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的第一次婚姻已經結束了很多年，曾經的公公也已經離世多年，但是在我的心裏，他還是我的長輩，我的公公，一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的老人家。
我的公公不屬於我父親的階級，他屬於父親終生要革命的那個階級。解放前，他在上海是個錢莊的總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經的丈夫在他小時候的相片裏，西式打扮，衣著洋氣，還蹬著雙小皮鞋，神氣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純純粹粹的一個小闊少。解放後，人們給公公的稱呼是“資方代理人”。隻要經曆過開放前那些歲月的人都知道，無需多語，就知道這個稱呼意味的是什麽樣的遭遇和壓力。
我第一次見到公公是在北京盧溝橋邊的一間破舊的小平房裏。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時節，因為我記得取暖做飯的煤球爐子已經移到屋門口。爐子上的一壺水正開的起勁兒，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著。記憶裏，房間很小，隻有門一側的牆上有一扇窗戶，四麵的白色的牆壁已經失色，及其簡單的家具，床，桌子，幾把椅子板凳，好像還有一個黑乎乎的碗櫃。盡管光線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氣一下子就給我留下了不滅的印象，有一種他本不屬於這間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氣勢。公公個子不高，雖然已經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還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頭厚厚的雪一樣白的頭發，說起話來，雖然不是銅鍾般的宏亮，但是讓人感覺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氣的自信，從中流露出一絲絲的親切。
在我大學的最後一年時，公公落實政策，已經回到了北京城裏，住在地安門附近的一間平房裏。那間平房的麵積依然很小，放上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間屋子，連一張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飯時，就把一張炕桌樣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飯。那個小碗櫃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著存放著不多的餐具什麽的。
我曾經的丈夫在外地上學，為了他大學畢業能順利地回北京，我們大三時結婚了。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每個星期六從北郊的學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愛吃魚，每個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門菜市場買魚，親手烹調。飯桌上，總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飯很有一手，肉鬆做的特別的地道好吃。記得那時我常常暗自驚歎，這位資本家公公過了那麽多年有廚子的日子，竟還有這麽好的廚藝。自然，老人家講起吃來，頭頭是道，一定是過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從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後的遭遇，話題從來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舊事，是我們說起毛澤東，他插嘴說，他見過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賀是他在上海的鄰居。等我好奇地追問下去，他就不再開口了。不過，和公公聊天，隻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總是有很多說的。其實，他好像也沒有上過多少年的學，但是他的人生閱曆，給了他足以海闊天空的知識和想念。
我見到的公公，已經是暮年時節的人了。現在想起來，很後悔沒有和老人深談過。不過，我們之間要想深談，大概也不是我一廂情願的事。相處久了，我感覺公公是個很寬容，明事理，對生活沒有過多要求，卻又有幾分講究的人。給人一種已曆滄桑，看破天下，無大喜亦無大悲的感覺。
那些年裏，聽來的有關老人故事，都透著些許的仗義深情。我的婆婆是個小腳沒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時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這個十裏洋場的花花世界裏打下天下以後，一沒有休了他的小腳原配，二沒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進了洋房。以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都與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公公和這位頭腦簡單不識字的婆婆有什麽共同語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識了。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說長話的時候。