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69）
八三一事件發生後，我在青浦街上又看到兩張大字報，一張是《我們老工人要講話》，是市區工廠的一批老工人寫的；還有一張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楊富珍、蔡祖泉、楊懷遠等幾個人聯合寫的《給毛主席的急電》，內容都是為上海市委評功擺好和指責北京紅衛兵的。顯然這也是市委組織搞的。這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市委也太沒有出息了！堂堂上海市的市委給幾個學生紅衛兵鬧一下就怕成這樣，要這個幫他們說話，那個幫他們說話。我實在無法理解市委的那批大人物為何這樣沒水平，難道他們不明白毛澤東要紅衛兵到各地串連，就是要他們去轟一轟、鬧一鬧，去散播文革的火種，最好能就此揭開地方黨委階級鬥爭的蓋子，豈會聽幾個頭腦簡單的老工人講話？他們叫老工人、勞動模範站出來幫腔，難道中央就不知道這都是有人指使的嗎？這些共產黨的幹部以前不是常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既然你們都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了，那還怕什麽，搞這些鬼鬼祟祟的小動作呢？讓北京紅衛兵衝一下又有何妨？你怕，就說明你心中有鬼！總之，我覺得市委這種做法實在是笨得很，做了一件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蠢事。
又過了幾天，我們站裏幾個家住上海市區的同事休假後回來說，現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得紅衛兵到上海來的越來越多了。在延安西路市委機關大樓門前圍觀、辯論的人群天天都有。馬路上還出現了炮轟、火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聽了這些消息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八三一開了頭的事還在繼續發展。我不知道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麽。
當時我對八三一事件所知道的就這一些，我的想法、反應也僅止於此。直到後來我看到一篇李灝的文章，才知事情遠不止我想象的那樣簡單，也才大致了解了八三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在這個事件中，上海市委不僅暴露了自己虛偽而又外強中幹的真麵目，也暴露了它為保自己不惜將上海市的資產階級作為替罪羊的醜惡麵目。這也是不折不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種表現。因此我不怕囉嗦，將事情經過轉述於下。
據研究上海文革史學者李灝的一篇《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文章所述：八三一事件發生以後，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多次打電話給周恩來，希望中央支持市委。市長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則打電話給陶鑄，表示形勢很緊張，再搞下去實在頂不住了。結果周恩來決定在立場保守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中抽調二千紅衛兵組成南下兵團來幫助上海市委。帶隊的總指揮章盾之，父親是解放軍空軍衛生部長；副總指揮譚遠懷，其父正是與陳丕顯關係不一般好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九月十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南下兵團成員，明確告訴他們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革命的。又說：上海是另一種複雜的情形，我是說那裏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如果說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話，那麽上海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影響要大。周恩來還告訴他們：交大和複旦紅衛兵圍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無法開展工作。 總括周恩來講話的意思，他實際是向南下兵團交待了兩項主要任務：一是去保衛上海市委。特別要注意上海交大、複旦的紅衛兵，要跟他們鬥爭。二是去革上海資產階級的命。
上海市委對這個南下兵團原是寄予極大熱情和希望的。但讓市委始料不及的是這批奉命南下來保上海市委的紅衛兵在北京打人、抄家甚至殺人也是慣了的。因此當他們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前階段的文革搞得文縐縐的，就十分不滿。於是就出現了我在前幾章說到過的那一幕，在當地公安、街道幹部的道路下，他們大肆抄家、打人，也打死了人。據說他們還準備要揪一萬個資本家來集體遊街。可以看出，他們這麽做是在執行周恩來革上海資產階級命的指示。但是，北京紅衛兵層出不窮的暴行卻激起了上海市民強烈的不滿。上海民心不穩，這才是上海市委真正害怕的。因此上海市委為處理頻頻發生的事端，疲於奔命。終於市委也吃不消了，陳丕顯讓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電話向陶鑄求救，並建議國慶節後停止大串聯。曹荻秋也給周恩來打了內容相似的電話 。周恩來一看南下兵團去上海幫了倒忙，九月下旬他不得不親自起草和批發電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的活動，回北京參加國慶節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實際上這是調虎離山計，目的是要中斷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一切行動，以減輕對上海市委造成的麻煩。結果南下兵團在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了上海返回了北京。
