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戰勝中國

我們建議的治國之道

對華盛頓而言，任何嚴肅的長期競爭戰略都必須著眼於三個現實。首先，規模至關重要。其次，中國大陸的規模是美國從未麵臨過的，而北京的挑戰在任何相關時間點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狀。第三，新的聯盟模式是美國構建自身足夠規模的唯一可行途徑（下圖 FOREIGN AFFAIRS/Audley Travel）。總而言之，這意味著華盛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友和夥伴。他們不是絆腳石、遙遠的保護國、附庸國或地位的象征，而是實現大國規模所需能力的提供者。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聯盟首次不再是為了投射力量，而是為了維護力量。

冷戰時期，美國及其盟友遠勝蘇聯。如今，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新西蘭、美國和歐盟的經濟總量為60萬億美元，而中國大陸僅為18萬億美元。按市場匯率計算，這一數字是中國的三倍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中國大陸的兩倍多。美國聯盟將占全球製造業總量的約一半，其有效專利數量和高引用期刊論文數量也遠超中國大陸。美國聯盟每年的國防開支將達到1.5萬億美元，約為中國大陸的兩倍。此外，美國聯盟還將取代中國大陸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目前是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從本質上講，這種民主國家與市場經濟的聯盟幾乎在各個方麵都超越了中國大陸。然而，除非其力量得到協調，否則其優勢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停留在理論上。因此，釋放這一聯盟的潛力應成為本世紀美國治國方略的核心任務。而這並非僅僅通過加倍推行傳統的聯盟策略就能實現。

美國的起點可以是長期的雙邊聯盟（例如與日本和韓國的聯盟）和多邊聯盟（例如北約），以及較新的夥伴關係（例如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簽署的AUKUS國防技術協議）和製度化程度較低的組織（例如四方安全對話，該組織也包括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但我們並不能因為這些框架的存在或其成員的增加而沾沾自喜，而應深化其功能 - 使其成為跨領域以能力為中心的治國方略的基礎。傳統模式設計的美國與盟友關係是：美國提供安全，而其他國家提供政治支持，或者提供特定領域的能力 - 側重於威懾、準入和保障 - 而將經濟協調、產業整合和技術合作視為新興但仍然次要的關注點（下圖 Youtube）。但這種設計並非針對像中國大陸這樣的係統性競爭對手，因而它完全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

如今，美國對聯盟和夥伴關係的態度必須成為一個在所有關鍵領域（而不僅僅是軍事領域）構建共享能力的平台，美國與盟友需要某種程度的協調和相互依存。就軍事力量而言，實現規模化需要雙向流動的能力，包括對美國國防工業中較弱環節的投資，以及更慷慨地向曆史上從未獲得過這些技術的盟友提供美國先進的軍事技術。就經濟而言，規模化意味著建立共同的關稅和監管壁壘，以抵擋中國大陸過剩的產能，同時構建新的機製來協調產業政策並整合盟友的市場份額。就技術而言，同樣的挑戰在於建立共同的投資規則、出口管製和研究保護措施，以防止在進行聯合投資的同時向中國大陸轉讓技術。這些步驟標誌著一個原則一致的聯盟與一個實踐融合的聯盟之間的區別。這種轉變 - 以共享能力作為戰略基礎 - 將使美國及其合作夥伴能夠大規模、快速地展開競爭。

跨聯盟能力與分權

拜登政府利用現有的安全聯盟和夥伴關係構建了一個“網格結構”，旨在更好地分配兵力態勢，增加盟國國防開支，並啟動諸如AUKUS之類的新安全安排，同時提升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機構的地位。在持續加強這些努力的同時，美國應該與盟友進行國防工業合作。烏克蘭危機的教訓顯而易見：美國缺乏足夠的能力獨自維持與中國大陸的長期衝突。盡管新興公司在無人係統領域的創新前景光明，但真正的規模化，尤其是在傳統係統領域，將需要與盟友進行聯合生產和更深層次的工業整合。美國需要構建曆史學家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所說的“民主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ies）：一個建立在聯合生產、共享創新和集成供應鏈基礎上的國防工業基礎網絡（下圖 a16z/cfr/dvids）。

與過去美國主要向其他國家提供能力的局麵截然不同，規模需要雙向流動，包括盟國在美國的投資和製造。在讓日本修理美國驅逐艦這類初步措施上，我們可以與日本和韓國的造船廠（其生產力是美國公司的兩到三倍）建立合資企業；歐洲導彈製造商與美國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或招募日本或台灣公司在美國生產傳統的微電子產品。當然，前提是國會和行政部門共同解決過時的對外（盟友）合作的監管和政治限製。

