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中學建立於六十年代初期，坐落在工業區的最大工人住宅新村群中。當年區領導在這裏選擇校址，顯然是為了解決大量工人子弟能夠就近入學。
我們進校的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三個階段中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那是階級鬥爭的年代，學校工作都由校革命委員會主持，其成員分別由原來的校領導幹部、教師代表和造反派代表組成。這些人的階級鬥爭弦繃得緊緊的，個個都是一副鐵青的麵孔，對學生一律都是一副凶相。除了校革命委員會，還有工人宣傳隊協助管理學校。一些年資較高的教師，有的解放前曾經為民國政府幹過事，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也有的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受過衝擊，要麽在靠邊受審查，要麽在學校裏勞動改造，被剝奪了上課的資格。能上課的教師，有的是受了衝擊後被落實了政策的，有的是五十年代來自工廠的，還有就是年輕的、沒有什麽教學經驗的教師。
英語課
我們的第一位外語教師是L老師。建校初期，上級派她來擔任教導主任，主持學校的教學工作。這位老師對學生的“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麵的要求嚴格，為此也得罪過一部分學生。“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學生造老師的反，吃苦最多的老師大概就數她了。一些學生給她帶高帽子，拉她到學校附近遊街，還對她下命令：“你喊，‘我是牛鬼蛇神’”，於是她不得不喊：“同學們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學生一聽不對馬上改口：“你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她隻得接著喊：“我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一個為了教育工作盡職盡責的老師竟然受到如此對待，這是什麽“文化”指導下的“大革命”呢？
L老師的衣著十分樸素，戴著一副老式的近視眼鏡。她從發音開始教起，給大家講解什麽是元音，什麽是輔音，語音的組合等等。她早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不太熟悉國際音標，單詞的發音似乎不是很標準。但她講解英語的語法很有一套辦法，歸納出的要點容易被初學者接受。此外她的英語字和漢字寫得又快又整齊，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優點。
L老師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盡管受盡了屈辱而且也不再擔任學校的領導工作，但她還是盡到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循循善誘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當時中學生畢業後要不去農村插隊，要不就下工廠做工，大部分學生自然沒興趣學習。盡管大家學習的積極性不高，但她總是用馬克思的名言“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耐心教育大家。“文化大革命”前任命的業務領導，大多都數是可以教幾門不同專業課的能人，如果哪個老師病了，業務領導馬上可以去代課。可惜當時L老師隻教外語，沒有能從她那裏學到更多知識。
第二位教外語的老師是個年輕人，瘦高的個子，永遠留著平頭，學生背地裏都叫他“板刷頭”。他趕上了那個時代：不會講普通話的也照樣當老師。據說現在有了新規定，要在學校當老師必須通過普通話考試。按這個標準，不要說他不能當老師，就連許多大學問家也都不能當老師或當教授。時下隻會說“阿啦哪能哪能……”的，恐怕隻能去送外賣了。
他來學校工作不久，沒有什麽教學經驗。我們的教室和這位老師輔導的班級中間隔著走廊，夏天敞開的後門正對著他那個班的前門，經常可以看見他對學生訓話。在學生麵前，他永遠表現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在上課時，他在講解英譯中的課文時，常常會使用一些不符合中文習慣的語句，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中文的表達法。他上課非常認真，無論外語字還是中文字都寫得端正，但對學生是否認真學習似乎不太關心。
班裏有個姓王的同學，平時喜歡自我表現，另外一些同學會尋機擠兌他。一次，大家學習英語的“熱烈地慶祝國慶節”，其中有單詞“warmly”，有同學故意念“王~母癩”，影射這位王同學。周圍的同學心領神會，有的也跟著亂念一通。“板刷頭”不知這是在隱射王同學，隻是感覺一些同學的發音有問題，盡管多次給大家糾正，這個詞仍然被念成“王~母癩”。
