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2、19日講座】
當2024川普率先拿到270張選舉人票以及共和黨取得參眾兩院多數票時，“右派重大勝利”、“美國選情……全麵右轉”、“新右派崛起”等聲音便不絕於耳。在這一聲勢下，包括2022年梅洛尼贏得意大利大選，2023年米萊贏得阿根廷大選，2025年位列第二的選擇黨被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定性為“明確的極右翼勢力”……於是“右派”、“右翼民粹主義者”、“新右翼”、“極右派政黨”、“極右翼聯盟”充斥世界各種語言中，中文圈的各色評論家們趕場式地在“左”、“右”話術中忙著指點江山，全然不管自己輸出的到底是什麽東西，或者可以借用中山大學曆史學副教授肖瑜博士的一句話：“很多人在網絡山高呼著‘左’或者‘右’的標誌性口號，去攻擊別人的時候，他們能分清楚什麽是左和右嗎？”
一、坐席和身份確實分不清“左右”
是的，能否分清“左”、“右”，的確是個認知大考驗，而據我的觀察看，不僅中文圈，就是英文圈，真沒幾個人能分清。我敢下這樣的判斷，當然有足夠的依據：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些流行的假共識，就是“左右”之分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先來看名流學者們的言論：號稱“中右”而被譽為自由“左派”的張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寫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製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號稱保守主義者而被歸為“右”的劉軍寧博士，在其名作《保守主義》中寫道：“左與右從單純的方位用詞變成一種政治標簽，起源於1789年法國國民會議中的坐席位置。‘第三等級’作為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坐在左邊，保守的一方坐在右邊。從此，左與右從會場上的坐席位置，變成了政治方位與標簽。”這兩位分別來自法學和政治學的專業背景，曆史學科班出身的肖瑜教授說：“法國大革命時代，在最初的會議上，保守派、溫和派或者保王黨人，都坐在會議的右邊，而主張激進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都坐在左邊，從此就產生了‘左翼’和‘右翼’這兩種稱呼。”
三位名流學者的說法，差不多可以涵蓋中文圈的全部共識，但我不得不說，這個共識，實在是一鍋事實不清的亂燉。原因很簡單：
第一，1789年5月5日開始的那次三級會議上，會議場所是臨時改建的凡爾賽宮的宴樂廳（Salle des Menus-Plaisirs），坐在國王或主席台右側是教士代表、左側是貴族代表，第三等級坐在對麵。從坐席方位和人員來說，哪裏有什麽“左”邊是雅各賓第三等級、造反的、叛逆的，“右”邊是保皇派、保守的之說呢？哪裏有什麽座位方位決定“左右”的說法呢？
就算三級會議從5月4日開始算，那天因為要點名核實人數，的確有第三等級的部分代表坐在聖母教堂的祭壇左邊，但是他們坐在同樣在左邊的貴族後邊，而另外一部分則坐在祭壇右邊教士階層的後邊，也就是兩邊都有第三等級。
或者再往前追溯，會議記錄上顯示，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有一次第三等級的部分代表坐在主席台左側、部分貴族坐在右側的記錄，但這次情形是這些貴族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要到教士所在的會議廳去尋求支持。
因此，通常流傳的三級會議召開時，座次和人員分布決定“左右”政治立場，並賦予什麽造反、支持、激進等修辭，根本找不到史料證據。由此也可以說，張千帆教授所說，完全是想當然，劉軍寧博士所說的座位決定“左右”的政治標簽，也是不著邊際。如果肖瑜博士所說的“最初的會議”，是指5月5日，那他可能也在批評自己也分不清“什麽是左和右”。
不過，劉軍寧博士的說法有些籠統，可能還指另外的會議場所，我給大家一一考證一下。
三級會議後，宴樂廳成了第三等級議事的專門大廳，沒有貴族和教士，所以不可能出現座次左右的問題。6月20日，第三等級宣布成立“國民議會”後3天，宴樂廳被暫停使用，第三等級不得不移步到一座簡陋的室內運動場，約40米長，15米寬，空間狹窄，四周無固定座位。在這裏，576（577）名議員，發表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言”。這時，因為都是第三等級，又沒有座位，所以不可能是座位決定“左右”。6月20日之後，第三等級又回到宴樂廳。6月27日國王宣布三個等級合並為國民製憲議會。接下來是8月主要討論《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每一條以及最終17條的文本，基本都是壓倒性表決，所以不可能存在“左右”問題。再接下來就是網絡上流傳很廣的“左右起源”於9月11日，因為這一天涉及國王是否有權否決議會的決議，最終投票的結果是673：325，反對通過授予國王懸置否決權（veto suspensif）。其實，不必做“左右”坐席的研究，因為這個結果已經表明，673人如果都是坐在左邊或持“左”的立場，那這其中肯定包含了至少173個教士和貴族，而且還需要保證第三等級的500個代表全部到場、且投票全部一致，否則“左右起源”於這一議題的投票，就是站不住腳的。10月6號後，受遊行人員的影響，國民議會處在斷斷續續開會和等待巴黎新會場期間。10月19日議會遷至巴黎大主教宮（Palais de l’Archevêché），那裏的會議廳較小，約可容納800人，空間狹窄，無法分左右坐席。
再然後就是1790年元月開始的新會議地點——杜伊勒裏宮（Tuileries Palace）的馬術廳。這個大廳從形象上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座位的左右，但是如果真的身臨其境或動腦想一想，就會做一個常識判斷：不可能。因為：
其一，大廳是一個長約51米、寬約15的矩形，南北兩側各有6排椅子，加上東西兩側的弧形地帶，都是議員代表的坐席。主席台在南側居中，發言人在北側居中。這個空間雖然原計劃容納1300人，但根據與會者留下的回憶看，即便每次會議出席900人[①]，也相當擁擠。而且不容易對號入座，都是隨意而坐。況且，主席台左右各隻能容納200人左右，並不具備提煉出“左右敘事”的要素。
其二，根據法國的議會檔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第9卷記載：1790年1月表決1789年11月9號討論的議題——行政區劃改革，雖然略有分歧，但結果順利達成一致意見，分不出什麽左派、右派，更談不上什麽“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可能存在左右之分的是另一個議題：激進派主張沒收或國有化教會財產，保守派認為教會財產神聖不可侵犯。11月29日的表決結果是568：346。再比如1791年9月10日，就立法機關的組織形式進行表決時，結果是849：89通過一院製，兩院製被否定。我請問，這568和849人，都是第三等級嗎？左邊坐得下這麽多人嗎？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差額人數，算“左”還是“右”呢？
因此說，整個國民製憲會議期間，也就是1791年9月前，也不可能存在方位上的“左”與“右”標誌或方位決定政治立場之說。至於議員們根據政治立場的左右分座，或右邊的長凳由君主派等保守派占據、左邊的長凳由激進派占據等流行說法，都不過是一種曆史的以訛傳訛，都是閉著眼睛想象曆史的盲從跟風。
第二，如果說第三等級就是反對舊體製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或造反派，教士和貴族就是維護舊體製的守舊派或保皇派，那怎麽解釋眾多的特例代表呢？
比如第三等級的領軍人物西耶斯神父（Emmanuel-Joseph Sieyès，也譯為西哀士），該算哪一派呢？因為他一方麵撰寫了極具煽動的《什麽是第三等級?》，其中寫道：“第三等級是什麽？是一切，是整個國家；第三等級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麽？什麽也不是；第三等級要求什麽？要求取得某種地位。”另一方麵他又很保守地反對廢除“什一稅”和沒收教會土地。
還有非常具有話語權的出身伯爵的米拉波（Honoré-Gabriel Mirabeau），作為第三等級代表，主張各等級可以作為一個整體開會，每個代表都有一票表決權。這個主張在當時是比較激進的，包括大力支持政府印發紙幣，但他在6月17日的第三等級辯論是否獨立行使國家權力時卻提醒代表們說：空洞的言辭無法鞏固你們的榮耀，唯有明智的審議和克製的行動才能做到。之後的他還不讚成廢除封建製度，也不讚成抽象的《人權與公民宣言》，更主張法國應該堅持君主立憲製，並試圖保護國王路易十六。
一直被稱為雅各賓俱樂部傑出成員、也是三級會議期間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的安托萬·巴納夫（Antoine Barnave），此前參與了對君主製、神職人員、羅馬天主教會財產和外省議會的攻擊，但在巴士底獄事件後，看到底層群眾的力量可能導致政治混亂，就希望保住君主立憲製化解危機。
在第三等級準備宣布非常時期將代表三級會議行使權力時，裏昂選區的議員尼古拉·貝加斯（Nicolas Bergasse），曾提出一項更具調解性的動議，呼籲進行共同審議，暫不采取立即與第一、第二等級決裂的行動。這種審慎、保守的動議，雖然在表決時被否決，但仍有約80人讚成。這些讚成的人，難道應該被歸到革命派、造反派中嗎？
作為另一風雲人物的穆尼埃(Jean Joseph Mounier)，起初宣稱支持第三等級與教士和貴族等級合並，之後還發起著名的網球場宣言，但卻在複雜心態下起草了《人權與公民宣言》，後又於1789年8月創立君主黨，成員包括三級會議的另外幾個代表，比如貴族拉利·托倫達爾（Lally-Tollendal）、貴族克萊蒙·托內爾（Clermont-Tonnerre）和土倫港總督馬盧埃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Malouet）。這幾位不久後都被視為保皇黨、保守派，備受國民製憲議會左翼、旁聽席上的觀眾和“愛國媒體”的批評。
各位說，這麽多本身是教士或貴族的第三等級代表，或者有時激進，有時又保守，到底是屬於造反的“左”還是保守的“右”呢？
第三，備受詬病的所謂特權階級，真的都是眾誌成城地隻為爭取和捍衛本階級利益嗎？
教士團體中，300人左右的代表中隻有51人是主教，算是有特權，但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普通的教區神父，有什麽特權可享嗎？如果是主教身份就必然維護本階級利益，那怎麽解釋5月4日三級會議開場儀式中，作為教士代表的南錫主教亨利·德拉·法爾博士（Anne-Louis-Henri de La Fare），在彌撒之後做了布道演講，其中直接批評宮廷的奢侈，也倡導稅收改革和行政簡化。如果要讚美法國大革命，那首先就要讚美南錫主教，是他的布道讓第三等級在分組排序上有了不滿，並影響到對傳統投票規則的不滿。還有讓-西弗蘭·莫裏神父（Jean-Sifrein Maury），幾乎總是反對米拉波等激進派的主張，如果據此說他是舊製度的捍衛者，那麽他捍衛教會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警告政府濫發紙幣是信用自殺，難道不是代表法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正義在說話嗎？而且，1789年6月6日，也就是三級會議難產後，就有163個教士加入第三等級。該怎麽評判這些人的舉動呢？
我這裏不得不說，這世界的確有一批黑格爾所說的精神黑暗的人群，他們一方麵習慣以本土思維和文化看世界，不管世界本身如何，都隻能被降格到本土層次，不然理解不了；另一方麵他們從小養成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地認為某一階級就隻代表本階級的利益，不會考慮公共利益和社會公義。我認為，這種低端文化的民族特色，是魯迅、胡適等人當年忽略的最強國民劣根性。
貴族階層也是分為三六九等，既有親王、世襲貴族，也有公爵、伯爵的頭銜，還有憑借從軍經曆而獲得貴族頭銜和過著很簡樸生活的鄉村貴族。而且“網球場宣言”後5天，奧爾良公爵率領47位貴族加入第三等級，與此前加入的教士階層，共同構成國民會議。這些貴族中不乏家世顯赫者，比如既曾是親王又是主教的德塔列朗-佩裏戈爾（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國民製憲會議上與米拉波等一起強烈反對教權，還參與起草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關於將教士財產交由國家支配的法令》和《教士公民憲法》，後兩者就是教會國有化的法律文件，也就是他站在了反對本階級的立場上。
這些離開原來所在階層的教士和貴族，在言論與行為方麵絲毫不遜色第三等級，是不是也可以說他們是“造反的”、“叛逆的”“左派”呢？
第四，不管是第三等級，還是國民議會，根本談不上由雅各賓派代表，因為起初這批人集會可以稱為“布列塔尼俱樂部”（Club Breton），1790年初才搬到雅各賓修道院，然後曆史上才有了“雅各賓俱樂部”以及“雅各賓派”的術語。而且，即便有了雅各賓俱樂部，也不是如後來人所想象的那樣，他們迅速就主導了議會的權力格局，因為國民製憲會議中占多數的是溫和派。包括網球場宣言後絕大多數第三等級代表，都對局勢的變壞表示擔憂，不知何去何從，並沒有直接選擇與雅各賓派站在一起。
就是1791年10月到1792年9月間的國民立法會議中，也很難說“左”與“右”陣營明顯。因為根據製憲會議決定，議員不允許連任，所以重新選舉出了745位新議員，而眾所周知的馬拉、羅伯斯庇爾、羅丹等典型左派，以及又激進又保守的米拉波、西耶斯等，已經不在立法會議之列了。這是其一。
其二，立法會議期間，不管是一度占據主導地位的右派——斐揚派，還是通常所說的左派——吉倫特派成為強勢，二者都隻占議員總數的20-25%左右，所謂中間派的“平原派”（占比為40-45%）才是多數，絕對的左派山嶽派或雅各賓派僅有60人左右，占比為8%。其中有些時候，如果因為吉倫特派更堅持擴展民主、對外戰爭而與山嶽派聯手，可以被描述為“左”，斐揚派因為支持君主立憲、反對進一步民主可以被說成是“右”，但是吉倫特派在法國社會問題上相當溫和，前期支持君主製，後來才轉向溫和共和製；斐揚派雖原本屬於雅各賓派，但因不讚同激進革命而分離出來，並支持君主製和溫和改革。所以，該說這兩個派屬於“左”還是“右”？還是說一會“左”一會“右”呢？人數更多的並沒有明確立場的平原派呢？他們有時候支持斐揚派，有時候支持吉倫特派，可以說是變化莫測的“騎牆派”。其中伯特蘭·巴雷爾（Bertrand Barère）最具代表性，他一會加入雅各賓派，一會脫離，一會是平原派的領軍人物，一會支持君主製，一會又重新加入雅各賓派，簡直可以說是“變色龍”。包括曾出任過製憲會議主席的皮埃爾·杜邦（Dupont de Nemours），前期曾支持革命，卻堅決反對政府印發紙幣（Assignat，阿西尼亞票），預言紙幣必將導致通貨膨脹與社會崩潰。各位說，巴雷爾和杜邦，是“左”還是“右”？
經過以上考證和辨析，可以得出結論：中文圈流行並達成共識的“左右起源”說，都是與曆史無關的假共識和假常識。遺憾的是，不認真做學問的學者們一本正經地亂說，芸芸大眾就更自以為是地在各種媒體中亂傳，然後全世界歡歡喜喜地攜手走進話語陷阱。對此我想深入闡發一下，也就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普遍受騙的原因，除了世人不認真讀書、不喜歡追求真理外，還有基因和文化心理中，習慣站在階級立場和整體主義思維去看待世界。這一點，整個西方世界，也沒好到哪裏去。
二、能夠被確立和被識別的“左”
一個共識是，“左”的淵源和界定，的確來自法國大革命。
盡管從1789年5月的三級會議，到6月的網球場宣言的國民會議，並不存在明顯的造反和叛逆的“左派”，也沒有“左派”或“左翼”的命名，但可以確認“左”的曆史事實和意義上的存在。