從以上李遜文章所述的過程，我不僅看到上海市委是怎樣怕紅衛兵、動員人來保護自己的醜態，也讓我看到了周恩來與上海市委是如何勾結起來歪曲、抵製毛澤東文革的內情。所以，這八三一事件和周恩來派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去上海等事，所反映的正是當時毛派中央和反文革勢力攻和防雙方交手的一些情況。這幾件事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周恩來在上海市委階級鬥爭蓋子尚未揭開之際就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以及對南下兵團提出的兩項任務，還有召回北京紅衛兵，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宗旨都是背道而馳的。而上海市委由於他們的自私，請來南下兵團無異引狼入室，給上海市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一點，上海市委有無可逃遁的罪責；作為南下兵團的派遣者周恩來也難以將責任推卸幹淨。尤其周恩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表麵看到的他，跟著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忙出忙進，亦步亦趨，似乎對毛十分忠心，對文革十分熱心。但他在保上海市委一事上的作為，卻暴露了他兩麵派的真麵目。他為了保上海市委，故意轉移鬥爭目標，將上海資產階級拋出來做替罪羊。這種做法這與劉少奇運動初期以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來代替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當然，與毛澤東中央進行攻防戰的也不單是上海市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差不多都一樣。而且攻防戰開展最激烈的還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抵製文革最賣力的主要是周恩來、陶鑄等一批主管生產的人。以促生產來壓製抓革命，是他們主要的辦法。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他們以中共中央名義在同一天內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其中前一個《通知》規定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工作崗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幹預他們的部署，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工作的進行。如對該單位有意見，可送大字報去。後一個《規定》則說：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依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和廣大幹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和秋購，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
這兩個文件當時都是印成四開大小的布告公開張貼的。我們辦公室就各貼了一份。我當時看了這兩個文件，認為從顧全生產的角度考慮，作這樣的規定或許是必要的。但是，若從文革發展的需要看，文件製定者要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堅持八小時工作製，限製他們外出串聯，以及將紅衛兵和學生為主的造反影響局限在大、中城市的學校和街頭，不準進入工廠，不影響到縣以下農村，對於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是極為不利的。因為按照這兩個文件的要求，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要在工作時間之外，自發地響應文革並組織集體行動，是很難的。而文革不深入到縣以下廣大農村，單靠城市的文革，也是難成氣候的。還有，文件說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進行，那麽像我們單位已經進行過四清的單位，是否文革就可以不進行了？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也可以暫停，實際是把文革也停掉了。所以後來造反批判這兩個文件，說這兩個文件表麵是照顧到了生產，實質是要扼殺文革，並指出這兩個文件是陶鑄主持搞出來的。其實，主持製定這兩個文件的還有周恩來，隻是當時造反派不便點周恩來的名而已。