我總覺得老人一肚子的見識一肚子的話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他無法和任何人傾心相訴。他不能。老人當年在上海絕對風光，富裕。為了謀生，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讀書。開放以後，還有人特意從美國回來報恩。可惜，老人已去黃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興一場，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間，一直是一種相敬如賓，相互尊重理解的關係。雖然在我的生活裏，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一位來自另一個“階級”的老人。不過，當時已有的社會經曆並不使自己覺得尷尬陌生，有的隻是幾分好奇。開始，我們兩個都清楚地意識到兩個家庭的根本不同，相處的挺小心，注意不說不做傷害對方感情的事。天長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為人處世的風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憐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種有意就消失了，感覺和公公相處的很是自然，把他認作是自己的親人了。
我們結婚後不久，公公的癌症轉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狹窄的脊髓腔的惡性膨脹，給他帶來了幾乎無法控製的疼痛，並且影響了腸道的蠕動，便秘的厲害。我是個作過護士的人，知道如何處理便秘。當我使盡了所有的招數之後，就隻剩下用手作業了。於是，我這個受過黨多年為人民服務的護士，就像以往一樣，動手了。當時，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於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顯現出的那種努力克製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幾個兒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經的丈夫事後告訴我，老人特意說了，我這個兒媳婦心腸好，很大度。囑咐他的兒女要好好待我。於是，我明白了，到最後，老人也沒有徹底消除那一條界限。他認為我認他做公公，是我的寬容。他還是沒有平等地看我。而對於我來說，他就是一個老人，我的公公，一個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來時路過八寶山時，丈夫的姐姐讓車停了下來。要我的丈夫陪著我去看了我父親的墓。麵對著父親的遺像，我的淚又落了下來。
以後，公公的遺骨送回了他的家鄉，安葬在了他幾十年前為他的父母家人買下的墓地裏。前兩年，聽說墓移走了。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推平了那塊墓地。
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說，人的苦和樂都是有定數的，隻是來的早晚有別。如果確有此理，那麽，在這位老人的一生中，榮耀輝煌的年代來的太早，以至於以後的年代經曆了那麽多的苦難，有了那麽多的淒涼痛苦。對於我來說，先苦後甜的人生，讓人覺得振奮，有活頭，到死有一種沒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這種人生，到了殘年幕落時分，那種年少時的風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後的無奈和悲涼，使其滿意無憾地離去？他帶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遺憾、失望？他的走，也許是一種解脫？無人知曉。
在中國的茫茫人海之中，在無窮無盡的改朝換代中，在曾經追求共產主義的大潮裏，公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人，一個屬於失去自由屬於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他的過去，連居住在北京他女兒們身邊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然而，我很慶幸，在我的已經不算短暫的生活經曆中有過這樣一個公公。他在我的麵前，展現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體驗了他們的經曆，他們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這個人間，這個人類；也使我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高於“革命”，高於“階級”，高於“信仰”的東西。
我敬佩這位老人。
有過這樣一個公公，是我人生的一個幸運。
人生有緣（5）- 我曾經的公公
也我 (2025-05-31 15:26:31) 評論 (4)
雖然我的第一次婚姻已經結束了很多年，曾經的公公也已經離世多年，但是在我的心裏，他還是我的長輩，我的公公，一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的老人家。
我的公公不屬於我父親的階級，他屬於父親終生要革命的那個階級。解放前，他在上海是個錢莊的總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經的丈夫在他小時候的相片裏，西式打扮，衣著洋氣，還蹬著雙小皮鞋，神氣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純純粹粹的一個小闊少。解放後，人們給公公的稱呼是“資方代理人”。隻要經曆過開放前那些歲月的人都知道，無需多語，就知道這個稱呼意味的是什麽樣的遭遇和壓力。