這個事實是一個過程，起因在於議會在一個月裏不能做出選舉決議，處於貧窮、憤怒、謠言、恐懼和狂熱中的底層民眾，在謠言滿天飛中已經開始製造混亂和暴力事件了，比如7月12日財政部長內克爾（Jacques Necker）被解職後，巴黎民眾夜間開始圍堵街道，婦女們挖出鋪路石，更為激進的民眾在一些精英的帶領下，襲擊派駐巴黎的巡視部隊。另外一些人在各個海關關口製造騷亂，襲擊囤積糧食的嫌疑人和修道院，甚至本來為阻止暴力的王室部隊，也臨陣倒戈站到暴力民眾一邊。然後就是7月14日的著名的被訛傳的攻占巴士底獄，守衛軍官被殺，頭顱被暴亂者用長矛挑著遊街示眾。再後的7月22日，財政大臣福隆（Joseph-François Foullon de Doué）和他的女婿巴黎物資總管貝爾蒂·德·索維尼（Bertier de Sauvigny）僅僅是被懷疑囤積糧食就被公開斬首，民眾還將福隆的心髒掏出來帶進會議廳。對此，曆史學家法爾格（Farge）在《脆弱的生活》中就寫道：“整個城市被戾氣籠罩，任何瑣碎的原因都可能成為攻擊整個統治階層的導火索。”在場者的國民公會成員也是啟蒙作家的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83年的著作中寫道：“一旦鎮壓力度有所緩和，混亂和無序的狀況將無法控製。這些叛亂者將采取最暴力的方式，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他們。”勒龐在幾年後寫作的《烏合之眾》非常鮮活又力透紙背指出，這種大眾群體心裏的極端性和易變性。
正是在如何應對這些烏合之眾和血腥暴力事件中，國民製憲會議中的派係分化才開始，比如布列塔尼俱樂部中的少數激進派，在1789年8月4日主導的廢除領主特權會議上，成功地將三個等級的激進代表和巴黎民眾帶進狂熱和歡慶中，然後就是在激進與溫和的爭辯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布裏索）中，出爐了流傳甚廣又充滿原罪的《人權與公民宣言》。接著是1790年夏天成立的科德利埃俱樂部，自命為被壓迫者的保護者、弊端的改革者，並在1791年6月20、21日國王路易十六逃走不成被抓後，起草了廢黜國王和建立共和國的請願書。這其中，激進分子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等“功不可沒”，因為他們知道，若不激進，就不能被大眾推舉。
盡管從1789年5月5日-1791年7月16日間，激進派並不占議會的主流，反而是尋求改革但又相對溫和的人士居多，但作為天生的廣場運動的精英們，能夠充分結合和利用“愚蠢和對政治一無所知”（梅西耶）的烏合之眾，擴大和加速社會暴力。其中1789年7月17日的戰神廣場事件是催化劑，之後隨著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包括溫和的斐揚派、吉倫特派等受新形勢影響不斷妥協，激進的雅各賓派則借機不斷造勢、上位。之後的曆史就是國王和王後被送上斷頭台，吉倫特派被送上斷頭台。同時，羅伯斯庇爾等政界精英與媒體精英埃貝爾（Jacques-René Hébert）充分利用底層的暴民，處決了未經審判的數萬人。同時修道院的財產被瓜分，各種敵基督的事件層出不窮，整個法國陷於極權恐怖和血腥暴力之中。
這其中，記者出身的無神論者埃貝爾的經曆比較有代表性，比如1790年-1791年間，他在自己創辦的報紙上支持君主立憲製和路易十六，但同時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保守派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莫裏神父。戰神廣場事件發生，他態度大變，簽署請願書要求路易十六退位，等路易十六逃走後，他在報紙上采取訴諸普羅大眾的方式，攻擊國王路易十六和教皇庇護六世。1792年9月，他與激進派馬拉一起煽動領導了針對監獄犯人、教士的“九月屠殺”，並且抨擊吉倫特派太溫和。1793年，他因推動全麵限價令而被捕，但在無套褲漢的支持下三天就獲釋，然後組織巴黎各街區民眾到國民公會外抗議，要求進行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麵包固定價格，並取消對無套褲漢選舉權的限製，然後脅迫國民公會逮捕31名吉倫特派的領導人。之後連激進代表丹東、羅伯斯庇爾，都成了他批判的對象。不僅如此，他還與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等發起以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為新宗教，並暴力去除基督教，驅逐神職人員，封閉教堂，取消公民的禮拜，大規模毀損宗教古跡，取締宗教教育，強迫神職人員結婚和絕棄他們的神職，對不服從者直接判刑定為死罪。這時他完全忘記自己親身參與製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第十七條就規定：“財產是社會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削。”埃貝爾不斷走向激進的演變曆程，也是那些激進主義者的集體寫照。
據此可以得出結論，“左”與“極左”等激進的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是在精英引領和底層民眾或民粹的互動中逐漸演進形成的，並非是先有了“左右”立場，然去選擇落座，再推動革命的發展。
作為法語的詞匯——“左派”，很可能滯後於法國大革命，比如我通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數字圖書館檢索到，波旁王朝複辟時期的1821年1月1日《通用匯編》（Tablettes universelles）上刊登了一個議員的發言：“據說我是站在反對派的一邊的。（左派：是的！是的！）也有人說我是被反對派帶進部裏的，（是的！是真的！）我是被國王的選擇帶到了那裏的。我曾經投過反對派的票，極左者則不然。”（M. le garde des sceaux : On prétend que je me suis rangé du côté del’opposition. ( A gauche : Oui ! oui ! ) On dit aussi que j’ai été porté auministère par l’opposition. ( Oui ! c’est vrai ! ) J’y ai été porté par lechoix du roi : à une seule époque j’ai voté avec l’opposition. Avecl’extrême gauche, jamais.）我不能確定這是不是最早使用“左”的文字記錄，但我確實在此前的文獻中沒有檢索到相關證據。之後是1825年發現幾處，1849年的《人民報》還使用了“極左分子”、“極左勢力”等用語。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左”或“極左”，何以會發生呢？在方式和手段上，何以一定要激進再激進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很複雜，需要寫上幾本書，但如果做個簡單回應，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在原因和特點的探討上，根據法國大革命的實踐，在學理上做一個高度概括：從馬拉、埃貝爾、羅伯斯庇爾等精英一麵來說，有很多幕後或深層次的原因和特點，比如深受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以及稍早的愛德華·赫伯特的自然神論、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的影響，包括積極倡導以人為本、權力平等，無限推崇人的理性，並以之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全麵反叛和醜化基督教，意圖摧毀法國社會的固有傳統、文化，號召人們放棄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然後在人間建造美麗新世界，並且他們自認為富有這樣的時代使命。為此不管是個人還是一群體，在方式和手段上必然會不斷從激進走向更激進，因為他們自信真理在握，就會在頭腦和思想、意識中認定自己的行動與目標不但完全一致，而且能夠保證這個一致絕對會被實現，因此那些深思熟慮的人，堅守法治秩序的人，遇到困難和挑戰就可能會暫停行動的人，都被視為成功路上的絆腳石，必然要排除。同時，他們深知法國的社會秩序會限製他們的行動，為此需要更大量的盟軍——底層民粹和青年學生，然後進行宣傳和煽動，胃口吊足，大餅畫好，乘亂而上，或溫和推進，或激烈進行，但共性是唯我獨尊、不擇手段、不怕犧牲（自己和別人），當然也不畏懼以革命、正義的名義使用暴力。這股左翼思潮，在18世紀的歐洲大陸興起，並借著法國的各種社會危機，上演了人類第一次革命極權的嚐試。
雖然大革命的教訓很慘痛，柏克、托克維爾當年也做了深度剖析和反省，但是濫用平等、自由和人權的衝動與訴求，已然在歐洲紮下根，並經由19世紀的不斷探索，包括由前期的暴力奪權論，演變為後期的通過普選實行和平過渡，期間產生形形色色、異彩紛呈的社會主義，比如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還有中文世界鮮見的布朗基主義、伊卡利亞社會主義、李嘉圖社會主義、中歐人民社會主義、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等，以及難以計數的各種社會黨、工人黨、憲章派、勞工聯盟、左翼政黨、民主黨、工會等幾十種，輪番地、持續不斷地向歐洲千百年來傳統社會秩序——個人主義和小政府主義，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發起攻堅戰。
攻堅的結果是，20世紀的歐洲，一方麵在激進“極左”的手段下迅速贏得了勝利，比如蘇俄、法西斯和納粹，並在其後從西向東得到傳承和發揚光大；另一方麵溫和的“左”則憑借“費邊戰略”，在法國、德國和英國逐漸占得上風，並在“二戰”後深度影響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不甘心被歐洲人嘲笑太落伍，早已迎頭趕上，美國雖然半推半就卻難擋誘惑。為此，號稱“中間偏左”的哲學教授周廉，在《華人川普主義者的三個迷思》中欣喜地寫道：“更加符合事實的判斷是，美國正在朝著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邁進。隻要不搞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製，確保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國社會的整體左移趨勢就與哈耶克擔心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周教授很睿智地看到美國的變化，即追隨歐洲更加社會民主主義，這個事實判斷是不錯的。不過，他對於美國在這一變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包括直接涉及他在文章中設定的那幾個條件，卻缺乏事實和價值的雙重判斷，似乎在沒有看到哈耶克批評的“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製”到來前，會很哲學、很人大[②]地繼續為自己的“左派”思想辯護，完全不顧及美國正在告別建國之父們的那套政治理念和200年的社會民情。
有一種論調很流行，比如北大的賀衛方教授說：“中國人一看到左，就把中國的左想象成民主黨。”曆史評論家張鳴教授也說：“中國與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這套說辭之所以在中文圈頗有輿論市場，是因為肉眼可見的是：國情不同，體製差異巨大，簡直可以說天壤之別，於是便達成共識。是的，如果將目光僅僅放在當下，那自然是可以這樣說的，但如果目光高遠一點或者可以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意識到全世界的“左”，宗師其實都是一個人，不同在於，有些國家繼承了其青年時代的思想，歐美國度則繼承了其晚年的思想。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因為一條藤結的兩個瓜，外表縱使看上去美醜分明，但DNA不會有什麽本質區別，不分國家和民族。但是理解這一點很難，所以作為中國式“右”派而實際是“左派”的賀教授，麵對美國就隻能帶頭自歎“迷失”“政治方向”了。
中文圈的自由左派因為缺失真相，所以特別喜歡抽象地談問題，願意強調和突出“溫和左”與“極左”在手段和方式上的差異，卻看不到溫水煮青蛙與開水燙青蛙有著同樣的歸宿。也就是說，“左”在態度、手段和方式上，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注定有一樣的結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紀前期的德國和20世紀後期的阿根廷，前者“極左”、後者“溫和左”，但最終殊途同歸。本來這兩個樣本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可是相信理性建構的歐美左翼，不但不願意承認他們失敗，還像20世紀前期那些前輩左翼一樣不是甩鍋說納粹和法西斯是“極右”，就是辯解說他們的嚐試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於是當下的歐美各國，合起夥來妄圖在製度、文化、大學和媒體等全領域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結果是大政府介入和管製已經不止是經濟領域，高福利造成的財政緊張越來越難以維係，高稅收已經讓各國處在發展的瓶頸中，負債率已經居於高風險區域，變相言論管控以及有選擇性地執法已經不是新鮮事情，甚至人口正常更替都成了問題不得不靠移民彌補。
中文圈的那些名流教授們，或者因為生性“石心”在“左”，或者被歐美“左派”文化熏陶醉倒，於是也特別喜歡扮演救世主，一邊自居公正地讚美著美國向社會民主主義邁進，一邊倚靠著危樓左手持矛右手握盾地引領中文圈的輿論潮流，直讓人懷疑知識精英到底還能不能扮演富有前瞻性的“眼睛”或“大腦”職能。
三、“右”不是實有而是話語建構
在“左右話語”的輿論潮流中，還流行著更“高級”的認知，比如賀衛方教授在2021年的《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中曾說：“一個健全的西方民主、憲政、法治體製下，在資本主義的正軌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在距離馬克思很久之前英國就有輝格黨，也有托利黨，在美國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這真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鍾擺效應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會周期性的有所調整。”
與這種觀點相類似的言論還有很多，比如孫立平教授說：“不在左右，而在是否極端”；許紀霖教授說：美國兩黨“有右翼的極端，有左翼的極端，兩個極端是沒有妥協的餘地”；秦暉教授說：“極右”離“極左”“咫尺之遙”，“有相同的‘根’”，都導致極權。查理·柯克被謀殺後，昔日的“朝陽女俠”更是瀟灑地攜手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裏茨克（Jay Robert Pritzker）同聲說：不能把查理之死僅僅歸結為“左瘋”，“美國社會左右極化造成的社會撕裂，才是查理·柯克的真正死因”。
這些言論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論，因為極端總是不好的，社會撕裂也是不好的，可關鍵的問題是，作為現實世界的政治光譜，真的存在“右”嗎？或者中文世界普遍在說的“右”，真的有實指並在“極化”中撕裂社會嗎？這一點，我還檢索過德語、西班牙語，結果和中文一樣。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以為首先要還原到最初的語境——法國大革命。
按照流行的觀點，“右”雖然沒有實際的“座位”，但指向是確定的，也就是與第三等級持相反意見的那批人，包括國王、貴族和教士等特權階層。可曆史的事實顯示，這個流行觀點根本禁不住推敲：