那時候由於群眾性的批判資反路線的運動還沒有掀起，所以我對這兩個文件也並不在意。但是後來我就親身領教到了當權派以促生產來壓製革命的伎倆。十月上中旬，本縣的青浦中學、城廂一中、朱家角中學和趙巷中學等學校的學生相繼開始起來造反，成立了不受官方控製的造反組織。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十月中下旬我又投身於單位的紅海洋運動。到十月底十一月初那個時候，很多單位的群眾也開始蠢蠢欲動要起來造反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單位當權派又以開展秋季查滅螺運動為名，將我們許多員工分派到各公社去促生產。查滅螺工作一年之中有兩個黃金季節，一個是春季的四五月間，一個是秋季的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這兩段時間氣候溫和，釘螺活動最活躍，查螺最易發現。今年秋季到這個時候去查滅螺，從時間上說已經晚了；但考慮到前階段大多時間在搞運動，晚了一點也情有可原，因此大家不虞有詐，欣然下鄉。可是等十來天後我們接到通知又回到單位時，卻發覺站裏的臨時工大部分都不見了。本來全站還有十多個臨時工，此時隻剩下我和顧雲林、曹黃梅，以及在食堂擔任炊事員的周令全四個人。此外，宣教室在四清後成立的宣傳隊本來有八、九個人，現在也隻剩下三個。那些不見了的人，都在我們下鄉促生產的時候被站領導悄悄辭退了。其中包括我的同鄉孫隆璋和以前一起在唐鬱蹲點的淩嘉堯。雖然，顧名思義，臨時工是因為臨時性的工作需要被單位請來，工作不需要了隨時可以辭退的。但奇怪的是自文革開始至今，我們臨時工幾個月不下鄉工作領導都沒有辭退我們，和正式工一樣參加運動，現在促生產秋季查滅螺正是用人之際，怎麽反倒將這些臨時工辭退了呢？而且辭退得悄無聲息，是趁大家下鄉之際辭退的。因此很多人都覺得其中有陰謀。孫隆璋和淩嘉堯與我一樣，都已經在血防站工作二年多了，現在單位說不要了就不要了，不能不令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慽慽然好幾天。後來到了一月革命中，我們才知道當權派辭退臨時工果然是一個陰謀。當時不單是血防站，還有許多單位都在這個時候突然辭退了大批臨時工。原因是當權派們認為臨時工最容易造反，所以預先采取措施將他們辭退，以減少造反風險。
我的文革（69）
jiangshui888 (2025-12-04 16:30:44) 評論 (0)
我的文革（69）
八三一事件發生後，我在青浦街上又看到兩張大字報，一張是《我們老工人要講話》，是市區工廠的一批老工人寫的；還有一張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楊富珍、蔡祖泉、楊懷遠等幾個人聯合寫的《給毛主席的急電》，內容都是為上海市委評功擺好和指責北京紅衛兵的。顯然這也是市委組織搞的。這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市委也太沒有出息了！堂堂上海市的市委給幾個學生紅衛兵鬧一下就怕成這樣，要這個幫他們說話，那個幫他們說話。我實在無法理解市委的那批大人物為何這樣沒水平，難道他們不明白毛澤東要紅衛兵到各地串連，就是要他們去轟一轟、鬧一鬧，去散播文革的火種，最好能就此揭開地方黨委階級鬥爭的蓋子，豈會聽幾個頭腦簡單的老工人講話？他們叫老工人、勞動模範站出來幫腔，難道中央就不知道這都是有人指使的嗎？這些共產黨的幹部以前不是常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既然你們都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了，那還怕什麽，搞這些鬼鬼祟祟的小動作呢？讓北京紅衛兵衝一下又有何妨？你怕，就說明你心中有鬼！總之，我覺得市委這種做法實在是笨得很，做了一件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蠢事。
又過了幾天，我們站裏幾個家住上海市區的同事休假後回來說，現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得紅衛兵到上海來的越來越多了。在延安西路市委機關大樓門前圍觀、辯論的人群天天都有。馬路上還出現了炮轟、火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聽了這些消息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八三一開了頭的事還在繼續發展。我不知道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麽。
當時我對八三一事件所知道的就這一些，我的想法、反應也僅止於此。直到後來我看到一篇李灝的文章，才知事情遠不止我想象的那樣簡單，也才大致了解了八三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在這個事件中，上海市委不僅暴露了自己虛偽而又外強中幹的真麵目，也暴露了它為保自己不惜將上海市的資產階級作為替罪羊的醜惡麵目。這也是不折不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種表現。因此我不怕囉嗦，將事情經過轉述於下。
