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人的做法是信息通暢，以紐約州長科莫（Andrew Cuomo）為代表的政治人物定期向公眾係統性地通報本州的新冠疫情。這對我們獲取準確的信息十分重要，意大利裔科莫最近在紐約市長的選舉中敗給了印度裔的社會主義者“媽媽打你”。
根據當時的數據，各族群都有相當可觀的感染病例，但是以黑人和拉丁裔的感染率最高，而白人相對較低。檢測結果顯示，紐約地區約有21%的人群已產生抗體，因此一度有人推測，群體免疫己經初步形成。
免疫反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擁有記憶功能，這種記憶主要是通過T細胞和B細胞共同建立的。也就是說，當免疫係統再次遇到相同的病原體或抗原時，它們能夠迅速製備出大量的高效抗體。
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這種免疫記憶主要依賴於B細胞產生的抗體。但是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天然免疫係統中的某些成分似乎也具備一定的記憶特征，當然這一現象仍有待進一步的驗證。補體成份可以幫助生發中心的FDC細胞持留抗原從而貢獻免疫記憶，但是快速的補體反應肯定沒有記憶功能。
《紐約270萬人感染新冠強烈預示群體免疫》
紐約州長Andrew Cuomo在今天的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他們在全州9個郡對40個雜貨店等場所的3000人進行抽樣抗體檢測後發現，紐約全州可能13.9%的人口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受災最重的紐約市的21.2%人群呈現新冠抗體陽性，五人中就有一人多感染，這是難以置信的數據。富人區長島和Westchester分別為16.7%和11.7%，紐約州的其他地方為3.6%。這些百分比與紐約州的人口分布也相似，因為鄉下人口稀少，這是至今為止美國最大的新冠感染的人口調查。
紐約州長解釋為什麽選擇雜貨店的原因是專注在外麵的非居家隔離人群，也避免了必須工作的人員，這樣數據更有說服力。
如果我們以全州13.9%的陽性比率預測，紐約全州可能有270萬人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這是現在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數的10倍。紐約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15,500，這說明紐約全州的病死率大約是0.5%，而流感的病死率為0.1%。當然紐約的這個總死亡人數僅指醫院和老人院的死亡，沒有包括在家中去世的，所以數據更新後病死率會增加些，但是我也不認為會超過1%。這裏我把Case Fatality Rate (病死率）與Mortality Rate（死亡率）混合使用了。
這些資料揭示從病死率看新冠就是大號的流感，托尼（Tony Fauci)他們還是厲害，他們是根據有限的資料判斷出來的。當然新冠在傳染力上遠勝於流感，這個事實托尼開始是不知道的。這就是為什麽美國有自己的一套防範措施，不存在什麽抄別人作業的問題，盡可能少傷及醫療係統，也為來年的新冠重返做準備。還有很多人對群體免疫不理解，包括一些學免疫學的人。他們隨大媒體起舞，還什麽稱群體免疫就是耍流氓的話都說出來了，這是為了反西方連科學都不顧的言論。
以紐約感染的種族分類，亞裔11.7%，黑人22.1%，西班牙裔22.5%，混血22.8%，白人是出奇地低為9.1%。其他多種族國家在比較不同種族的感染時，白人的感染率或住院率奇低也在英國有過報道。對英國2000住院新冠病人的調查發現，黑人和亞裔（在英國亞裔指南亞種族）比白人嚴重得多，35%住院病人為英國黑人和亞裔，而他們隻占13%的英國人口。這裏社會或生物原因所占的比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看來還是需要說說群體免疫，群體免疫是一個過程，也沒有什麽特定的比例，當然是越高越好，承認與否，我們都走在對新冠群體免疫的路上。所謂群體免疫的概念是指對再次感染的免疫力，不是機體擁有的對從來沒有遇見過的嶄新病毒的免疫力，這是一個根本的前提，很多人把這弄錯，這裏更多的是指通過免疫記憶功能來幫助我們和社會對抗病毒的再次入侵。人類對新病毒當然存在免疫力，並且各人的免疫反應都會不同，包括產生抗體和擁有記憶的殺傷性T淋巴細胞的反應能力，以及固有免疫反應（innate immune response)。人類也可能因為CCR5的基因突變使他們獲得對艾滋病的免疫力，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們談的群體免疫。群眾免疫形成的免疫牆使新冠再次襲擊時，不是那麽容易在人群中傳播，讓醫療係統更有時間和精力去對付它。至於群體免疫所形成的抗體是否真可以保證你不再感染，那也不肯定，這就是群體免疫可能的不足。對這種不足我在文章中討論過三點，可以找來讀讀，文章的題目為《英國“群體免疫”真是一無是處嗎？》。