第一，路易十六的口碑在流行觀點中不怎麽好，可他當年是一個推行改革開放的國王，比如任用改革派財政大臣、廢除了某些勞役、改革司法、支持農業、鼓勵貿易、減低民眾負擔等，甚至一度采納了削減特權、自由化經濟措施、廢除行會、減少關稅等建言，乃至試圖對貴族和教士征稅。雖然在召開三級會議的問題上比較被動，但並非是人們想象得那般頑固、守舊。或者說，路易十六就是那種典型的改革過程沒有把控好局勢而失敗的領導人，中文叫“改革死”，就像大清帝國後來遭遇辛亥革命一樣，起因也是試行新政。
同樣名聲不好的貴族呢？可以說，三級會議能夠召開，直接動因就是1787年5月“貴人會議”遭解散後，導致包括長袍貴族們在內的“貴族反叛”，並施加持續壓力，迫使路易十六召開了三級會議。要知道上一次的三級會議是175年前的1614年，足見貴族們的決心和行動力，多麽富有成效。對此，當年的貴族夏多布裏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就曾說：“貴族使革命開始。”[③]那麽，這個時候的貴族們應該被定性為“右”嗎？
與貴族階層一樣，教士階層也是其中的改革動力。這一點前麵已經例舉過。
所以，不管國王還是貴族和主教，在那時總體上來說都是改革派，或者至少都懷著改革目的，因而同意了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超過貴族和教士兩個階層的總和。（實際到會代表1139人，其中291人是神職人員，270名是貴族，578人是第三階級。）這樣的局麵，某種程度上已說明他們的包容和改革的決心。因此說，三個等級之間的矛盾，不應該被誇大，否則就是階級決定論下的思想後遺症。
第二，曆史的複雜和戲劇性在於，三個懷著共同心願和目的的等級，在會議剛開始的投票規則上發生激烈衝突，即是更遵照上一屆三級會議的傳統按級投票（三個等級內部投票，然後贏家通吃，作為一票，類似美國的選舉製），還是改革實行全新的一人一票。
這個問題在已經接受普選製為善或先進的人看來，好像很簡單，但在當年，代表權和投票權，直接涉及到傳統秩序或規則，是否需要調整，也涉及到投票結果是否更有利於某一等級等問題。對此，貴族和教士等級主張按照傳統慣例，第三等級主張打破慣例實行一人一票。這時，應該說遵照傳統和慣例的貴族和教士就是“右”嗎？或者可以問，被命名或歸檔為“右”就意味著腐朽、落後和不進步嗎？
我的意思是，如果各位直覺上就反對貴族和教士階層，並很簡單地讚同大膽變革和完全民主，就是對的、好的，那在無形中已處於先入為主的狀態，或者說已經處於進步主義的曆史敘事中。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難做出對與錯的判斷，也就是從政治審慎的角度來說，教士和貴族並沒有什麽錯，他們不過是要沿襲幾百年的傳統舊例。第三等級積極爭取權益，試圖借機改變規則以利於自己也不錯。二者的分歧和博弈，完全屬於公共政治運作的常態，不應該在事實不清和前提未論證的情況下，就主觀地偏袒一方。
退一步來說，隨著時間和事件的推進，1789年7到10月間，最初不想改變投票傳統和打破舊秩序的那些高級教士和貴族，或者被恐嚇逃走，或者自動辭職隱居，或者移民到國外，或者自動放棄席位，或者被排除在國民製憲會議和接下來的國民立法會議之外。這時還將所謂“右派”當批判的靶子，完全是對稻草人說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第三，在事實判斷下，激進變革舊秩序，被界定為“左”，那麽按理，隻有堅決反對變革的，才可以被界定為“右”，可是結合1789年及其後的法國實情，並不存在堅決反對者，流行觀念中的所謂“右派”，隻不過是那些穩健、漸進的變革者。或者說，如果貴族和教士在三級會議和製憲會議期間可以被定性為“右”，那麽到了國會立法會議期間，先後處於多數和掌權的斐揚派和吉倫特派，因為步伐相對穩健，也應該被界定為“右”，否則就是雙標。而且，這個“右”的界定，就是唯獨站在布列塔尼-雅各賓俱樂部的視角和立場，否則站在國王和失位貴族的視角和立場看，斐揚派和吉倫特派都屬於激進“左派”。再比如，1792年12月國民公會投票處決路易十六時，721個議員中，支持處決的387人，可以被視為激進左派，那作為反對者的334人，就理所當然地被界定為“右派。可尷尬的結果是，這個“右派”陣營就包括世界著名的激進左派——托馬斯·潘恩。如果誰說潘恩是“右派”，那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到現在為止，各位告訴我，法國大革命，作為決定問題關鍵的曆史第一現場，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右”呢？社會巨大變革時，秉持穩健、漸進和保守的態度，就是“右”嗎？這世界是否真有“左”“右”之間的居中和常態呢？
其次，要搞清楚所謂的“右”，在事實判斷之外，還需要講一些曆史和常識性的道理。
比如，在地理方位和哲學思辨語境下，有左也有右；比如所謂的“相互平衡的兩翼”，左右輪換也可以說是“鍾擺效應”，否則我們完全無法辨別方向和進行理性討論，但是在實際的曆史和政治實踐中，卻隻存在法國大革命、蘇俄革命、法西斯和納粹那樣的“左”，而並不存在實體的“右”。
道理很簡單，假定我們以洛克-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論（小政府+自由市場）作為一個軸線，並以法國為例來做一下簡單的梳理。1789年前的法國社會基本上可以說處於這一軸線中，隨之而來的法國大革命，當然毋庸置疑地向左偏離了軸線。接下來的拿破侖複辟以及施政，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可以說回到了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的時代，也就是依然處於正常軸線範圍內，但在第二共和國時期，普選權、工人的勞動權利以及巴黎公社時期的社會公有製、工人民主等國際社會主義舉措再次向左偏離，並且沒有隨著第三共和國的國王亨利五世和保守派麥克馬洪總統的上台，得到徹底扭轉，代表左翼力量的共和派、激進派、社會主義黨派，始終堅持他們的政治思想表達，直到1901年成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國激進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然後是1905年法國社會黨（SFIO）成立，直到1914年法國立法機構中的統一社會主義者、共和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激進派構成的“左翼”集團。這期間，1881-1882年強製實行公共教育免費，且與傳統的天主教教育體係相剝離；1884年工會合法化，1898年出台針對工人的意外保險法，1910年建立國家養老金計劃。隨著這些社會主義元素不斷增多，政府角色越來越重要，政府的職能越來越多，權力就越來擴大，也越來越左地偏離軸線。二戰後，法國共產黨（PCF）和社會黨（PS）成為兩大政治力量，全民免費醫療、高額的養老金和失業金不斷被刷新，尤其1968年學生和工人運動發動的五月風暴，促使《格雷內爾協議》（L'accord de Grenelle）[④]出台，直至1981年社會黨第一書記密特朗成為首位民選的左翼總統[⑤]，標誌著晚年馬恩-伯恩斯坦路線的勝利。期間雖多有保守的政黨上台，比如第三共和時期的帕特裏斯·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73—1879年）、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1913－1920年任總統；1912-1913、1922－1924、1926－1929年任總理）等，但隻能是相對的有所矯正，無法扭轉整體偏離軸線的大局。或者說20世紀以來，法國從沒有恢複或接近到洛克-斯密軸線，反而是漸行漸遠。
法國社會的轉變軌跡，與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大體一個步調。對此，曾在1976年預言蘇聯將解體的法國曆史學家、人類學家埃馬紐埃爾·托德（Emmanuel Todd）於2024年出版新書《西方的失敗》，其中指出，西方世界正經曆一場深刻且不可逆轉的衰落，西方的政治體製已經淪為自由主義寡頭政治。這本書以及書中的部分觀點，我並不完全讚同，但這兩點概述還是比較客觀的。
在這股不斷左轉也不段衰落的曆程中，美國節拍和節奏雖然慢一些，但從共和黨的胡佛總統強力推行政府幹預經濟政策始，經過民主黨的羅斯福-杜魯門長期執行社會主義新政，包括1962年前後最高法院的幾個判決，讓美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加快了追隨歐洲的步伐，哪怕期間經曆8年的裏根時代和4年的後裏根時代，都不能動搖羅斯福時代的社會保障政策、醫保、福利以及食品券等，包括難以改變稅收增長和凱恩斯財政激進主義，甚至在農民危機和儲貸危機中，還直接實施政府補貼和介入政策。這也就是大衛·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為何在1986年以出版《政治的勝利：裏根革命為何失敗》中，嚴肅地表達對裏根的不滿。之後曆經克林頓-奧巴馬的民主黨時代，無論是政府采購、醫療法案、基礎建設、金融監管、能源環保等“大政府主義”，還是政府強力推行DEI、LGBT文化和社會運動，以及變相控製言論自由和選擇性執法，包括賀衛方教授所說的“精英大學和主流媒體裏左派似乎占據了（美國社會的）主導地位”。這種強勁態勢下，所謂保守派總統川普，即便重新上任後掄起板斧一陣砍，包括惹怒馬斯克的“大而美法案”和應對37萬億美元債務的舉措，也不敢大幅削減社會保障預算，否則中期選舉或下屆大選中，已經習慣溫室的美國人，會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群眾一樣敢於說不[⑥]。這一點大衛·斯托克曼的兩本書名就可以做最好的總結，前一本是2013年的《大變形：美國資本主義的腐敗》（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後一本是2019年的《川普巔峰：無法排幹的沼澤和MAGA的幻想》（Peak Trump: The Undrainable Swamp And The Fantasy Of MAGA）。或者如果依據我的觀點，美國政府現有的15個行政部門以及190萬的聯邦雇員、政府采購消費至少都削減一半時，再來討論這樣的問題，可能還有點現實意義。
那麽，如何對這一不斷偏離軸線的社會演變做一個價值判斷，是更進步、良善，還是更退步、敗壞？不同立場的人肯定會做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比如左派或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演變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左右”鍾擺效應的正常結果；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會認為歐美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而且無法回到洛克-斯密軸線。
那到底該如何辨別？我不想簡單表態，因為單純的觀點之爭無意義，不如思考一個經典案例：當1887年德州幾個縣的農民因為天災導致歉收，國會撥款一萬美元幫農民買種子，民主黨的克裏夫蘭總統直接予以否決，理由是：“我在憲法中找不到任何允許這種撥款的條款，而且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有救濟個人痛苦的權力和責任，對於公共服務和福利來說，這樣的方式是不恰當的。在我看來，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無視政府權力和義務限製的傾向應該堅決予以抵製，最終應該不斷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資助的，但政府並不應該反過來對（單獨的）個人加以資助。”對比那時的總統和民主黨，再看看今天“不斷進步”的民主黨和所謂保守的共和黨，我們需要冷靜地思考，美國一路而來的“左轉”，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還需要首先思考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政府職責應當是什麽？政府總是強調或高調為民眾做好事，真的是好事情嗎？
當然，為了讓問題更難纏，可以先定性洛克-斯密軸線本身為“右”且有嚴重缺陷，也即很大程度上否定洛克的“政府論”和斯密的“自由市場論”，這樣的話，就可以說向“左”偏離是好的。在這一價值觀下，國人熟知的進步主義、曆史決定論，就是解釋世界的最佳意識形態；中文世界中的“右派”、“右轉”、“右翼”，就不再是人為造成的語言遊戲；賀教授所鍾情的類比：“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也不是文學的虛構而具有了實際意義；秦暉教授創新地定義所謂“極右”就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製強者推演成要強者控製國家欺淩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為強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實行寡頭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以及他舉例說“極右”國家的代表是南美和東南亞那種“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也不是虛擬世界的自說自話，其“百科全書式”的美譽，不再是不知所雲的大雜燴；媒體人笑蜀先生在《百年大變局：極右翼世界革命與人類的戰國重現》中痛批普京以傳統價值觀為旗幟，全麵啟動保守主義敘事，發動俄羅斯主導的“極右翼世界革命”，不但不是製造噱頭和強行拉郎配，反而是富有洞見的“曆史的先聲”。
可是，洛克-斯密理論真有嚴重缺陷並需要改正、否定嗎？對此，我想引用一位00後碩士生隨口說的一句話：“如果真的具備整全的文明視界，那麽，在政治光譜上就應該隻存在一個方向性的價值取向，而作為反文明到極端的所謂‘極左’和‘極右’，就隻能出現其中的一個，絕不會兩者同時出現，或出現什麽左與右都是正常的、隻有極左和極右才危險等看似理中客的論調，其實這種中庸思維才是嚴重違背本原邏輯的。”這段話中的本原邏輯，也叫本源邏輯，是建立在本源之上的思維邏輯，可指最基本規律、最初始的理路以及最根本的起點、第一原則等。進一步應用就是，洛克-斯密軸線，就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出廠設置，在不反洛克-斯密理論或不反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價值判斷上需認定其為“原善”（但並非完美），因此各種社會主義的“左”，就是偏離和背離這個善。
這個應用和本原邏輯，可以說與基督教神學異曲同工，因為聖經中上帝創世時設定世界秩序是“好的”、“良善的”，包括亞當和夏娃，隻是因為善的缺乏導致他倆濫用自由意誌，為世界帶來罪惡——死亡。即如寒冷、黑暗作為實體不存在——因為是溫暖和光的缺失導致，也就無法與溫暖和光對立。
所以可以說，若認同和讚美“左”，就要首先否定洛克-斯密理論，否則就陷入自相矛盾的話語陷阱。通常所謂的“右”，不過是在“左”的範疇內的回調，是“左”眼中的“右”，本身並非真“右”。同理，堅持認為存在“左”與“右”或“極左”與“極右”以及“左右互補”，不過是缺乏事實支持的頭腦幻想，屬於偽命題。
當然，我知道英文圈和中文圈都會異口同聲地舉出法西斯和納粹作為“極右”的證明，但正如我此前在文章[⑦]中分辨得那樣，這同樣是甩鍋和抹黑的話語陷阱，隻是人們深陷其中卻不自知，還自認掌握了標準答案。
