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三葉書店記

我家向北一公裏，有一個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裏邊有一家中文舊書店，名叫三葉書店。

昨天下午我去中心購物，采購完畢，我習慣性又去那個舊書店轉了一圈。

舊書店在購物中心的北大門處，中間有過道穿過，兩處合起來，估計約100平方米，書架見縫插針，前後兩個書架的距離隻夠一個人通過，二十幾個書架上插滿了書，在有限的空餘地板上還堆滿了書，搞得滿滿當當，十分擁擠。

書店裏的書五花八門，有中國大陸的，有港台的，有北美的，文史類占了三分之二，其它占了三分之一。

店主是一對香港夫婦，移民加拿大快30年了。

男主個子不高，身材瘦削，經常戴一頂鴨舌帽，走路緩慢，聽力不佳，有點蒼老，一直給我的感覺有七老八十了。

女主很有活力，見到客人，每次都很熱情打招呼，雖然看上去不年輕了，但頭發大部分是黑的，估計年齡也就60左右。

昨天我在他們書店裏盤桓的時候，來了一個光頭老者，與男主聊天，他說：“我有一年多沒有來了，你還認得我嗎？”

男主笑笑，說，“記不得了。”

老者說：“我可記得你呀，八十多歲你還經常一個人開車呢。”

男主說，是呀，是呀。

老者說，“還記得自己什麽時候出生的嗎？”

男主說：“1934年生的。”

老者說：“哎呀，九十歲了。”

我在旁邊聽了他們的對話，吃了一驚，我原來以為男主也就是八十歲左右，想不到虛歲已九十歲了。

據我了解，男主夫妻兩人，疫情前開有兩家舊書店，除了這一家三葉書店，另一家開在多倫多北邊的小鎮，男主管北店，女主管南店。

三年疫情後，夫妻倆關了北邊的書店，保留了這一個店。這兩年，我每次去逛三葉書店，都是男主在，女主很少在店，她隔三差五去打打羽毛球，去倉庫整理整理書。

她每次看到我，都用很不靈光的廣式普通話和我聊天，我經常打趣她，說：“哎呀，大姐，你的普通話真標準。”

她哈哈大笑，說：“我嘸有辦法啦。”

三葉書店裏大部分是舊書，也有一部分是新書。書是他們夫婦自己定價的，標簽貼在書的背麵。

書的定價當然用加幣，賣給讀者一般都是打七折，幾年下來，老板和我熟悉了，對我特別優惠，打對折給我。其實打對折，有時我還嫌貴呢，嘿嘿。

昨天我聽到她老公這個年紀了，不禁感慨，我想，在中國，70歲以後，還站店、上班的恐怕很少了吧，何況是九十歲。

出於好奇，我詢問過女主開店的情況。

有一次，

我問：“移民加拿大前，你們一家在香港做什麽的？”

她說，“做電腦生意的，是上輩傳下來的生意。”

我問：“來到加拿大，就開書店了？”

她說：“是啊。疫情之前，我每年都要到廣州進一次貨，每次一個貨櫃，請人送到港口，然後再委托公司報關。海運兩個星期後，就能到達加拿大。從溫哥華清關，經火車運到多倫多，再由貨運公司送到我倉庫。現在我已四年沒有去中國大陸進貨了。”

是啊，三年疫情使世界改變了很多。

幾年下來，不知不覺，我在這個舊書店購了三四百本書，這些書讓我在北美的生活變得充實而富有意義。

現在許多人不讀書，喜歡快餐文化，熱衷於在手機上、網上進行碎片化閱讀。

即使如此，我還是覺得，如果天天有書作伴，我就是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無人的孤島上，也會活得怡然自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在喜歡的書麵前，我可能有一種土財主的心理，必欲占有之而後快。

盤點我購置的比較得意的書，撇開孔孟老莊的書不算，香港出版的有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的自傳《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旅英作家張戎著的家族傳記《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大陸出版的有《約翰克裏斯托夫》、《戈爾巴喬夫傳》、《南渡北歸》，等等。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說：“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與時間抗衡，把遺聞舊事保存下來。它是往昔的跡象，當代的鑒鏡，後世的教訓。”

而那些普世適用的人間真理往往以書的形式保存並流傳至今。

有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興趣，1999年，台灣廢除了出版法，從此任何出版物不被審查了。

2300萬人的台灣，人均出版物僅次於英國。每年有5000多個出版單位，3000多家出版社。

台灣每年出版新書超過40000本，每天出版有100多本。

而我們14億人的大陸，截止2016年底，全國隻有584家出版社。

我的故鄉720萬人口，沒有一家出版社。

所以從文化事業來講，大陸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感恩三葉書店，作為愛書一族，是它在我急需的時候，及時向我提供了精神食糧。要知道，我剛來加拿大時，行李箱裏隻帶了8本書。

三葉書店不僅為我提供了文史哲的好書，而且我還在那裏淘到了七八本讓我愛不釋手的香港、台灣、大陸出版的英語辭典，讓我的英語學習如虎添翼。

這不，昨天我又淘到一本《牛津英語用法指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2023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