我第一次見到公公是在北京盧溝橋邊的一間破舊的小平房裏。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時節，因為我記得取暖做飯的煤球爐子已經移到屋門口。爐子上的一壺水正開的起勁兒，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著。記憶裏，房間很小，隻有門一側的牆上有一扇窗戶，四麵的白色的牆壁已經失色，及其簡單的家具，床，桌子，幾把椅子板凳，好像還有一個黑乎乎的碗櫃。盡管光線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氣一下子就給我留下了不滅的印象，有一種他本不屬於這間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氣勢。公公個子不高，雖然已經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還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頭厚厚的雪一樣白的頭發，說起話來，雖然不是銅鍾般的宏亮，但是讓人感覺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氣的自信，從中流露出一絲絲的親切。
在我大學的最後一年時，公公落實政策，已經回到了北京城裏，住在地安門附近的一間平房裏。那間平房的麵積依然很小，放上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間屋子，連一張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飯時，就把一張炕桌樣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飯。那個小碗櫃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著存放著不多的餐具什麽的。
我曾經的丈夫在外地上學，為了他大學畢業能順利地回北京，我們大三時結婚了。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每個星期六從北郊的學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愛吃魚，每個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門菜市場買魚，親手烹調。飯桌上，總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飯很有一手，肉鬆做的特別的地道好吃。記得那時我常常暗自驚歎，這位資本家公公過了那麽多年有廚子的日子，竟還有這麽好的廚藝。自然，老人家講起吃來，頭頭是道，一定是過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從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後的遭遇，話題從來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舊事，是我們說起毛澤東，他插嘴說，他見過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賀是他在上海的鄰居。等我好奇地追問下去，他就不再開口了。不過，和公公聊天，隻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總是有很多說的。其實，他好像也沒有上過多少年的學，但是他的人生閱曆，給了他足以海闊天空的知識和想念。
我見到的公公，已經是暮年時節的人了。現在想起來，很後悔沒有和老人深談過。不過，我們之間要想深談，大概也不是我一廂情願的事。相處久了，我感覺公公是個很寬容，明事理，對生活沒有過多要求，卻又有幾分講究的人。給人一種已曆滄桑，看破天下，無大喜亦無大悲的感覺。
那些年裏，聽來的有關老人故事，都透著些許的仗義深情。我的婆婆是個小腳沒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時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這個十裏洋場的花花世界裏打下天下以後，一沒有休了他的小腳原配，二沒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進了洋房。以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都與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公公和這位頭腦簡單不識字的婆婆有什麽共同語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識了。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說長話的時候。我總覺得老人一肚子的見識一肚子的話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他無法和任何人傾心相訴。他不能。老人當年在上海絕對風光，富裕。為了謀生，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讀書。開放以後，還有人特意從美國回來報恩。可惜，老人已去黃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興一場，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間，一直是一種相敬如賓，相互尊重理解的關係。雖然在我的生活裏，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一位來自另一個“階級”的老人。不過，當時已有的社會經曆並不使自己覺得尷尬陌生，有的隻是幾分好奇。開始，我們兩個都清楚地意識到兩個家庭的根本不同，相處的挺小心，注意不說不做傷害對方感情的事。天長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為人處世的風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憐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種有意就消失了，感覺和公公相處的很是自然，把他認作是自己的親人了。