同樣自認為掌握標準答案的，還有劉軍寧博士。比如他在2020年《如何識別左與右》的讀書會分享中，首先援引《聖經·傳道書》的經文“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之後又引《希伯來書》和《馬可福音》中的耶穌升到天上後“坐在上帝的右邊”，再結合英文中right就是“正確的”為“右”辯護。他還神秘莫測地這樣誘導說：“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座次——忤逆的革命黨坐在左側，純粹是個偶然。這果真是個偶然嗎？”我承認在《聖經》語境下，“右”有時候是代表“尊貴”、“正確”、“得勝”，“左”代表“偏離”、“被控告”[⑧]、“被詛咒”[⑨]。這一點，應該為“懂行”的劉軍寧先生點讚，但他生搬硬套將聖經應用於一場語言遊戲，而且是在他明確聲稱“沒有極右”的情況下，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同時，他完全回避《聖經》中的“不利證據”，比如《申命記》5:32的經文：“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這句經文，顯然是說“左”、“右”都偏離了正道的意思。《哥林多後書》6:7b的經文：“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公義的兵器在左在右。”這句經文的背景是，羅馬士兵一般是右手持矛或劍進攻、左手持盾防禦。保羅借用這個比喻，說明自己在傳福音時依靠神的公義，左擋右突、攻守兼備。
不止這一點，我注意到，劉軍寧會經常拿聖經說事，用意和立意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他對聖經太外行，經常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比如說聖經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出埃及記，其中十誡最重要，或聖經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十誡。他還說：在他的記憶中，“耶穌關於律法從沒有過任何負麵的言論”，但保羅卻說了很多“關於律法的負麵言論”，“信保羅，還是信耶穌？我信耶穌。我落伍地停留在律法時代，而且一直。” 他又因為柯克妻子寬恕凶手的事，比較了“耶和華的思路與耶穌的思路”有很多不同，不過結論是二者“並非是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相反，兩者是並行不悖互相補充的”。劉軍寧博士還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信仰是保守主義的根基》。我讚同這個題目的意思，但是看他經常在那沒文化地胡說，真覺得這位所謂中國保守主義之父的根基，實在太淺薄，不能承受那主義之重。
也不止劉軍寧，中文圈中很多自命或被譽為“右派”的名流，也長這樣“身在此山中”地說“右派就是保守派，共和黨”（王建勳）美國“左右之爭背後是財產權大戰”（楊鵬）、“左右相爭乃是五彩繽紛的樹葉”（趙曉）。所以，一個尷尬的現象是，雖然這些人平時與“左派”名流們相互對立，但不覺中他們又欣欣然手拉著手，讓這個已經被汙染的語言界和思想界愈發淩亂。
至於近期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查理·柯克事件，我有些好奇，因為他12年的舌戰群儒，不過是一些粗淺常識的喋喋不休，目的是喚醒美國人回歸常識和傳統價值，以抗席卷歐美世界的“文馬”和左翼覺醒主義，並沒有什麽高深之處，可是很多中文圈的名流，一邊讚美燈塔國的建國之父們多麽睿智、憲法及其修正案多麽了得，一邊將柯克界定為“極右”，說他製造仇恨和“撕裂”美國社會。這麽矛盾的觀點，竟然能夠非常舒適地集於一身？同樣的舒適還表現在：他們一邊習慣地以社會正義之名[⑩]，動輒拿起納粹、法西斯的帽子就扣向政敵，一邊麵對槍擊又非常及時、客觀地呼籲“反對一切政治暴力”。這中間的內在衝突，他們同樣意識不到。不過，有人意識到了，比如克萊·特拉維斯（Clay Travis）就曾不客氣地反擊說：“你們整整十年，把美國總統比作希特勒，……把所有支持川普、為他發聲的人——包括……查理·柯克都汙蔑成納粹”，“結果當有人真的動手時，你們又裝作正義凜然地說：‘我們譴責暴力。’不，這就是你們一手釀成的！”“就是左派造成的！”因為“當你們給別人貼上‘希特勒’的標簽時，其實就是在向瘋子們下暗示：‘去殺了他們’”。
我不想簡單地介入這類爭論，但要指出一點，歐美人普遍地憎惡希特勒，而不是那更壞的人，是“二戰”歐美主流曆史敘事的病毒後遺症，也說明歐美人從“二戰”到現在，同樣生活在話語陷阱之中。
四、作為話語的“右”、“極右”的曆史
當我努力做了這樣的史實還原和分辨後，各位應該對下一個話題產生興趣，也就是既然曆史上並不存在流行說法的“右”，為什麽滿世界，不管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中文，都流行說“右派”、“極右”以及相關構詞呢？
這個話題很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名詞術語的指代性、恰當性，還涉及立場敘事、意識形態話語，不把握這一點，還以為自己的認知水平有多高，就隻能是個笑話了。不過要解決這個問題很難，除非做一番“術語考古學”：從命名到傳播並形成流行觀念的考證。
我同樣是借助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數字圖書館做了檢索，發現最早使用“右派”、“極右”修辭的[11]紙媒是1822年《憲政報》（Le Constitutionnel）10月6日刊發的自由派攻擊反對派的文章，原話是：“維萊爾先生的辯護者對議會極右翼成員毫不留情。……他向我們保證，中間偏右派常常對極右翼的反複無常感到不滿。”（L’apologiste de M. de Villèle ne ménage pas beaucoup les membres de l’extrême droite de la chambre. …Il nous assure que le centre droit gémit souvent des inconséquences de l’extrême droite.）
這個材料雖然不應該過度解讀，但其中有幾點也值得一說。
首先，在1822年的這個時間點來說，“偏右”、“極右”作為詞匯的誕生，已經是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拿破侖時代結束、波旁王朝的複辟時期。那麽，這個時間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詞匯？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積澱的結果？還是後來開會基於坐席方位而定，或者是作者臨時起意創新性地造詞？我無法做更細的考證，所以不能多說話，但可以說的是，從文章的語境和時代背景看，“右”在被創造和使用時，已經被賦予了政治光譜和意識形態的意義[12]，即維護傳統和舊秩序的所謂保皇派、守舊派。
其次，“偏右”、“極右”針對的是波旁王朝複辟時期——也就是查理十世統治時代（1820-1830年）——的部長會議主席維萊爾（Count Joseph de Villele）1821至1828年期間執掌政府。雖然這隻是7年左右的時間，但一定要知道的背景是，曆經大革命，法國政局和社會頻繁變動，怎一個亂字了得，維萊爾執政對於那個時期的法國來說，堪稱是恢複和穩定秩序的頭號功臣。那麽他是否屬於“中間偏右”呢？這個判斷取決於立場，也就是作為《憲政報》（以及《每日新聞》和《辯論報》）的自由派來說，維萊爾維護皇權，支持查理十世舉行加冕儀式，嚴厲控製大學、中學的秩序，堅決打擊反對派的借開采煤礦而製造陰謀，恢複教會管理社會的職能，對於褻瀆基督教者嚴厲懲治等政綱舉措，都屬於“中間偏右”。但我的問題是，維萊爾既沒有走極端的全盤複古路線，也沒有偏袒激進的自由派、共和派，而采取兼顧兩邊又堅持原則的“中間調和路線”，如果這也算偏離坐標軸的“右”，那我想知道“中軸線”在哪裏？而且順便補充的是，當年新聞自由已經顯出立場決定論的特點，一些媒體濫用新聞自由，所以查理十世和議會推出可選的新聞審查製度，並以233對134票通過。維萊爾對此非常不滿，堅決主張新聞自由，這一點與自由派不謀而合，卻與保守派嚴重衝突。
第三，至於文中的“議會極右翼成員”以及“反複無常”的修辭。我不想多評論，因為既然是立場相反，能戴帽子時，當然要挑最醜的，這樣不但可以泄憤，還可以離間所謂“中間偏右”、“右派”與“極右”之間關係，反正二者都是對立麵。從這樣的表現來說，新聞傳播學理論上的媒體客觀論，在實踐中其實很難成立。包括所謂西方國家的“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大眾媒體的監督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秉持公正性？是很難得出普遍性結論的。
第四，“偏右”和“極右”的詞匯，日後被延續使用了，但比較少見，比如我們檢索到第二次使用時，仍是出自《憲政報》1824年2月26日的文章。其中寫道：“無論如何，當我們遇到那些真正的極端保皇黨人、極右派人士時，比起遇到官員我們更值得欣慰；因為即便是出於黨派精神的獨立性，也勝過出於個人利益的奴性。”（Toujours est-il que, quand nous rencontrons de francs ultra-royalistes, des hommes de l’extrême droite, nous avons plus à nous en louer que des fonctionnaires ; car l’indépendance même de l’esprit de parti est préférable à la servilité de l’intérêt personnel.）這裏的語境，可以進一步證實1822年首次使用時的意識形態化。
“右派”、“極右”在法語中什麽時候開始比較普遍使用？什麽時候開始在德語、西班牙語、英語使用以及流行？我就不能在這一篇文章中一一考證了。或者我可以給出一個比較寬泛又模糊的答案，就是這些語言中的“左”、“右”都依賴於法語，也滯後於法語語境。從時間間隔和使用頻率來說，在19世紀前期並不多見，20世紀後慢慢開始流行，尤其是1930年代前後是個標誌。
接下來我想引述一些評議“左”“右”的觀點，以幫助各位更好地理解這兩個修辭及其意義。
第一個材料來自法國的和平主義者埃米爾·奧古斯特·沙爾蒂埃（Émile-Auguste Chartier）。他在1931年時指出：“當人們問我，右翼政黨與左翼政黨、右翼人士與左翼人士之間的劃分是否仍然合理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肯定不是左翼人士。”他的意思是，左翼人士喜歡並認同“左右敘事”，所謂“右翼”人士不會喜歡這樣說。
第二個材料來自法國曆史學家馬塞爾·戈歇（Marcel Gauchet）。他在《右與左》中說，“右”與“左”成為政治身份主要類別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持續了四分之三個多世紀，直到 20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維蘭·劉易斯和海倫·劉易斯夫婦在《左右之謎：政治光譜如何誤導和傷害美國》中指出：俄國革命後，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曆史學家，越來越多地用左右兩派的術語來指代主流政治，到1930年代中期，“左派”、“自由派”和“進步派”等術語，已與民主黨更為擴張的政府方針聯係在一起，而“右派”和“保守派”則與共和黨更為嚴格的政府方針聯係在一起。
第三個材料來自托馬斯·索維爾。他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警示：1920年代，“墨索裏尼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被知識分子廣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傑出知識分子中也擁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裏尼展開了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以及希特勒開始在國內推行暴虐的反猶主義、在國外展開軍事侵略後，這些極權主義體係才為國際社會所唾棄，也才為左派所譴責。但從那以後，極權主義就被描繪為‘右翼’。” 我順便補充的是，幾乎同時，中文中的“右翼民族主義”（right-wing nationalism）、“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13]）等新詞被製造出來，經The Times和The Nation等流行雜誌的大力傳播，成功地將原本是中性詞的民族主義，融合進了種族主義、仇外心理、民族沙文主義、獸性愛國主義；將本來屬於左翼敘事範疇的民粹主義，硬生生地安上了“右翼”的帽子，以至於今天被濫用於各種語言中。
第四個材料來自艾米麗·瓊斯（Emily Jones）。她在《英國“左派”和“右派”的出現》（收錄於馬蒂斯·洛克等編《世界主義 保守主義》）中說：如今，人們使用“左翼”和“右翼”這兩個詞時，很少考慮其在法國國民議會中的具體起源。保守主義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認真對待名稱和術語。我想，艾米麗的意思是提醒我們，在使用語言時要小心，否則習慣性地濫用被篡改的語言，就會陷入一種糾纏不清的話術中。維特根斯坦在《文化與價值》中有一句很有韻味，他說：“一個人被關在一個門鎖著、向內開的房間裏，隻要他沒有意識到應該拉門而不是推門，他就永遠無法逃脫。”
講座到最後，我想再問各位一句：你們能分清楚“左”和“右”嗎？我猜想大多數人分不清，因為或者完全意識不到，或者觀念固化不願改變，甚至會找理由說，一個詞或詞組分清分不清能怎麽樣，小題大做沒必要。但是我想說兩點：
第一，“左右”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匯或修辭術語，還是一個極具意識形態的話語和詭辯話術。福柯曾說，所謂的“世界的真實”，並非在語言之外，而是被話語體係（discourse）所建構。與之相關的是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他們都在提醒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匯、語言（及其邏輯）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表達意義的重要工具，如果工具被蓄意造假、濫用、汙染後，不僅事實被模糊、抽離，而且虛假思想隨之被塑造，於是形成話語陷阱。人們普遍對此缺乏免疫，社會就會進入集體無意識，然後慢慢適應謊言，喪失警覺和思考，變成眼睛明亮的瞎子。17世紀的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認知的四個障礙：族類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即人類本性的普遍局限和偏見；劇場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即不可靠的權威及其誤導；洞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即因個人經曆、教育或偏見導致的認知偏差；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即語言和詞語的不精確使用導致的誤解。不幸的是，世界人或者不懂這個教導，或者雖懂這個教導卻無法自拔，所以永遠也擺脫不開無知和愚蠢。
第二，波普爾提出的“可證偽性”方法論或批判性檢驗原則，是防止我們掉進話語陷阱和掩蓋錯誤的最好方法，隻是人們太自以為是、不知反省，所以中文世界流傳著各種“偽說”，比如“黑格爾的哲學主張存在即合理”[14]；“伏爾泰的名言：盡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15]；“西方哲學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16]；“丘吉爾說：未來的法西斯將會以反法西斯的麵目出現”[17]；“胡適說：一個肮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18]以及眾多的偽概念、偽命題，比如“封建階級”、“帝國主義”、“全盤西化”、“男女平等”、“種族歧視”、“製度決定論”、“社會正義”、“文化無高下”、“宗教多元論”、“惡法也是法”、“靈魂安息”、“上古中國人有信仰”、“印度為什麽沒有產生科學”、“為什麽近代埃及落後了”、“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讓西方擺脫神權、走出黑暗的中世紀”[19]……這些偽說、偽概念、偽命題涉及曆史、政治哲學、法學、文化、信仰等很多方麵，也幾乎是中文圈、思想界的公共話題，還因此產生了很多名流學者和權威著作，誤導了滿國的一眾粉絲。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詞匯，它同樣是一麵鏡子，可以照射出每個人的思想底色、立場和中毒情況。
