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來之， 則安之， 在菇山磷鐵礦基建科計劃組當組長， 就要把這個基建計劃抓起來， 正逢年初要報批年度計劃之時， 了解一下， 菇山正在建一個大選礦廠， 要求在年內建成投產的， 又是邊設計邊施工的項目， 有些方案尚未定下來， 這到那兒去搞資料呢？ 張良春副科長拿來了準備定貨的設備目錄， 我就把它摘錄下來， 有價格的更好， 沒有價格的就由張科長拍腦袋（即沒有根據的估計）， 還有土建工程是由馬世科長（原是瓦工出身的）一一報出小項目和拍腦袋的數字來， 我除了把它匯集成一張總表（投資總額達一千多萬元）外， 還把這些小項目分類列成明細表附在總表的後麵， 訂成厚厚的一本《菇山磷鐵礦1962年度基本建設投資計劃（草案）》； 接著這本計劃草案需要到化工部去報批， 這項任務當然是落在我頭上了； 於是， 立即派我一人出差去北京。
奇怪得很， 到化工部礦山局後， 二話沒說就批準了， 而且還得到了礦山局領導的表揚， 說：“這本計劃編得很好、很詳細。” 我心中雖暗暗地發笑，但不敢露出聲色來。完成任務後。回程時路過符離集，買了一隻燒雞，當時是一點也舍不得吃， 而把它帶回來供全家人共同享用。
回來後，就要大幹了， 由黃有才礦長（是老礦工出身的）坐陣指揮， 他是不分晝夜地留守在工地， 困了， 就隨便找個地方打個盹， 他要幹部每天最少半天到工地去協助工人工作， 晚上，他還要提出當天的工程進度來， 這又是我們計劃組的任務了， 在我們組內， 有五、六人（全是由化肥廠轉來的學員）， 我給他們的分工是：一人搞綜合統計， 主要是匯總報表， 其他各位全都到現場去做記錄，每天下午下班前將當天所記的工作量報到辦公室來， 晚上由我陪同綜合統計員共同計算匯總後登入台賬， 並向領導匯報情況， 黃礦長雖然識字不多， 但他的記憶力很強， 每逢向他匯報各項工程進度時， 他都能記得前一天的數字， 而且還能發現這個進度是否準確， 並提出疑點來。 使我非常佩服， 真不亞於在采石化肥廠的那些師長旅長了。
當時菇山磷鐵礦是國家的重點建設單位， 是直屬中央化工部的企業， 又是一個老礦山， 一切福利設施都比較齊全； 當然寶寶和利兒上幼兒園的條件要比在合肥研究院要好得多了， 還有一個大俱樂部， 經常有戲班子來唱戲， 於是我每月給婆婆五元錢， 讓她去看戲散心。
在有限的布票供應下， 很少添置衣服， 但每當我要添加衣服時， 我都會想到婆婆， 也應當給她增加衣服的， 用與我同樣的布料同時給婆婆做衣穿； 在與婆婆的談話中得知她的願望是不想死在外地， 而要回山西老家去土葬， 還提出要做絲綢的單衣和棉衣各一套， 並指明棉衣要做藍色線春的麵料； 我說：“現在提這些還為時過早吧！” 她說：“衣服我現在就可以穿，這是兩用的， 等我死後也可以穿它，不需再做了，” 因為當時的物資供應緊張， 要布票、棉花票等， 買絲綢雖不要票， 但那時市麵上買不到， 我就說：“這點事情等以後條件許可時，一定是能辦到的，請你放心吧！”就允許了婆婆的這一要求。 在家務勞動中， 我是每天早上在上班前就要上街把菜和需要的物品都買回來， 黎傑在公用的水龍頭下將家裏的水缸打滿， 婆婆就可在家為我們燒飯了， 星期天我還要和黎傑一起到苗圃去開荒種山芋、小麥。以補充口糧的不足。
那時我每年都要出差到北京兩三次， 利用這個時間曾經過南京新街口百貨公司買了一塊上海牌的手錶， 也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帶上了手錶； 又我每次回來時都是給兩個孩子買些衣服、食品等，有一次我回到家裏（家已搬到食堂附近小樹林旁邊的一處平房內， 每戶僅有25平米的建築麵積），利兒看見我後，搶著就講：“媽媽， 你出差了， 奶奶和姐姐去看戲了， 爸爸去打水了， 老鼠就來了”。 這句話多好玩呀！是忘不了的。那年正在搞學習雷鋒運動，她在幼兒園學會了一首歌， 大聲的唱：“學習雷鋒， 好榜樣-----”，用了很大的力氣，把臉都漲紅了。這時她還很年幼， 尚是未脫開襠褲的年代， 但在礦俱樂部開慶祝大會時， 她就曾被指派在舞台上唱歌、跳舞， 進行表演了，真是一個活潑而又聰明的小孩。