據研究上海文革史學者李灝的一篇《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文章所述：八三一事件發生以後，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多次打電話給周恩來，希望中央支持市委。市長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則打電話給陶鑄，表示形勢很緊張，再搞下去實在頂不住了。結果周恩來決定在立場保守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中抽調二千紅衛兵組成南下兵團來幫助上海市委。帶隊的總指揮章盾之，父親是解放軍空軍衛生部長；副總指揮譚遠懷，其父正是與陳丕顯關係不一般好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九月十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南下兵團成員，明確告訴他們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革命的。又說：上海是另一種複雜的情形，我是說那裏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如果說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話，那麽上海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影響要大。周恩來還告訴他們：交大和複旦紅衛兵圍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無法開展工作。 總括周恩來講話的意思，他實際是向南下兵團交待了兩項主要任務：一是去保衛上海市委。特別要注意上海交大、複旦的紅衛兵，要跟他們鬥爭。二是去革上海資產階級的命。
上海市委對這個南下兵團原是寄予極大熱情和希望的。但讓市委始料不及的是這批奉命南下來保上海市委的紅衛兵在北京打人、抄家甚至殺人也是慣了的。因此當他們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前階段的文革搞得文縐縐的，就十分不滿。於是就出現了我在前幾章說到過的那一幕，在當地公安、街道幹部的道路下，他們大肆抄家、打人，也打死了人。據說他們還準備要揪一萬個資本家來集體遊街。可以看出，他們這麽做是在執行周恩來革上海資產階級命的指示。但是，北京紅衛兵層出不窮的暴行卻激起了上海市民強烈的不滿。上海民心不穩，這才是上海市委真正害怕的。因此上海市委為處理頻頻發生的事端，疲於奔命。終於市委也吃不消了，陳丕顯讓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電話向陶鑄求救，並建議國慶節後停止大串聯。曹荻秋也給周恩來打了內容相似的電話 。周恩來一看南下兵團去上海幫了倒忙，九月下旬他不得不親自起草和批發電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的活動，回北京參加國慶節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實際上這是調虎離山計，目的是要中斷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一切行動，以減輕對上海市委造成的麻煩。結果南下兵團在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了上海返回了北京。
從以上李遜文章所述的過程，我不僅看到上海市委是怎樣怕紅衛兵、動員人來保護自己的醜態，也讓我看到了周恩來與上海市委是如何勾結起來歪曲、抵製毛澤東文革的內情。所以，這八三一事件和周恩來派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去上海等事，所反映的正是當時毛派中央和反文革勢力攻和防雙方交手的一些情況。這幾件事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周恩來在上海市委階級鬥爭蓋子尚未揭開之際就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以及對南下兵團提出的兩項任務，還有召回北京紅衛兵，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宗旨都是背道而馳的。而上海市委由於他們的自私，請來南下兵團無異引狼入室，給上海市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一點，上海市委有無可逃遁的罪責；作為南下兵團的派遣者周恩來也難以將責任推卸幹淨。尤其周恩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表麵看到的他，跟著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忙出忙進，亦步亦趨，似乎對毛十分忠心，對文革十分熱心。但他在保上海市委一事上的作為，卻暴露了他兩麵派的真麵目。他為了保上海市委，故意轉移鬥爭目標，將上海資產階級拋出來做替罪羊。這種做法這與劉少奇運動初期以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來代替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當然，與毛澤東中央進行攻防戰的也不單是上海市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差不多都一樣。而且攻防戰開展最激烈的還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抵製文革最賣力的主要是周恩來、陶鑄等一批主管生產的人。以促生產來壓製抓革命，是他們主要的辦法。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他們以中共中央名義在同一天內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其中前一個《通知》規定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工作崗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幹預他們的部署，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工作的進行。如對該單位有意見，可送大字報去。後一個《規定》則說：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依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和廣大幹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和秋購，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