正是我前篇文章分析的，大家完全忽視了新冠超強的傳染指數，我們慶幸自然界的這個病毒致死性不高，武漢早期無防範吸入過大量病毒的情況除外。我們很多人可能已經感染，包括我自己，前段時間我患的重感冒可能就是，但是我們都活過來了。我在看到新冠如此驚人的傳染指數後，不認為武漢早期防控好可以阻止新冠的全球大流行，當然天朝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隻有上帝才知道，所謂的人在做天在看。寫於2020年04月24日。
當時的情況是既沒有疫苗，也無有效抑製病毒的特效藥物，主要是通過對症治療。全球的絕望可想而知，但是有一點值得欣慰：新冠感染總體上呈現出自愈的趨勢，因為約92%的感染者最終都能夠康複。這本身正是機體免疫力發揮作用的重要體現。
隨後，“人民的希望”臨床試驗傳來成功的消息，無論是股市還是普通民眾，都為之振奮，尤其是這項成果還得到了福奇醫生的肯定。
在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了耶魯前教授和海歸大佬傅新元對他的洛克菲勒老朋友Robert Roeder教授的介紹，Robert Roeder發現了“人民的希望”的作用靶點RNA聚合酶。他的這項研究起源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但是許多關鍵性結果是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完成的，隨後洛克菲勒大學將他從聖路易斯挖走。
Robert Roeder理應像另一位去洛克菲勒的WashU教授 Charlie Rice 一樣獲得諾貝爾獎，隻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可能忙不過來。
《“人民的希望”德瑞西韋重燃希望》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校友創辦的Gilead公司（吉列德）今天在加州灣區公布，抗新冠病毒的藥物“人民的希望”德瑞西韋對治療重症感染病人相當有效，這個結果推翻了世界衛生組織前不久稱“人民的希望”療效不顯著的結論。
我在新冠病毒肆虐中國的早期，曾經寫文章呼籲吉列德公司免費提供“人民的希望”給中國抗疫。作為美國藥物巨頭為社會服務宗旨的體現，吉列德公司曾在第一時間主動公布了“人民的希望”的分子式供世界各地仿製。現在中國抗疫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的希望”為美國和世界患者重燃希望，也令道瓊斯指數和吉列德公司的股票大漲。
這次由NIH主導的世界範圍的臨床試驗為非雙盲試驗，似乎也沒有同時設置安慰劑組，隻是與NIH擁有的近期感染的安慰劑組數據的比較，NIH擁有世界一流的相當於醫院的臨床中心。他們分別做了兩個“人民的希望”藥物治療的試驗組，分別是5天治療組和10天治療組，每組200人，共400人。如果以50%的病人得到臨床緩解為指標，5天治療組需要10天，10天治療組則需要11天。臨床緩解的確定是在7點評估標準中至少改善了2點，這些標準從輕到重的順序是康複出院、給氧和死亡。
美國醫生讓病人出院的標準比較低，他們沒有說具體的出院標準，但是他們的臨床康複標準是病人不需要給氧和臨床治療以及出院。入組病人必須有肺炎和缺氧，但是在臨床試驗前還沒有上過呼吸機。
在14天內超過半數的病人出院比例是：5天治療組為60%，10天治療組是52%。我們需要注意這些兩組效果沒有區別，顯示出短期治療就有效。更進一步，在14天時，64.5%的5天治療組和53.8%的10天治療組的病人得到了臨床康複。他們選擇對新冠重症病人進行的臨床試驗，死亡率還是8%（5天治療組和11%（10天治療組)。臨床試驗的數據因地區而不同，意大利之外的資料顯示，在14天的總死亡率大概是7%，64%的病人得到臨床緩解，61%的病人出院。