任何合作交流都是雙向的，美國自身的能力也必須外流向盟友。AUKUS項目以及與日本聯合生產戰斧導彈，即為實證。但美國需要克服國務院擔心核擴散與國防部擔心自身優勢削弱之這類擔憂。迅速共享技術是確保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亞洲盟友擁有足夠的反艦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台灣能夠遏製中國大陸入侵以及印度能夠將其東部的安達曼群島變成北京無法忽視的堡壘的關鍵。在實踐中，這可能意味著協調出口管製法律、統一采購標準，並協調從半導體到光學設備等關鍵部件的投資。美國以外的盟國相互間也可進行這類技術轉移：如韓國的武器可以幫助歐洲重新武裝和再工業化；法國的核技術可以支持印度的潛艇計劃；挪威和瑞典的導彈可以幫助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保衛其領海。共享能力需要跨聯盟的思考，而美國則應促進集體行動。

更緊密的一體化也需要更多責任分擔和轉移。即使盟友和夥伴在跨洲構建橋梁，他們也必須在本土威懾中發揮更大作用，歐洲國家應在歐洲加強威懾，亞洲國家應在亞洲加強威懾。這可以通過加強日益重要的組織（例如“四方安全對話”或美、日、韓三邊關係）的安全層麵來實現。但華盛頓還需要加強與盟友在實際作戰方麵的協調 - 采取諸如現代化聯合指揮控製係統、在互操作性方麵進行新的投資以及開展更複雜的聯合演習等措施。這可能包括與美國盟友和夥伴建立聯合部隊，首先是用於印-太地區危機的陸基防空和反艦導彈營，然後擴展到更複雜的空中和海上航空編隊（下圖 X/WARRIOR MAVEN）。美國還應通過賦予盟友更大的核指揮與控製話語權以及類似冷戰期間與歐洲盟友所實行的核共享安排來加強延伸威懾。

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可以推行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提出的“關島主義”的新版本，該主義在越南戰爭後將責任下放給合作夥伴。這將賦予地區國家 - 前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稱之為“副警長” - 領導周邊安全挑戰的權力：太平洋島國的澳大利亞、南亞的印度、東南亞大陸的越南、非洲的尼日利亞。實際上，下次南亞國家麵臨挑戰時，美國將尊重印度的判斷，而非自身偏好，來考慮哪些措施可能有利於地區穩定或製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共同市場

在諸如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以及與日本和荷蘭協調的半導體出口管製等舉措的基礎上，華盛頓需要采取更雄心勃勃的行動。中國大陸的非市場行為及其龐大的規模如今正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工業基礎構成生存風險。美國無法單獨應對這一威脅：如果中國大陸繼續將美國公司擠出合作夥伴市場，使其失去保持競爭力所需的規模，那麽僅對北京關閉美國市場也無濟於事。相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必須共同努力，通過構建防禦中國大陸出口的護城河來擴大規模。建立一個受保護的共同市場可以從對中國大陸商品征收協調一致的關稅開始，同時使用協調一致的非關稅壁壘，包括監管工具。

另一個工具是“優惠諸邊主義”（preferential plurilateralism） - 選擇性地開放盟友和夥伴市場，同時對中國大陸商品設置更高的壁壘（下圖 facebook）。這一做法得到了各界政要的廣泛支持，從川普第一任期內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到著名的民主黨議員，這與二戰後早期貿易體係的某些方麵相呼應，該體係給予自由世界成員國優於專製競爭對手的待遇。如果自由貿易協定的時代暫時結束，那麽與盟友簽訂的行業協議或許能為整合市場提供有希望的途徑，同時避免政治敏感性。

協調一致的產業政策工具也將發揮作用，例如成立一家新的國際產業投資銀行，向戰略領域的企業提供貸款，以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使其不再依賴中國大陸，尤其是在醫藥和關鍵礦產等關鍵領域。此外，協調一致的努力可以消除盟友和合作夥伴投資的障礙，例如，可以繞過國家安全審查。日本、韓國和台灣已在與美國的產業合作方麵投入巨資。盡管人們傾向於認為歐洲經濟停滯不前，但歐洲在鋼鐵、汽車、船舶和民用飛機方麵的產量都超過了美國；在全球製造業中占據了更大的份額；其製造業勞動力規模是美國的三倍。與此同時，加強科學生態係統之間的聯係 - 加強合作和人文交流，並實施共同的研究保護 - 將有助於確保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能夠匹敵中國大陸的規模。