有一次，班裏一位平時上課經常睡覺同學被要求在黑板上默寫英語，不知這位夢裏懵懂的同學在黑板上寫了什麽，引起老師的一再追問。看他嚴肅的態度，似乎所寫的內容有政治問題，但想想這位同學平時連中文都搞不清，怎麽可能用英語寫出完整的句子呢？老師警告大家，今後凡不是書裏學的，都不要隨便亂寫，萬一要是寫錯了就麻煩了。在那個一點小事也會被無限上綱的年代，老師的這種忠告是中肯的。
一位發小還記得，有一次班裏的幾個同學課堂上發生了爭執，看他們的樣子似乎要動手打架了。這時，“板刷頭”忽然大喝一聲：“你們想吵相罵、打相打是不是？我馬上打電話叫‘文攻武衛’來，我叫起來人來是一卡車一卡車的。”話音剛落，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就連吵架的學生也忍不住笑了。
市中心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書店，那裏出售英語版的《北京周報》。這份報紙有大約十來版，紙張很薄，字體很小。一份報紙可以看上幾個星期。我們有時會去外文書店買張報紙，把它當成外語自學教材。有一次遇到“板刷頭”在居民區裏家訪，於是請來家裏坐坐，給他看幾份《北京周報》，他掃了一眼大標題，就和我們大談有關內容。從此以後，他對我們幾個大院裏的同學態度非常友好，見麵時還不忘說上幾句簡單的英語。
多年以後，有一次去區裏的工人文化宮辦事，在那裏遇到這位久違的英語教師。他依舊留著“板刷頭”，仍然像以前那樣熱情。我們用英語交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談話中了解到，他已經離開原來的學校，在位於工人文化宮的教師進修學院工作。他本當留在學校發揮自己的外語一技之長，不知何故調離學校幹起行政管理工作了。但願他不是因為得罪了校領導，被穿小鞋，受罰下崗。
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同學們一起回憶中學時期的往事時，大家都會想到這兩位英語教師：一位經驗豐富、對學生耐心，另一位雖然乏教學經驗，但對學生非常寬容——他們分別以自身的人品和業務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尊敬。
政治課
中學裏最讓大家不感興趣大概是政治課。不喜歡政治課主要是因為這門課不規範，沒有統一編寫的教材和教學大綱。政治課的內容有“人類發展史”“中國近代史”“黨史”“兩條路線鬥爭史”。有能力的老師思路清晰、口齒清楚、字跡工整，學生跟得上他們上課的節奏。另一類老師，比如，有一位五十年代從工廠來學校“摻沙子”的政治老師，對學生的態度雖然很耐心，但他抄著一口外地方言，而且寫得一手潦草字。如果他來上政治課，學生就不太容易抓住知識要點。
上政治課基本上是消磨時間，最好默默地聽老師講課，把老師寫在黑板上的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到考試的時候，混個及格一般沒有問題。如果有人想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甚至想出一些刁鑽古怪的問題難老師，他就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提出不符合老師觀點的問題，弄不好會惹出麻煩。比如老師說，勞動創造人，猿猴通過勞動變成人類。最好不要問老師：如果人不勞動的話，會不會變回猿猴去呢？
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掀起了學習哲學的熱潮，學校裏的政治課加入了哲學的內容，還要求每個學生要寫學習哲學的體會。初中生哪裏搞得清楚哲學概念，隻能死記硬背，比如“一分為二”是對的，“合二而一”是錯的；“對立統一”是對的，“陰陽相合”是錯的。在學習哲學期間，學校樹立了一個典型：上一個年級的某小混混在他們的老師（也是教哲學的老師）的開導下浪子回頭了，於是全校推廣這位老師的經驗，說是不要用僵死的眼光看待事物，把學生機械地分為兩類：不是雷鋒就是混蛋，並說“事物在一定條件下會向相反的方向轉變”，這個學生不是“從混蛋變為雷鋒”了嗎？然而事過不久，不何故他又被公安局搭進去了。這時你最好不要問老師：事物是不是又轉變了，這次“雷鋒變混蛋”了嗎？
也有一些政治課，上起來很刺激，學生們都感興趣。1970年下半年，上麵向下傳達了九屆二中全會的文件，其中有《我的一點意見》。信的一開始還稱“陳伯達同誌”，接下來越寫火氣越旺，甚至說陳伯達“突然襲擊，煽風點火”“炸平廬山”“唯恐天下不亂”，要求人們和他的“謠言和詭辯”劃清界限。此後不久，又下來的文件又上說，陳伯達在曆史上是中共叛徒，曾經是黨內的“托派”，是個老反革命。