我們結婚後不久，公公的癌症轉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狹窄的脊髓腔的惡性膨脹，給他帶來了幾乎無法控製的疼痛，並且影響了腸道的蠕動，便秘的厲害。我是個作過護士的人，知道如何處理便秘。當我使盡了所有的招數之後，就隻剩下用手作業了。於是，我這個受過黨多年為人民服務的護士，就像以往一樣，動手了。當時，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於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顯現出的那種努力克製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幾個兒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經的丈夫事後告訴我，老人特意說了，我這個兒媳婦心腸好，很大度。囑咐他的兒女要好好待我。於是，我明白了，到最後，老人也沒有徹底消除那一條界限。他認為我認他做公公，是我的寬容。他還是沒有平等地看我。而對於我來說，他就是一個老人，我的公公，一個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來時路過八寶山時，丈夫的姐姐讓車停了下來。要我的丈夫陪著我去看了我父親的墓。麵對著父親的遺像，我的淚又落了下來。
以後，公公的遺骨送回了他的家鄉，安葬在了他幾十年前為他的父母家人買下的墓地裏。前兩年，聽說墓移走了。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推平了那塊墓地。
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說，人的苦和樂都是有定數的，隻是來的早晚有別。如果確有此理，那麽，在這位老人的一生中，榮耀輝煌的年代來的太早，以至於以後的年代經曆了那麽多的苦難，有了那麽多的淒涼痛苦。對於我來說，先苦後甜的人生，讓人覺得振奮，有活頭，到死有一種沒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這種人生，到了殘年幕落時分，那種年少時的風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後的無奈和悲涼，使其滿意無憾地離去？他帶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遺憾、失望？他的走，也許是一種解脫？無人知曉。
在中國的茫茫人海之中，在無窮無盡的改朝換代中，在曾經追求共產主義的大潮裏，公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人，一個屬於失去自由屬於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他的過去，連居住在北京他女兒們身邊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然而，我很慶幸，在我的已經不算短暫的生活經曆中有過這樣一個公公。他在我的麵前，展現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體驗了他們的經曆，他們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這個人間，這個人類；也使我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高於“革命”，高於“階級”，高於“信仰”的東西。
我敬佩這位老人。
有過這樣一個公公，是我人生的一個幸運。
我的公公不屬於我父親的階級，他屬於父親終生要革命的那個階級。解放前，他在上海是個錢莊的總管，有他自己的洋房，仆人。我那位曾經的丈夫在他小時候的相片裏，西式打扮，衣著洋氣，還蹬著雙小皮鞋，神氣十足地站在他家房前的草坪上，純純粹粹的一個小闊少。解放後，人們給公公的稱呼是“資方代理人”。隻要經曆過開放前那些歲月的人都知道，無需多語，就知道這個稱呼意味的是什麽樣的遭遇和壓力。
我第一次見到公公是在北京盧溝橋邊的一間破舊的小平房裏。大概是冬春交季的時節，因為我記得取暖做飯的煤球爐子已經移到屋門口。爐子上的一壺水正開的起勁兒，白色的蒸汽正呼呼地往外冒著。記憶裏，房間很小，隻有門一側的牆上有一扇窗戶，四麵的白色的牆壁已經失色，及其簡單的家具，床，桌子，幾把椅子板凳，好像還有一個黑乎乎的碗櫃。盡管光線很暗，但是公公的一表正氣一下子就給我留下了不滅的印象，有一種他本不屬於這間又小又暗的小平房的氣勢。公公個子不高，雖然已經患前列腺癌多年，但是腰板還是硬朗朗直挺挺的。一頭厚厚的雪一樣白的頭發，說起話來，雖然不是銅鍾般的宏亮，但是讓人感覺在一板一眼，很有底氣的自信，從中流露出一絲絲的親切。
在我大學的最後一年時，公公落實政策，已經回到了北京城裏，住在地安門附近的一間平房裏。那間平房的麵積依然很小，放上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就占去了大半間屋子，連一張桌子也放不下了。吃飯時，就把一張炕桌樣的小桌子放在地上，坐在小凳子上吃飯。那個小碗櫃好像也回到了北京，一如既往著存放著不多的餐具什麽的。