如果5天治療組的數據能夠成立，那將有助於防止美國和世界各地的醫療係統不被擠兌。另外對數據的分析發現，越早治療效果會越好，症狀出現10天內治療會有62%的病人出院，症狀呈現10天以後治療則隻有49%的病人出院。這些數據也告訴我們，你能夠康複的大部分功勞來自你自己的免疫係統，藥物隻是起到了輔助作用。
“人民的希望”的副作用似乎在可以控製的範圍內，以嘔吐、急性呼吸衰竭和肝髒指標為準，它們在兩個治療組中均低於10%。
新冠病毒感染在某種程度上是個自愈性的疾病，現在認為94%自愈，如果考慮抗體測定的廣泛走向群體免疫的趨勢，恐怕99%的人會自愈。在這麽高自愈率的情況下，這個研究確實存在一些缺陷，因為他們始終沒有說明安慰組的出院率，如果也是相當水準的出院率，那這個臨床試驗結果就會打些折扣，所以我們還是要等最後的文章。當然據說，這隻是中期試驗結果，更大的數據需要時間去展現。
NIH在前幾天出的新冠臨床處理指南還是對“人民的希望”既不反對也不推薦，因為沒有更加詳盡的臨床試驗數據，人們期待的中國資料又因為人數不夠或其他原因沒有理想的結果。這個美國的臨床試驗是NIAID (托尼做所長）的NIH做的，雖然由吉列德的公布有些利益衝突的感覺，但是相對於不太靠譜的WHO，我更相信美國人的臨床試驗。
我這樣認為還是有些底氣的，寫完上麵文字，看見托尼這樣評價此次臨床試驗的結果：“quite good news."（“非常好的消息”），"clear cut positive effect in diminishing time to recover."（“對於縮短康複時間的十分明確的陽性效果“), "This will be the standard of care," (“這將會成為治療標準”）。一向對科學問題十分小心謹慎的托尼，這些話能從他的口中說出，非常不簡單。他對應用羥氯喹和阿奇黴素聯合治療新冠，就是持的觀望態度。
從傅新元教授的朋友圈看到洛克菲勒教授Robert Roeder, 他在西雅圖華大做研究生時發現了RNA聚合酶。現在這個酶應該更重要了，因為像新冠病毒這類RNA病毒就是靠它合成的自身RNA，也是“人民的希望”的靶點，這次NIH的臨床試驗讓人充滿希望。Roeder關於RNA聚合酶的重要工作是他在聖路易斯華大生化係做11年教授期間完成的，然後被洛克菲勒挖走。傅新元說他的導師（也是David Baltimore的導師）James Darnell邀請Roeder去的洛克菲勒，而Darnell正是在華大得到的MD學位，校友挖母校的牆角啊。聖路易斯華大為洛克菲勒貢獻了兩位完全應該但是可惜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科學巨人，他們均獲得過加拿大的Gairdner和美國的拉斯卡獎。而Korsmeyer在華大事業的頂峰時期被哈佛挖走，當時為轟動聖市的新聞，華大居然說幾千萬我們競爭不過，隻有祝Stan好運。
華大現在醒過來了，不能總是被動挨打，新的醫學院院長似乎做通了有錢的BJC醫療集團的工作，成立BJC學者計劃。啟動至少以千萬美元級別的資金，老子也開始挖人了。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把Jonathan Kipnis從UVA神經科學係的主任位置挖來華大病理係做講座教授。與華大前內科主任同姓的Jonathan是正當年的科學家，因發現腦裏的淋巴循環係統而世界聞名，以後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都有。寫於2020年04月29日。
當時傳出的消息並且得到福醫生肯定的是，“人民的希望”對於縮短病人的住院時間是有效的，所以這是新冠曆史上第一個被證明有效的藥物。P3
美國和中國同時做了臨床實驗，美國結果有效，但是中日友好後來跟進的臨床實驗宣告無效。現在我們客觀地說，當時的評價不準確，中日友好的結果也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雖然德瑞西韋有效，但是它的療效有限，因為它在降低死亡率和重症上基本沒有作用。
對早期感染和未住院但高風險人群，靜脈使用瑞德西韋（連續 3 天）可略微降低住院風險。但因價格高、需靜脈注射、操作複雜，逐漸被口服藥物（如輝瑞 Paxlovid、默沙東 Molnupiravir）取代。
最終是美國還是中國的臨床試驗水準高，現在還很難確定。瑞德西韋確實能抑製病毒複製，但不足以改變新冠的臨床結局。它是‘有一定藥理效果，但遠非救命神藥’。
我們當然認為美國的臨床實驗更規範或更可信，現在看來這個結論還不能完全這樣下，因為隨後WHO都不推薦使用該藥。這也符合我一向的觀點，隨時根據證據改變觀點。
《為什麽美國的瑞德西韋試驗結果更可信？》
