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的責任是執行法律、指揮軍隊、製定外交、影響立法、任命司法，其曆史地位往往取決於在國家危機和曆史轉折中的表現。他既是憲政製度中的“被約束的權力核心”，也是美國乃至世界政治的關鍵人物。

美國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美國政治體製中“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原則的核心體現。這種分權與製衡機製，被稱為美國憲政的“基石”，旨在防止權力集中在某一機關而被權力濫用，保障民主，自由，與法治。近代總統領導下的行政部門的權力越做越大，更加需要其它兩個部門的製約。而William H. Taft總統最具現實相關性的一點就是他是司法獨立與權威的堅定支持者。

俄亥俄州素有“總統搖籃”（Mother of Presidents）之稱，曆史上產生了共8位美國總統，他們分別是：Ulysses S. Grant，Rutherford B. Hayes，James A. Garfield，Benjamin Harrison，William McKinley，William H. Taft，Woodrow Wilson，Warren G. Harding。其中William Howard Taft就是我們最近去的辛辛那提的當地人。

俄亥俄州的8位總統

右邊的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是美國第27任總統（1909–1913），後來又出任第10任美國首席大法官（1921–1930），是美國曆史上唯一一個擔任過總統和首席大法官的人。他在美國曆史上的評價比較複雜，總體上被視為一個中等偏下的總統，而作為律師和法官，他的聲望反而更高。

那天清晨，帶著中西部特有的秋涼，我們重訪了十多年前來過的William Howard Taft National Historic Site國家曆史遺址。

遺址靜靜佇立在山丘間，不算宏偉，卻滿溢著曆史的氣息。這棟維多利亞風格的小樓，白色的外牆已經有些斑駁，牆上的磚石像是被時間刻下的皺紋。它就像一位坐了很久的老人，默默地講述著美國政治曆史上的往事。

推門而入，我仿佛走進了十九世紀。木質的樓梯、壁爐旁的搖椅、書桌上的羊皮卷與鋼筆，都還原了Taft少年成長的氛圍。在這裏，他隻是一個律師的兒子，未曾預料自己會走上一條少有人能想象的道路：既登上白宮最高的位置，又執掌最高法院的法槌，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擔任總統與首席大法官的人。

走到二樓的臥室，窗外是起伏的街景。

話說Taft是個典型的大胖子，他身形魁偉，體重超過300磅，常被揶揄取笑。傳言白宮曾為他定製一個特大浴缸，可容納四個普通人。

美國政壇表麵上重“能力”“理念”“政績”，但在選舉政治中，外貌與體型依然潛藏影響力。在主流文化中，肥胖常被視為“缺乏自律”“懶惰”“缺少健康管理”的象征，而政治人物需要展現“強健”“有活力”“能拚能幹”的公眾形象。臃腫的體態，往往被誤讀為負麵信號。

對肥胖者的偏見在美國政界確實存在，雖非製度性的，卻是由社會文化與媒體話語共同塑造的隱性門檻。因此，身形不“主流”的政治人物若要脫穎而出，往往需要更高明的政治技巧，或更具感染力的個人魅力。

但在曆史的長河裏，人們記住的並不是Taft的外貌，而是他在製度中留下的足跡。他或許缺乏“偉人”的戲劇性，但他的人生卻像這座房子一樣——不張揚，卻堅實。

William Howard Taft於1857年9月15日出生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父親是法官Alphonso Taft（曾經擔任美國司法部長和戰爭部長），母親是Louisa。官二代的他畢業於耶魯大學，隨後返回俄亥俄，在辛辛那提法學院學習，並開始從事律師工作。他通過共和黨司法任命迅速在政界嶄露頭角，而進入最高法院一直是他的終極目標。

他通往白宮的道路是逐步規劃的，從1900年起，他開始擔任越來越重要的職務。那一年，William McKinley總統任命他為菲律賓民政總督。在任期間，他改善了當地經濟，修建了道路和學校，並給予菲律賓人民有限的政府參與權。1907年，Theodore Roosevelt總統將他召回華盛頓，擔任戰爭部長；1908年，他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並贏得了總統選舉，於1909年3月宣誓就職。

Taft作為總統的主要成就包括：加強反壟斷執法，推動稅製改革與“所得稅修正案”，並在內政與司法體係上進行改進，為後續的製度化治理奠定了基礎。他提出“美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鼓勵美國企業在拉丁美洲和東亞投資，以此擴大美國的政治影響力。離任時，他曾感慨道：“我很高興能夠離開。這是世界上最孤獨的地方。”

他在擔任總統時反對民粹主義式的行政行為，強調總統應僅執行憲法明確賦予的權力，這是對總統權力的克製性解讀，與當代很多總統（通過行政命令、緊急權力等）所采取的擴張性行政方式形成鮮明對比。

1921年，Warren Harding總統任命他為美國首席大法官，他因此實現了自己的畢生誌向。一直任職至1930年去世前不久。對他而言，這項任命才是最大的榮譽；正如他所寫：“我不記得我曾經當過總統。”

在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他推動了"Judges Act"，賦予最高法院更大權力來決定審理哪些案件，這種製度安排至今仍影響著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在當今美國，最高法院在墮胎、槍支控製、總統權力等問題上的主導地位使得Taft對司法機構的願景依然極具現實意義。

在如今國會經常陷入僵局、總統權力不斷擴大、最高法院政治化加劇的背景下，Taft的主張提供了一種製度主義的反思視角。

曆史不僅由傑佛遜、林肯、肯尼迪這樣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書寫，也由Taft這樣的守護者撐起。穩穩地守護製度、默默地承擔責任，他的雄心不在白宮的榮光，而在司法的公正與憲政的恒久。正是這份穩健與信念，為美國政治注入了另一種沉靜的力量。美國的強大，或許正源自這種多元品格的平衡。

之後，我們又去了Taft Museum of Art。這座小巧而典雅的紅磚宅邸，曾是美國總統Taft同父異母兄弟Charles Phelps Taft的家，如今收藏著跨越時空的藝術瑰寶。Charles Phelps Taft和妻子Anna Sinton Taft在去世時將他們的住宅和藝術收藏捐贈給公共博物館，並立遺囑提供資金用於博物館的建立和維護。Charles於1929年去世，Anna於1931年去世後，Taft 博物館於1932年正式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