差不多一年以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居然在一夜之間駕機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上麵下達了有關“林彪反黨集團”的文件，抖出了林彪曆史上一係列反黨罪行：井岡山時期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長征路上挑唆彭德懷奪權；解放戰爭時期反對中央的戰略部署；解放初期懼怕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代中期和高崗一起反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廣大老幹部；出逃之前企圖搞武裝政變，也是老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重要推手，一個是《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和政治局常委，另一個是黨的副主席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原來是兩個老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麽性質的政治運動呢？
語文課
語文課有全市的統編教材，大部分內容是一些報告文學，介紹工農兵的優秀事跡。怎麽學這些文章呢？無非是分析主題、段落大意和結論，然後是寫作特點，比如，夾議夾敘、對偶排比、比喻誇張，等等。有時老師要求學生背誦一段課文，或者默寫生詞和聽寫課文。這種課上得枯燥，對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幫助不大。
教科書中除了工農兵優秀事跡，也選擇了一些優秀的文章，印象比較深的有《戰國策》中的《觸讋說趙太後》、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有魯迅的《故鄉》《為了忘卻的紀念》《論太炎先生二三事》，還有一些唐詩，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李白的《古風》（共選二首）。能不能講解這些課文，要看教師的能力了。
為什麽這幾篇古文入選呢？有一次“文革旗手”在公開場合講了《觸讋說趙太後》的故事，所以該文入選。《捕蛇者說》乍一看來，講的是一個要錢不要命的主，為了捉毒蛇掙錢寧可冒被毒蛇咬傷的風險。實際上，這篇文章給人的暗示是：“苛政猛於虎”。李白作品《古風·五十九首》中有兩首入選。先看第一首《古風·十九》寫的是什麽內容：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
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
邀我登雲台，高揖衛叔卿。
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
血流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這首詩寫於“安史之亂”的年代。老師按照標準的備課大綱，稱“安史之亂”是有爭議的曆史事件，有說是“戰亂”，也有說是“農民起義”，所以課上不講曆史背景。然後解釋《古風·十九》的意思：
從蓮花山的西麵上山，
遠遠看到一顆明星；
淨白的手捧著芙蓉花，
仿佛輕盈的腳步走向天空
……
李白寫這些高山、花草、美女、仙境，等等，到底想說明什麽呢？這首詩中敘述了作者登山，在那裏見到一位仙女，隨後跟她雲遊仙境。最後筆調突然一轉，又回到了現實世界，寫出了戰爭的殘酷景象。詩人用這樣手法表現幻想和現實的分離：向往的是“飄拂升天行”“駕鴻淩紫冥”的仙境，看到的卻是“血流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的現實。這裏可以把詩人理解為廣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民安國泰和怡然自樂的社會環境，麵對的卻是生靈塗炭和豺狼當道的社會現實。選這首詩的用意不言而喻了吧？
再來看看李白的另一首詩《古風·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
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
鼻息幹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弄清關鍵詞“鬥雞者”的意思，就不難理解詩的意思了。學這首詩的時候，曾經聯係“文化大革命”的現實，把它翻譯成如下的句子：
革命洪流滾滾而來，蕩滌社會一切角落。
新權貴們占盡財富，還有高大豪華宅院。
沿路所見的造反派，手戴臂章何等威風。
打倒口號震天價響，行人無不膽顫心驚。
世間已無非名利者，真假革命難以辨認。
在當時這樣的譯文是“吟罷低眉無寫處”的（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無論是《古風·十九》還是《古風·二十四》，詩中的寓意和現實意義隻能意會不能言傳。
走筆至今才體會到，當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打壓和整肅時，他們就會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表達反抗，不然的話，《古風·五十九首》中為什麽偏偏隻選這兩首呢？政治高壓可以強迫人低頭認罪，但暴力難以讓人心服口服，如同一位詩人所說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聶紺弩：《散宜生詩·歸途之二》）。