NIH的過敏與感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長托尼代表美國公布，NIH主導的“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韋臨床試驗的結果。托尼是位值得尊敬的天才般的communicator，美國難得的人才，文理學院教育出來的產物。
托尼說“人民的希望”在超過1000人的雙盲臨床試驗中顯示抗病毒活力，能夠降低病人住院時間的31%，並且試驗的P值為0.001，具有非常明顯的區別。這是至今為止，首個確認的抑製病毒增殖的藥物，能夠顯著縮短病人康複的時間。
在美國NIH關於新冠的臨床試驗中，“人民的希望”在降低死亡率上也有效果，但是沒有達到統計學差異。依照臨床試驗的道德規範，如果發現藥物用效，必須將該藥用到安慰劑組的病人中。在西方進行藥物臨床試驗時，設計了一個獨立的數據安全監管委員會，他們的任務是不帶偏見地去核實數據的可靠性。所以不是進行臨床試驗的機構和製藥公司而是個監管委員會，將NIH的結果通知了托尼，讓他向公眾展示的。這個委員會也將這個數據通告所有參加臨床試驗的研究員，此即所謂的雙盲。朋友曾經告訴過我，所有臨床試驗的原始筆記本的每一頁都會封存，任何更改原始記錄的行為都有可能為當事人帶來牢獄之災。
托尼說還有封閉炎症反應的抗體藥在臨床試驗過程中，緊隨“人民的希望”的步伐，很有可能弄出個類似雞尾酒療法。Genentech的朋友透露給我，托尼所說的抑製炎症的藥物可能是他們公司正在進行的抗IL-6受體的單克隆抗體。
如果純粹從治療和疫苗的角度來看，相對於艾滋病毒，我覺得人類治療和預防新冠要容易得多。因為HIV為逆轉錄病毒，複製過程複雜而多變，經常整合自己的基因到宿主基因組而逃避免疫攻擊，至今人類都沒有對抗艾滋病的疫苗。而新冠病毒的變異度不大，英國牛津製備的疫苗在美國羅基山脈的猴子實驗中，產生了驚人的保護作用。另外，各方研究指向新冠病毒可以刺激人體產生保護性抗體，雖然這些抗體的作用仍然不十分清楚。
即使HIV那麽難辦，洛克菲勒教授何大一發明的雞尾酒療法也使艾滋變成了可控性疾病。讀我文章的人知道當年那幫人罵托尼的口號是：“Fuck you，Fauci!”, 現在德州的那些極端保守份子們也要幹掉托尼。作為經曆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美國曾屈一指的病毒免疫學家，托尼今天在白宮的沙發上，當著總統的麵，有條不紊地將“人民的希望”比作在1986年發現的首個用於艾滋病治療的藥物AZT。學過醫的人都知道AZT, 當時AZT的療效也是不太明顯，托尼這是在說明“人民的希望”讓我們看到了希望。托尼作此類比還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的，特別是在美國和全球的死亡人數分別超過六萬和二十三萬的情況下。
這就是我說的將美國拖下水是全世界人民的福氣，隻要我們現在能扛過去，現在不死，將來就有可能活。抗病毒藥物聯合治療的多，雖然“人民的希望”的31%改善度並不意味著神藥，但是不同藥物和疫苗正在向我們走來。
NIH的臨床試驗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托尼了列出美國和很多歐洲國家的名字，包括德國、丹麥、西班牙、希臘和英國。這應該是以西方為主體的試驗，結果更可信 。68個參加試驗的單位中的47個在美國，其他21個在歐洲和亞洲國家。況且吉列德公司自己的臨床試驗與NIH的相互呼應和補充，應該為FDA的快速批準創造了條件。
中國的數據不在此次NIH的臨床試驗中，王辰院士的沒有太多療效的數據發表在《柳葉刀》上。他們隻做了236人，樣本不及NIH的四分之一。他們的部分結果被WHO透露出來後曾經造成吉列德股票的大跌。美國吉列德公司是給的中日友好曹彬教授去做的臨床試驗，當時的招募書我們都看到了，怎麽文章出來時王辰院士變成了資深作者？我這外行從他們在論文的第六和七頁公布的資料看不出使用“人民的希望”與安慰劑組的明顯區別，但是同濟在美國做臨床研究的專家認為中日友好和NIH的結果存在一致的地方，他主要看的是縮短住院時間這項指標。他指出來後我才明白，王辰論文的資料展示存在大問題，給人的信息相當不明確。
這位在美國做臨床試驗的同濟校友專家進一步這樣評論道：“金銀湖醫院的數據，王，曹主導的研究，剛剛發表在柳葉刀上。數據和托尼的非常一致。31％改善。你可以去看看。但文章中錯誤不少，有算錯的，有解釋不對的。但數據本身是與托尼講的一致。曹文的第六頁的表和第七頁的圖和托尼的信息一致。圖本身沒有問題，數字算錯了”
