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
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yongbing1993 (2025-08-27 06:28:20) 評論 (1)
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