無論是教古文還是教魯迅的文章，對教師們來說都是一種挑戰。首先自己要讀得懂這些文章，起碼要了解文章的背景、文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者寫這些文章的意圖。剛進中學時，一位語文老師曾經向學生的家長借《魯迅全集》，說是為了備課用。老師們的處境頗令人同情，一方麵叫他們教魯迅的文章，另一方麵又不給看《魯迅全集》一類的參考書，這不是為難老師們嗎？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學不再招生，中學沒有了正常的師資來源。為了應付中學生人數不斷增長的局麵，區教育局從小學抽調來的一批老師，給中學生上語文課。小學老師受的是中師教育，無論在專業方麵還是在教育心理學方麵，他們的知識結構都不適合教中學生。讓他們講解魯迅有關章太炎的文章，他們搞得清楚誰是魯迅，誰是章太炎嗎？那時沒有教學質量管理，半懂的給不懂的人上課，誰都可以來“搗糨糊”，充當一回“南郭先生”。
處在青春期的中學生對老師，甚至對家長都有某種逆反的心態。懂得心理學的老師有辦法避免和學生發生正麵衝突，用自己的業務專長和人格魅力讓挑刺的學生心服口服。這種老師才是有本事的、令學生尊重的老師。而不懂心理學的同時又缺乏自信的老師，隻會強迫學生低頭認錯、強迫學生寫檢查，如果課上不下去了，就讓工宣隊來收拾不聽話的學生；再就是給不買賬的學生壞分數，讓學生的家長們對他們的孩子實施家暴；學生要是還不服管教，畢業的時候把他們分到個破地方去，讓這些“刺兒頭”們嚐嚐最苦最累的工作是什麽滋味。
也許每次都在作文中引用一些比喻以及唐詩和宋詞，其中大部分是老師們不熟悉的，所有這些都被當作謬誤處理，有時還被的氣勢洶洶工宣隊調去訓話，要求解釋為什麽不按要求寫作文，為什麽不尊重老師，甚至聲言要把家長找來談談。那時工人當家作主二十多年了，這些工宣隊不但沒有好好學文化，反而還以“大老粗”為榮。有一次，在高壓之下隻好被迫寫下一份檢討：
你要求檢討對老師的態度，
這幾篇作文有待雙方商量。
個別的修辭比喻基本妥當，
文章的結構表達有待改善，
盲目引典故今後注意規範。
還沒來得及把這首藏頭詩上交，那個工宣隊又去解決其他“不尊重老師”的事件了，好像還對學生老拳相加。
畢業的時候，老師給的語文成績為30分（及格為60分，滿分為100分）。盡管得了全班最差的分數，心裏很不服氣，但卻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於是坦然走出了校門。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學文化課
yefang (2025-09-24 10:52:24) 評論 (2)我們的中學建立於六十年代初期，坐落在工業區的最大工人住宅新村群中。當年區領導在這裏選擇校址，顯然是為了解決大量工人子弟能夠就近入學。
我們進校的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三個階段中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那是階級鬥爭的年代，學校工作都由校革命委員會主持，其成員分別由原來的校領導幹部、教師代表和造反派代表組成。這些人的階級鬥爭弦繃得緊緊的，個個都是一副鐵青的麵孔，對學生一律都是一副凶相。除了校革命委員會，還有工人宣傳隊協助管理學校。一些年資較高的教師，有的解放前曾經為民國政府幹過事，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也有的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受過衝擊，要麽在靠邊受審查，要麽在學校裏勞動改造，被剝奪了上課的資格。能上課的教師，有的是受了衝擊後被落實了政策的，有的是五十年代來自工廠的，還有就是年輕的、沒有什麽教學經驗的教師。
英語課
我們的第一位外語教師是L老師。建校初期，上級派她來擔任教導主任，主持學校的教學工作。這位老師對學生的“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麵的要求嚴格，為此也得罪過一部分學生。“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學生造老師的反，吃苦最多的老師大概就數她了。一些學生給她帶高帽子，拉她到學校附近遊街，還對她下命令：“你喊，‘我是牛鬼蛇神’”，於是她不得不喊：“同學們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學生一聽不對馬上改口：“你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她隻得接著喊：“我自己喊，‘我是牛鬼蛇神’”。一個為了教育工作盡職盡責的老師竟然受到如此對待，這是什麽“文化”指導下的“大革命”呢？
