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在澳洲留學光顧著學業和掙錢，外出遊玩都是朋友再三叫了才去，自己根本沒心思去遊山玩水。著名的大洋路居然就沒去過，這讓許多朋友聽了都直說不可思議。
四十年後重返，大洋路肯定是第一個出遊目標。我人還沒到，維維同學就已經為我找了旅行社的一日遊，並且根據天氣預報定好了最合適的出遊日期。可我的朋友奧黛特打亂了我們這一行程。
奧黛特為我來墨爾本不住她家很失望，強烈要求我無論如何要去住兩晚，我讓步了。那天她下班後來維維家接我們，上了車後她宣布明天一早去大洋路，我說不必了，我們已經訂好了一日遊，錢都付了。她說你可以跟旅行社退訂或換項目，大洋路一定要由我帶你們去，我已經訂好了大洋路的酒店，我們明晚住那裏，這樣不必趕路，可以悠哉地玩。肯定比跟旅行社玩得舒服。
第二天早上我們有點像半綁架似地上了奧黛特的車，他們夫婦二人專程陪我們遊大洋路。奧黛特細心備好了所有用品，草帽拖鞋，飲料食物，連我的暈車藥都沒忘，一應俱全。去大洋路有不少彎度很大的公路，許多人會暈車，我不敢大意，上車前就吞下了暈車藥。
上車不到二十分鍾我就睡著，醒來時已經是午餐時間了，一點沒暈。下午到大洋路，奧黛特夫婦為我們當導遊，他們熟悉那裏的每一處景點，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享受了一次深度遊，去了好幾處旅行社肯定無法到達的景點。一日遊確實時間緊張，旅行社必須省略那些費時的地方。
大洋路果然名不虛傳，令人震撼，隻是著名的十二門徒在海水侵蝕下，已經少了三個，“倫敦橋”也在幾年前倒塌，再過若幹年，一定還會有更大的變化，門徒們肯定會繼續減少。我慶幸能在它們還沒消失前到來，親眼目睹，感受它的壯觀，此行特別有意義的是由奧黛特陪伴著我們。
有關大洋路就不多介紹了，相信網上的資料一定比我描述得更精彩。
我想說說奧黛特和她的父親。
奧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兒。尹先生是馬來西亞華僑，建築工程師，酷愛小提琴，人到中年仍跟著專業老師學琴。
我認識尹先生是因為一位央音同學，此同學在尹先生的小提琴老師家暫住，由老師介紹他們相識。尹先生送同學來找我。那天他們有羽毛球雙打活動，正好三缺一，就邀我一起去。兩周後我的同學走了，尹先生繼續邀請我去玩，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尹先生從未上過華文學校，靠自學達到了看華文小說的水平。由他推薦，我第一次讀到了瓊瑤，金庸。還在他收藏的大批華語唱片中，驚喜地發現了全套的鄧麗君歌曲。我出國那年，雖然鄧麗君已經風靡大陸，但從沒在大陸見過鄧麗君的原版唱片錄音帶，當年有放錄機的人是少數，他們喜歡扛著放大聲音的機子在公共場所得意地顯擺，多數都放鄧麗君的歌曲，隻是錄音帶很可能是好幾代以後的複製品。看到我像找到一座寶庫般喜悅的傻樂樣，尹先生慷慨地拿出多盒錄音帶，讓我盡情複製。小說也一摞摞地借給我。這些港台武俠言情小說，讓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中還有這類文學，這在當時的大陸是完全不可能接觸到的。它們有如調劑品，為我當時單調的求學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他們一家外出遊玩時會經常叫上我，我這輩子第一次去大山裏露營，也是僅有的一次，便是跟著他們去的。記得動身那天尹太太突然宣布不去了，尹先生和奧黛特似乎並不在意。他們跟我說她不喜歡露營，怕累怕吵怕髒。說她不去也好，不然到了以後不開心，怨聲連天的我們也玩不爽。等到了山裏我就理解尹太太了，四個小時的路途，到後人已經很累，還要趕緊支帳篷，那真不是件輕鬆的活兒。地鋪睡著不舒服，晚上旁邊帳篷的人鬧騰到很晚。睡得好才怪。那以後我就決定這輩子不會去露營了。
