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在美國神經內科訓練的三年：磨練與歸屬
司徒
1993 年年初，我正式入職亞利桑那。
訓練基地幹淨得像四星級酒店。那時醫生幾乎清一色白人，我算那批裏較早的海外醫生。
第一天見訓練主管 Dr. L：
“我們這兒的醫生都要 nice。誰不 nice，你告訴我。我們不允許不 nice。”
隨後認識了 Dr. A（耶魯 MD/PhD，行為神經學）。
他盯了我一眼：“要打領帶，不然像實驗室技師。”
說實話我不愛戴領帶，隻要 Dr. A 不在我就幹脆不戴了。
還有 Dr. L.A.——他自稱法國人，其實是墨西哥裔，後來入了美國籍。
英文說得很快、帶混合口音，特別愛跟我聊天；
查房常常從東扯到西，一聊到晚上八九點。
有時我會說：“Dr. L.A.，我得去看病人了。”
他笑：“慢慢來，不要急。”
我還曾跟 Dr. L 小抱怨過，心裏擔心他會給我差評。
結果看到他寫的評語非常好——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誤會他了。
有一次查房，一個發燒、意識混亂的病人，大家都沒頭緒。
我在實驗室用一台老式顯微鏡看了**一滴腦脊液（CSF）**的塗片，一眼就看到巨細胞（Giant Cell），我脫口而出：“Giant Cell。”
Dr. A 當場站起來：“你從哪兒學來的？”
我說：“以前學過血液病。”
他點頭：“那就對了——考慮血管炎（vasculitis）。”
從那以後他對我格外照顧。紮實的基礎，會在關鍵時刻點亮診斷之路。
小插曲：1994 年入籍
那年我請了一天假，早上查房前說：“今天我得去移民局——加入美國國籍。”
Dr. R 微笑著、帶一點 English accent：“這是好事，代表你可以留下在美國了。”
Dr. L 打趣：“那你什麽時候把中文口音去掉啊？”
Dr. A 很認真地說：“一般人要是十五歲以後才來美國，幾乎不可能完全去掉原來的口音。”
大家都笑了。口音也許還在，但歸屬感已經落地。
那三年我也結識了不少同伴：
• M 醫生（女，D.O.）：當年 D.O. 常被偏見對待，但她特別耐心，很多操作都手把手教我。
• F 醫生（男）：快 50 歲才轉讀醫學院、改走神經內科，毅力驚人。我前幾年查到他八十多歲還在行醫。
• J 醫生（男，中西部）：放棄強度更大的項目，選擇陽光更好的亞利桑那。太太剛生孩子，他請了陪產假，那是我第一次見這種製度。
• T 醫生（女）：從精神科轉來，她說天天聽家人互相折騰，頭都痛，於是轉到神經內科。
後來大家各奔東西。
我常常想起他們，偶爾也會上網查查他們的去向。
也許是他們的命運，加上我的命運，一起造就了今天的我。
還有那位未具名的年輕神經住院醫生——我一直記得他。
我這位當醫生的使命感，是有道理的。
的確，自從 1995 年底進入獨立行醫後，三十多年來，我就從沒想過放棄。
（下篇完）
下篇｜在美國神經內科訓練的三年：磨練與歸屬 司徒
Kwseeto (2025-10-23 13:09:11) 評論 (2)
下篇｜在美國神經內科訓練的三年：磨練與歸屬
司徒
1993 年年初，我正式入職亞利桑那。
訓練基地幹淨得像四星級酒店。那時醫生幾乎清一色白人，我算那批裏較早的海外醫生。
第一天見訓練主管 Dr. L：
“我們這兒的醫生都要 nice。誰不 nice，你告訴我。我們不允許不 nice。”
隨後認識了 Dr. A（耶魯 MD/PhD，行為神經學）。
他盯了我一眼：“要打領帶，不然像實驗室技師。”
說實話我不愛戴領帶，隻要 Dr. A 不在我就幹脆不戴了。
還有 Dr. L.A.——他自稱法國人，其實是墨西哥裔，後來入了美國籍。
英文說得很快、帶混合口音，特別愛跟我聊天；
查房常常從東扯到西，一聊到晚上八九點。
有時我會說：“Dr. L.A.，我得去看病人了。”
他笑：“慢慢來，不要急。”
我還曾跟 Dr. L 小抱怨過，心裏擔心他會給我差評。
結果看到他寫的評語非常好——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誤會他了。
有一次查房，一個發燒、意識混亂的病人，大家都沒頭緒。
我在實驗室用一台老式顯微鏡看了**一滴腦脊液（CSF）**的塗片，一眼就看到巨細胞（Giant Cell），我脫口而出：“Giant Cell。”
Dr. A 當場站起來：“你從哪兒學來的？”