過往文章：
1、如果製度有優劣，文化豈能無高下 ——再與秦暉教授商榷
2、為什麽說納粹不是“極右”而是“極左” ——與張千帆教授再商榷
3、為何說胡適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義》為例兼於自由主義者們商
4、國運1922：民國義和團與非基督教運動
話語陷阱中的“左”“右”共識與真相缺席
歌珊人 (2025-10-31 12:46:02) 評論 (2)【2025年10月12、19日講座】
當2024川普率先拿到270張選舉人票以及共和黨取得參眾兩院多數票時，“右派重大勝利”、“美國選情……全麵右轉”、“新右派崛起”等聲音便不絕於耳。在這一聲勢下，包括2022年梅洛尼贏得意大利大選，2023年米萊贏得阿根廷大選，2025年位列第二的選擇黨被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定性為“明確的極右翼勢力”……於是“右派”、“右翼民粹主義者”、“新右翼”、“極右派政黨”、“極右翼聯盟”充斥世界各種語言中，中文圈的各色評論家們趕場式地在“左”、“右”話術中忙著指點江山，全然不管自己輸出的到底是什麽東西，或者可以借用中山大學曆史學副教授肖瑜博士的一句話：“很多人在網絡山高呼著‘左’或者‘右’的標誌性口號，去攻擊別人的時候，他們能分清楚什麽是左和右嗎？”
一、坐席和身份確實分不清“左右”
是的，能否分清“左”、“右”，的確是個認知大考驗，而據我的觀察看，不僅中文圈，就是英文圈，真沒幾個人能分清。我敢下這樣的判斷，當然有足夠的依據：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些流行的假共識，就是“左右”之分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先來看名流學者們的言論：號稱“中右”而被譽為自由“左派”的張千帆教授，在《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中寫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製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號稱保守主義者而被歸為“右”的劉軍寧博士，在其名作《保守主義》中寫道：“左與右從單純的方位用詞變成一種政治標簽，起源於1789年法國國民會議中的坐席位置。‘第三等級’作為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坐在左邊，保守的一方坐在右邊。從此，左與右從會場上的坐席位置，變成了政治方位與標簽。”這兩位分別來自法學和政治學的專業背景，曆史學科班出身的肖瑜教授說：“法國大革命時代，在最初的會議上，保守派、溫和派或者保王黨人，都坐在會議的右邊，而主張激進的自由民主派人士，都坐在左邊，從此就產生了‘左翼’和‘右翼’這兩種稱呼。”
三位名流學者的說法，差不多可以涵蓋中文圈的全部共識，但我不得不說，這個共識，實在是一鍋事實不清的亂燉。原因很簡單：
第一，1789年5月5日開始的那次三級會議上，會議場所是臨時改建的凡爾賽宮的宴樂廳（Salle des Menus-Plaisirs），坐在國王或主席台右側是教士代表、左側是貴族代表，第三等級坐在對麵。從坐席方位和人員來說，哪裏有什麽“左”邊是雅各賓第三等級、造反的、叛逆的，“右”邊是保皇派、保守的之說呢？哪裏有什麽座位方位決定“左右”的說法呢？
就算三級會議從5月4日開始算，那天因為要點名核實人數，的確有第三等級的部分代表坐在聖母教堂的祭壇左邊，但是他們坐在同樣在左邊的貴族後邊，而另外一部分則坐在祭壇右邊教士階層的後邊，也就是兩邊都有第三等級。
或者再往前追溯，會議記錄上顯示，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有一次第三等級的部分代表坐在主席台左側、部分貴族坐在右側的記錄，但這次情形是這些貴族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要到教士所在的會議廳去尋求支持。
因此，通常流傳的三級會議召開時，座次和人員分布決定“左右”政治立場，並賦予什麽造反、支持、激進等修辭，根本找不到史料證據。由此也可以說，張千帆教授所說，完全是想當然，劉軍寧博士所說的座位決定“左右”的政治標簽，也是不著邊際。如果肖瑜博士所說的“最初的會議”，是指5月5日，那他可能也在批評自己也分不清“什麽是左和右”。
不過，劉軍寧博士的說法有些籠統，可能還指另外的會議場所，我給大家一一考證一下。
三級會議後，宴樂廳成了第三等級議事的專門大廳，沒有貴族和教士，所以不可能出現座次左右的問題。6月20日，第三等級宣布成立“國民議會”後3天，宴樂廳被暫停使用，第三等級不得不移步到一座簡陋的室內運動場，約40米長，15米寬，空間狹窄，四周無固定座位。在這裏，576（577）名議員，發表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言”。這時，因為都是第三等級，又沒有座位，所以不可能是座位決定“左右”。6月20日之後，第三等級又回到宴樂廳。6月27日國王宣布三個等級合並為國民製憲議會。接下來是8月主要討論《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每一條以及最終17條的文本，基本都是壓倒性表決，所以不可能存在“左右”問題。再接下來就是網絡上流傳很廣的“左右起源”於9月11日，因為這一天涉及國王是否有權否決議會的決議，最終投票的結果是673：325，反對通過授予國王懸置否決權（veto suspensif）。其實，不必做“左右”坐席的研究，因為這個結果已經表明，673人如果都是坐在左邊或持“左”的立場，那這其中肯定包含了至少173個教士和貴族，而且還需要保證第三等級的500個代表全部到場、且投票全部一致，否則“左右起源”於這一議題的投票，就是站不住腳的。10月6號後，受遊行人員的影響，國民議會處在斷斷續續開會和等待巴黎新會場期間。10月19日議會遷至巴黎大主教宮（Palais de l’Archevêché），那裏的會議廳較小，約可容納800人，空間狹窄，無法分左右坐席。
再然後就是1790年元月開始的新會議地點——杜伊勒裏宮（Tuileries Palace）的馬術廳。這個大廳從形象上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座位的左右，但是如果真的身臨其境或動腦想一想，就會做一個常識判斷：不可能。因為：
其一，大廳是一個長約51米、寬約15的矩形，南北兩側各有6排椅子，加上東西兩側的弧形地帶，都是議員代表的坐席。主席台在南側居中，發言人在北側居中。這個空間雖然原計劃容納1300人，但根據與會者留下的回憶看，即便每次會議出席900人[①]，也相當擁擠。而且不容易對號入座，都是隨意而坐。況且，主席台左右各隻能容納200人左右，並不具備提煉出“左右敘事”的要素。
其二，根據法國的議會檔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第9卷記載：1790年1月表決1789年11月9號討論的議題——行政區劃改革，雖然略有分歧，但結果順利達成一致意見，分不出什麽左派、右派，更談不上什麽“造反的、叛逆的一方”。可能存在左右之分的是另一個議題：激進派主張沒收或國有化教會財產，保守派認為教會財產神聖不可侵犯。11月29日的表決結果是568：346。再比如1791年9月10日，就立法機關的組織形式進行表決時，結果是849：89通過一院製，兩院製被否定。我請問，這568和849人，都是第三等級嗎？左邊坐得下這麽多人嗎？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差額人數，算“左”還是“右”呢？
因此說，整個國民製憲會議期間，也就是1791年9月前，也不可能存在方位上的“左”與“右”標誌或方位決定政治立場之說。至於議員們根據政治立場的左右分座，或右邊的長凳由君主派等保守派占據、左邊的長凳由激進派占據等流行說法，都不過是一種曆史的以訛傳訛，都是閉著眼睛想象曆史的盲從跟風。
第二，如果說第三等級就是反對舊體製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或造反派，教士和貴族就是維護舊體製的守舊派或保皇派，那怎麽解釋眾多的特例代表呢？
比如第三等級的領軍人物西耶斯神父（Emmanuel-Joseph Sieyès，也譯為西哀士），該算哪一派呢？因為他一方麵撰寫了極具煽動的《什麽是第三等級?》，其中寫道：“第三等級是什麽？是一切，是整個國家；第三等級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麽？什麽也不是；第三等級要求什麽？要求取得某種地位。”另一方麵他又很保守地反對廢除“什一稅”和沒收教會土地。
還有非常具有話語權的出身伯爵的米拉波（Honoré-Gabriel Mirabeau），作為第三等級代表，主張各等級可以作為一個整體開會，每個代表都有一票表決權。這個主張在當時是比較激進的，包括大力支持政府印發紙幣，但他在6月17日的第三等級辯論是否獨立行使國家權力時卻提醒代表們說：空洞的言辭無法鞏固你們的榮耀，唯有明智的審議和克製的行動才能做到。之後的他還不讚成廢除封建製度，也不讚成抽象的《人權與公民宣言》，更主張法國應該堅持君主立憲製，並試圖保護國王路易十六。
一直被稱為雅各賓俱樂部傑出成員、也是三級會議期間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的安托萬·巴納夫（Antoine Barnave），此前參與了對君主製、神職人員、羅馬天主教會財產和外省議會的攻擊，但在巴士底獄事件後，看到底層群眾的力量可能導致政治混亂，就希望保住君主立憲製化解危機。
在第三等級準備宣布非常時期將代表三級會議行使權力時，裏昂選區的議員尼古拉·貝加斯（Nicolas Bergasse），曾提出一項更具調解性的動議，呼籲進行共同審議，暫不采取立即與第一、第二等級決裂的行動。這種審慎、保守的動議，雖然在表決時被否決，但仍有約80人讚成。這些讚成的人，難道應該被歸到革命派、造反派中嗎？
作為另一風雲人物的穆尼埃(Jean Joseph Mounier)，起初宣稱支持第三等級與教士和貴族等級合並，之後還發起著名的網球場宣言，但卻在複雜心態下起草了《人權與公民宣言》，後又於1789年8月創立君主黨，成員包括三級會議的另外幾個代表，比如貴族拉利·托倫達爾（Lally-Tollendal）、貴族克萊蒙·托內爾（Clermont-Tonnerre）和土倫港總督馬盧埃男爵（Pierre Victor, baron Malouet）。這幾位不久後都被視為保皇黨、保守派，備受國民製憲議會左翼、旁聽席上的觀眾和“愛國媒體”的批評。
各位說，這麽多本身是教士或貴族的第三等級代表，或者有時激進，有時又保守，到底是屬於造反的“左”還是保守的“右”呢？
第三，備受詬病的所謂特權階級，真的都是眾誌成城地隻為爭取和捍衛本階級利益嗎？
教士團體中，300人左右的代表中隻有51人是主教，算是有特權，但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普通的教區神父，有什麽特權可享嗎？如果是主教身份就必然維護本階級利益，那怎麽解釋5月4日三級會議開場儀式中，作為教士代表的南錫主教亨利·德拉·法爾博士（Anne-Louis-Henri de La Fare），在彌撒之後做了布道演講，其中直接批評宮廷的奢侈，也倡導稅收改革和行政簡化。如果要讚美法國大革命，那首先就要讚美南錫主教，是他的布道讓第三等級在分組排序上有了不滿，並影響到對傳統投票規則的不滿。還有讓-西弗蘭·莫裏神父（Jean-Sifrein Maury），幾乎總是反對米拉波等激進派的主張，如果據此說他是舊製度的捍衛者，那麽他捍衛教會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警告政府濫發紙幣是信用自殺，難道不是代表法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正義在說話嗎？而且，1789年6月6日，也就是三級會議難產後，就有163個教士加入第三等級。該怎麽評判這些人的舉動呢？
我這裏不得不說，這世界的確有一批黑格爾所說的精神黑暗的人群，他們一方麵習慣以本土思維和文化看世界，不管世界本身如何，都隻能被降格到本土層次，不然理解不了；另一方麵他們從小養成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地認為某一階級就隻代表本階級的利益，不會考慮公共利益和社會公義。我認為，這種低端文化的民族特色，是魯迅、胡適等人當年忽略的最強國民劣根性。
貴族階層也是分為三六九等，既有親王、世襲貴族，也有公爵、伯爵的頭銜，還有憑借從軍經曆而獲得貴族頭銜和過著很簡樸生活的鄉村貴族。而且“網球場宣言”後5天，奧爾良公爵率領47位貴族加入第三等級，與此前加入的教士階層，共同構成國民會議。這些貴族中不乏家世顯赫者，比如既曾是親王又是主教的德塔列朗-佩裏戈爾（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國民製憲會議上與米拉波等一起強烈反對教權，還參與起草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關於將教士財產交由國家支配的法令》和《教士公民憲法》，後兩者就是教會國有化的法律文件，也就是他站在了反對本階級的立場上。
這些離開原來所在階層的教士和貴族，在言論與行為方麵絲毫不遜色第三等級，是不是也可以說他們是“造反的”、“叛逆的”“左派”呢？
第四，不管是第三等級，還是國民議會，根本談不上由雅各賓派代表，因為起初這批人集會可以稱為“布列塔尼俱樂部”（Club Breton），1790年初才搬到雅各賓修道院，然後曆史上才有了“雅各賓俱樂部”以及“雅各賓派”的術語。而且，即便有了雅各賓俱樂部，也不是如後來人所想象的那樣，他們迅速就主導了議會的權力格局，因為國民製憲會議中占多數的是溫和派。包括網球場宣言後絕大多數第三等級代表，都對局勢的變壞表示擔憂，不知何去何從，並沒有直接選擇與雅各賓派站在一起。
就是1791年10月到1792年9月間的國民立法會議中，也很難說“左”與“右”陣營明顯。因為根據製憲會議決定，議員不允許連任，所以重新選舉出了745位新議員，而眾所周知的馬拉、羅伯斯庇爾、羅丹等典型左派，以及又激進又保守的米拉波、西耶斯等，已經不在立法會議之列了。這是其一。
其二，立法會議期間，不管是一度占據主導地位的右派——斐揚派，還是通常所說的左派——吉倫特派成為強勢，二者都隻占議員總數的20-25%左右，所謂中間派的“平原派”（占比為40-45%）才是多數，絕對的左派山嶽派或雅各賓派僅有60人左右，占比為8%。其中有些時候，如果因為吉倫特派更堅持擴展民主、對外戰爭而與山嶽派聯手，可以被描述為“左”，斐揚派因為支持君主立憲、反對進一步民主可以被說成是“右”，但是吉倫特派在法國社會問題上相當溫和，前期支持君主製，後來才轉向溫和共和製；斐揚派雖原本屬於雅各賓派，但因不讚同激進革命而分離出來，並支持君主製和溫和改革。所以，該說這兩個派屬於“左”還是“右”？還是說一會“左”一會“右”呢？人數更多的並沒有明確立場的平原派呢？他們有時候支持斐揚派，有時候支持吉倫特派，可以說是變化莫測的“騎牆派”。其中伯特蘭·巴雷爾（Bertrand Barère）最具代表性，他一會加入雅各賓派，一會脫離，一會是平原派的領軍人物，一會支持君主製，一會又重新加入雅各賓派，簡直可以說是“變色龍”。包括曾出任過製憲會議主席的皮埃爾·杜邦（Dupont de Nemours），前期曾支持革命，卻堅決反對政府印發紙幣（Assignat，阿西尼亞票），預言紙幣必將導致通貨膨脹與社會崩潰。各位說，巴雷爾和杜邦，是“左”還是“右”？
經過以上考證和辨析，可以得出結論：中文圈流行並達成共識的“左右起源”說，都是與曆史無關的假共識和假常識。遺憾的是，不認真做學問的學者們一本正經地亂說，芸芸大眾就更自以為是地在各種媒體中亂傳，然後全世界歡歡喜喜地攜手走進話語陷阱。對此我想深入闡發一下，也就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普遍受騙的原因，除了世人不認真讀書、不喜歡追求真理外，還有基因和文化心理中，習慣站在階級立場和整體主義思維去看待世界。這一點，整個西方世界，也沒好到哪裏去。