我曾經的丈夫在外地上學，為了他大學畢業能順利地回北京，我們大三時結婚了。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每個星期六從北郊的學校回家，都先到公公家看看。老人家知道我愛吃魚，每個星期六的早上都去地安門菜市場買魚，親手烹調。飯桌上，總是催我多吃菜。老人家做飯很有一手，肉鬆做的特別的地道好吃。記得那時我常常暗自驚歎，這位資本家公公過了那麽多年有廚子的日子，竟還有這麽好的廚藝。自然，老人家講起吃來，頭頭是道，一定是過去在大上海，中西洋土的吃的多了。
和老人家在一起，他從不提解放前的生活，解放後的遭遇，話題從來不涉及政治和我的家庭。唯一一次涉及他在上海的舊事，是我們說起毛澤東，他插嘴說，他見過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賀是他在上海的鄰居。等我好奇地追問下去，他就不再開口了。不過，和公公聊天，隻要不涉及政治，可以天南海北地聊，他總是有很多說的。其實，他好像也沒有上過多少年的學，但是他的人生閱曆，給了他足以海闊天空的知識和想念。
我見到的公公，已經是暮年時節的人了。現在想起來，很後悔沒有和老人深談過。不過，我們之間要想深談，大概也不是我一廂情願的事。相處久了，我感覺公公是個很寬容，明事理，對生活沒有過多要求，卻又有幾分講究的人。給人一種已曆滄桑，看破天下，無大喜亦無大悲的感覺。
那些年裏，聽來的有關老人故事，都透著些許的仗義深情。我的婆婆是個小腳沒有文化的老太太。她是公公在河南老家時的原配夫人。公公到上海這個十裏洋場的花花世界裏打下天下以後，一沒有休了他的小腳原配，二沒有再娶偏房，而是把他的妻子接到了上海，住進了洋房。以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都與他的糟糠之妻共渡。而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公公和這位頭腦簡單不識字的婆婆有什麽共同語言，更提不上有何共識了。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留下任何他和她聊天說長話的時候。我總覺得老人一肚子的見識一肚子的話都帶到了另一個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他無法和任何人傾心相訴。他不能。老人當年在上海絕對風光，富裕。為了謀生，為了出息，很多河南老家的人都去上海找他。老人供了不少人讀書。開放以後，還有人特意從美國回來報恩。可惜，老人已去黃泉。不然，老人至少可以高興一場，有些欣慰。
公公和我之間，一直是一種相敬如賓，相互尊重理解的關係。雖然在我的生活裏，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一位來自另一個“階級”的老人。不過，當時已有的社會經曆並不使自己覺得尷尬陌生，有的隻是幾分好奇。開始，我們兩個都清楚地意識到兩個家庭的根本不同，相處的挺小心，注意不說不做傷害對方感情的事。天長日久，我就懂得了公公為人處世的風格，就多出了很多的敬意和憐惜。至少在我一方，那種有意就消失了，感覺和公公相處的很是自然，把他認作是自己的親人了。
我們結婚後不久，公公的癌症轉移到了脊髓，癌症在狹窄的脊髓腔的惡性膨脹，給他帶來了幾乎無法控製的疼痛，並且影響了腸道的蠕動，便秘的厲害。我是個作過護士的人，知道如何處理便秘。當我使盡了所有的招數之後，就隻剩下用手作業了。於是，我這個受過黨多年為人民服務的護士，就像以往一樣，動手了。當時，我就是受不了老人由於全身疼痛外加便秘折磨而顯現出的那種努力克製自己的表情。
老人去世前，把他的幾個兒女叫到跟前。我那曾經的丈夫事後告訴我，老人特意說了，我這個兒媳婦心腸好，很大度。囑咐他的兒女要好好待我。於是，我明白了，到最後，老人也沒有徹底消除那一條界限。他認為我認他做公公，是我的寬容。他還是沒有平等地看我。而對於我來說，他就是一個老人，我的公公，一個值得尊重的人。都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到老山火化老人那天，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回來時路過八寶山時，丈夫的姐姐讓車停了下來。要我的丈夫陪著我去看了我父親的墓。麵對著父親的遺像，我的淚又落了下來。
以後，公公的遺骨送回了他的家鄉，安葬在了他幾十年前為他的父母家人買下的墓地裏。前兩年，聽說墓移走了。一條高速公路的建設推平了那塊墓地。
這就是我公公的故事。有人說，人的苦和樂都是有定數的，隻是來的早晚有別。如果確有此理，那麽，在這位老人的一生中，榮耀輝煌的年代來的太早，以至於以後的年代經曆了那麽多的苦難，有了那麽多的淒涼痛苦。對於我來說，先苦後甜的人生，讓人覺得振奮，有活頭，到死有一種沒有白活的自豪。而像公公這種人生，到了殘年幕落時分，那種年少時的風流得意，何以穿透以後的無奈和悲涼，使其滿意無憾地離去？他帶走了多少故事、痛苦、遺憾、失望？他的走，也許是一種解脫？無人知曉。
在中國的茫茫人海之中，在無窮無盡的改朝換代中，在曾經追求共產主義的大潮裏，公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一個舊時代遺留下來的人，一個屬於失去自由屬於被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他的過去，連居住在北京他女兒們身邊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然而，我很慶幸，在我的已經不算短暫的生活經曆中有過這樣一個公公。他在我的麵前，展現了我曾不熟悉的一群人的生活，使我體驗了他們的經曆，他們的思想；使我更加懂得了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這個人間，這個人類；也使我明白了，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高於“革命”，高於“階級”，高於“信仰”的東西。
我敬佩這位老人。
有過這樣一個公公，是我人生的一個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