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輝
每個人的一生中，大概都會遇到幾個叫“輝”的朋友。
太太花友雅敏的丈夫叫倪輝：福州人，清俊、聰明、能幹，幫我們家裝過抽油煙機、換過廚房到後院的小樓梯、修理過浴室的電線等等。雅敏更送他一個昵稱，叫“灰太狼”，常叫我忍俊不禁。大學時有一個上下鋪的兄弟叫熊輝，南昌人，典型的O型血，不想後來讀了博士做了教授，之前被評為美國工程院院士，今年更被評為人工智能協會會員，成為我們大學班的驕傲。
讓我難忘的還有一位工作中認識的朋友，叫曾輝，四川人，老實中透露著狡黠勁兒，為人善良熱誠，相處起來讓人十分舒服自在。人到中年，漸漸會知道知心的朋友越來越難有，相處之中叫人舒服自在的更是可遇難求，而曾輝是這樣一種人。
那時候我們都在彭博社做程序員。我早幾年入職，曾輝是讀了計算機博士來做程序員的。我們供職於同一個大組，偶爾會有工作上的交流，不時一起去底樓午餐。然後發現我們上下班常常在一趟地鐵上，因我們都住在皇後區的雷哥公園和森林小丘那一線。在後來，在法拉盛街頭、華人超市等地方的擁擠人群裏也能偶爾發現彼此的身影。那時候，我們都是快到四十不惑的中年人，每家各有兩個年紀差不多的小孩，於是就開始約周末帶小孩一起玩，一起吃飯。又發現我們分別是在上州相距不遠的“伊的家”（伊莎卡，Ithaca,，康奈爾大學所在地）和“冰寒屯”（Binghamton，賓漢姆頓大學所在地）讀書，也都曾去彼此的學校探訪過……於是，就這樣漸漸熟悉了起來。
熟悉了，才知道曾輝的履曆很有趣，並不是像我這樣的一路傻兮兮讀書、找工、養家糊口的。他本科時讀的是民航學院，畢業後成為一名民航客機飛行員，認識了當時身為空姐的美麗太太，求學、立業、成家，都十分順理成章。但是，曾輝是個有想法的人。做了十年民航駕駛員、機長、這種對於常人幾乎可以算是光鮮亮麗的理想職業之後，他忽然想：我這一輩子就要這樣度過嗎？說是機長、飛行員，但大多數時候不過是在起飛和降落之間、睜大眼睛盯著飛機自動駕駛的儀盤儀表、力求不打盹、不出錯而已……一直記得當時曾輝更我講述他當時的思路：“我也有一個聰明的大腦。難道這個聰明的大腦就要這樣麻木地過完剩餘的一生嗎？”
有誌者，事竟成。曾輝為出國準備的英語考試很順利，最終辭去飛行員的舒坦之職，選擇到紐約上州的賓漢姆頓大學攻讀一般人認為苦哈哈的博士學位，讀的是計算機硬件專業。他美麗的太太靜也夫唱婦隨，辭去國內空姐職位來美國陪讀，並按照當時陪讀太太的流行做法，花一兩年時間讀了個會計學位出來。博士畢業後，曾輝順利入職彭博，帶著太太和孩子在紐約皇後區的森林小丘租了一個公寓安居下來。
彭博公司有自己獨樹一幟的企業文化，比如我們剛入職時就被“洗腦”：公司有最好的醫療保險等福利，公司從來沒有裁過人，公司所有經理都是內部提拔，年終總結基本上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們曾經都是安居樂業的員工，以為自己會在公司一直幹到退休。大家的關係也非常融洽，記得當時一位印度女同事阿帕娜跟曾輝合作頗多，但她發不準中文Hui的音，每每會斷成Hu-i,於是就喊成“胡依”，常常引得我發笑，並常常也拿“胡依”“胡衣”“狐疑”“互譯”來叫他。記得我還自作聰明、自告奮勇地跟阿帕娜解釋，其實“輝”，相當於英文裏的Beacon，你叫曾輝Beacon就好……當然，他們對我中文名字愛國的拚音Aiguo的叫法也是五花八門，聽上去最像“艾古奧”，似乎也無端地添加了些異國情調。
工作舒服，兒女成長，我們周末的聚會也常喜氣洋洋。記得當時因為曾輝的緣故，我們也和另一位也住在附近的同事張燕一家熟悉起來。張燕家也有兩個小孩，大女兒稍大一兩歲，但小兒子和我們兩家的大兒子同齡，三四個小男孩到一起，盡可以玩得不亦樂乎。那時三家人聚會，往往輪流做東，最常吃的就是四川火鍋。吃飽喝足，小孩玩小孩的，大人玩大人的，異鄉的日子充滿煙火氣，也充滿了希望和憧憬。