二、能夠被確立和被識別的“左”
一個共識是，“左”的淵源和界定，的確來自法國大革命。
盡管從1789年5月的三級會議，到6月的網球場宣言的國民會議，並不存在明顯的造反和叛逆的“左派”，也沒有“左派”或“左翼”的命名，但可以確認“左”的曆史事實和意義上的存在。
這個事實是一個過程，起因在於議會在一個月裏不能做出選舉決議，處於貧窮、憤怒、謠言、恐懼和狂熱中的底層民眾，在謠言滿天飛中已經開始製造混亂和暴力事件了，比如7月12日財政部長內克爾（Jacques Necker）被解職後，巴黎民眾夜間開始圍堵街道，婦女們挖出鋪路石，更為激進的民眾在一些精英的帶領下，襲擊派駐巴黎的巡視部隊。另外一些人在各個海關關口製造騷亂，襲擊囤積糧食的嫌疑人和修道院，甚至本來為阻止暴力的王室部隊，也臨陣倒戈站到暴力民眾一邊。然後就是7月14日的著名的被訛傳的攻占巴士底獄，守衛軍官被殺，頭顱被暴亂者用長矛挑著遊街示眾。再後的7月22日，財政大臣福隆（Joseph-François Foullon de Doué）和他的女婿巴黎物資總管貝爾蒂·德·索維尼（Bertier de Sauvigny）僅僅是被懷疑囤積糧食就被公開斬首，民眾還將福隆的心髒掏出來帶進會議廳。對此，曆史學家法爾格（Farge）在《脆弱的生活》中就寫道：“整個城市被戾氣籠罩，任何瑣碎的原因都可能成為攻擊整個統治階層的導火索。”在場者的國民公會成員也是啟蒙作家的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在1783年的著作中寫道：“一旦鎮壓力度有所緩和，混亂和無序的狀況將無法控製。這些叛亂者將采取最暴力的方式，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他們。”勒龐在幾年後寫作的《烏合之眾》非常鮮活又力透紙背指出，這種大眾群體心裏的極端性和易變性。
正是在如何應對這些烏合之眾和血腥暴力事件中，國民製憲會議中的派係分化才開始，比如布列塔尼俱樂部中的少數激進派，在1789年8月4日主導的廢除領主特權會議上，成功地將三個等級的激進代表和巴黎民眾帶進狂熱和歡慶中，然後就是在激進與溫和的爭辯和“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件”（布裏索）中，出爐了流傳甚廣又充滿原罪的《人權與公民宣言》。接著是1790年夏天成立的科德利埃俱樂部，自命為被壓迫者的保護者、弊端的改革者，並在1791年6月20、21日國王路易十六逃走不成被抓後，起草了廢黜國王和建立共和國的請願書。這其中，激進分子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等“功不可沒”，因為他們知道，若不激進，就不能被大眾推舉。
盡管從1789年5月5日-1791年7月16日間，激進派並不占議會的主流，反而是尋求改革但又相對溫和的人士居多，但作為天生的廣場運動的精英們，能夠充分結合和利用“愚蠢和對政治一無所知”（梅西耶）的烏合之眾，擴大和加速社會暴力。其中1789年7月17日的戰神廣場事件是催化劑，之後隨著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包括溫和的斐揚派、吉倫特派等受新形勢影響不斷妥協，激進的雅各賓派則借機不斷造勢、上位。之後的曆史就是國王和王後被送上斷頭台，吉倫特派被送上斷頭台。同時，羅伯斯庇爾等政界精英與媒體精英埃貝爾（Jacques-René Hébert）充分利用底層的暴民，處決了未經審判的數萬人。同時修道院的財產被瓜分，各種敵基督的事件層出不窮，整個法國陷於極權恐怖和血腥暴力之中。
這其中，記者出身的無神論者埃貝爾的經曆比較有代表性，比如1790年-1791年間，他在自己創辦的報紙上支持君主立憲製和路易十六，但同時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保守派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和莫裏神父。戰神廣場事件發生，他態度大變，簽署請願書要求路易十六退位，等路易十六逃走後，他在報紙上采取訴諸普羅大眾的方式，攻擊國王路易十六和教皇庇護六世。1792年9月，他與激進派馬拉一起煽動領導了針對監獄犯人、教士的“九月屠殺”，並且抨擊吉倫特派太溫和。1793年，他因推動全麵限價令而被捕，但在無套褲漢的支持下三天就獲釋，然後組織巴黎各街區民眾到國民公會外抗議，要求進行行政和政治清洗，降低麵包固定價格，並取消對無套褲漢選舉權的限製，然後脅迫國民公會逮捕31名吉倫特派的領導人。之後連激進代表丹東、羅伯斯庇爾，都成了他批判的對象。不僅如此，他還與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等發起以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為新宗教，並暴力去除基督教，驅逐神職人員，封閉教堂，取消公民的禮拜，大規模毀損宗教古跡，取締宗教教育，強迫神職人員結婚和絕棄他們的神職，對不服從者直接判刑定為死罪。這時他完全忘記自己親身參與製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第十七條就規定：“財產是社會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削。”埃貝爾不斷走向激進的演變曆程，也是那些激進主義者的集體寫照。
據此可以得出結論，“左”與“極左”等激進的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是在精英引領和底層民眾或民粹的互動中逐漸演進形成的，並非是先有了“左右”立場，然去選擇落座，再推動革命的發展。
作為法語的詞匯——“左派”，很可能滯後於法國大革命，比如我通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數字圖書館檢索到，波旁王朝複辟時期的1821年1月1日《通用匯編》（Tablettes universelles）上刊登了一個議員的發言：“據說我是站在反對派的一邊的。（左派：是的！是的！）也有人說我是被反對派帶進部裏的，（是的！是真的！）我是被國王的選擇帶到了那裏的。我曾經投過反對派的票，極左者則不然。”（M. le garde des sceaux : On prétend que je me suis rangé du côté del’opposition. ( A gauche : Oui ! oui ! ) On dit aussi que j’ai été porté auministère par l’opposition. ( Oui ! c’est vrai ! ) J’y ai été porté par lechoix du roi : à une seule époque j’ai voté avec l’opposition. Avecl’extrême gauche, jamais.）我不能確定這是不是最早使用“左”的文字記錄，但我確實在此前的文獻中沒有檢索到相關證據。之後是1825年發現幾處，1849年的《人民報》還使用了“極左分子”、“極左勢力”等用語。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左”或“極左”，何以會發生呢？在方式和手段上，何以一定要激進再激進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很複雜，需要寫上幾本書，但如果做個簡單回應，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在原因和特點的探討上，根據法國大革命的實踐，在學理上做一個高度概括：從馬拉、埃貝爾、羅伯斯庇爾等精英一麵來說，有很多幕後或深層次的原因和特點，比如深受盧梭、伏爾泰、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以及稍早的愛德華·赫伯特的自然神論、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的影響，包括積極倡導以人為本、權力平等，無限推崇人的理性，並以之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全麵反叛和醜化基督教，意圖摧毀法國社會的固有傳統、文化，號召人們放棄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然後在人間建造美麗新世界，並且他們自認為富有這樣的時代使命。為此不管是個人還是一群體，在方式和手段上必然會不斷從激進走向更激進，因為他們自信真理在握，就會在頭腦和思想、意識中認定自己的行動與目標不但完全一致，而且能夠保證這個一致絕對會被實現，因此那些深思熟慮的人，堅守法治秩序的人，遇到困難和挑戰就可能會暫停行動的人，都被視為成功路上的絆腳石，必然要排除。同時，他們深知法國的社會秩序會限製他們的行動，為此需要更大量的盟軍——底層民粹和青年學生，然後進行宣傳和煽動，胃口吊足，大餅畫好，乘亂而上，或溫和推進，或激烈進行，但共性是唯我獨尊、不擇手段、不怕犧牲（自己和別人），當然也不畏懼以革命、正義的名義使用暴力。這股左翼思潮，在18世紀的歐洲大陸興起，並借著法國的各種社會危機，上演了人類第一次革命極權的嚐試。
雖然大革命的教訓很慘痛，柏克、托克維爾當年也做了深度剖析和反省，但是濫用平等、自由和人權的衝動與訴求，已然在歐洲紮下根，並經由19世紀的不斷探索，包括由前期的暴力奪權論，演變為後期的通過普選實行和平過渡，期間產生形形色色、異彩紛呈的社會主義，比如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社會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還有中文世界鮮見的布朗基主義、伊卡利亞社會主義、李嘉圖社會主義、中歐人民社會主義、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等，以及難以計數的各種社會黨、工人黨、憲章派、勞工聯盟、左翼政黨、民主黨、工會等幾十種，輪番地、持續不斷地向歐洲千百年來傳統社會秩序——個人主義和小政府主義，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發起攻堅戰。
攻堅的結果是，20世紀的歐洲，一方麵在激進“極左”的手段下迅速贏得了勝利，比如蘇俄、法西斯和納粹，並在其後從西向東得到傳承和發揚光大；另一方麵溫和的“左”則憑借“費邊戰略”，在法國、德國和英國逐漸占得上風，並在“二戰”後深度影響北美。
北美的加拿大不甘心被歐洲人嘲笑太落伍，早已迎頭趕上，美國雖然半推半就卻難擋誘惑。為此，號稱“中間偏左”的哲學教授周廉，在《華人川普主義者的三個迷思》中欣喜地寫道：“更加符合事實的判斷是，美國正在朝著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邁進。隻要不搞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製，確保私有產權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美國社會的整體左移趨勢就與哈耶克擔心的社會主義毫無關係。”周教授很睿智地看到美國的變化，即追隨歐洲更加社會民主主義，這個事實判斷是不錯的。不過，他對於美國在這一變化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包括直接涉及他在文章中設定的那幾個條件，卻缺乏事實和價值的雙重判斷，似乎在沒有看到哈耶克批評的“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製”到來前，會很哲學、很人大[②]地繼續為自己的“左派”思想辯護，完全不顧及美國正在告別建國之父們的那套政治理念和200年的社會民情。
有一種論調很流行，比如北大的賀衛方教授說：“中國人一看到左，就把中國的左想象成民主黨。”曆史評論家張鳴教授也說：“中國與西方的左右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這套說辭之所以在中文圈頗有輿論市場，是因為肉眼可見的是：國情不同，體製差異巨大，簡直可以說天壤之別，於是便達成共識。是的，如果將目光僅僅放在當下，那自然是可以這樣說的，但如果目光高遠一點或者可以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意識到全世界的“左”，宗師其實都是一個人，不同在於，有些國家繼承了其青年時代的思想，歐美國度則繼承了其晚年的思想。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難，因為一條藤結的兩個瓜，外表縱使看上去美醜分明，但DNA不會有什麽本質區別，不分國家和民族。但是理解這一點很難，所以作為中國式“右”派而實際是“左派”的賀教授，麵對美國就隻能帶頭自歎“迷失”“政治方向”了。
中文圈的自由左派因為缺失真相，所以特別喜歡抽象地談問題，願意強調和突出“溫和左”與“極左”在手段和方式上的差異，卻看不到溫水煮青蛙與開水燙青蛙有著同樣的歸宿。也就是說，“左”在態度、手段和方式上，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注定有一樣的結局，典型的案例是20世紀前期的德國和20世紀後期的阿根廷，前者“極左”、後者“溫和左”，但最終殊途同歸。本來這兩個樣本可以作為前車之鑒，可是相信理性建構的歐美左翼，不但不願意承認他們失敗，還像20世紀前期那些前輩左翼一樣不是甩鍋說納粹和法西斯是“極右”，就是辯解說他們的嚐試不是正宗的社會主義，於是當下的歐美各國，合起夥來妄圖在製度、文化、大學和媒體等全領域變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結果是大政府介入和管製已經不止是經濟領域，高福利造成的財政緊張越來越難以維係，高稅收已經讓各國處在發展的瓶頸中，負債率已經居於高風險區域，變相言論管控以及有選擇性地執法已經不是新鮮事情，甚至人口正常更替都成了問題不得不靠移民彌補。
中文圈的那些名流教授們，或者因為生性“石心”在“左”，或者被歐美“左派”文化熏陶醉倒，於是也特別喜歡扮演救世主，一邊自居公正地讚美著美國向社會民主主義邁進，一邊倚靠著危樓左手持矛右手握盾地引領中文圈的輿論潮流，直讓人懷疑知識精英到底還能不能扮演富有前瞻性的“眼睛”或“大腦”職能。
三、“右”不是實有而是話語建構
在“左右話語”的輿論潮流中，還流行著更“高級”的認知，比如賀衛方教授在2021年的《中國語境下的大撕裂》中曾說：“一個健全的西方民主、憲政、法治體製下，在資本主義的正軌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形成了相互平衡的兩翼，在距離馬克思很久之前英國就有輝格黨，也有托利黨，在美國有共和黨也有民主黨，這真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鍾擺效應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會周期性的有所調整。”
與這種觀點相類似的言論還有很多，比如孫立平教授說：“不在左右，而在是否極端”；許紀霖教授說：美國兩黨“有右翼的極端，有左翼的極端，兩個極端是沒有妥協的餘地”；秦暉教授說：“極右”離“極左”“咫尺之遙”，“有相同的‘根’”，都導致極權。查理·柯克被謀殺後，昔日的“朝陽女俠”更是瀟灑地攜手伊利諾伊州州長J·B·普裏茨克（Jay Robert Pritzker）同聲說：不能把查理之死僅僅歸結為“左瘋”，“美國社會左右極化造成的社會撕裂，才是查理·柯克的真正死因”。
這些言論很符合儒家的中庸之論，因為極端總是不好的，社會撕裂也是不好的，可關鍵的問題是，作為現實世界的政治光譜，真的存在“右”嗎？或者中文世界普遍在說的“右”，真的有實指並在“極化”中撕裂社會嗎？這一點，我還檢索過德語、西班牙語，結果和中文一樣。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以為首先要還原到最初的語境——法國大革命。
按照流行的觀點，“右”雖然沒有實際的“座位”，但指向是確定的，也就是與第三等級持相反意見的那批人，包括國王、貴族和教士等特權階層。可曆史的事實顯示，這個流行觀點根本禁不住推敲：