中日友好的曹彬和王辰在做臨床試驗時，允許同時使用激素、幹擾素和柯力芝等抑製免疫係統或病毒增殖的藥物。當我看到這些信息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哪裏是單個藥物的臨床試驗，完全變成了大雜燴。以前認為幹擾素是抗病毒的，現在Cell最新文章證明幹擾素能夠通過增加ACE2的表達使更多新冠病毒進入細胞，從而加重病情。使用激素的窗口也很重要，在病毒還存在時，激素抑製免疫係統後會促進病毒增長，抑製炎症和保護對病毒的免疫反應總是一對矛盾體。或許臨床試驗有時允許多個藥同時使用，我高度懷疑他們這樣做的理由，但是幾個藥效相同或相反的藥物聯合應用到臨床試驗中，造成無法解釋的結果。恐怕這會加重西方藥廠以後不找天朝做臨床試驗的趨勢，因為這麽重要的事情都可以不按規矩來，以前曾經因為中國數據的造假而毀了從貝勒醫學院回上海的臧教授的前途。
觀察整個新冠疫情的流行過程，讓我們看到人類道德的急驟下滑，政客們帶頭相互甩鍋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首發地可以在媒體上攻擊後來的被輸入國，就像小時候犯了錯的孩子，自己不認錯還去攻擊其他受他影響的孩子。其實更重要的事情卻被忽視了，那就是應該嚴加防範再次動物源性病毒襲擊的可能性。全力改善自己與野生動物的關係，嚴禁任何形式的買賣野生動物的交易，這些才是需要反思與行動的地方。寫於2020年04月30日
當時全球範圍內關於石正麗去向的謠言滿天飛，最荒誕的是有人說她已經逃往法國，那裏正好是他留學的國家。這些毫無根據的謠言充斥在中國和美國的媒體之中，我當時推測她可能在很長時間都不可能擁有海外旅行, 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隨著大量人群被感染，包括一些傑出科學家也未能幸免。比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和CAR-T免疫治療創始人 Carl June 也感染了。他平時經常騎自行車上班，這段經曆促使他轉向新冠病毒研究。在人類災難當頭時，幾乎所有與新冠相關的科學家都希望能為疫情防控貢獻力量。
回頭來看，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石正麗實驗室的四項重大貢獻，現在依然令人欽佩。諾貝爾獎頒給了 mRNA 疫苗在新冠防控中的卓越貢獻，但迫於輿論之壓力，真正發現新冠病毒的科學家並未得到應有的承認。
《世界對石正麗這樣的傑出科學家太不公平》
在關於石正麗叛逃法國的消息正盛的時候，校友讓我從同學處打聽石正麗的近況，我是這樣說的：“我都不敢問了，怕連累老同學，可能性不大。石正麗首先是個科學家，在自己事業的黃金時段以政治目的叛逃，拋棄整個實驗室，除非是被綁架或威脅，去法國的可能性很低。她以後出國被扣的可能性有，還是蠻大的，十分遺憾鬧到這一步。天朝說美國國務卿是中國公敵可以理解，你憑什麽說他是“人類的公敵”，他是意大利裔美國人，他起碼在歐洲有很多朋友，天朝能代表歐洲說他是“歐洲的公敵”？[Shocked]
美國有很多類似satires的雜誌或網站，以政治娛樂或諷刺過日子，我學生在學校自創一個這樣的網站，引起強烈推崇，這是他被哈佛錄取的證據之一。[Chuckle][ThumbsUp]”。Satires是諷刺與搞笑的意思。
現在水落石出了，謠言不攻自破，石正麗再發一切安好的朋友圈：“親愛的朋友，我和家人一切安好！不管有多困難，都不會出現‘叛逃’謠言中說的情況。我們沒有做錯什麽，我們心中有對科學堅定的信念。一定會有雲開日出的那一天”。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般的媒體暴力，對一個中國的傑出科學家如此瘋狂地攻擊和造謠，恐怕在科學史上都少見。這些謠言可以從民間到諾貝爾獎獲得者，從中國到美國，從研究生死亡到感染她的男朋友到現在的叛逃，網絡世界無所不能。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冠對全球的肆虐可能會改變人類的曆史進程。
以前華北淪陷時，中國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現在悲傷的世界似乎不讓石正麗有個平靜的做科學的環境。她其實別無他求，她是一個努力工作的病毒學家，一個海歸，她的貢獻之大已經具用曆史性的價值。
沒有哪一種病毒讓全球科學家放棄手中的方向轉向新冠研究，美國免疫治療的領軍人物賓大教授Carl June在自己感染新冠康複後，從他們開創的Car-T熱門領域轉向新冠病毒的研究。也沒有哪一種病毒讓世界人民這般牽掛，外行人都能說出一些專業的話題，大家更是期盼對新冠治療和疫苗研究的點滴進展，因為大家都在家裏不同程度地坐牢。而這個病毒正是在石正麗的主導下發現的，現在我們所有的關於新冠的診斷與防控都與她和她的研究所相關。