這兩個文件當時都是印成四開大小的布告公開張貼的。我們辦公室就各貼了一份。我當時看了這兩個文件，認為從顧全生產的角度考慮，作這樣的規定或許是必要的。但是，若從文革發展的需要看，文件製定者要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堅持八小時工作製，限製他們外出串聯，以及將紅衛兵和學生為主的造反影響局限在大、中城市的學校和街頭，不準進入工廠，不影響到縣以下農村，對於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是極為不利的。因為按照這兩個文件的要求，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要在工作時間之外，自發地響應文革並組織集體行動，是很難的。而文革不深入到縣以下廣大農村，單靠城市的文革，也是難成氣候的。還有，文件說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進行，那麽像我們單位已經進行過四清的單位，是否文革就可以不進行了？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也可以暫停，實際是把文革也停掉了。所以後來造反批判這兩個文件，說這兩個文件表麵是照顧到了生產，實質是要扼殺文革，並指出這兩個文件是陶鑄主持搞出來的。其實，主持製定這兩個文件的還有周恩來，隻是當時造反派不便點周恩來的名而已。
那時候由於群眾性的批判資反路線的運動還沒有掀起，所以我對這兩個文件也並不在意。但是後來我就親身領教到了當權派以促生產來壓製革命的伎倆。十月上中旬，本縣的青浦中學、城廂一中、朱家角中學和趙巷中學等學校的學生相繼開始起來造反，成立了不受官方控製的造反組織。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十月中下旬我又投身於單位的紅海洋運動。到十月底十一月初那個時候，很多單位的群眾也開始蠢蠢欲動要起來造反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單位當權派又以開展秋季查滅螺運動為名，將我們許多員工分派到各公社去促生產。查滅螺工作一年之中有兩個黃金季節，一個是春季的四五月間，一個是秋季的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這兩段時間氣候溫和，釘螺活動最活躍，查螺最易發現。今年秋季到這個時候去查滅螺，從時間上說已經晚了；但考慮到前階段大多時間在搞運動，晚了一點也情有可原，因此大家不虞有詐，欣然下鄉。可是等十來天後我們接到通知又回到單位時，卻發覺站裏的臨時工大部分都不見了。本來全站還有十多個臨時工，此時隻剩下我和顧雲林、曹黃梅，以及在食堂擔任炊事員的周令全四個人。此外，宣教室在四清後成立的宣傳隊本來有八、九個人，現在也隻剩下三個。那些不見了的人，都在我們下鄉促生產的時候被站領導悄悄辭退了。其中包括我的同鄉孫隆璋和以前一起在唐鬱蹲點的淩嘉堯。雖然，顧名思義，臨時工是因為臨時性的工作需要被單位請來，工作不需要了隨時可以辭退的。但奇怪的是自文革開始至今，我們臨時工幾個月不下鄉工作領導都沒有辭退我們，和正式工一樣參加運動，現在促生產秋季查滅螺正是用人之際，怎麽反倒將這些臨時工辭退了呢？而且辭退得悄無聲息，是趁大家下鄉之際辭退的。因此很多人都覺得其中有陰謀。孫隆璋和淩嘉堯與我一樣，都已經在血防站工作二年多了，現在單位說不要了就不要了，不能不令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慽慽然好幾天。後來到了一月革命中，我們才知道當權派辭退臨時工果然是一個陰謀。當時不單是血防站，還有許多單位都在這個時候突然辭退了大批臨時工。原因是當權派們認為臨時工最容易造反，所以預先采取措施將他們辭退，以減少造反風險。
八三一事件發生後，我在青浦街上又看到兩張大字報，一張是《我們老工人要講話》，是市區工廠的一批老工人寫的；還有一張是全國著名勞動模範楊富珍、蔡祖泉、楊懷遠等幾個人聯合寫的《給毛主席的急電》，內容都是為上海市委評功擺好和指責北京紅衛兵的。顯然這也是市委組織搞的。這引起了我的反感，心想市委也太沒有出息了！堂堂上海市的市委給幾個學生紅衛兵鬧一下就怕成這樣，要這個幫他們說話，那個幫他們說話。我實在無法理解市委的那批大人物為何這樣沒水平，難道他們不明白毛澤東要紅衛兵到各地串連，就是要他們去轟一轟、鬧一鬧，去散播文革的火種，最好能就此揭開地方黨委階級鬥爭的蓋子，豈會聽幾個頭腦簡單的老工人講話？他們叫老工人、勞動模範站出來幫腔，難道中央就不知道這都是有人指使的嗎？這些共產黨的幹部以前不是常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既然你們都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了，那還怕什麽，搞這些鬼鬼祟祟的小動作呢？讓北京紅衛兵衝一下又有何妨？你怕，就說明你心中有鬼！總之，我覺得市委這種做法實在是笨得很，做了一件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蠢事。