夏天， 寶寶突然向我要一角錢， 說是要去報名上學， 我想：真好， 寶寶知道要上學了， 就很高興地給一角錢讓她走了； 誰知過了一會，在辦公室裏， 見到寶寶氣衝衝地走了進來， 把一角錢往桌上一摔， 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鬧起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 寶寶邊哭邊說：“年齡不夠不給報”，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必需到幼兒園去了解清楚， 見到了幼兒園的張俊蘭老師， 她說：“按規定是要滿七周歲才能上學的， 她還缺幾個月才到七周歲， 另一方麵， 開學前是要考試的， 她是否能考得上呢”？ 我說：“她自己鬧著要去上學的， 就讓她去應考，試試看吧”。 同意了， 也錄取了； 這一下寶寶是小學生了， 以後就叫 “黎玲”。
記得在1962年7月5號那天， 是星期天， 我和黎傑去苗圃栽了一千多顆山芋， 回來時已經很晚了， 我們吃點飯就睡覺了， 在夜裏下起了傾盆大雨， 一直到天亮時， 有人來喊：“黎科長， 快去辦公室， 有緊急事情”。 嚇得我們全家人都起來觀望， 看到宿舍門前已成了一片汪洋， 是怎麽一回事呀？ 聽住在隔壁的徐祖茂（工會主席）講後， 才知道昨晚的大雨引起山洪暴發， 水流進塌陷區將礦井淹沒了， 裏麵有三個人沒有上來； 出了一個大事故。
我的一生與家庭（第四部分）（8）
天上人間遊一遊 (2025-11-21 04:40:23) 評論 (0) 既來之， 則安之， 在菇山磷鐵礦基建科計劃組當組長， 就要把這個基建計劃抓起來， 正逢年初要報批年度計劃之時， 了解一下， 菇山正在建一個大選礦廠， 要求在年內建成投產的， 又是邊設計邊施工的項目， 有些方案尚未定下來， 這到那兒去搞資料呢？ 張良春副科長拿來了準備定貨的設備目錄， 我就把它摘錄下來， 有價格的更好， 沒有價格的就由張科長拍腦袋（即沒有根據的估計）， 還有土建工程是由馬世科長（原是瓦工出身的）一一報出小項目和拍腦袋的數字來， 我除了把它匯集成一張總表（投資總額達一千多萬元）外， 還把這些小項目分類列成明細表附在總表的後麵， 訂成厚厚的一本《菇山磷鐵礦1962年度基本建設投資計劃（草案）》； 接著這本計劃草案需要到化工部去報批， 這項任務當然是落在我頭上了； 於是， 立即派我一人出差去北京。
奇怪得很， 到化工部礦山局後， 二話沒說就批準了， 而且還得到了礦山局領導的表揚， 說：“這本計劃編得很好、很詳細。” 我心中雖暗暗地發笑，但不敢露出聲色來。完成任務後。回程時路過符離集，買了一隻燒雞，當時是一點也舍不得吃， 而把它帶回來供全家人共同享用。
回來後，就要大幹了， 由黃有才礦長（是老礦工出身的）坐陣指揮， 他是不分晝夜地留守在工地， 困了， 就隨便找個地方打個盹， 他要幹部每天最少半天到工地去協助工人工作， 晚上，他還要提出當天的工程進度來， 這又是我們計劃組的任務了， 在我們組內， 有五、六人（全是由化肥廠轉來的學員）， 我給他們的分工是：一人搞綜合統計， 主要是匯總報表， 其他各位全都到現場去做記錄，每天下午下班前將當天所記的工作量報到辦公室來， 晚上由我陪同綜合統計員共同計算匯總後登入台賬， 並向領導匯報情況， 黃礦長雖然識字不多， 但他的記憶力很強， 每逢向他匯報各項工程進度時， 他都能記得前一天的數字， 而且還能發現這個進度是否準確， 並提出疑點來。 使我非常佩服， 真不亞於在采石化肥廠的那些師長旅長了。