L老師的衣著十分樸素，戴著一副老式的近視眼鏡。她從發音開始教起，給大家講解什麽是元音，什麽是輔音，語音的組合等等。她早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不太熟悉國際音標，單詞的發音似乎不是很標準。但她講解英語的語法很有一套辦法，歸納出的要點容易被初學者接受。此外她的英語字和漢字寫得又快又整齊，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優點。
L老師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盡管受盡了屈辱而且也不再擔任學校的領導工作，但她還是盡到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循循善誘地做學生的思想工作。當時中學生畢業後要不去農村插隊，要不就下工廠做工，大部分學生自然沒興趣學習。盡管大家學習的積極性不高，但她總是用馬克思的名言“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耐心教育大家。“文化大革命”前任命的業務領導，大多都數是可以教幾門不同專業課的能人，如果哪個老師病了，業務領導馬上可以去代課。可惜當時L老師隻教外語，沒有能從她那裏學到更多知識。
第二位教外語的老師是個年輕人，瘦高的個子，永遠留著平頭，學生背地裏都叫他“板刷頭”。他趕上了那個時代：不會講普通話的也照樣當老師。據說現在有了新規定，要在學校當老師必須通過普通話考試。按這個標準，不要說他不能當老師，就連許多大學問家也都不能當老師或當教授。時下隻會說“阿啦哪能哪能……”的，恐怕隻能去送外賣了。
他來學校工作不久，沒有什麽教學經驗。我們的教室和這位老師輔導的班級中間隔著走廊，夏天敞開的後門正對著他那個班的前門，經常可以看見他對學生訓話。在學生麵前，他永遠表現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在上課時，他在講解英譯中的課文時，常常會使用一些不符合中文習慣的語句，但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中文的表達法。他上課非常認真，無論外語字還是中文字都寫得端正，但對學生是否認真學習似乎不太關心。
班裏有個姓王的同學，平時喜歡自我表現，另外一些同學會尋機擠兌他。一次，大家學習英語的“熱烈地慶祝國慶節”，其中有單詞“warmly”，有同學故意念“王~母癩”，影射這位王同學。周圍的同學心領神會，有的也跟著亂念一通。“板刷頭”不知這是在隱射王同學，隻是感覺一些同學的發音有問題，盡管多次給大家糾正，這個詞仍然被念成“王~母癩”。
有一次，班裏一位平時上課經常睡覺同學被要求在黑板上默寫英語，不知這位夢裏懵懂的同學在黑板上寫了什麽，引起老師的一再追問。看他嚴肅的態度，似乎所寫的內容有政治問題，但想想這位同學平時連中文都搞不清，怎麽可能用英語寫出完整的句子呢？老師警告大家，今後凡不是書裏學的，都不要隨便亂寫，萬一要是寫錯了就麻煩了。在那個一點小事也會被無限上綱的年代，老師的這種忠告是中肯的。
一位發小還記得，有一次班裏的幾個同學課堂上發生了爭執，看他們的樣子似乎要動手打架了。這時，“板刷頭”忽然大喝一聲：“你們想吵相罵、打相打是不是？我馬上打電話叫‘文攻武衛’來，我叫起來人來是一卡車一卡車的。”話音剛落，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就連吵架的學生也忍不住笑了。
市中心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書店，那裏出售英語版的《北京周報》。這份報紙有大約十來版，紙張很薄，字體很小。一份報紙可以看上幾個星期。我們有時會去外文書店買張報紙，把它當成外語自學教材。有一次遇到“板刷頭”在居民區裏家訪，於是請來家裏坐坐，給他看幾份《北京周報》，他掃了一眼大標題，就和我們大談有關內容。從此以後，他對我們幾個大院裏的同學態度非常友好，見麵時還不忘說上幾句簡單的英語。
多年以後，有一次去區裏的工人文化宮辦事，在那裏遇到這位久違的英語教師。他依舊留著“板刷頭”，仍然像以前那樣熱情。我們用英語交談了大約一個多小時，談話中了解到，他已經離開原來的學校，在位於工人文化宮的教師進修學院工作。他本當留在學校發揮自己的外語一技之長，不知何故調離學校幹起行政管理工作了。但願他不是因為得罪了校領導，被穿小鞋，受罰下崗。
幾十年過去了，每當同學們一起回憶中學時期的往事時，大家都會想到這兩位英語教師：一位經驗豐富、對學生耐心，另一位雖然乏教學經驗，但對學生非常寬容——他們分別以自身的人品和業務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尊敬。
政治課
中學裏最讓大家不感興趣大概是政治課。不喜歡政治課主要是因為這門課不規範，沒有統一編寫的教材和教學大綱。政治課的內容有“人類發展史”“中國近代史”“黨史”“兩條路線鬥爭史”。有能力的老師思路清晰、口齒清楚、字跡工整，學生跟得上他們上課的節奏。另一類老師，比如，有一位五十年代從工廠來學校“摻沙子”的政治老師，對學生的態度雖然很耐心，但他抄著一口外地方言，而且寫得一手潦草字。如果他來上政治課，學生就不太容易抓住知識要點。
