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將“退群”歸因於川普總統“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外交路線。但如果我們把時間線拉長就會發現，美國與教科文組織之間的愛恨糾葛，早在川普入主白宮前幾十年就已埋下伏筆。從冷戰格局、巴以爭端，到文化政治的意識形態對抗，每一次“退場”背後，都不隻是“任性”，而是一場關於價值觀、國際規則與權力認知的交鋒。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於1945年成立，總部設在巴黎，其目標是通過教育、科學與文化的國際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該組織是聯合國係統中最具“軟實力”屬性的專門機構，推動全球教育普及與公平，倡導全球科學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海洋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挑戰，建立世界遺產名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維護新聞自由，推動網絡倫理與數字治理。
說白了，教科文組織不直接處理戰爭與和平，卻在知識、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上，埋下和平的種子，是全球軟實力較量的重要平台。
美國作為該組織的創始國之一，在二戰結束後的全球重建時期曾發揮重要作用。但自1980年代以來，美方與教科文組織的關係幾度緊張，具體如下：
第一次退出（1984年）與重返（2003年）：
當時的裏根政府認為教科文組織在冷戰中日益左傾、反西方，批評其存在“組織臃腫、管理低效、反美反市場經濟”等問題，遂於1984年宣布退出。2003年，小布什政府認為教科文組織進行了必要改革，重返可重塑美國影響力，尤其是在全球教育與文化政策製定方麵。這一次退出持續了近20年，期間美國雖然保持觀察員身份，但無繳費義務，也缺席了重要議題的決策。
第二次退出（2017年）與重返（2023年）：
2011年，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會員，引發美國國會按既定法律自動中止供款（依據1990年法律，禁止資助接納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機構）。2017年，川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理由包括：組織存在“反以色列偏見”、管理效率低、改革不足，以及拖欠巨額會費。2023年，拜登政府推動重返，強調參與國際組織對維護美國全球影響力至關重要。美國國會也豁免了早年關於巴勒斯坦的援助禁令，使財政障礙得以解除。這一階段體現出民主黨政府對多邊主義的偏好，以及川普時代“退群潮”的逆轉。
宣布的第三次退出（2025年）與重返（？？？）：
川普政府2025年再次上台，指責教科文組織過度推進“覺醒文化”，在性別、多樣性、包容性等議題上過於政治正確，且依然對以色列“不公平”。此次將延續2017年退出邏輯，強調“美國優先”，削減對國際機構的不對稱支持，質疑聯合國係統在全球發展中的主導角色。美國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體現了美國國內政治波動對其國際政策的一致性造成的影響。
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並非“氣頭上”的反應，而是對該組織意識形態走向的結構性不滿。從冷戰時期的“反市場經濟”傾向，到近年來倡導“全球南方”議題、文化多樣性、殖民記憶反思、人工智能倫理等，美國保守派認為教科文組織在某些議題上“過於左傾”，忽略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國家主權與個人主義。特別是在性別、性取向、族裔曆史、殖民敘事等領域，美國部分政治力量對教科文組織的“全球文化重塑”深感不滿。
美國退出的一個持續議題是對教科文組織被視為“反以”的擔憂。例如，2011年巴勒斯坦入會、2016年通過否定以色列對耶路撒冷宗教聖地主權的決議，都引起美國國內強烈反彈。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關鍵盟友，牽涉的不隻是宗教、曆史和文化議題，更是美國對其全球同盟網絡的重視。在共和黨主導的政府中，這一立場更加堅決，從而導致直接退群。
美國長期是教科文組織的第一大出資國，美國也因此在組織內部尋求更大話語權。然而，教科文組織改革進度緩慢、財政透明度存有問題等，讓美國政界感覺“花錢不值”，最終轉向削減支持。可以說，“繳費”與“權力”在美國參與國際組織中的長期糾纏，是其“退群”周期性發生的底層邏輯。
雖然美國出資比例曾高達22%，但2011年起即已中止繳費，教科文組織被迫適應“無美模式”。近年來，組織通過引入其他國家自願捐款、推動預算製度改革、提高效率等方式，實現了較強的財政韌性。2023年重返時，美國繳費比例降至8%左右。說明即便重返，美國影響力已難恢複昔日高峰。
教科文組織不過是美國在多邊機構戰略選擇的一個縮影。從世界衛生組織（WHO）、人權理事會，到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伊核協議、巴黎氣候協定，美國“時退時進”的行為，透露出其外交政策的矛盾心理和務實政策，在全球事務中擔當責任需投入資源與妥協姿態，而美國國內部分選民卻對“負擔他國事務”日益反感。美國期望在全球規則中占據主導，一旦不能主導議程，出錢不討好，自然就選擇“退場”，省錢省力省心。
美國頻繁退出教科文組織，反映出其對聯合國體係深層次的不滿，也暴露了其全球戰略上的某種猶豫：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在全球治理與國家利益之間左右為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