我曾經這樣總結石正麗所在的研究所的四大貢獻：1。發現新冠病毒；2。最先確定現在研究熱門的新冠病毒受體ACE2；3。找到針對新冠病毒的中和抗體；4。率先觀察到氯喹的治療效果。這四項裏程碑的貢獻中的前三項是由石正麗研究組貢獻的，第四項她也參與了。這是什麽級別的貢獻？這是應該被授予諾貝爾醫學獎的貢獻。順帶說明一下，說此話的我是寫過幾十篇關於諾貝爾獎文章的人。我還要說明的事，我至今不認識石正麗，在疫情爆發前我都不知道這個名字。
我在批駁法國諾貝爾獎得主Luc Montagnier的新冠人造學說的文章中說，論在艾滋病的基因組序列、病毒學和免疫學研究的貢獻，美國科學家Robert Gallo可以甩Montagnier幾條街，但是Montagnier仍然因為原始發現HIV病毒而與他的很不知名的法國同事分享了諾貝爾醫學獎。前耶魯教授傅新元在跟帖討論時這樣評價Montagnier: “這位法國人就是一個典型的accidental 諾獎者。就這麽一次，撞上了。基本上不算一個合格的科學家。到中國來騙吃騙喝倒是高手 [Awkward][Facepalm]”。雖然這個評論有些激進，Montagnier還是有些原創性的貢獻的。
石正麗遠不是一個靠碰運氣的潛在的諾貝爾獎得主，她的工作是係統性的，從野外考察直到分子生物學，在病毒學、免疫學和藥物治療都有傑出貢獻。她是位非常紮實的科學家，並且為人相當低調，頗有河南人的品質。
諾貝爾委員會在授獎時最為講究的就是工作的原創性，沒有比發現新冠病毒的工作更原創了，關鍵是新冠的全球影響已經超過了當年艾滋病的瘋狂程度。我經常說很多諾貝爾獎是授予單篇的論文，石正麗研究組發表在Nature上的那篇論文就是這樣的重大突破。幸好諾貝爾獎的評選是在瑞典，可以做些獨立的判斷，雖然美國科學家對提名和授獎的決定都影響巨大。如果在未來的哪一天，石正麗接到來自瑞典斯特哥爾摩的電話，我是不會吃驚的。寫於2020年05月02日。
美國當時也有不少人表現出一種“無所畏懼”的態度，甚至有兩位醫生公開呼籲，全民沒有必要隔離，感染了也無妨，感染後自然就能好，還能增強免疫力。這種觀點在疫情初期頗具煽動力，但實際上把新冠與流感混為一談是十分危險的。
即使當時一些數據認為新冠的死亡率隻是“放大版的流感”，但新冠的傳播指數遠高於流感，這意味著若放任傳播，後果將更加嚴重。
防控政策當然不應走極端，輕視新冠病毒的風險也不可承受。對年輕健康人群，新冠的死亡率可能接近或略高於流感，但對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的人群，新冠的死亡率明顯高於季節性流感。季節性流感的整體感染死亡率IFR 大約為 0.1% 左右；早期估算的新冠 IFR 在 0.5–1%，部分地區甚至更高。關於傳播指數R? ，流感的 R? 大約為 1.2–1.8，意思是每個感染者平均會傳染給 1–2 人。新冠的早期 R? 估算約 2–3，部分研究甚至高達 3–4。
瑞典當時推行“群體免疫”策略，被視為一種不同尋常的嚐試。然而事實表明，瑞典的死亡率遠高於鄰國挪威、芬蘭和丹麥，雖然低於當時疫情嚴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仍是北歐國家中最糟糕的。群體免疫可以是一個大的方向，但必須建立在對死亡率和傳播力都擁有充分認知的前提下。
那是2020年5月，美國的感染率與抗體陽性率都已相當高。相較之下，中國武漢早期公布的數據相當低，這相當令人費解。武漢在經曆了一個多月幾乎無防控的階段後，研究報告卻顯示抗體陽性率極低。這樣的結果幾乎無法用科學邏輯解釋。我當時就對此提出懷疑，如今回頭再看，那些數字幾乎可以肯定是經過嚴重粉飾和做假出來的產物。
在數據的背後，中國做事是遵循的同一種邏輯：所謂“陽性無症狀者”被排除在確診之外，抗體陽性率被刻意壓低，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目的，他們需要粉飾太平。他們要向國內外展示“中國防控的成功”“中國死亡人數極低”“中國感染率遠低於世界平均”，從而為自己的政績製造宏偉敘事。
《魚目混珠，核酸和抗體的“測不準原理” 》
加州洛杉磯北邊有家醫療機構核酸檢測了近6000人，發現7%的感染率，證明新冠病毒已經廣泛流行了。這是他們自己的資料，他們認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與流感沒有區別。
我開始不明白他們檢測的是疑似病例還是人群普查，因為這兩者是顯著不同的。原來他們開始是對有症狀者的檢測，後來包括了任何人，所以他們的數據兼具對有症狀者的檢測和人口普查的性質。他們把紐約或其他地方的非普查數據推廣到整個人群，也是不科學的。