又過了幾天，我們站裏幾個家住上海市區的同事休假後回來說，現在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得紅衛兵到上海來的越來越多了。在延安西路市委機關大樓門前圍觀、辯論的人群天天都有。馬路上還出現了炮轟、火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聽了這些消息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八三一開了頭的事還在繼續發展。我不知道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麽。
當時我對八三一事件所知道的就這一些，我的想法、反應也僅止於此。直到後來我看到一篇李灝的文章，才知事情遠不止我想象的那樣簡單，也才大致了解了八三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在這個事件中，上海市委不僅暴露了自己虛偽而又外強中幹的真麵目，也暴露了它為保自己不惜將上海市的資產階級作為替罪羊的醜惡麵目。這也是不折不扣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種表現。因此我不怕囉嗦，將事情經過轉述於下。
據研究上海文革史學者李灝的一篇《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文章所述：八三一事件發生以後，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多次打電話給周恩來，希望中央支持市委。市長曹荻秋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則打電話給陶鑄，表示形勢很緊張，再搞下去實在頂不住了。結果周恩來決定在立場保守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中抽調二千紅衛兵組成南下兵團來幫助上海市委。帶隊的總指揮章盾之，父親是解放軍空軍衛生部長；副總指揮譚遠懷，其父正是與陳丕顯關係不一般好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九月十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南下兵團成員，明確告訴他們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革命的。又說：上海是另一種複雜的情形，我是說那裏資產階級的影響要比北京大。如果說北京是封建的、也是資產階級的話，那麽上海就是買辦資產階級影響要大。周恩來還告訴他們：交大和複旦紅衛兵圍攻上海市委，使上海市委無法開展工作。 總括周恩來講話的意思，他實際是向南下兵團交待了兩項主要任務：一是去保衛上海市委。特別要注意上海交大、複旦的紅衛兵，要跟他們鬥爭。二是去革上海資產階級的命。
上海市委對這個南下兵團原是寄予極大熱情和希望的。但讓市委始料不及的是這批奉命南下來保上海市委的紅衛兵在北京打人、抄家甚至殺人也是慣了的。因此當他們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前階段的文革搞得文縐縐的，就十分不滿。於是就出現了我在前幾章說到過的那一幕，在當地公安、街道幹部的道路下，他們大肆抄家、打人，也打死了人。據說他們還準備要揪一萬個資本家來集體遊街。可以看出，他們這麽做是在執行周恩來革上海資產階級命的指示。但是，北京紅衛兵層出不窮的暴行卻激起了上海市民強烈的不滿。上海民心不穩，這才是上海市委真正害怕的。因此上海市委為處理頻頻發生的事端，疲於奔命。終於市委也吃不消了，陳丕顯讓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電話向陶鑄求救，並建議國慶節後停止大串聯。曹荻秋也給周恩來打了內容相似的電話 。周恩來一看南下兵團去上海幫了倒忙，九月下旬他不得不親自起草和批發電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華東局、上海市委，並告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在滬的其他紅衛兵組織：迅速結束在上海的活動，回北京參加國慶節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實際上這是調虎離山計，目的是要中斷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的一切行動，以減輕對上海市委造成的麻煩。結果南下兵團在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了上海返回了北京。
從以上李遜文章所述的過程，我不僅看到上海市委是怎樣怕紅衛兵、動員人來保護自己的醜態，也讓我看到了周恩來與上海市委是如何勾結起來歪曲、抵製毛澤東文革的內情。所以，這八三一事件和周恩來派北京紅衛兵南下兵團去上海等事，所反映的正是當時毛派中央和反文革勢力攻和防雙方交手的一些情況。這幾件事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周恩來在上海市委階級鬥爭蓋子尚未揭開之際就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以及對南下兵團提出的兩項任務，還有召回北京紅衛兵，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宗旨都是背道而馳的。而上海市委由於他們的自私，請來南下兵團無異引狼入室，給上海市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一點，上海市委有無可逃遁的罪責；作為南下兵團的派遣者周恩來也難以將責任推卸幹淨。