共享市場份額還將創造戰略優勢。或許美國與盟國應該建立一個集體的經濟防禦框架 - 類似北約共同防禦條款#5的“經濟第五條款”， - 以回應中國的經濟脅迫。如果該組織任何一個成員國遭遇來自北京的經濟壓力，這樣的協議將觸發協調一致的製裁、出口管製或貿易行動。它還將充當一個遏製軍事侵略的平台。

退群抑或擴盟？

川普的關稅政策給美國的夥伴們帶來了艱難的選擇和直接的威脅（下圖 Hugh Stephens Blog/Bloomgerg）。許多國家或許不願在短期內進一步與華盛頓建立聯係，這可以理解。一出昏招即可輕易將幾代人建立起來的信任揮霍殆盡。川普的高壓政策有著分裂自由世界和關閉其最佳擴張路徑的風險。的確，大國往往高估自身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前蘇聯總統米戈爾巴喬夫並不認為他進行的區域自治試驗會導致蘇聯加盟共和國退盟。川普政府或許並不指望其對盟友的貶損和脅迫會導致“戈爾巴喬夫時刻”，但美國的主要盟友們已經在考慮宣布脫離華盛頓 - 歐洲國家在討論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建立新的區域集團、挑戰美元的地位。一些國家在美國壓力的刺激下，正考慮與北京走得更近，即使這會對其產業或安全造成巨大威脅。

當華盛頓背棄其聯盟時，北京正忙於構建自己的聯盟。在反西方的怨恨和各自狹隘利益的共同驅使下，中國、伊朗、朝鮮和俄羅斯正在構建一個規模龐大的威權主義聯盟。中國大陸幫助建立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協助伊朗向俄羅斯提供單程攻擊型無人駕駛飛機，並默許朝鮮派兵前往歐洲作戰。四國政府都在努力削弱美國的製裁，並開展外交協調、情報共享和軍事演習。這是一個共同的挑戰，需要統一的應對。

正當美國一些人談論通過對俄“反向基辛格”來製造中國與合作夥伴之間的裂痕時，北京並未閑著 - 正一心一意地利用西方聯盟的裂痕，尤其是美歐之間的裂痕。現在的風險是，華盛頓將與歐洲分裂時，其“反向基辛格”策略卻不見進展 -  中俄關係繼續“上不封頂”。曾經，北京的對抗性“戰狼”外交失誤，助長了美西方建設民主能力的努力；如今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以及關於外國領土的言論似有“戰狼”的痕跡，這無疑為中國大陸扮演理性夥伴的角色提供了機會（下圖 facebook/Instagram）。

如果美國未能與其他國家共同追求規模效應，或美國撤退至西半球，並且美國與盟友關係瓦解，那麽下個世紀的競爭的勝者將會是中國大陸。美國將像之前的英國一樣，發現自己被一個規模空前的強國所削弱。世界將被多個大國瓜分，而中國大陸將是其中最強大的，在某些領域甚至強於所有大國。結果將是，美國積貧積弱、影響力大大減少，世界規則將由中國製定。

盡管越來越多的共識轉向低估中國大陸實力、高估美國的複興，但這種思維與過去誤判的循環如出一轍。對美國發展軌跡的樂觀預期，可能會助長那種單打獨鬥的單邊主義。這種單邊主義越來越明確地認為，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已經過時或作用被高估。但實際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是對抗強大競爭對手的唯一途徑。要取得成功，美國需要比上屆拜登政府的聯盟友好更具野心、走得更遠的政策，並徹底摒棄川普政府正在形成的疏遠、單打獨鬥的“美國優先”方針。

中國共產黨極其關注對美國實力的認知，而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對華盛頓能否拉攏盟友和夥伴的評估，就連北京也公開承認，這些盟友和夥伴是美國最大的優勢。因此，美國最有效的戰略 - 也是最令北京不安、並能在未來遏製其冒險主義的戰略 - 是與這些國家建立新的、持久的、強大的能力。兩黨持續致力於升級聯盟網絡，並在新興領域開展戰略合作，是應對美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競爭對手的最佳途徑。

* 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為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的董事長兼聯合創始人。他曾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國務卿兼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印太事務協調員。

拉什·多西（Rush Doshi）現任職喬治城大學為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國戰略項目主任。他曾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負責中國和台灣事務的副高級主任。

參考資料

吳冕卿. （2025). 特朗普已經搞砸了關稅戰. 紐約時報中文網. 鏈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50418/china-us-trump-xi-tariffs/

Campbell, K. M. & Doshi, A. R. (2025). Underestimati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underestimating-china

Kirby, J. & Hannon, P. (2025). Trump tariffs show mixed impact on big econom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鏈接  https://www.wsj.com/economy/global/eurozone-business-activity-loses-pace-amid-trade-war-3edb4bd1