我還跟著他們去海邊挖鮑魚。那個年代沒那麽多華人，澳洲人不吃鮑魚，它們安然長滿在海邊礁石上，又大又肥，尹先生下水轉了十幾分鍾就提上了一網袋。我覺得水太冷，不敢下去，也有點怕潛水被嗆，想著以後等天暖了還會有機會，隻是以後就一直沒機會了，聽說現在澳洲嚴禁挖鮑魚。那天尹先生挖上來的鮑魚，尹太太當晚做來吃，說實話，對鮑魚的口感我很失望，覺得像在吃橡膠，也許那些鮑魚長得太老了。
尹先生去影院看華語片，或與中國有關的片子時，經常會想到叫上我，那部著名的“從毛到莫紮特”紀錄片就是與尹先生全家一起看的，中間意外看到了我的一個鏡頭，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央音大禮堂觀看斯特恩大師課時被拍攝了。
每次影院出來幾乎都要去中國城飽口福。那次又去了，在餐桌上的話題就一直圍繞著這部電影。他們一家原本就對大陸充滿著好奇和愛心，加上尹先生是個音樂愛好者，這部片子引出了他滔滔不絕的話題，問了我許多問題。他對中國的孩子能在這麽簡陋的條件下，達到如此高的水平讚口不絕。
的確，我們這代文革後開始學琴的孩子，走過的曆程太艱辛了，那個年代的學習資料貧乏到了極點，學琴的孩子別說買不到樂譜，很多人連空白五線譜都買不到，需要先在整本白紙上畫好一條條的五線，再往上一個個抄音符。我父親為我抄了好多本練習曲，協奏曲。幸好我家能搞到五線譜，省了父親畫線的工序。那個年代誰要有原版樂譜，借的人排長隊等。幾乎所有琴童都用過手抄本和曬圖版。除了樂譜稀缺，音響資料也極少，很多作品聽都沒聽過，會拉出錯音錯節奏，甚至錯誤的風格。也因為曾經的艱苦，貧乏的音樂環境，讓我們這些第一批出來的自費留學生到了國外，像被餓慌了的瘋狂進食者，拚命彌補曾經的營養不足。
奧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兒，她遺傳了了父母的優秀品格，善良聰慧，待朋友真誠熱情，雖然我與她隻能用英語交談，但毫無隔閡。十八歲時她投報大學誌願是我陪她去的，一路上她都在猶豫不定，到底學建築還是行醫，最後一刻才決定把報名表投進了醫學院。現在她是一名出色的醫生。
他們一家都是我的貴人，遺憾的是尹先生和太太沒能等到我重返澳洲。
但隻要奧黛特還在，就感覺他們仿佛仍與我在一起。
退休出行3
音來小提琴 (2025-07-24 09:44:52) 評論 (12) 當年我在澳洲留學光顧著學業和掙錢，外出遊玩都是朋友再三叫了才去，自己根本沒心思去遊山玩水。著名的大洋路居然就沒去過，這讓許多朋友聽了都直說不可思議。
四十年後重返，大洋路肯定是第一個出遊目標。我人還沒到，維維同學就已經為我找了旅行社的一日遊，並且根據天氣預報定好了最合適的出遊日期。可我的朋友奧黛特打亂了我們這一行程。
奧黛特為我來墨爾本不住她家很失望，強烈要求我無論如何要去住兩晚，我讓步了。那天她下班後來維維家接我們，上了車後她宣布明天一早去大洋路，我說不必了，我們已經訂好了一日遊，錢都付了。她說你可以跟旅行社退訂或換項目，大洋路一定要由我帶你們去，我已經訂好了大洋路的酒店，我們明晚住那裏，這樣不必趕路，可以悠哉地玩。肯定比跟旅行社玩得舒服。
第二天早上我們有點像半綁架似地上了奧黛特的車，他們夫婦二人專程陪我們遊大洋路。奧黛特細心備好了所有用品，草帽拖鞋，飲料食物，連我的暈車藥都沒忘，一應俱全。去大洋路有不少彎度很大的公路，許多人會暈車，我不敢大意，上車前就吞下了暈車藥。
上車不到二十分鍾我就睡著，醒來時已經是午餐時間了，一點沒暈。下午到大洋路，奧黛特夫婦為我們當導遊，他們熟悉那裏的每一處景點，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享受了一次深度遊，去了好幾處旅行社肯定無法到達的景點。一日遊確實時間緊張，旅行社必須省略那些費時的地方。
大洋路果然名不虛傳，令人震撼，隻是著名的十二門徒在海水侵蝕下，已經少了三個，“倫敦橋”也在幾年前倒塌，再過若幹年，一定還會有更大的變化，門徒們肯定會繼續減少。我慶幸能在它們還沒消失前到來，親眼目睹，感受它的壯觀，此行特別有意義的是由奧黛特陪伴著我們。
有關大洋路就不多介紹了，相信網上的資料一定比我描述得更精彩。
我想說說奧黛特和她的父親。