第一，路易十六的口碑在流行觀點中不怎麽好，可他當年是一個推行改革開放的國王，比如任用改革派財政大臣、廢除了某些勞役、改革司法、支持農業、鼓勵貿易、減低民眾負擔等，甚至一度采納了削減特權、自由化經濟措施、廢除行會、減少關稅等建言，乃至試圖對貴族和教士征稅。雖然在召開三級會議的問題上比較被動，但並非是人們想象得那般頑固、守舊。或者說，路易十六就是那種典型的改革過程沒有把控好局勢而失敗的領導人，中文叫“改革死”，就像大清帝國後來遭遇辛亥革命一樣，起因也是試行新政。
同樣名聲不好的貴族呢？可以說，三級會議能夠召開，直接動因就是1787年5月“貴人會議”遭解散後，導致包括長袍貴族們在內的“貴族反叛”，並施加持續壓力，迫使路易十六召開了三級會議。要知道上一次的三級會議是175年前的1614年，足見貴族們的決心和行動力，多麽富有成效。對此，當年的貴族夏多布裏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就曾說：“貴族使革命開始。”[③]那麽，這個時候的貴族們應該被定性為“右”嗎？
與貴族階層一樣，教士階層也是其中的改革動力。這一點前麵已經例舉過。
所以，不管國王還是貴族和主教，在那時總體上來說都是改革派，或者至少都懷著改革目的，因而同意了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超過貴族和教士兩個階層的總和。（實際到會代表1139人，其中291人是神職人員，270名是貴族，578人是第三階級。）這樣的局麵，某種程度上已說明他們的包容和改革的決心。因此說，三個等級之間的矛盾，不應該被誇大，否則就是階級決定論下的思想後遺症。
第二，曆史的複雜和戲劇性在於，三個懷著共同心願和目的的等級，在會議剛開始的投票規則上發生激烈衝突，即是更遵照上一屆三級會議的傳統按級投票（三個等級內部投票，然後贏家通吃，作為一票，類似美國的選舉製），還是改革實行全新的一人一票。
這個問題在已經接受普選製為善或先進的人看來，好像很簡單，但在當年，代表權和投票權，直接涉及到傳統秩序或規則，是否需要調整，也涉及到投票結果是否更有利於某一等級等問題。對此，貴族和教士等級主張按照傳統慣例，第三等級主張打破慣例實行一人一票。這時，應該說遵照傳統和慣例的貴族和教士就是“右”嗎？或者可以問，被命名或歸檔為“右”就意味著腐朽、落後和不進步嗎？
我的意思是，如果各位直覺上就反對貴族和教士階層，並很簡單地讚同大膽變革和完全民主，就是對的、好的，那在無形中已處於先入為主的狀態，或者說已經處於進步主義的曆史敘事中。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難做出對與錯的判斷，也就是從政治審慎的角度來說，教士和貴族並沒有什麽錯，他們不過是要沿襲幾百年的傳統舊例。第三等級積極爭取權益，試圖借機改變規則以利於自己也不錯。二者的分歧和博弈，完全屬於公共政治運作的常態，不應該在事實不清和前提未論證的情況下，就主觀地偏袒一方。
退一步來說，隨著時間和事件的推進，1789年7到10月間，最初不想改變投票傳統和打破舊秩序的那些高級教士和貴族，或者被恐嚇逃走，或者自動辭職隱居，或者移民到國外，或者自動放棄席位，或者被排除在國民製憲會議和接下來的國民立法會議之外。這時還將所謂“右派”當批判的靶子，完全是對稻草人說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第三，在事實判斷下，激進變革舊秩序，被界定為“左”，那麽按理，隻有堅決反對變革的，才可以被界定為“右”，可是結合1789年及其後的法國實情，並不存在堅決反對者，流行觀念中的所謂“右派”，隻不過是那些穩健、漸進的變革者。或者說，如果貴族和教士在三級會議和製憲會議期間可以被定性為“右”，那麽到了國會立法會議期間，先後處於多數和掌權的斐揚派和吉倫特派，因為步伐相對穩健，也應該被界定為“右”，否則就是雙標。而且，這個“右”的界定，就是唯獨站在布列塔尼-雅各賓俱樂部的視角和立場，否則站在國王和失位貴族的視角和立場看，斐揚派和吉倫特派都屬於激進“左派”。再比如，1792年12月國民公會投票處決路易十六時，721個議員中，支持處決的387人，可以被視為激進左派，那作為反對者的334人，就理所當然地被界定為“右派。可尷尬的結果是，這個“右派”陣營就包括世界著名的激進左派——托馬斯·潘恩。如果誰說潘恩是“右派”，那簡直滑天下之大稽。
到現在為止，各位告訴我，法國大革命，作為決定問題關鍵的曆史第一現場，到底哪些人是真正的“右”呢？社會巨大變革時，秉持穩健、漸進和保守的態度，就是“右”嗎？這世界是否真有“左”“右”之間的居中和常態呢？
其次，要搞清楚所謂的“右”，在事實判斷之外，還需要講一些曆史和常識性的道理。
比如，在地理方位和哲學思辨語境下，有左也有右；比如所謂的“相互平衡的兩翼”，左右輪換也可以說是“鍾擺效應”，否則我們完全無法辨別方向和進行理性討論，但是在實際的曆史和政治實踐中，卻隻存在法國大革命、蘇俄革命、法西斯和納粹那樣的“左”，而並不存在實體的“右”。
道理很簡單，假定我們以洛克-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論（小政府+自由市場）作為一個軸線，並以法國為例來做一下簡單的梳理。1789年前的法國社會基本上可以說處於這一軸線中，隨之而來的法國大革命，當然毋庸置疑地向左偏離了軸線。接下來的拿破侖複辟以及施政，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可以說回到了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的時代，也就是依然處於正常軸線範圍內，但在第二共和國時期，普選權、工人的勞動權利以及巴黎公社時期的社會公有製、工人民主等國際社會主義舉措再次向左偏離，並且沒有隨著第三共和國的國王亨利五世和保守派麥克馬洪總統的上台，得到徹底扭轉，代表左翼力量的共和派、激進派、社會主義黨派，始終堅持他們的政治思想表達，直到1901年成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國激進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然後是1905年法國社會黨（SFIO）成立，直到1914年法國立法機構中的統一社會主義者、共和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激進派構成的“左翼”集團。這期間，1881-1882年強製實行公共教育免費，且與傳統的天主教教育體係相剝離；1884年工會合法化，1898年出台針對工人的意外保險法，1910年建立國家養老金計劃。隨著這些社會主義元素不斷增多，政府角色越來越重要，政府的職能越來越多，權力就越來擴大，也越來越左地偏離軸線。二戰後，法國共產黨（PCF）和社會黨（PS）成為兩大政治力量，全民免費醫療、高額的養老金和失業金不斷被刷新，尤其1968年學生和工人運動發動的五月風暴，促使《格雷內爾協議》（L'accord de Grenelle）[④]出台，直至1981年社會黨第一書記密特朗成為首位民選的左翼總統[⑤]，標誌著晚年馬恩-伯恩斯坦路線的勝利。期間雖多有保守的政黨上台，比如第三共和時期的帕特裏斯·麥克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73—1879年）、雷蒙·普恩加萊（Raymond Poincaré，1913－1920年任總統；1912-1913、1922－1924、1926－1929年任總理）等，但隻能是相對的有所矯正，無法扭轉整體偏離軸線的大局。或者說20世紀以來，法國從沒有恢複或接近到洛克-斯密軸線，反而是漸行漸遠。
法國社會的轉變軌跡，與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大體一個步調。對此，曾在1976年預言蘇聯將解體的法國曆史學家、人類學家埃馬紐埃爾·托德（Emmanuel Todd）於2024年出版新書《西方的失敗》，其中指出，西方世界正經曆一場深刻且不可逆轉的衰落，西方的政治體製已經淪為自由主義寡頭政治。這本書以及書中的部分觀點，我並不完全讚同，但這兩點概述還是比較客觀的。
在這股不斷左轉也不段衰落的曆程中，美國節拍和節奏雖然慢一些，但從共和黨的胡佛總統強力推行政府幹預經濟政策始，經過民主黨的羅斯福-杜魯門長期執行社會主義新政，包括1962年前後最高法院的幾個判決，讓美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加快了追隨歐洲的步伐，哪怕期間經曆8年的裏根時代和4年的後裏根時代，都不能動搖羅斯福時代的社會保障政策、醫保、福利以及食品券等，包括難以改變稅收增長和凱恩斯財政激進主義，甚至在農民危機和儲貸危機中，還直接實施政府補貼和介入政策。這也就是大衛·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為何在1986年以出版《政治的勝利：裏根革命為何失敗》中，嚴肅地表達對裏根的不滿。之後曆經克林頓-奧巴馬的民主黨時代，無論是政府采購、醫療法案、基礎建設、金融監管、能源環保等“大政府主義”，還是政府強力推行DEI、LGBT文化和社會運動，以及變相控製言論自由和選擇性執法，包括賀衛方教授所說的“精英大學和主流媒體裏左派似乎占據了（美國社會的）主導地位”。這種強勁態勢下，所謂保守派總統川普，即便重新上任後掄起板斧一陣砍，包括惹怒馬斯克的“大而美法案”和應對37萬億美元債務的舉措，也不敢大幅削減社會保障預算，否則中期選舉或下屆大選中，已經習慣溫室的美國人，會像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群眾一樣敢於說不[⑥]。這一點大衛·斯托克曼的兩本書名就可以做最好的總結，前一本是2013年的《大變形：美國資本主義的腐敗》（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後一本是2019年的《川普巔峰：無法排幹的沼澤和MAGA的幻想》（Peak Trump: The Undrainable Swamp And The Fantasy Of MAGA）。或者如果依據我的觀點，美國政府現有的15個行政部門以及190萬的聯邦雇員、政府采購消費至少都削減一半時，再來討論這樣的問題，可能還有點現實意義。
那麽，如何對這一不斷偏離軸線的社會演變做一個價值判斷，是更進步、良善，還是更退步、敗壞？不同立場的人肯定會做出截然相反的結論，比如左派或社會主義者認為，這個演變是西方政治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左右”鍾擺效應的正常結果；古典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會認為歐美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而且無法回到洛克-斯密軸線。
那到底該如何辨別？我不想簡單表態，因為單純的觀點之爭無意義，不如思考一個經典案例：當1887年德州幾個縣的農民因為天災導致歉收，國會撥款一萬美元幫農民買種子，民主黨的克裏夫蘭總統直接予以否決，理由是：“我在憲法中找不到任何允許這種撥款的條款，而且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有救濟個人痛苦的權力和責任，對於公共服務和福利來說，這樣的方式是不恰當的。在我看來，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無視政府權力和義務限製的傾向應該堅決予以抵製，最終應該不斷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政府是由人民所資助的，但政府並不應該反過來對（單獨的）個人加以資助。”對比那時的總統和民主黨，再看看今天“不斷進步”的民主黨和所謂保守的共和黨，我們需要冷靜地思考，美國一路而來的“左轉”，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還需要首先思考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政府職責應當是什麽？政府總是強調或高調為民眾做好事，真的是好事情嗎？
當然，為了讓問題更難纏，可以先定性洛克-斯密軸線本身為“右”且有嚴重缺陷，也即很大程度上否定洛克的“政府論”和斯密的“自由市場論”，這樣的話，就可以說向“左”偏離是好的。在這一價值觀下，國人熟知的進步主義、曆史決定論，就是解釋世界的最佳意識形態；中文世界中的“右派”、“右轉”、“右翼”，就不再是人為造成的語言遊戲；賀教授所鍾情的類比：“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也不是文學的虛構而具有了實際意義；秦暉教授創新地定義所謂“極右”就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製強者推演成要強者控製國家欺淩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為強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實行寡頭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以及他舉例說“極右”國家的代表是南美和東南亞那種“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也不是虛擬世界的自說自話，其“百科全書式”的美譽，不再是不知所雲的大雜燴；媒體人笑蜀先生在《百年大變局：極右翼世界革命與人類的戰國重現》中痛批普京以傳統價值觀為旗幟，全麵啟動保守主義敘事，發動俄羅斯主導的“極右翼世界革命”，不但不是製造噱頭和強行拉郎配，反而是富有洞見的“曆史的先聲”。
可是，洛克-斯密理論真有嚴重缺陷並需要改正、否定嗎？對此，我想引用一位00後碩士生隨口說的一句話：“如果真的具備整全的文明視界，那麽，在政治光譜上就應該隻存在一個方向性的價值取向，而作為反文明到極端的所謂‘極左’和‘極右’，就隻能出現其中的一個，絕不會兩者同時出現，或出現什麽左與右都是正常的、隻有極左和極右才危險等看似理中客的論調，其實這種中庸思維才是嚴重違背本原邏輯的。”這段話中的本原邏輯，也叫本源邏輯，是建立在本源之上的思維邏輯，可指最基本規律、最初始的理路以及最根本的起點、第一原則等。進一步應用就是，洛克-斯密軸線，就相當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出廠設置，在不反洛克-斯密理論或不反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價值判斷上需認定其為“原善”（但並非完美），因此各種社會主義的“左”，就是偏離和背離這個善。
這個應用和本原邏輯，可以說與基督教神學異曲同工，因為聖經中上帝創世時設定世界秩序是“好的”、“良善的”，包括亞當和夏娃，隻是因為善的缺乏導致他倆濫用自由意誌，為世界帶來罪惡——死亡。即如寒冷、黑暗作為實體不存在——因為是溫暖和光的缺失導致，也就無法與溫暖和光對立。
所以可以說，若認同和讚美“左”，就要首先否定洛克-斯密理論，否則就陷入自相矛盾的話語陷阱。通常所謂的“右”，不過是在“左”的範疇內的回調，是“左”眼中的“右”，本身並非真“右”。同理，堅持認為存在“左”與“右”或“極左”與“極右”以及“左右互補”，不過是缺乏事實支持的頭腦幻想，屬於偽命題。
當然，我知道英文圈和中文圈都會異口同聲地舉出法西斯和納粹作為“極右”的證明，但正如我此前在文章[⑦]中分辨得那樣，這同樣是甩鍋和抹黑的話語陷阱，隻是人們深陷其中卻不自知，還自認掌握了標準答案。
同樣自認為掌握標準答案的，還有劉軍寧博士。比如他在2020年《如何識別左與右》的讀書會分享中，首先援引《聖經·傳道書》的經文“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之後又引《希伯來書》和《馬可福音》中的耶穌升到天上後“坐在上帝的右邊”，再結合英文中right就是“正確的”為“右”辯護。他還神秘莫測地這樣誘導說：“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座次——忤逆的革命黨坐在左側，純粹是個偶然。這果真是個偶然嗎？”我承認在《聖經》語境下，“右”有時候是代表“尊貴”、“正確”、“得勝”，“左”代表“偏離”、“被控告”[⑧]、“被詛咒”[⑨]。這一點，應該為“懂行”的劉軍寧先生點讚，但他生搬硬套將聖經應用於一場語言遊戲，而且是在他明確聲稱“沒有極右”的情況下，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同時，他完全回避《聖經》中的“不利證據”，比如《申命記》5:32的經文：“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這句經文，顯然是說“左”、“右”都偏離了正道的意思。《哥林多後書》6:7b的經文：“真實的道理、神的大能；公義的兵器在左在右。”這句經文的背景是，羅馬士兵一般是右手持矛或劍進攻、左手持盾防禦。保羅借用這個比喻，說明自己在傳福音時依靠神的公義，左擋右突、攻守兼備。