尤其周恩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表麵看到的他，跟著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忙出忙進，亦步亦趨，似乎對毛十分忠心，對文革十分熱心。但他在保上海市委一事上的作為，卻暴露了他兩麵派的真麵目。他為了保上海市委，故意轉移鬥爭目標，將上海資產階級拋出來做替罪羊。這種做法這與劉少奇運動初期以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來代替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當然，與毛澤東中央進行攻防戰的也不單是上海市委，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差不多都一樣。而且攻防戰開展最激烈的還不是在地方，而是在中央。抵製文革最賣力的主要是周恩來、陶鑄等一批主管生產的人。以促生產來壓製抓革命，是他們主要的辦法。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他們以中共中央名義在同一天內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其中前一個《通知》規定生產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服務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職工和科研設計人員，應當迅速返回原工作崗位，積極參加本單位的革命和生產。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幹預他們的部署，以免影響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工作的進行。如對該單位有意見，可送大字報去。後一個《規定》則說：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依靠本單位的革命群眾和廣大幹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和秋購，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
這兩個文件當時都是印成四開大小的布告公開張貼的。我們辦公室就各貼了一份。我當時看了這兩個文件，認為從顧全生產的角度考慮，作這樣的規定或許是必要的。但是，若從文革發展的需要看，文件製定者要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堅持八小時工作製，限製他們外出串聯，以及將紅衛兵和學生為主的造反影響局限在大、中城市的學校和街頭，不準進入工廠，不影響到縣以下農村，對於文革運動的深入開展是極為不利的。因為按照這兩個文件的要求，工礦企事業單位職工要在工作時間之外，自發地響應文革並組織集體行動，是很難的。而文革不深入到縣以下廣大農村，單靠城市的文革，也是難成氣候的。還有，文件說縣以下各級文化大革命按四清部署進行，那麽像我們單位已經進行過四清的單位，是否文革就可以不進行了？秋收大忙時四清運動也可以暫停，實際是把文革也停掉了。所以後來造反批判這兩個文件，說這兩個文件表麵是照顧到了生產，實質是要扼殺文革，並指出這兩個文件是陶鑄主持搞出來的。其實，主持製定這兩個文件的還有周恩來，隻是當時造反派不便點周恩來的名而已。
那時候由於群眾性的批判資反路線的運動還沒有掀起，所以我對這兩個文件也並不在意。但是後來我就親身領教到了當權派以促生產來壓製革命的伎倆。十月上中旬，本縣的青浦中學、城廂一中、朱家角中學和趙巷中學等學校的學生相繼開始起來造反，成立了不受官方控製的造反組織。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情況。十月中下旬我又投身於單位的紅海洋運動。到十月底十一月初那個時候，很多單位的群眾也開始蠢蠢欲動要起來造反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單位當權派又以開展秋季查滅螺運動為名，將我們許多員工分派到各公社去促生產。查滅螺工作一年之中有兩個黃金季節，一個是春季的四五月間，一個是秋季的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這兩段時間氣候溫和，釘螺活動最活躍，查螺最易發現。今年秋季到這個時候去查滅螺，從時間上說已經晚了；但考慮到前階段大多時間在搞運動，晚了一點也情有可原，因此大家不虞有詐，欣然下鄉。可是等十來天後我們接到通知又回到單位時，卻發覺站裏的臨時工大部分都不見了。本來全站還有十多個臨時工，此時隻剩下我和顧雲林、曹黃梅，以及在食堂擔任炊事員的周令全四個人。此外，宣教室在四清後成立的宣傳隊本來有八、九個人，現在也隻剩下三個。那些不見了的人，都在我們下鄉促生產的時候被站領導悄悄辭退了。其中包括我的同鄉孫隆璋和以前一起在唐鬱蹲點的淩嘉堯。雖然，顧名思義，臨時工是因為臨時性的工作需要被單位請來，工作不需要了隨時可以辭退的。但奇怪的是自文革開始至今，我們臨時工幾個月不下鄉工作領導都沒有辭退我們，和正式工一樣參加運動，現在促生產秋季查滅螺正是用人之際，怎麽反倒將這些臨時工辭退了呢？而且辭退得悄無聲息，是趁大家下鄉之際辭退的。因此很多人都覺得其中有陰謀。孫隆璋和淩嘉堯與我一樣，都已經在血防站工作二年多了，現在單位說不要了就不要了，不能不令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慽慽然好幾天。後來到了一月革命中，我們才知道當權派辭退臨時工果然是一個陰謀。當時不單是血防站，還有許多單位都在這個時候突然辭退了大批臨時工。原因是當權派們認為臨時工最容易造反，所以預先采取措施將他們辭退，以減少造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