上政治課基本上是消磨時間，最好默默地聽老師講課，把老師寫在黑板上的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到考試的時候，混個及格一般沒有問題。如果有人想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甚至想出一些刁鑽古怪的問題難老師，他就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提出不符合老師觀點的問題，弄不好會惹出麻煩。比如老師說，勞動創造人，猿猴通過勞動變成人類。最好不要問老師：如果人不勞動的話，會不會變回猿猴去呢？
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掀起了學習哲學的熱潮，學校裏的政治課加入了哲學的內容，還要求每個學生要寫學習哲學的體會。初中生哪裏搞得清楚哲學概念，隻能死記硬背，比如“一分為二”是對的，“合二而一”是錯的；“對立統一”是對的，“陰陽相合”是錯的。在學習哲學期間，學校樹立了一個典型：上一個年級的某小混混在他們的老師（也是教哲學的老師）的開導下浪子回頭了，於是全校推廣這位老師的經驗，說是不要用僵死的眼光看待事物，把學生機械地分為兩類：不是雷鋒就是混蛋，並說“事物在一定條件下會向相反的方向轉變”，這個學生不是“從混蛋變為雷鋒”了嗎？然而事過不久，不何故他又被公安局搭進去了。這時你最好不要問老師：事物是不是又轉變了，這次“雷鋒變混蛋”了嗎？
也有一些政治課，上起來很刺激，學生們都感興趣。1970年下半年，上麵向下傳達了九屆二中全會的文件，其中有《我的一點意見》。信的一開始還稱“陳伯達同誌”，接下來越寫火氣越旺，甚至說陳伯達“突然襲擊，煽風點火”“炸平廬山”“唯恐天下不亂”，要求人們和他的“謠言和詭辯”劃清界限。此後不久，又下來的文件又上說，陳伯達在曆史上是中共叛徒，曾經是黨內的“托派”，是個老反革命。
差不多一年以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居然在一夜之間駕機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上麵下達了有關“林彪反黨集團”的文件，抖出了林彪曆史上一係列反黨罪行：井岡山時期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長征路上挑唆彭德懷奪權；解放戰爭時期反對中央的戰略部署；解放初期懼怕出兵“抗美援朝”；1950年代中期和高崗一起反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廣大老幹部；出逃之前企圖搞武裝政變，也是老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重要推手，一個是《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和政治局常委，另一個是黨的副主席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原來是兩個老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麽性質的政治運動呢？
語文課
語文課有全市的統編教材，大部分內容是一些報告文學，介紹工農兵的優秀事跡。怎麽學這些文章呢？無非是分析主題、段落大意和結論，然後是寫作特點，比如，夾議夾敘、對偶排比、比喻誇張，等等。有時老師要求學生背誦一段課文，或者默寫生詞和聽寫課文。這種課上得枯燥，對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幫助不大。
教科書中除了工農兵優秀事跡，也選擇了一些優秀的文章，印象比較深的有《戰國策》中的《觸讋說趙太後》、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有魯迅的《故鄉》《為了忘卻的紀念》《論太炎先生二三事》，還有一些唐詩，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李白的《古風》（共選二首）。能不能講解這些課文，要看教師的能力了。
為什麽這幾篇古文入選呢？有一次“文革旗手”在公開場合講了《觸讋說趙太後》的故事，所以該文入選。《捕蛇者說》乍一看來，講的是一個要錢不要命的主，為了捉毒蛇掙錢寧可冒被毒蛇咬傷的風險。實際上，這篇文章給人的暗示是：“苛政猛於虎”。李白作品《古風·五十九首》中有兩首入選。先看第一首《古風·十九》寫的是什麽內容：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
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
邀我登雲台，高揖衛叔卿。
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