我說：“以前學過血液病。”
他點頭：“那就對了——考慮血管炎（vasculitis）。”
從那以後他對我格外照顧。紮實的基礎，會在關鍵時刻點亮診斷之路。
小插曲：1994 年入籍
那年我請了一天假，早上查房前說：“今天我得去移民局——加入美國國籍。”
Dr. R 微笑著、帶一點 English accent：“這是好事，代表你可以留下在美國了。”
Dr. L 打趣：“那你什麽時候把中文口音去掉啊？”
Dr. A 很認真地說：“一般人要是十五歲以後才來美國，幾乎不可能完全去掉原來的口音。”
大家都笑了。口音也許還在，但歸屬感已經落地。
那三年我也結識了不少同伴：
• M 醫生（女，D.O.）：當年 D.O. 常被偏見對待，但她特別耐心，很多操作都手把手教我。
• F 醫生（男）：快 50 歲才轉讀醫學院、改走神經內科，毅力驚人。我前幾年查到他八十多歲還在行醫。
• J 醫生（男，中西部）：放棄強度更大的項目，選擇陽光更好的亞利桑那。太太剛生孩子，他請了陪產假，那是我第一次見這種製度。
• T 醫生（女）：從精神科轉來，她說天天聽家人互相折騰，頭都痛，於是轉到神經內科。
後來大家各奔東西。
我常常想起他們，偶爾也會上網查查他們的去向。
也許是他們的命運，加上我的命運，一起造就了今天的我。
還有那位未具名的年輕神經住院醫生——我一直記得他。
我這位當醫生的使命感，是有道理的。
的確，自從 1995 年底進入獨立行醫後，三十多年來，我就從沒想過放棄。
（下篇完）
司徒
1993 年年初，我正式入職亞利桑那。
訓練基地幹淨得像四星級酒店。那時醫生幾乎清一色白人，我算那批裏較早的海外醫生。
第一天見訓練主管 Dr. L：
“我們這兒的醫生都要 nice。誰不 nice，你告訴我。我們不允許不 nice。”
隨後認識了 Dr. A（耶魯 MD/PhD，行為神經學）。
他盯了我一眼：“要打領帶，不然像實驗室技師。”
說實話我不愛戴領帶，隻要 Dr. A 不在我就幹脆不戴了。
還有 Dr. L.A.——他自稱法國人，其實是墨西哥裔，後來入了美國籍。
英文說得很快、帶混合口音，特別愛跟我聊天；
查房常常從東扯到西，一聊到晚上八九點。
有時我會說：“Dr. L.A.，我得去看病人了。”
他笑：“慢慢來，不要急。”
我還曾跟 Dr. L 小抱怨過，心裏擔心他會給我差評。
結果看到他寫的評語非常好——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誤會他了。
有一次查房，一個發燒、意識混亂的病人，大家都沒頭緒。
我在實驗室用一台老式顯微鏡看了**一滴腦脊液（CSF）**的塗片，一眼就看到巨細胞（Giant Cell），我脫口而出：“Giant Cell。”
Dr. A 當場站起來：“你從哪兒學來的？”
我說：“以前學過血液病。”
他點頭：“那就對了——考慮血管炎（vasculitis）。”
從那以後他對我格外照顧。紮實的基礎，會在關鍵時刻點亮診斷之路。
小插曲：1994 年入籍
那年我請了一天假，早上查房前說：“今天我得去移民局——加入美國國籍。”
Dr. R 微笑著、帶一點 English accent：“這是好事，代表你可以留下在美國了。”
Dr. L 打趣：“那你什麽時候把中文口音去掉啊？”
Dr. A 很認真地說：“一般人要是十五歲以後才來美國，幾乎不可能完全去掉原來的口音。”
大家都笑了。口音也許還在，但歸屬感已經落地。
那三年我也結識了不少同伴：
• M 醫生（女，D.O.）：當年 D.O. 常被偏見對待，但她特別耐心，很多操作都手把手教我。
• F 醫生（男）：快 50 歲才轉讀醫學院、改走神經內科，毅力驚人。我前幾年查到他八十多歲還在行醫。
• J 醫生（男，中西部）：放棄強度更大的項目，選擇陽光更好的亞利桑那。太太剛生孩子，他請了陪產假，那是我第一次見這種製度。
• T 醫生（女）：從精神科轉來，她說天天聽家人互相折騰，頭都痛，於是轉到神經內科。
後來大家各奔東西。
我常常想起他們，偶爾也會上網查查他們的去向。
也許是他們的命運，加上我的命運，一起造就了今天的我。
還有那位未具名的年輕神經住院醫生——我一直記得他。
我這位當醫生的使命感，是有道理的。
的確，自從 1995 年底進入獨立行醫後，三十多年來，我就從沒想過放棄。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