奧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兒。尹先生是馬來西亞華僑，建築工程師，酷愛小提琴，人到中年仍跟著專業老師學琴。
我認識尹先生是因為一位央音同學，此同學在尹先生的小提琴老師家暫住，由老師介紹他們相識。尹先生送同學來找我。那天他們有羽毛球雙打活動，正好三缺一，就邀我一起去。兩周後我的同學走了，尹先生繼續邀請我去玩，我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尹先生從未上過華文學校，靠自學達到了看華文小說的水平。由他推薦，我第一次讀到了瓊瑤，金庸。還在他收藏的大批華語唱片中，驚喜地發現了全套的鄧麗君歌曲。我出國那年，雖然鄧麗君已經風靡大陸，但從沒在大陸見過鄧麗君的原版唱片錄音帶，當年有放錄機的人是少數，他們喜歡扛著放大聲音的機子在公共場所得意地顯擺，多數都放鄧麗君的歌曲，隻是錄音帶很可能是好幾代以後的複製品。看到我像找到一座寶庫般喜悅的傻樂樣，尹先生慷慨地拿出多盒錄音帶，讓我盡情複製。小說也一摞摞地借給我。這些港台武俠言情小說，讓我第一次明白生活中還有這類文學，這在當時的大陸是完全不可能接觸到的。它們有如調劑品，為我當時單調的求學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他們一家外出遊玩時會經常叫上我，我這輩子第一次去大山裏露營，也是僅有的一次，便是跟著他們去的。記得動身那天尹太太突然宣布不去了，尹先生和奧黛特似乎並不在意。他們跟我說她不喜歡露營，怕累怕吵怕髒。說她不去也好，不然到了以後不開心，怨聲連天的我們也玩不爽。等到了山裏我就理解尹太太了，四個小時的路途，到後人已經很累，還要趕緊支帳篷，那真不是件輕鬆的活兒。地鋪睡著不舒服，晚上旁邊帳篷的人鬧騰到很晚。睡得好才怪。那以後我就決定這輩子不會去露營了。
我還跟著他們去海邊挖鮑魚。那個年代沒那麽多華人，澳洲人不吃鮑魚，它們安然長滿在海邊礁石上，又大又肥，尹先生下水轉了十幾分鍾就提上了一網袋。我覺得水太冷，不敢下去，也有點怕潛水被嗆，想著以後等天暖了還會有機會，隻是以後就一直沒機會了，聽說現在澳洲嚴禁挖鮑魚。那天尹先生挖上來的鮑魚，尹太太當晚做來吃，說實話，對鮑魚的口感我很失望，覺得像在吃橡膠，也許那些鮑魚長得太老了。
尹先生去影院看華語片，或與中國有關的片子時，經常會想到叫上我，那部著名的“從毛到莫紮特”紀錄片就是與尹先生全家一起看的，中間意外看到了我的一個鏡頭，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央音大禮堂觀看斯特恩大師課時被拍攝了。
每次影院出來幾乎都要去中國城飽口福。那次又去了，在餐桌上的話題就一直圍繞著這部電影。他們一家原本就對大陸充滿著好奇和愛心，加上尹先生是個音樂愛好者，這部片子引出了他滔滔不絕的話題，問了我許多問題。他對中國的孩子能在這麽簡陋的條件下，達到如此高的水平讚口不絕。
的確，我們這代文革後開始學琴的孩子，走過的曆程太艱辛了，那個年代的學習資料貧乏到了極點，學琴的孩子別說買不到樂譜，很多人連空白五線譜都買不到，需要先在整本白紙上畫好一條條的五線，再往上一個個抄音符。我父親為我抄了好多本練習曲，協奏曲。幸好我家能搞到五線譜，省了父親畫線的工序。那個年代誰要有原版樂譜，借的人排長隊等。幾乎所有琴童都用過手抄本和曬圖版。除了樂譜稀缺，音響資料也極少，很多作品聽都沒聽過，會拉出錯音錯節奏，甚至錯誤的風格。也因為曾經的艱苦，貧乏的音樂環境，讓我們這些第一批出來的自費留學生到了國外，像被餓慌了的瘋狂進食者，拚命彌補曾經的營養不足。
奧黛特是尹先生的女兒，她遺傳了了父母的優秀品格，善良聰慧，待朋友真誠熱情，雖然我與她隻能用英語交談，但毫無隔閡。十八歲時她投報大學誌願是我陪她去的，一路上她都在猶豫不定，到底學建築還是行醫，最後一刻才決定把報名表投進了醫學院。現在她是一名出色的醫生。
他們一家都是我的貴人，遺憾的是尹先生和太太沒能等到我重返澳洲。
但隻要奧黛特還在，就感覺他們仿佛仍與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