不止這一點，我注意到，劉軍寧會經常拿聖經說事，用意和立意可能都是好的，但是他對聖經太外行，經常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比如說聖經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出埃及記，其中十誡最重要，或聖經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十誡。他還說：在他的記憶中，“耶穌關於律法從沒有過任何負麵的言論”，但保羅卻說了很多“關於律法的負麵言論”，“信保羅，還是信耶穌？我信耶穌。我落伍地停留在律法時代，而且一直。” 他又因為柯克妻子寬恕凶手的事，比較了“耶和華的思路與耶穌的思路”有很多不同，不過結論是二者“並非是非此即彼互相取代的，相反，兩者是並行不悖互相補充的”。劉軍寧博士還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信仰是保守主義的根基》。我讚同這個題目的意思，但是看他經常在那沒文化地胡說，真覺得這位所謂中國保守主義之父的根基，實在太淺薄，不能承受那主義之重。
也不止劉軍寧，中文圈中很多自命或被譽為“右派”的名流，也長這樣“身在此山中”地說“右派就是保守派，共和黨”（王建勳）美國“左右之爭背後是財產權大戰”（楊鵬）、“左右相爭乃是五彩繽紛的樹葉”（趙曉）。所以，一個尷尬的現象是，雖然這些人平時與“左派”名流們相互對立，但不覺中他們又欣欣然手拉著手，讓這個已經被汙染的語言界和思想界愈發淩亂。
至於近期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查理·柯克事件，我有些好奇，因為他12年的舌戰群儒，不過是一些粗淺常識的喋喋不休，目的是喚醒美國人回歸常識和傳統價值，以抗席卷歐美世界的“文馬”和左翼覺醒主義，並沒有什麽高深之處，可是很多中文圈的名流，一邊讚美燈塔國的建國之父們多麽睿智、憲法及其修正案多麽了得，一邊將柯克界定為“極右”，說他製造仇恨和“撕裂”美國社會。這麽矛盾的觀點，竟然能夠非常舒適地集於一身？同樣的舒適還表現在：他們一邊習慣地以社會正義之名[⑩]，動輒拿起納粹、法西斯的帽子就扣向政敵，一邊麵對槍擊又非常及時、客觀地呼籲“反對一切政治暴力”。這中間的內在衝突，他們同樣意識不到。不過，有人意識到了，比如克萊·特拉維斯（Clay Travis）就曾不客氣地反擊說：“你們整整十年，把美國總統比作希特勒，……把所有支持川普、為他發聲的人——包括……查理·柯克都汙蔑成納粹”，“結果當有人真的動手時，你們又裝作正義凜然地說：‘我們譴責暴力。’不，這就是你們一手釀成的！”“就是左派造成的！”因為“當你們給別人貼上‘希特勒’的標簽時，其實就是在向瘋子們下暗示：‘去殺了他們’”。
我不想簡單地介入這類爭論，但要指出一點，歐美人普遍地憎惡希特勒，而不是那更壞的人，是“二戰”歐美主流曆史敘事的病毒後遺症，也說明歐美人從“二戰”到現在，同樣生活在話語陷阱之中。
四、作為話語的“右”、“極右”的曆史
當我努力做了這樣的史實還原和分辨後，各位應該對下一個話題產生興趣，也就是既然曆史上並不存在流行說法的“右”，為什麽滿世界，不管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中文，都流行說“右派”、“極右”以及相關構詞呢？
這個話題很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名詞術語的指代性、恰當性，還涉及立場敘事、意識形態話語，不把握這一點，還以為自己的認知水平有多高，就隻能是個笑話了。不過要解決這個問題很難，除非做一番“術語考古學”：從命名到傳播並形成流行觀念的考證。
我同樣是借助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數字圖書館做了檢索，發現最早使用“右派”、“極右”修辭的[11]紙媒是1822年《憲政報》（Le Constitutionnel）10月6日刊發的自由派攻擊反對派的文章，原話是：“維萊爾先生的辯護者對議會極右翼成員毫不留情。……他向我們保證，中間偏右派常常對極右翼的反複無常感到不滿。”（L’apologiste de M. de Villèle ne ménage pas beaucoup les membres de l’extrême droite de la chambre. …Il nous assure que le centre droit gémit souvent des inconséquences de l’extrême droite.）
這個材料雖然不應該過度解讀，但其中有幾點也值得一說。
首先，在1822年的這個時間點來說，“偏右”、“極右”作為詞匯的誕生，已經是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拿破侖時代結束、波旁王朝的複辟時期。那麽，這個時間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詞匯？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積澱的結果？還是後來開會基於坐席方位而定，或者是作者臨時起意創新性地造詞？我無法做更細的考證，所以不能多說話，但可以說的是，從文章的語境和時代背景看，“右”在被創造和使用時，已經被賦予了政治光譜和意識形態的意義[12]，即維護傳統和舊秩序的所謂保皇派、守舊派。
其次，“偏右”、“極右”針對的是波旁王朝複辟時期——也就是查理十世統治時代（1820-1830年）——的部長會議主席維萊爾（Count Joseph de Villele）1821至1828年期間執掌政府。雖然這隻是7年左右的時間，但一定要知道的背景是，曆經大革命，法國政局和社會頻繁變動，怎一個亂字了得，維萊爾執政對於那個時期的法國來說，堪稱是恢複和穩定秩序的頭號功臣。那麽他是否屬於“中間偏右”呢？這個判斷取決於立場，也就是作為《憲政報》（以及《每日新聞》和《辯論報》）的自由派來說，維萊爾維護皇權，支持查理十世舉行加冕儀式，嚴厲控製大學、中學的秩序，堅決打擊反對派的借開采煤礦而製造陰謀，恢複教會管理社會的職能，對於褻瀆基督教者嚴厲懲治等政綱舉措，都屬於“中間偏右”。但我的問題是，維萊爾既沒有走極端的全盤複古路線，也沒有偏袒激進的自由派、共和派，而采取兼顧兩邊又堅持原則的“中間調和路線”，如果這也算偏離坐標軸的“右”，那我想知道“中軸線”在哪裏？而且順便補充的是，當年新聞自由已經顯出立場決定論的特點，一些媒體濫用新聞自由，所以查理十世和議會推出可選的新聞審查製度，並以233對134票通過。維萊爾對此非常不滿，堅決主張新聞自由，這一點與自由派不謀而合，卻與保守派嚴重衝突。
第三，至於文中的“議會極右翼成員”以及“反複無常”的修辭。我不想多評論，因為既然是立場相反，能戴帽子時，當然要挑最醜的，這樣不但可以泄憤，還可以離間所謂“中間偏右”、“右派”與“極右”之間關係，反正二者都是對立麵。從這樣的表現來說，新聞傳播學理論上的媒體客觀論，在實踐中其實很難成立。包括所謂西方國家的“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大眾媒體的監督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秉持公正性？是很難得出普遍性結論的。
第四，“偏右”和“極右”的詞匯，日後被延續使用了，但比較少見，比如我們檢索到第二次使用時，仍是出自《憲政報》1824年2月26日的文章。其中寫道：“無論如何，當我們遇到那些真正的極端保皇黨人、極右派人士時，比起遇到官員我們更值得欣慰；因為即便是出於黨派精神的獨立性，也勝過出於個人利益的奴性。”（Toujours est-il que, quand nous rencontrons de francs ultra-royalistes, des hommes de l’extrême droite, nous avons plus à nous en louer que des fonctionnaires ; car l’indépendance même de l’esprit de parti est préférable à la servilité de l’intérêt personnel.）這裏的語境，可以進一步證實1822年首次使用時的意識形態化。
“右派”、“極右”在法語中什麽時候開始比較普遍使用？什麽時候開始在德語、西班牙語、英語使用以及流行？我就不能在這一篇文章中一一考證了。或者我可以給出一個比較寬泛又模糊的答案，就是這些語言中的“左”、“右”都依賴於法語，也滯後於法語語境。從時間間隔和使用頻率來說，在19世紀前期並不多見，20世紀後慢慢開始流行，尤其是1930年代前後是個標誌。
接下來我想引述一些評議“左”“右”的觀點，以幫助各位更好地理解這兩個修辭及其意義。
第一個材料來自法國的和平主義者埃米爾·奧古斯特·沙爾蒂埃（Émile-Auguste Chartier）。他在1931年時指出：“當人們問我，右翼政黨與左翼政黨、右翼人士與左翼人士之間的劃分是否仍然合理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肯定不是左翼人士。”他的意思是，左翼人士喜歡並認同“左右敘事”，所謂“右翼”人士不會喜歡這樣說。
第二個材料來自法國曆史學家馬塞爾·戈歇（Marcel Gauchet）。他在《右與左》中說，“右”與“左”成為政治身份主要類別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持續了四分之三個多世紀，直到 20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維蘭·劉易斯和海倫·劉易斯夫婦在《左右之謎：政治光譜如何誤導和傷害美國》中指出：俄國革命後，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曆史學家，越來越多地用左右兩派的術語來指代主流政治，到1930年代中期，“左派”、“自由派”和“進步派”等術語，已與民主黨更為擴張的政府方針聯係在一起，而“右派”和“保守派”則與共和黨更為嚴格的政府方針聯係在一起。
第三個材料來自托馬斯·索維爾。他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警示：1920年代，“墨索裏尼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被知識分子廣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傑出知識分子中也擁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裏尼展開了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以及希特勒開始在國內推行暴虐的反猶主義、在國外展開軍事侵略後，這些極權主義體係才為國際社會所唾棄，也才為左派所譴責。但從那以後，極權主義就被描繪為‘右翼’。” 我順便補充的是，幾乎同時，中文中的“右翼民族主義”（right-wing nationalism）、“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13]）等新詞被製造出來，經The Times和The Nation等流行雜誌的大力傳播，成功地將原本是中性詞的民族主義，融合進了種族主義、仇外心理、民族沙文主義、獸性愛國主義；將本來屬於左翼敘事範疇的民粹主義，硬生生地安上了“右翼”的帽子，以至於今天被濫用於各種語言中。
第四個材料來自艾米麗·瓊斯（Emily Jones）。她在《英國“左派”和“右派”的出現》（收錄於馬蒂斯·洛克等編《世界主義 保守主義》）中說：如今，人們使用“左翼”和“右翼”這兩個詞時，很少考慮其在法國國民議會中的具體起源。保守主義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認真對待名稱和術語。我想，艾米麗的意思是提醒我們，在使用語言時要小心，否則習慣性地濫用被篡改的語言，就會陷入一種糾纏不清的話術中。維特根斯坦在《文化與價值》中有一句很有韻味，他說：“一個人被關在一個門鎖著、向內開的房間裏，隻要他沒有意識到應該拉門而不是推門，他就永遠無法逃脫。”
講座到最後，我想再問各位一句：你們能分清楚“左”和“右”嗎？我猜想大多數人分不清，因為或者完全意識不到，或者觀念固化不願改變，甚至會找理由說，一個詞或詞組分清分不清能怎麽樣，小題大做沒必要。但是我想說兩點：
第一，“左右”不是一個普通的詞匯或修辭術語，還是一個極具意識形態的話語和詭辯話術。福柯曾說，所謂的“世界的真實”，並非在語言之外，而是被話語體係（discourse）所建構。與之相關的是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他們都在提醒我們，日常使用的詞匯、語言（及其邏輯）是我們認識世界和表達意義的重要工具，如果工具被蓄意造假、濫用、汙染後，不僅事實被模糊、抽離，而且虛假思想隨之被塑造，於是形成話語陷阱。人們普遍對此缺乏免疫，社會就會進入集體無意識，然後慢慢適應謊言，喪失警覺和思考，變成眼睛明亮的瞎子。17世紀的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認知的四個障礙：族類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即人類本性的普遍局限和偏見；劇場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即不可靠的權威及其誤導；洞穴偶像（Idols of the Cave），即因個人經曆、教育或偏見導致的認知偏差；市場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place），即語言和詞語的不精確使用導致的誤解。不幸的是，世界人或者不懂這個教導，或者雖懂這個教導卻無法自拔，所以永遠也擺脫不開無知和愚蠢。
第二，波普爾提出的“可證偽性”方法論或批判性檢驗原則，是防止我們掉進話語陷阱和掩蓋錯誤的最好方法，隻是人們太自以為是、不知反省，所以中文世界流傳著各種“偽說”，比如“黑格爾的哲學主張存在即合理”[14]；“伏爾泰的名言：盡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15]；“西方哲學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16]；“丘吉爾說：未來的法西斯將會以反法西斯的麵目出現”[17]；“胡適說：一個肮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18]以及眾多的偽概念、偽命題，比如“封建階級”、“帝國主義”、“全盤西化”、“男女平等”、“種族歧視”、“製度決定論”、“社會正義”、“文化無高下”、“宗教多元論”、“惡法也是法”、“靈魂安息”、“上古中國人有信仰”、“印度為什麽沒有產生科學”、“為什麽近代埃及落後了”、“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讓西方擺脫神權、走出黑暗的中世紀”[19]……這些偽說、偽概念、偽命題涉及曆史、政治哲學、法學、文化、信仰等很多方麵，也幾乎是中文圈、思想界的公共話題，還因此產生了很多名流學者和權威著作，誤導了滿國的一眾粉絲。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詞匯，它同樣是一麵鏡子，可以照射出每個人的思想底色、立場和中毒情況。
過往文章：
1、如果製度有優劣，文化豈能無高下 ——再與秦暉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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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何說胡適是半吊子 ——以《自由主義》為例兼於自由主義者們商
4、國運1922：民國義和團與非基督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