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看探案小說的人大概對John Grisham，Michael Connely，或Dennis Lehane都不陌生。我更偏愛波城出生長大的Dennis Lehane，因為他的小說裏不時出現本地人才知道的軼事典故。他曾經兩三句話輕描淡寫出對本地兩所知名女校的點評，我早忘了是那本書，什麽故事，卻記得他說兩所學校都受老錢家庭的鍾愛，他們把有腦子的女兒送進W校，其他的就進了N校。這說法讓我忍俊不住，想起某男校的學生對W校的評語：和W校的女生出去約會，記得帶數學作業一起寫。
在另一本書中，他提到了波城僅存的貨櫃屋區。我經常開車經過，卻從來不知道林子裏的河邊還藏著這麽一個地方。後來每次經過，都能在腦子裏勾勒出蘇聯來的黑幫份子把作案手槍扔進河裏的畫麵。
波城早期各個鄰裏之間有明顯的區域劃分，也有各自習慣聚集的食肆酒吧。這些食肆酒吧於一般讀者不過就是一個名字，於波城讀者，卻是一個又一個逝去的曆史背景。比如，當書裏提到女主去Jacob Wirth 喝酒，我不但知道酒吧在哪裏，還知道他們有個鋼琴師在哪裏彈奏流行曲，整個酒吧裏的客人即興大合唱，是附近醫院工作人員下班後與朋友聚會舒壓的好去處。不過最終還是走進曆史。
Dennis Lehane 2023年的Small Mercies，是一本以真實事件為背景的小說，而且政策仍然餘波蕩漾，直接影響了我們對孩子就學的選擇。
為了消除種族隔離，1974年聯邦法院的麻州地方法庭裁定並強製執行用校車把黑人區學生送到白人區學校就讀。這一決策引發一連串的抗爭與衝突。這樣粗暴的做法掩飾了根本的問題 —— 政策長期係統性的資源分配不均。
為什麽波城早期鄰裏的區域劃分「黑白」分明？大蕭條後，為了讓普通人也有房子住，製定的國家房屋法（National Housing Act），以及二戰後安頓退伍軍人的 GI Bill 都成了推波助瀾的幫凶。這些都是用意良善的政策，幫助了許多人，但是也隱藏了一般人看不見的陰暗麵，這些政策把黑人拒之門外，並把白人與黑人分配到不同的住宅區，等同加強隔離，白人聚集區的公立學校當然沒有黑人學生。
家有學齡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學校扮演著凝聚社區的重要角色，而且孩子的教育不隻在學校的課堂裏，更有整個社區與居家環境的影響。所以，波城公立學校的Busing 政策一直有許多爭議。強製把孩子們隨機分配到離家幾哩外的學校，絕對破壞了整個社區的凝聚。那些弱勢孩子下課後回到自己的社區，仍然不免受到不良影響。 Busing的好處還不明顯，破壞性卻顯而易見。立意良好的初心，沒有妥善的政策支持，難怪爭議不斷。
小說的重要背景除了1974年的波城校巴危機，著墨最多的還是黑幫大魔頭Whitey Bulger掌控下的南波城（Southie）。 Bulger 在波城開庭的第一天，木頭恰好在法院附近，隻看見裏三層外三層的新聞采訪車。在這裏，這不隻是新聞事件，是多少家庭的夢靨與失去的親人冤靈難解。
Bulger的罪大惡極與受迫害小市民星星點點的小悲憫，成了故事裏交織的人性。
虛構的小說，寫的卻是真實的人生。
世界副刊 5.13.2025
(圖片來源 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