家的這個問題同丁玲、白楊的問題，一同揭發過。一九六一年我給青島黨史辦公室寫材料，和我與青大同學數人整理《青島大學兩年三次罷課鬥爭簡述》這個曆史資料，也曾描寫這一段史實。這個資料在《山東省誌資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發表前，青大老同學主張明白寫出“臧詩人”或“臧××”。我因此給當時的全國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寫信請示。劉白羽複信此事已呈轉中宣部批示去了，後無下文。《山東省誌資料》急於發表此資料，即改為“×××”。
據說臧克家本人矢口否認此事。我也應當冷靜回憶一下是否我冤枉了他。但是我要問臧克家：我們糾察隊在教室大樓後門樓梯前與上樓準備複課的護校團發生“遭遇戰”而爭吵起來，護校團的人故意提高嗓門以便叫樓上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張道藩聞聲急來“護駕”，張道藩果然聞聲趕到，趴在樓上欄杆上垂詢幾句之後，就豺狼一般地叫囂：“共黨暴動！……”是否有這件事？青大學校當局出牌開除革命學生六七十人，根據是“共黨暴動”，而“共黨暴動”指的是何人、何事？如果你臧克家隻承認有這種事實，而否認站在最前列要上樓，而且故意提高嗓門以便叫樓上的張道藩聽見的“棗核臉”不是你臧克家，而是誰呢？當時青大第一期生統共不過一百二十六七人。這一次開除六十多人。餘下者不過七八十人。完全可以逐個查對一下。如果臧克家能指出那個“棗核臉”是另外的人，而不是你臧克家，那麽我立刻可以向臧克家賠禮道歉，到處交代我幾十年來都冤枉了你，陷害了你！如果你臧克家找不出這個“棗核臉”是另外一個人來，那我的舊印象就不能隨便改。
當時同我一同去的糾察隊員，我想來想去，可能有化學係的羅瑞麟。羅瑞麟現在四川某工廠。詳細地址，可問北京外交部街某中學的副校長馮冷光（民主人士）。他家住北京東華門臉路南一個小胡同內，院內有棵很高的棗樹。他在青大與我同係同班，但他當時沒有參加糾察隊。臧克家當時參加護校團的事，馮冷光也可能知道一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青大同學罷課赴南京遊行示威。臧克家身為宣傳委員而不參加，我們到達南京後又接到一封恐嚇信，當時我與黃敬即疑為臧克家所為。後來也沒有查對此事。
臧克家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所寫的詩幾乎都發表在當時青島的國民黨黨部所主辦的《民國日報》上。
王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關於姚依林的情況
黃敬生前沒有向我談過姚依林被扣的事。姚依林自己向我談過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在北平西城二龍坑某公寓曾一度遇險的情況。他說當時他與黃敬等約定在二龍坑某公寓集會，屆時姚依林進公寓大門後發覺有可疑的人藏在門後要抓捕人，他感到不妙，想立即退出，但又怕那樣一來更暴露了自己，於是裝做滿不在乎，直奔公寓的掌櫃的屋中。公寓掌櫃的早知有特務抓人，即與姚大談做生意的問題以掩護姚，接著又送出姚脫險。姚出去後也就趕快用一切辦法通知黃敬等，因此黃敬等就沒有再到此公寓去。
王林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
我與周揚的關係
我認識周揚，是在解放戰爭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時他是華北局的宣傳部長，到冀中區視察工作。我當時在冀中區文協工作。因上下級的工作關係，開始了第一次的見麵。
以前我連周揚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戰爭以前，他用周起應的名字翻譯過書，他何時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後，張庚、賀敬之、李冰等延安作家到了冀中區，有一次談話賀敬之吹捧周揚，我插嘴問道：“周揚是幹什麽的？”賀敬之大吃一驚地說道：“怎麽你連周揚同誌也不知道呢，我們在政治上的領袖是毛主席，在文藝上的領袖就是周揚呀！”當時我不服氣地辯論說：“我們在敵後堅持抗戰八年，腦袋裏光知道有個毛主席，不知道還有個周揚！毛主席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論持久戰》，他有什麽？他對我們敵後抗戰有什麽幫助呀？”當場頂得賀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匯報給周揚，因而在他們那個黑線圈子裏挖苦我是“冀中區的地頭蛇”，“在冀中根據地占山為王，連周揚也瞧不在眼裏！”
一九四七年夏周揚到冀中視察工作，我根據冀中區黨委的指示，組織了個文藝座談會，向他匯報冀中區抗日戰爭時代和目前的群眾業餘文藝活動和問題。最後請他講話，他趁這機會大捧劉少奇，說劉少奇來到晉察冀邊區就發現問題，批判晉察冀邊區黨委在土地問題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號召作家都要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參加土改。