科學上新冠當然不是流感，隻是在死亡率上比較新冠像可能是大號流感，新冠的傳播指數是流感的好幾倍。新冠幾乎是個綜合症，通過血道傳播到全身，造成血栓形成和損害心髒等多係統的表現。這裏一個很重要的病理基礎是，很多器官的上皮細胞都表達高濃度的新冠受體ACE2，也可能還有其他有待發現的輔助受體。
這二位醫生喜歡拿科學說事，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他們為從醫生衍生出來的生意人。麵對自己醫療企業的大量虧損，他們現在急了，當今形勢對大家都很難。他們建議在4月26日就逐漸解封，因為長期隔離，沒了工作大家都是死路一條。他們在比較了瑞典這個沒封的國家後，認為瑞典與嚴格封城的國家沒有太大區別。這個結論也是靠不住的，實施“群體免疫”政策的瑞典的死亡率比鄰近的挪威、芬蘭和丹麥這些小國仍然高出好幾倍，比意大利或西班牙確實低很多。視頻中的一個家夥（Dan Erickson）自稱是美國挪威後裔，另一位為Artin Massihi，他們均為醫生出身的經營急診醫療的企業主，他們麵臨強大的經濟壓力，諸如必須做出對職工減薪甚至辭退的決定。聖路易斯華大讓3,000位主要是醫學院的員工furloughed（停薪留職)，讓你出去拿政府的失業救濟三個月後再雇回來，華大仍然負責這期間的醫療保險；梅耶更厲害，讓30,000人停薪留職。
因為他們的火爆視頻違反了加州的居家令，在被觀看五百萬次後被郵管刪除了，郵管公司怕擔責任。這引發了關於美國言論自由的爭論，而在別的地方仍然可以看見他們的視頻, 美國的可貴之處就是她永遠允許不同的聲音。
我覺得新冠的死亡率可能是流感的幾倍，流感的為0.1%，新冠可能是0.5%左右。在美國還是應該采用戴口罩等防護措施，現在紐約亞裔占總感染人群的比例已達11.7%, 考慮所占人口比重（亞裔占5.9%）這數據是驚人的高，而占多數的白人隻有9.1%，說明大多數在美國的華裔謀生不容易。
我也不同意他們所述的短暫居家隔離1-2個月會影響整體免疫力，因為人與病原微生物共生狀態的形成是個長期的過程，不在乎這麽短的時間，雖然長期會有問題。與我對武漢封城的態度是一樣的，長期封城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會更多，對社會的損害會更深遠。這家醫療企業主要是不滿加州的居家令，但是他們也助漲了抗議潮，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現在美國仍然處在高峰期。
但是有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群體免疫是陽光大道。群體免疫絕非反對防控與治療，它隻是一個自然過程，無法抗拒的。別相信天朝的數據，技術與西方不在一個層麵上，恐怕非專業廠商一哄而上，讓人讀的那些IgM或IgG的條帶，為染料都難說。我始終不明白天朝的一流實驗室為什麽不能帶動檢測或實驗試劑領域的發展？擺在我們麵前的現實是：因工匠精神缺失而測不準人群的病毒，天朝很缺乏高質量去重複完成某項工藝的傳統。
看見武漢的專業人士這樣留言：“武漢現在仍然很危險，即使持續零病例”，我覺得這前後矛盾的說法是莫明奇妙，既然零病例了，為什麽還覺得很危險？唯一的解釋是，武漢不僅核酸測不準，抗體也讀不準，弄出的奇葩數據隻是給了小粉紅們攻擊西方的子彈。
還是中國醫科院院長王辰說了良心話，天朝抗新冠打的是社會戰役，科學戰役不如人家，現轉錄他的原話：“在新冠病毒的科技研究上我們現在到底是一個什麽狀態，也必須頭腦清楚，眼光不能偏狹，要認清楚自己到底是個什麽樣的狀態。當我們還為這些假陽性、假陰性，尤其假陰性所困惑的時候，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有的國家已經是一滴指血十分鍾，就能準確率很高的測出來了，已經可以分發到家庭裏邊兒，像糖尿病一樣的自己測一下填報了。我們在這場戰役中，現在打的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組織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有嗎？有，但是打得特漂亮嗎？這個留給以後評價，留給在跟其他的國家的比較中去評價”。
這次曝露出科研與應用嚴重脫節，中國人在技術方麵是魚目混珠，我看見國內非專業人士也在開發抗體了，把我嚇了一跳。同濟群討論很多，中國和美國對新冠診斷的定義與死亡人數的統計標準都不同，我們不能將中美的數據做橫向的比較。有人估算過，如果按照天朝的計算標準，美國診斷新冠不是108萬而是隻有23萬。