血流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這首詩寫於“安史之亂”的年代。老師按照標準的備課大綱，稱“安史之亂”是有爭議的曆史事件，有說是“戰亂”，也有說是“農民起義”，所以課上不講曆史背景。然後解釋《古風·十九》的意思：
從蓮花山的西麵上山，
遠遠看到一顆明星；
淨白的手捧著芙蓉花，
仿佛輕盈的腳步走向天空
……
李白寫這些高山、花草、美女、仙境，等等，到底想說明什麽呢？這首詩中敘述了作者登山，在那裏見到一位仙女，隨後跟她雲遊仙境。最後筆調突然一轉，又回到了現實世界，寫出了戰爭的殘酷景象。詩人用這樣手法表現幻想和現實的分離：向往的是“飄拂升天行”“駕鴻淩紫冥”的仙境，看到的卻是“血流塗野草，豺狼盡冠纓”的現實。這裏可以把詩人理解為廣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希望看到的是民安國泰和怡然自樂的社會環境，麵對的卻是生靈塗炭和豺狼當道的社會現實。選這首詩的用意不言而喻了吧？
再來看看李白的另一首詩《古風·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
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
鼻息幹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弄清關鍵詞“鬥雞者”的意思，就不難理解詩的意思了。學這首詩的時候，曾經聯係“文化大革命”的現實，把它翻譯成如下的句子：
革命洪流滾滾而來，蕩滌社會一切角落。
新權貴們占盡財富，還有高大豪華宅院。
沿路所見的造反派，手戴臂章何等威風。
打倒口號震天價響，行人無不膽顫心驚。
世間已無非名利者，真假革命難以辨認。
在當時這樣的譯文是“吟罷低眉無寫處”的（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無論是《古風·十九》還是《古風·二十四》，詩中的寓意和現實意義隻能意會不能言傳。
走筆至今才體會到，當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的打壓和整肅時，他們就會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表達反抗，不然的話，《古風·五十九首》中為什麽偏偏隻選這兩首呢？政治高壓可以強迫人低頭認罪，但暴力難以讓人心服口服，如同一位詩人所說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聶紺弩：《散宜生詩·歸途之二》）。
無論是教古文還是教魯迅的文章，對教師們來說都是一種挑戰。首先自己要讀得懂這些文章，起碼要了解文章的背景、文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作者寫這些文章的意圖。剛進中學時，一位語文老師曾經向學生的家長借《魯迅全集》，說是為了備課用。老師們的處境頗令人同情，一方麵叫他們教魯迅的文章，另一方麵又不給看《魯迅全集》一類的參考書，這不是為難老師們嗎？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學不再招生，中學沒有了正常的師資來源。為了應付中學生人數不斷增長的局麵，區教育局從小學抽調來的一批老師，給中學生上語文課。小學老師受的是中師教育，無論在專業方麵還是在教育心理學方麵，他們的知識結構都不適合教中學生。讓他們講解魯迅有關章太炎的文章，他們搞得清楚誰是魯迅，誰是章太炎嗎？那時沒有教學質量管理，半懂的給不懂的人上課，誰都可以來“搗糨糊”，充當一回“南郭先生”。
處在青春期的中學生對老師，甚至對家長都有某種逆反的心態。懂得心理學的老師有辦法避免和學生發生正麵衝突，用自己的業務專長和人格魅力讓挑刺的學生心服口服。這種老師才是有本事的、令學生尊重的老師。而不懂心理學的同時又缺乏自信的老師，隻會強迫學生低頭認錯、強迫學生寫檢查，如果課上不下去了，就讓工宣隊來收拾不聽話的學生；再就是給不買賬的學生壞分數，讓學生的家長們對他們的孩子實施家暴；學生要是還不服管教，畢業的時候把他們分到個破地方去，讓這些“刺兒頭”們嚐嚐最苦最累的工作是什麽滋味。
也許每次都在作文中引用一些比喻以及唐詩和宋詞，其中大部分是老師們不熟悉的，所有這些都被當作謬誤處理，有時還被的氣勢洶洶工宣隊調去訓話，要求解釋為什麽不按要求寫作文，為什麽不尊重老師，甚至聲言要把家長找來談談。那時工人當家作主二十多年了，這些工宣隊不但沒有好好學文化，反而還以“大老粗”為榮。有一次，在高壓之下隻好被迫寫下一份檢討：
你要求檢討對老師的態度，
這幾篇作文有待雙方商量。
個別的修辭比喻基本妥當，
文章的結構表達有待改善，
盲目引典故今後注意規範。
還沒來得及把這首藏頭詩上交，那個工宣隊又去解決其他“不尊重老師”的事件了，好像還對學生老拳相加。
畢業的時候，老師給的語文成績為30分（及格為60分，滿分為100分）。盡管得了全班最差的分數，心裏很不服氣，但卻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於是坦然走出了校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