周揚跟方紀在延安時就熟，因而周揚跟方紀做個別談話很多。
我的小說《腹地》原稿，請張庚、賀敬之看過。他們說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據地寫得太黑暗了。周揚擔任了華北局宣傳部長，冀中區黨委宣傳部以黨組織的名義把《腹地》原稿送給周揚看。周揚有一次在會議上見到我說：“小說還沒有看完，他們說你把冀中區寫得太黑暗，可是我看著寫得還太光明了呢，冀中區當時的工作就那麽進步？”當時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詳談意見，也就沒有多說話。後來，在開會的時候也曾見過他。見到他我就問：“看完了沒有？”周總是說：“還沒有看完。”因而始終也沒有詳談過。
一九五○年冬，陳企霞在《文藝報》上批評《腹地》以後，我曾寫信給周揚，問他看完沒有？對陳企霞的批評有什麽意見？他始終沒有回答我的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間，我還是文聯黨組副書記時，周揚來到天津，大概方紀還曾叫著我給周揚匯報過工作。一九六○年我調到天津製片廠後，我一個普通編寫人員就沒有資格能再給周揚匯報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聯後，也僅隻是個文聯黨組的成員之一，周揚來天津也無資格參加匯報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揚在常德道招待所召集參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談時，我參加了。呂清章是記錄。
周揚這些年來津召開會做報告，我隻要是在天津，總是通知我參加聽的。個人之間，沒有任何接觸。平常日子我也沒有吹捧過他。
王 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天津文聯
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
毛囡 (2026-01-14 08:10:34) 評論 (2)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
這是王端陽根據王林手稿編輯出版的《交代》一書中的幾份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名人，是不錯的資料。
方紀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黑關係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國第一次文代大會期間，方紀與胡風這個反革命分子相識，並約來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中的《歡樂頌》和《光榮頌》，發表在他自己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軍師”阿壟（陳亦門）來津混入文聯工作，一來即與方紀打得火熱，如同一家。這年二月阿壟在魯藜主編的《文藝學習》發表他的大毒草《論傾向性》前，先請方紀“斧正”過，並由方紀增添了個“光明的尾巴”。
阿壟的這篇大毒草《論傾向性》和方紀的大毒草《讓生活變得更美好吧！》，同時受到《人民日報》的嚴肅批判。阿壟為長期埋伏下去寫了個假檢討，《人民日報》給他發表了。方紀正在瘋狂拒抗《人民日報》的批判，因而見了阿壟的假檢討，大罵他“沒有骨氣”，並且寫信煽動阿壟向《人民日報》、向黨反攻倒算。
這一封煽動反革命分子阿壟向黨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紀（當時他住在友好協會的小花園裏）質問時，他一口否認，並且反咬一口，血口噴人地罵別人是“反領導”。後來我回文聯機關追查這封信的下落，阿壟視為方紀對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為知已者死”地愛護、珍視這封最大友誼的信，不肯隨便拿出叫別人看。後來，當時的文聯負責人魯藜婉言向阿壟借出來，照抄一份直接轉給了市委組織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壟時，才從衣箱中搜出來這封信的原件。我當時要求看看，搜查人員不叫我看就登記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沒有看到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王 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關於臧克家的情況