記得有一次下班回家，曾輝本和我同行，到了地鐵站最下一層，一起等回家的R線地鐵。不想他卻突然想起什麽，又急匆匆往地鐵站的上層跑去。我問他幹什麽，他說突然發現自己包裏有幾塊錢零錢，要上樓去送給那個地鐵站裏無家可歸的黑人……我覺得自己也是良善之輩，但像曾輝這樣善良的中國男人，還真是不太多見。
閑聊之中，曾輝聽說我有寫作的愛好，還在國內出版過長篇小說，就誇讚我說：“你畢業於中國和美國名校，人又長得帥，還會寫作。太太漂亮，兩個兒子又那麽可愛（當時我們家還沒有生小女兒），人生不要太完美了！”不知道為什麽，聽眉長嘴闊、看著幾乎老實憨厚的曾輝笑意盈盈地說出這種誇獎的話，我竟不覺得肉麻，而是接受得坦誠舒服。甚至，一向不習慣、不會誇人的我也“回敬”過去：“你不是也一樣嘛！還曾是機長，還娶了曾經是空姐的美麗老婆呢，還生了一兒一女湊成個‘好’字！”
彭博公司的創始人彭博先生後來做了紐約市長，公司的日常管理也就交給了所謂的“職位經理人”。這些職業經理人大多在華爾街服務多年，也很快帶來了不一樣的政策和作風，其中就包括引進更為嚴苛的績效考核，並以此來決定員工的年終評估等等。我們當時算是年輕人，眼看周圍一批老員工被逼著重新培訓學習，不能過關之後就常常主動辭職或被解雇。記得阿帕娜當時就說過：“以前聽說這家公司可以養老，進來後卻發現它三天兩頭地在裁人……”
有人管理，就有主觀、偏見和個人喜好參雜進來，在公司裏自然就有更多的政治鬥爭參與其中。我當時的小老板從一個一直在彭博上班的美國人變成了一個從外麵來的印度人，日子不好過。曾輝的小老板雖然一直在彭博上班，但他是一個口碑很差的巴基斯坦人，常常對下屬大呼小叫，甚至惡語侮辱。曾輝是計算機博士，業務能力很強，小老板對他還不錯，但是他卻看不慣小老板的待人方式，也很失望於公司文化的轉變。
我們開始討論跳槽的可能性，常常也是在上班或者回家的地鐵上。曾輝當時飛到加州矽穀麵試了一家公司，感覺還不錯，因為那家所做的產品屬於計算機硬件範疇，跟曾輝的博士研究方向十分契合，這家公司甚至還有兩三年裏上市的可能。曾輝問我如果那家公司給他工作機會，他是去還是不去。我問他：“很顯然，去有很多理由：現在彭博環境不好，加州四季好陽光，矽穀又向來是創新之地，又能學以致用你的博士專業，公司上司意味著一夜暴富、及早財富自由的可能……留在這裏，有什麽理由呢？”曾輝猶豫了一下，語氣低沉地說：“我就是覺得，去了加州，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你、像燕這樣的同事和朋友了，再不可能有我們這樣三家歡樂的聚會了……”
做朋友，我很少被人這樣當麵“表白”過，尤其是在離開校園之後。感動之餘，我還是真誠地勸他有機會去加州：“你也知道，你現在的小老板不是善茬，你成天看不慣他，他哪天看不慣你，你再行動就遲了，就像我現在的境地。像你們夫妻這麽好性格的人，我堅信你們到哪裏都會交到新朋友的。我也在找工作。說不定，運氣好，哪天也能找到加州去呢。你就先去打個前哨吧！”
曾輝全家後來搬去了加州。那時候還沒有微信，我們在開始的幾年還保持聯係，說著要在矽穀或者紐約重聚的話，知道他太太當時經營一家旅遊公司，曾輝的工作很不錯，但似乎最終並沒有上市，他說矽穀的房子很貴，感覺不容易交到新朋友……後來在微信上有了聯係，但也隻是年關歲尾打聲招呼，漸漸甚至這種招呼也忘了打，因為塵事紛繁，常常打開微信對話框，卻不知如何說起。
歲月如梭，我不知道我的勸說和鼓勵對他那次換工作和搬家之舉有多大的促動成分。但過後的許多年裏，我有時想想，我是不是做錯了一件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一位可信可親的朋友和很多人生不可或缺的小小的喜悅與樂趣。在不怎麽用的穀歌相片簿裏，偶爾看到十多年前我們相聚給小孩過生日的照片，笑歎當初我們多麽年輕多麽快樂的同時，我不由歎口氣，轉念卻又這樣想：像曾輝那樣聰明、性格好、經曆有趣的人，到哪裏還是應該交到新朋友、在生活中發現很多樂趣的吧？
（原發於《世界日報》7月4-5日“上下古今”版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