我們麵對的是同一個病毒，美國有很多亞裔中存在對這種病毒的抗體，特別是加州公司測出大量陽性感染中應該包括亞裔，而武漢作為感染重鎮，測了不少但是整座城的抗體陽性率不高。隻有兩個可能，測了不報和技術不過關，前麵隻有天知道，現在看來後麵的可能性也比較大，那就是試劑不過關而測不準。
不僅是與美國加州或紐約比較，現在連生物科技不太發達的俄羅斯都在人群中測出了大量的抗體，為什麽武漢就測不準抗體？這不符合我們的科學認知。海森伯格測不準理論說的是自然界永遠不能同時準確測出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從哲學或者心理學上解釋則是我們應該滿足相對正確的結果，因為永遠不可能完美無暇，這也是為什麽OCD（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強迫症是一種病的原因。
我曾經去哥本哈根的波爾研究所參觀，寫過文章探討玻爾與海森伯森在二戰期間的著名麵談。中國人測不準抗體似乎與測不準原理無關，中國人遠沒有達到OCD那般的精細程度。中國一流實驗室的試劑與材料幾乎全都是用進口的，中國供給實驗試劑的製造工藝仍然落後，造成中國出來的有些研究具有相當的高品質但是出口試劑卻讓人退貨的嚴重脫節現實。加上現在一哄而上的測試，數據很可能是糊弄人的，正好創造感染人數奇低的假象。以國家投入在武漢的幾十萬醫護人員計算，平均是每五至七位醫護人員照顧一個病人。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數據已經成為21世紀的大笑話。
我絲毫不否認中國在控製疫情方麵的成就，也欣賞他們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努力。但是科學還是有規律和內在的邏輯的，如果測得準，在如此龐大的人群裏，在近期絕對不可能出現零感染，這是逆數學、物質和生物醫學規律的，為夜大學畢業的人下達的任務。下屬不能完成後，就隻有造假一條路可以走了。
10塊美金同時測核酸和抗體，這是在測試還是直接寫結果？轉自一位專業作者的留言：“國內當前最熱的詞是什麽？毫無疑問是核酸檢測！本文總結了目前武漢新冠病毒檢測市場的一些亂象，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由於衛健部門和教育部門缺乏溝通協調，已有公司在承接區級畢業班檢測業務後，欲以核酸+抗體每人70元的價格轉包！”
看見這些信息，我在美國的免疫學家朋友是這樣說的：“不是沒有可能！上世紀九十年代，PCR檢測技術開始普及，我去廣州為一家生物製劑公司（隱去名字）提供技術輔導。他們的技術主管領我到一家傳染病醫院（匿名）實地考察，我就親眼看見他們收到血樣和一摞化驗單。血標本還沒處理，旁邊啪啪啪化驗單都敲上陰性的圖章。我當時沒有言語，事後問這個技術主管，他說醫生為了拿回扣（當時非常誘人)，大力給病人推薦"新技術"（其實當時還沒獲批）。病人根本沒有臨床指征也開PCR檢查單子。敲上陰性結果99%不會出錯[捂臉]”。
最後談談與所有診斷試驗相關的敏感度和特異性，可見文後的四方塊圖解，為考醫生執照的必備知識，不去複習總會弄混。簡單說來擁有四項數據：左側是得病的人，右側是沒有疾病的人群，上方是檢測的陽性結果，下方是陰性結果。左上角a=真陽性，左下角c=假陰性，敏感度=a/a+c。這裏很容易理解，該檢測方法應該在得病人群中測到了多少陽性的人，百分比越高該方法越靈敏。這裏存在真陽性實為假陽性的可能，如果用該檢測方法診斷了的病人，最後通過臨床和其他方法確認他們其實未患該疾病，說明這種診斷方法太靈敏了。
四方塊的右上方b=假陽性，未患感染者卻呈現陽性檢查結果，d=真陰性，開始診斷未患病的人確實沒有感染，特異性=d/b+d, 這能判定沒有患病的肯定程度。應用到新冠感染，該方法沒有測出你有抗體，說明你有多大可能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如果你的免疫係統健全和新冠可以刺激所用人產生免疫反應的話。如果特異性低，說明陰性結果中還有感染者。
最理想的狀態是敏感度和特異性都很高，Roche的抗體測定的敏感度和特異性分別是100%和99.8%。這種情況較難出現，敏感度和特異性通常呈現反向走向，高敏感度會導致低特異性，高特異性則伴隨低敏感度，這些屬於需要谘詢統計學家的專業知識。
美國Any Lab Test Now的新冠抗體的檢查試驗的敏感度是89.89%，特異性是97.5%，我們不知道天朝的抗體檢測的數據。我也沒有查到Roche核酸檢測敏感度的數據，天朝早期核酸測定的假陰性率高達60%以上，也就是說敏感度隻有30%左右，基本上不是海森伯格測不準原理的測不準。寫於2020年05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