一九三○年秋季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我在山東青島大學文學院外語係上學。一九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夏，擔任中共青大團支部書記，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二年七月擔任中共青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年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青大革命同學曾發動了第一次罷課鬥爭。我擔任學生糾察隊副隊長，在罷課後第二天或第三天聽說教室大樓有同學陰謀複課。我帶領糾察隊員數人前去糾察，在教室大樓後門樓梯前遇臧克家（當時尚不知其姓名，隻記住了他的相貌）等要上樓梯，我等用童子軍棍擋住他們問：“上樓幹什麽？”臧立在最前邊怒氣淩人地說：“願意上樓就上樓！”我說：“罷課啦，不能上教室裏去！（樓上都是教室）”臧說：“罷課是強奸民意，我不同意。”我說：“不讚成罷課，可以提議開大會否決。全體同學開大會既然通過了罷課，我們糾察隊就要維持罷課鬥爭的紀律，不許任何人破壞罷課的決議去上課！” 臧克家領著頭故意提高嗓門叫囂道：“我們願意上課就上課，你們管不著！你們妨礙我們的自由！你們不民主！……”我們糾察隊用童子軍棍戳著洋灰地也大嗓門地駁斥道：“我們執行全體同學開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就是民主！就是全校的真正民主！……”一浪比一浪高地爭吵間，教務長張道藩突然出現在樓梯口上邊的欄杆處，垂問下邊怎麽回事？臧克家等好像有了仗恃，更加囂張地嚷叫道：“我們要上樓去上課，他們不但不許我們上樓，還用棍子威脅我們！”張道藩立刻豺狼一般地吼叫道：“共黨暴動！共黨暴動！打電話，叫警察保安隊來！”青大教室樓旁就是青島保安隊總隊部，近在咫尺，一呼即到。我感到不妙，率領糾察隊退出教室樓後門，到禮堂學生會辦公處報告。學生代表正在研究對策，忽聽得門外傳來大皮鞋和刺刀撞碰的聲浪，於是我們慌忙衝出禮堂四散了。此時國民黨保安隊已成隊開到青大校樓前，正在散開取包圍形勢。因青大當時無垣牆，我走出禮堂一轉就鑽了樹林子，上了高山。從高山上瞭望和同學的報訊，得知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文化界反共反人民頭子張道藩為首的青大學校當局，用“共黨暴動”為借口，開除革命同學六十多人，占當時全校學生二分之一弱，極盡白色恐怖之能事。
我是提議組織學生糾察隊的人，擔負糾察隊的實際責任，並是親自帶領糾察隊員前去鎮壓依靠國民黨中央委員張道藩破壞革命同學罷課鬥爭的人，卻漏網了。漏網的原因，一是開學不久，互相不大熟悉，二是我當時的姓名是“王弢”，護校團的人不認識這個古字。
我本來鬧個人主義的義氣，要自動離開青大。因山東黨組織很快地到青大找我接上共青團的組織關係，指示我留在青大堅持工作，發展組織，掀起新的鬥爭，所以我才沒有鬧個人英雄主義而離開青大。後來，因我外語係和臧克家所在的中文係，經常在一起上課，我就把他的相貌和他的姓名結合在一起了。也就是弄清我那次帶領糾察隊在教室樓後門樓梯前所遭遇的依靠張道藩的狗勢力領頭上樓複課的那個棗核臉的同學就是臧克家了。
這件事，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上綱揭發。抗日戰爭以前，我與黃敬談起臧克家，即以此事為例罵他。黃敬批評我記仇太死，應看他後來變得好些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會上，我就把臧克家的這個問題同丁玲、白楊的問題，一同揭發過。一九六一年我給青島黨史辦公室寫材料，和我與青大同學數人整理《青島大學兩年三次罷課鬥爭簡述》這個曆史資料，也曾描寫這一段史實。這個資料在《山東省誌資料》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發表前，青大老同學主張明白寫出“臧詩人”或“臧××”。我因此給當時的全國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寫信請示。劉白羽複信此事已呈轉中宣部批示去了，後無下文。《山東省誌資料》急於發表此資料，即改為“×××”。
據說臧克家本人矢口否認此事。我也應當冷靜回憶一下是否我冤枉了他。但是我要問臧克家：我們糾察隊在教室大樓後門樓梯前與上樓準備複課的護校團發生“遭遇戰”而爭吵起來，護校團的人故意提高嗓門以便叫樓上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張道藩聞聲急來“護駕”，張道藩果然聞聲趕到，趴在樓上欄杆上垂詢幾句之後，就豺狼一般地叫囂：“共黨暴動！……”是否有這件事？青大學校當局出牌開除革命學生六七十人，根據是“共黨暴動”，而“共黨暴動”指的是何人、何事？如果你臧克家隻承認有這種事實，而否認站在最前列要上樓，而且故意提高嗓門以便叫樓上的張道藩聽見的“棗核臉”不是你臧克家，而是誰呢？當時青大第一期生統共不過一百二十六七人。這一次開除六十多人。餘下者不過七八十人。完全可以逐個查對一下。如果臧克家能指出那個“棗核臉”是另外的人，而不是你臧克家，那麽我立刻可以向臧克家賠禮道歉，到處交代我幾十年來都冤枉了你，陷害了你！如果你臧克家找不出這個“棗核臉”是另外一個人來，那我的舊印象就不能隨便改。
當時同我一同去的糾察隊員，我想來想去，可能有化學係的羅瑞麟。羅瑞麟現在四川某工廠。詳細地址，可問北京外交部街某中學的副校長馮冷光（民主人士）。他家住北京東華門臉路南一個小胡同內，院內有棵很高的棗樹。他在青大與我同係同班，但他當時沒有參加糾察隊。臧克家當時參加護校團的事，馮冷光也可能知道一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青大同學罷課赴南京遊行示威。臧克家身為宣傳委員而不參加，我們到達南京後又接到一封恐嚇信，當時我與黃敬即疑為臧克家所為。後來也沒有查對此事。