當時菇山磷鐵礦是國家的重點建設單位， 是直屬中央化工部的企業， 又是一個老礦山， 一切福利設施都比較齊全； 當然寶寶和利兒上幼兒園的條件要比在合肥研究院要好得多了， 還有一個大俱樂部， 經常有戲班子來唱戲， 於是我每月給婆婆五元錢， 讓她去看戲散心。
在有限的布票供應下， 很少添置衣服， 但每當我要添加衣服時， 我都會想到婆婆， 也應當給她增加衣服的， 用與我同樣的布料同時給婆婆做衣穿； 在與婆婆的談話中得知她的願望是不想死在外地， 而要回山西老家去土葬， 還提出要做絲綢的單衣和棉衣各一套， 並指明棉衣要做藍色線春的麵料； 我說：“現在提這些還為時過早吧！” 她說：“衣服我現在就可以穿，這是兩用的， 等我死後也可以穿它，不需再做了，” 因為當時的物資供應緊張， 要布票、棉花票等， 買絲綢雖不要票， 但那時市麵上買不到， 我就說：“這點事情等以後條件許可時，一定是能辦到的，請你放心吧！”就允許了婆婆的這一要求。 在家務勞動中， 我是每天早上在上班前就要上街把菜和需要的物品都買回來， 黎傑在公用的水龍頭下將家裏的水缸打滿， 婆婆就可在家為我們燒飯了， 星期天我還要和黎傑一起到苗圃去開荒種山芋、小麥。以補充口糧的不足。
那時我每年都要出差到北京兩三次， 利用這個時間曾經過南京新街口百貨公司買了一塊上海牌的手錶， 也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帶上了手錶； 又我每次回來時都是給兩個孩子買些衣服、食品等，有一次我回到家裏（家已搬到食堂附近小樹林旁邊的一處平房內， 每戶僅有25平米的建築麵積），利兒看見我後，搶著就講：“媽媽， 你出差了， 奶奶和姐姐去看戲了， 爸爸去打水了， 老鼠就來了”。 這句話多好玩呀！是忘不了的。那年正在搞學習雷鋒運動，她在幼兒園學會了一首歌， 大聲的唱：“學習雷鋒， 好榜樣-----”，用了很大的力氣，把臉都漲紅了。這時她還很年幼， 尚是未脫開襠褲的年代， 但在礦俱樂部開慶祝大會時， 她就曾被指派在舞台上唱歌、跳舞， 進行表演了，真是一個活潑而又聰明的小孩。
夏天， 寶寶突然向我要一角錢， 說是要去報名上學， 我想：真好， 寶寶知道要上學了， 就很高興地給一角錢讓她走了； 誰知過了一會，在辦公室裏， 見到寶寶氣衝衝地走了進來， 把一角錢往桌上一摔， 就坐在地上大哭大鬧起來， 這是怎麽一回事呀？ 寶寶邊哭邊說：“年齡不夠不給報”，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必需到幼兒園去了解清楚， 見到了幼兒園的張俊蘭老師， 她說：“按規定是要滿七周歲才能上學的， 她還缺幾個月才到七周歲， 另一方麵， 開學前是要考試的， 她是否能考得上呢”？ 我說：“她自己鬧著要去上學的， 就讓她去應考，試試看吧”。 同意了， 也錄取了； 這一下寶寶是小學生了， 以後就叫 “黎玲”。
記得在1962年7月5號那天， 是星期天， 我和黎傑去苗圃栽了一千多顆山芋， 回來時已經很晚了， 我們吃點飯就睡覺了， 在夜裏下起了傾盆大雨， 一直到天亮時， 有人來喊：“黎科長， 快去辦公室， 有緊急事情”。 嚇得我們全家人都起來觀望， 看到宿舍門前已成了一片汪洋， 是怎麽一回事呀？ 聽住在隔壁的徐祖茂（工會主席）講後， 才知道昨晚的大雨引起山洪暴發， 水流進塌陷區將礦井淹沒了， 裏麵有三個人沒有上來； 出了一個大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