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自傳《上海生死劫》讀後

當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本文主人公鄭念已離開這個世界15年了。

當我合上本書的最後一頁，我曾這樣沉思：

 “當她離開世界時，鄭女士是否想起了她那早逝的丈夫、在文革中屈死的女兒。

她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相信她們一家三口會在上帝之愛中團聚，在天國，將不再有哀傷，不再有眼淚。”

讀了鄭念女士的自傳《上海生死劫》，感慨良多。

鄭念女士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留學日本，曾任北洋政府高官。

她燕京大學畢業後，去英國任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在英國期間認識在任敦讀博的鄭康棋，不久兩人在任敦結婚。

兩人畢業後，鄭念的丈夫加入民國政府，成為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的外交官，鄭念隨丈夫在澳洲生活了6年，並有了一個女兒鄭梅平。

1948年10月，他們一家三口，回到中國。

鄭念丈夫先擔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顧問，第二年，開始擔任英國殼牌上海公司總經理。

由於殼牌公司是少數幾個在中國沒有走的外企，所以鄭念一家是上海解放以後仍然保持著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水準的少數幾家之一。

她家有獨立的三層小洋樓，有專門的廚師、園丁、保姆，每到中午、晚上，廚師會準時做好可口的飯菜，每到早茶和下午茶時間，保姆會端來可口的早點、三明治和咖啡……

平靜、幸福的日子過得很快，1957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同年，她被聘為上海殼牌公司總經理助理，負責翻譯、與市政府的協調、溝通工作，直至196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她被關進上海第一拘留所，罪名是間諜罪。

她在獄中一共被關了六年半，直到1972年才被釋放。

她出獄以後才知道，她的女兒梅平早已過世，據稱是“自殺身亡。”為了查清真相，鄭念幾年如一日，為屈死的女兒討公道。最後終於將打死其女兒的造反派胡永成繩之以法。

1978年，鄭念被宣布平反。

1980年，她65歲時，出走美國，直到離世，再也沒有回過國。

到美國後，

鄭念花了兩年時間，寫下30萬字的英文自傳《上海生死劫》，1987年出版後，一下成為西方世界的暢銷書。

  不久，上海作家程乃珊將書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匆匆讀完這本書，感慨很多。

鄭念夫婦是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抱著對新中國的好感，在1949年沒有離開大陸，留在了上海。

1966年之前，鄭念遠離政治，做著一份外企白領工作，與世無爭。

文革爆發後，一切都變了。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她被抓進了拘留所，一次一次的提審，一次一次的淩辱與毒打，讓她自證其罪。

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鄭念雖然受盡了折磨，但她沒有違心地承認自己莫湏有的罪名。

作為法治國家，一定要堅守無罪推定，恪守程序正義，對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舉證責任在檢方；否則公民的權利將無法得到保證。

雲南的杜培武、內蒙的呼格冤案就是法治不彰、缺乏程序正義的產物。

鄭念在6年的牢獄生涯中，從來沒有認罪，因此她受到了非人的對待。

為了讓她承認無中生有的罪名，她曾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裏，磨破皮膚，膿血流淌。

有同情她的看守曾悄悄和她說：你可以大聲嚎哭，這樣審訊人員會注意到你手腕的受傷程度。

鄭念拒絕了，她在自傳中說：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這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也不文明。

我覺得鄭念有一個不屈的靈魂，血脈裏流淌的是她的高貴與自尊。

她的操守與風骨，遠遠超過大多數男人。

她這種人格的養成，除了她先輩的遺傳、環境的影響、學校的教育，恐怕與她在英國時接觸到的紳士文化分不開的。

我們都看過電影《勇敢的心》，主人公臨死之際，還拚盡全力，喊出他的信仰：“自由！”

肉體可以朽壞，人格可以侮辱，但精神永遠不可能被征服。

這就是人類最可引以為自豪的自由精神。

我認為鄭念做到了。

                                2024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