臧克家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所寫的詩幾乎都發表在當時青島的國民黨黨部所主辦的《民國日報》上。
王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
關於姚依林的情況
黃敬生前沒有向我談過姚依林被扣的事。姚依林自己向我談過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在北平西城二龍坑某公寓曾一度遇險的情況。他說當時他與黃敬等約定在二龍坑某公寓集會，屆時姚依林進公寓大門後發覺有可疑的人藏在門後要抓捕人，他感到不妙，想立即退出，但又怕那樣一來更暴露了自己，於是裝做滿不在乎，直奔公寓的掌櫃的屋中。公寓掌櫃的早知有特務抓人，即與姚大談做生意的問題以掩護姚，接著又送出姚脫險。姚出去後也就趕快用一切辦法通知黃敬等，因此黃敬等就沒有再到此公寓去。
王林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
我與周揚的關係
我認識周揚，是在解放戰爭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時他是華北局的宣傳部長，到冀中區視察工作。我當時在冀中區文協工作。因上下級的工作關係，開始了第一次的見麵。
以前我連周揚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戰爭以前，他用周起應的名字翻譯過書，他何時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後，張庚、賀敬之、李冰等延安作家到了冀中區，有一次談話賀敬之吹捧周揚，我插嘴問道：“周揚是幹什麽的？”賀敬之大吃一驚地說道：“怎麽你連周揚同誌也不知道呢，我們在政治上的領袖是毛主席，在文藝上的領袖就是周揚呀！”當時我不服氣地辯論說：“我們在敵後堅持抗戰八年，腦袋裏光知道有個毛主席，不知道還有個周揚！毛主席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論持久戰》，他有什麽？他對我們敵後抗戰有什麽幫助呀？”當場頂得賀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匯報給周揚，因而在他們那個黑線圈子裏挖苦我是“冀中區的地頭蛇”，“在冀中根據地占山為王，連周揚也瞧不在眼裏！”
一九四七年夏周揚到冀中視察工作，我根據冀中區黨委的指示，組織了個文藝座談會，向他匯報冀中區抗日戰爭時代和目前的群眾業餘文藝活動和問題。最後請他講話，他趁這機會大捧劉少奇，說劉少奇來到晉察冀邊區就發現問題，批判晉察冀邊區黨委在土地問題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號召作家都要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參加土改。
周揚跟方紀在延安時就熟，因而周揚跟方紀做個別談話很多。
我的小說《腹地》原稿，請張庚、賀敬之看過。他們說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據地寫得太黑暗了。周揚擔任了華北局宣傳部長，冀中區黨委宣傳部以黨組織的名義把《腹地》原稿送給周揚看。周揚有一次在會議上見到我說：“小說還沒有看完，他們說你把冀中區寫得太黑暗，可是我看著寫得還太光明了呢，冀中區當時的工作就那麽進步？”當時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詳談意見，也就沒有多說話。後來，在開會的時候也曾見過他。見到他我就問：“看完了沒有？”周總是說：“還沒有看完。”因而始終也沒有詳談過。
一九五○年冬，陳企霞在《文藝報》上批評《腹地》以後，我曾寫信給周揚，問他看完沒有？對陳企霞的批評有什麽意見？他始終沒有回答我的信。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間，我還是文聯黨組副書記時，周揚來到天津，大概方紀還曾叫著我給周揚匯報過工作。一九六○年我調到天津製片廠後，我一個普通編寫人員就沒有資格能再給周揚匯報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聯後，也僅隻是個文聯黨組的成員之一，周揚來天津也無資格參加匯報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揚在常德道招待所召集參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談時，我參加了。呂清章是記錄。
周揚這些年來津召開會做報告，我隻要是在天津，總是通知我參加聽的。個人之間，沒有任何接觸。平常日子我也沒有吹捧過他。
王 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天津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